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才能构成受贿罪。但是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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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犯罪的原因分析全文如下：
尽管我国对受贿犯罪一直保持着严打高压的态势，但犯罪势头依然不减，形势相当严峻。根据监视世界各国腐败行为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0年10月26日发布的本年度全球腐败指数评估，我国的“清廉度”在17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8位。这样的评估是否准确当然可以探讨，但至少说明，我国的腐败问题仍较为严重。受贿作为腐败犯罪中非常典型的职务犯罪行为，是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出现而出现，其明显特征就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利用。它是社会肌体中的一个毒瘤，危害极大，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败坏了社会风气，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危及社会稳定。
一、我国当前受贿犯罪的主要特点
当前，我国的受贿犯罪呈现出以下五方面的特点：
(一)受贿犯罪量急剧上升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是受贿犯罪的立案数量还是收受金额，都呈现不断向上“飙升”的态势。就受贿犯罪的立案数量而言，根据相关年度的《中国检察年鉴》统计，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国家公职人员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1994年为36 471件，2000年为45 000件，2010年为115 420件;就受贿犯罪的收受金额而言，20世纪80年代初期，受贿上万元即是足以轰动社会的大案要案了，到了80年代后期，受贿犯罪金额呈逐渐上升之势，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再到几十万元。进入1990年代，受贿犯罪分子的胃口越来越大，出现了许多上百万元的案件。跨入21世纪，受贿犯罪分子的贪婪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受贿金额达千万元已不算什么新闻了。
(二)受贿罪的案发部门主要集中在“三机关一部门”
从司法机关近年来查处的受贿犯罪案件看，受贿罪的案发部门主要集中在“三机关一部门”,即党的领导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党的领导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作为担负着领导、管理国家和社会职能的重要公共权力部门，因为手中握有分配各种资源的重权，成为不少投机分子的行贿对象。行贿者或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或为了寻求“靠山”和“保护伞”,进而达到日后捞取更大经济利益的目的，绞尽脑汁地利用金钱甚至美女等种种手段，拉拢腐蚀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而一些私欲膨胀、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经不起各种诱惑，肆无忌惮地出租自己手中的权力，通过职务利益化和权力商品化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行贿者把手伸向了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表明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受贿犯罪，已由单纯的经济领域，向包括国家机关在内的各种权力机关渗透，打击受贿犯罪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局面。而金融、工商、税务、海关、商业、外贸、建筑、房地产、证券、期货等行业的经济管理部门，由于长期以来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成为行贿者轮番“进攻”的目标。行贿者或为了获取非正常的高额利润或为了不法之财，通过金钱等各种利益向公职人员“购买”自己所需的经济资源支配权。如不法分子为了骗取巨额贷款，不惜重金行贿金融部门的公职人员，建筑承包商为了获取工程项目，用巨资行贿具有工程发包话语权的公职人员，证券期货投资者为了获取内部交易信息，用重金行贿掌握交易内幕的公职人员，等等。这些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确实让不少公职人员头晕目眩并彻底失防，从而导致经济管理部门成为受贿犯罪的重灾区。
(三)受贿犯罪主体日趋复杂
随着受贿犯罪范围的增大，受贿犯罪的主体也日趋复杂，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1.受贿犯罪主体的“身份”复杂。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受贿犯罪的主体基本上为自然人，之后又出现了法人受贿的情况，且出现了自然人、法人共同作案的情况。在自然人中，既有普通的公职人员，也有党政领导干部。在法人中，既有机关、事业法人，也有企业和社团法人，既有公有单位法人，也有私营企业法人。
2.多个犯罪主体一同犯罪增多。这主要体现为两方面情况：一方面是同一行贿人为谋取同一利益同时向多名公职人员行贿。从当前查处的受贿犯罪案件看，查一件案带出一批案，查一个人牵出一批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为配偶、子女、亲友甚至情人等特定关系人参与犯罪的案件增多。有的国家公职人员为了降低犯罪风险，或通过暗示行贿人将贿赂直接送给特定关系人，或以间接地将利益输送给特定关系人开办的公司、酒店等方式，大肆收受贿赂，而自己却假装不知情。
3.犯罪主体的职务越来越高。受贿犯罪作为一种典型的职务犯罪，不仅犯罪主体中以领导干部居多，其职级涵盖各个层次，而且涉案的高职级领导干部呈越来越多趋势。根据相关年度的《中国检察年鉴》统计，由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领导干部受贿犯罪案件中，1994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1 827人，其中厅局级88人，省部级没有;2000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2 600人，其中厅局级184人，省部级7人;2010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3 743人，其中仅省部级就有15人。
(四)犯罪形式更为多元
随着对受贿犯罪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不断变换作案手段，受贿犯罪行为表现形式日趋多元。具体地说：
1.精心选择作案方式。受贿人在接受行贿时不仅精心选择地点和时间，而且一般都采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进行的一对一、面对面的暗中交易方式。这样，即使行贿方事后检举和交代，受贿人也可以通过死不认账来达到逃避惩罚。
2.打着合法的旗号进行受贿犯罪。受贿犯罪人为了规避风险，千方百计地为非法行为套上合法的外衣，或以顾问费、劳务费等所谓的劳动报酬名义收取钱财，或以赌博赢钱的方式收受好处，或以入股分红的方式谋取利益，或将物品作为试用品收取的形式得利，犯罪手段可谓五花八门。
3.采取长线投资策略。行贿人行贿一般都出于眼前的既得利益，但也有为数不少的行贿人基于长远的利益考虑，选择与手握重权者甚至官场上的“绩优股”交“朋友”,进行超前的感情和利益投资，一旦时机成熟，则可以尽情收益。而有些手握重权的公职人员为了一己私利，也乐于与大款结交“朋友”.由于贿赂双方不是为了眼前的即时的利益进行交易，隐蔽性非常强。最后是接受非物质性受贿。有些受贿者充分利用法律漏洞，通过接受 出国 考察、解决亲戚就业甚至色情服务等五花八门的贿赂，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
(五)犯罪追诉难度大
虽然受贿犯罪是人民群众十分痛恨、党和国家一直打击的腐败现象，但由于侦查和起诉受贿犯罪的难度较大，犯罪黑数难以估计。有学者作过调查统计，我国公职人员的腐败发现概率约在10%-20%之间，且发现者中又仅有约6%—10%的受到法律追诉。受贿犯罪黑数多，固然有打击受贿犯罪的立法滞后、法制不够完善等方面的因素，但主要还是由于受贿犯罪的隐蔽性强和犯罪分子的抗控性强所造成。受贿犯罪是一种典型的权钱交易的职务犯罪，极大的隐蔽性正是其特征之一。受贿犯罪人多为权重位高的公职人员，他们大多人脉资源丰富，通晓法律，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加上他们都是在力求稳保官位的前提下，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不义之财。所以，他们一方面十分注意作案手段的隐蔽性，追求即使被检举也不易被指证的效果;另一方面在收受贿赂之前往往就已设计好应对策略，贿赂双方或订立攻守同盟，拒不交代和认罪，或制造伪证蒙混过关，或通过种种关系网 编织 保护伞等，从而增加了受贿犯罪的追诉难度。具体而言，一是体现在寻找犯罪线索难。由于犯罪分子手段狡猾诡秘，犯罪线索本身就很难被发现，加上不少单位和领导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一旦遇到往往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予配合。二是体现在寻找犯罪证据难。贿赂犯罪中的行贿与受贿双方之间存在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害关系，保护对方即保护自己，损害对方即损害自己，故造成了司法机关取证困难。
二、受贿犯罪高发的原因剖析
从上面我国受贿犯罪的特点可以看出，我国受贿犯罪案发案率高。在国家多次打击的同时，为何还有漫延之势?对此，必须找出原因以寻求合适的法律对策。
(一)不良需要
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是有原因的，都是为了满足一定的生理或心理的需要。需要是有机体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生活条件的要求在人脑中的反映，其通常以意向、愿望和动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论文格式动机和人的行为密切地联系着。而且，以活动动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需要越强烈、越迫切，由它产生的活动的动力作用就越大。一般而言，动机是有意识的，由需要的而产生，需要的水平不同，动机水平也就不同。需要是一种主观状态，也是客观需求的反映。需要时产生行为的原动力，欲求不满是激起人们活动的普遍原因。
学者马洛斯指出：需要的结构是多层次的，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需要多层次的。他还认为，这五种需要时逐级上升的。当低一层次获得满足后，追求高一级的需要就能成为驱动行为的动力。
不过马洛斯的需要多层次论的机械性导致无视了主体的能动性，带有一定的机械主义的色彩。人的需要具有多样性，按照需要的起源可以分为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自然需要是人与生俱来的，反映的是人对延续和发展它的生命所需的客观条件需求。
社会需要则是在自然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所特有的需要，这些需要时维持人们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交际过程中形成的。人的个体需要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按照需要的对象不同，需要又能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前者是指衣食住行及性的需要，后者指要求友谊、荣誉、事业等精神上的满足。物质需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精神需要则是推进社会前进的助推剂。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推动着人的心理活动的不断向前发展。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被逮捕后，其提供的认罪书中主要提及到他走向犯罪深渊的原因，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放松了对个人的学习改造，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私欲恶性膨胀。全文中他讲述了他最初和爱人刚结婚时候的心理，以及后面担任一方大员时候的心理转变过程。通过对认罪书详读，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在党培养 教育 多年的政府高级官员在不良需要的引导下，由于缺乏足够的自我约束使得走向了犯罪的深渊。人民的儿子孔繁森，他在另外一种积极向上的需要引导下，奉献自己的终身给了人民。尽管他不幸因劳积疾在任上逝去，然而他是用生命书写了史诗般的传奇经历将会流芳于世。
需要是把双刃剑，既能激发个体从事积极的活动，也可以推动人去实施消极甚至违反法律的行为。受贿犯罪的需要和普通犯罪的需要相比，既有相同的特征，也有其单独的特点。至少有一个自身的特点即他们在满足自我需要的时候采用的手段、方式不恰当，或者违反了法律。
公务人员实施受贿犯罪，与其需要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受贿犯罪的主体不良需要的产生，是受其错误的认识，消极的情感与不良个性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在生物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关系上，低级的、生理的需要，甚至是情欲占有重要的地位，能够压倒社会需要;在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的关系上，对物欲和金钱的强烈占有欲望，常常使腐败者不顾一切的实施受贿行为;在精神需要上，他们是空虚的、阴暗的，十分狭隘和自私自利的。所有这些构成需要方面的畸形发展，形成其特有的需要结构。
(二)性格缺陷
“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在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在怎么样做。”一个人的犯罪心理和其犯罪行为特点与其个性特点密切相关，是其个性特点在特殊领域的反映。个体的犯罪意思不是一天形成的，其有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形成过程。形成犯罪意思是有他原有的心理素质和思想基础的。在其心理方面，性格起着重要作用。性格是指个人对实现稳定的态度习惯了的行为方式。
性格是指贯穿于个体整个行为过程中具有稳定倾向的、经常表现的心理特征，绝不是指某些偶然的、暂时的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故性格特征是个体具有典型与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所以人的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他的生活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性格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生物、家庭、学校教育、社会制度、 文化 和心理等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个体性格形成的因素不尽相同，所以形成的性格亦是良莠不齐。性格有缺陷的人在认知等方面表现的更为被动感知、更易受到暗示、盲目模仿等;在情绪方面表现为缺乏主见和信念、自控能力薄弱放纵自我等。据研究表明，存在此性格缺陷的人更容易误入歧途。例如中投行湖南分行副行长戴开敏案件，就是由于她存在自私、贪婪、权力欲望过强，缺乏坚定正确的人生信念等性格缺陷，最终将自己送上不归路。
从其事例中，不难看出在自私、贪婪、权力欲望过强，缺乏坚定正确的人生信念等性格缺陷是罪容易产生犯罪的内在心理因素。不过，以上不良性格只是多数犯罪分子所具有的，并非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如此。
因而，在相同的情况下，有人实施公务员受贿腐败行为，而有人却选择了其他的合法途径，这与个体内部的心理因素直接相关，尤其主要与个人心理倾向和性格结构中的不良因素有关。公务员犯罪者受到这些不良心理因素的长期影响，逐渐内化为敛财、贪婪的犯罪心理，因此，揭示犯罪者得性格特征对于探求公务员犯罪产生的性格上的原因，防范受贿犯罪是很有意义。
(三)意志薄弱
意志是指自觉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支配、调节行为，从而克服各种困难来实现预定目标的心理过程。意志是人类所特有的心理现象，它是从内部的意识事实向外部行为转化的过程。意志对人的行为的调节、控制，这本来就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而且意志对主体活动的控制和调节又表现为意志对主体能动创造性的巨大影响。
坚强的意志品质是克服困难、抵制诱惑，完成各种有目的活动的重要条件。坚强的意志品质主要有：自觉性、果断性、坚韧性和自制力等四个方面。其中，自觉性是指个体在行为中具有明确的目标，并充分认识行为的社会意义，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要求的品质;果断性是指是一种明辨是非，迅速而合理地采取决定，并实现所作决定的品质;坚韧性是指在执行决定时能坚持到底，在行动中能长期保持充沛的精力，坚韧的毅力，勇往直前，顽强地克服达到目的途中的重重困难方面的品质;
自制力是指能够完全自觉、灵活地控制自觉情绪，约束自己行为方面的品质。与坚强的意志品质相对应的是薄弱的意志品质，其表现为自我控制能力差，抵抗诱惑的免疫系统弱等特征。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品质时还应当与其意志活动内容进行有机的联系，只有在符合正当社会价值取向意志行为中才能真正体现出真正的坚强意志品质，否则只能成为不当的意志品质。因为当公务员进行受贿犯罪的时候，若以其坚强的意志品质作为保障，其顽强的破坏力对国家和社会的伤害要比意志力弱来的更加强。因此在强化公务员个人意志的时候更要树立其正确的人生观。
三、受贿犯罪的预防
日益增长的受贿犯罪现象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关注和强烈不满，这关系到执政党或政权的性质、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这一类生死存亡的问题。那么，怎样来预防受贿犯罪呢?笔者对此有以下观点：
(一)“高薪养廉”,抑止不良需要
“高薪养廉”制度，现在已经成为众多致力于反腐败学者所探索的课题，亦是广大民众茶余饭后争论的话题。支持者认为国家应当通过大幅提高公务人员的的待遇水平，使得他们在物质基础上得到充分满足，从而丧失受贿犯罪的必要。反对者认为，现在国家公务员工资水平已经够高，并且现实生活中，如果进行工资折合兑换的话，我国的公务员工资水平相对国外而言已经是不错的高薪了。笔者认为，单纯的“高薪养廉”是不可行的，虽然世界上有些国家，例如新加坡采取了“高薪养廉”政策并取得相对不俗的成效，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新加坡的社会环境、经济实力、民众思想等方面和我国目前现状对比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据统计，我国在行政支出这项费用上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2010年我国的行政事业支出占当年行政支出的19.03%,并且每年以23%的速度增长。
而在行政费用支出中2008年全国公车出行和吃饭就分别达到3000多亿和3700多亿，仅此两项消耗就占了2006年税收收入的17.8%.而在新加坡这两项支出费用大多都是由个人埋单。假如单纯的以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待遇，而不进行有效的抑制住行政支出中不必要的费用，那结果是要么直接向民众提高赋税，要么削减政府在其他民生方面支出，否则政府无力承担如此庞大而不必要的行政费用支出。社会将因此再一次面临不公平的分配问题，必然会加剧社会矛盾。
(二)提高人格修养
公务员犯罪时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具体环境中发生的决策性行为，它是社会环境与个体选择结合的产物。预防公务员犯罪的根本是公务员犯罪的心理预防。公务员犯罪心理预防的过程，也是公务员完善自身人格的社会培养和自我修养的过程，其作用在于增强公务员的社会适应能力，使他们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情境做出符合人民利益、符合道德法律规范的行为选择。
通过大量的受贿犯罪案例分析，我们发现犯罪分子主要有以下几种腐败心理：贪婪心理、挫折心理、从众心理、攀比心理、交换心理、侥幸心理等。犯罪分子的不良需要时这种腐败心理所产生的根源。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性格、意志、气质、信念这几种因素，本身并没有好坏与优劣之分，只是个人的主体因素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下所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和选择的方式是否恰当、合法而已。
例如，一个意志力相当强的人，在其拥有强烈的贪婪心理时，只要其以合法且适当的方式获得大量财富，我们就不能对其进行谴责，相反我们还应当对其行为进行赞赏。尽管通过对受贿犯罪人员的调查时我们发现，犯罪分子往往在人格方面有一定的缺陷，并且这种缺陷导致他们对社会的认知能力、适应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方面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但是如果对其进行有效的引导，并不会导致其产生犯罪行为。
1.建立良善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成员健康的人格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对于社会成员的人格发展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公务员预防犯罪的核心目标就是使国家公务人员养成健全的人格。所以，预防犯罪的基本途径就是完善社会环境、净化社会风气，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格健康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一环境的基本特征是：民主、科学、公平、正义、讲究法制、充分尊重个人的价值，能够充分满足个体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鼓励个人积极参加劳动，创造出经济财富，并且建立起正确的消费观。反对不通过劳动来获取物质财富，反对享乐主义。同时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与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协调统一关系，而不是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相对独立的外在力量。利于人格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中的规范与文化是与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价值观向吻合的。这一途径是与社会预防 措施 是相一致的。
2.加强自我修养
随着社会成员的由“生物个体”向“社会个体”的角色转变，社会成员的逐渐形成了较为清醒的自我意识，并发展了整体的人格结构。国家公务人员人格的形成亦是如此之过程。公务员自我意识的形成标志着他的自我观察、 自我评价 、自我修养和自我控制的形成。
自我修养是指社会成员在自我观察、自我评价上进行的自我审视、修正和完善的主观活动。对公务员而言，首先，榜样的标杆作用和群众的评价是自我认识和修正的坐标;其次，实践检验和锻炼是发现和充实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最后，经常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是加强自我修养的特殊方式。公务员必须善于自我修养并且不断加强自我修养，只有具有较强的自我控制力，才能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冲击。自我调节是对自己意识的自我克制。公务员作为特殊的主体，应当更加善于自我调节。他们必须善于通过适当调节自己情绪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善于调节自身需要来避免内心需要所导致的措置与冲突;善于进行自我行为调节来减少受挫感;善于进行自我兴趣调节，使自己的兴趣不断得到升华，从而不停留在低级的物质需要和生理需要。
(三)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
掌握社会规范、接受社会文化是一个合格社会成员的基本素质。因此，社会成员必须通过学习和接受规范与文化，将获取的文化和规范内化为社会成员内在的价值准则和人格核心观念。对于公务员而言，要想其远离受贿腐败的心理动机，必须让他们学习国家的有关的法律规范、道德规范以及接受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在社会成员传授和学习文化与规范受影响最大场所是家庭。家庭在社会成员的生涯中不仅代表着一个基本的生活单位，而且是一个社会教育机构、一个社会控制机构。所以在 家庭教育 中为了能让孩子有个健康的人格，家长必须要注意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和文化修养、制造良好的家庭氛围、采用适当的教育方式等。同时还应加强公务员家庭中的另外一半的培养和监督。例如海南省儋州市妇联就举行了以“当好贤内助、更要当好廉内助，组织领导干部配偶参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展”的活动。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只有在社会中劳动和工作后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和形成。对于公务员而言，单位的岗前培训和上岗后的经常的定期与不定期的培训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不但可以加强工作技能，更能巩固人生观、价值观。同时随着科技的越来越发达，各种传媒应运而生，社会上的多元文化得到一个汇合点，此时政府应当把好导向标，稳定以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核心文化，在稳定社会的同时亦能把握住公务员思想动态的脉搏。
3.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实践，分析了当前我国受贿犯罪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本文认为人格修养的提升是基础，只有将个体的各项素质真正的提升，才有可能消除人的自私性和贪欲，使人们树立起廉洁奉公的意识，才能从主观上切断受贿犯罪产生的根源。人是社会的人，在提升社会个体的人格修养时，就必须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以传承汲取文化养料来提升个人的人格修养。经济的增长可以有效的解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高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之间的矛盾，能有效抑制犯罪需求的生成。完善法制建设，可以增强法律威慑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阶段，职务犯罪已成为需要高度重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有效遏制职务犯罪，是各级预防办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产生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政治素质低。职务犯罪的干部大多没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又放松自身学习，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严格自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受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侵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世界观、人生观错位，价值观扭曲，把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带入执法领域中，把手中的权力视为交换的筹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把公正执法扔到了脑后。有的党员干部不讲政治，只讲金钱；不讲奉献，只讲索取；斗富、显阔、纵欲、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究其根本原因是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理想信念动摇。 （二）法制观念淡薄。职务犯罪的党员干部大多没有牢固树立公正执法的思想观念，在实际工作中也就不可能自觉遵照法律规定做到依法办事。违法办事的干部往往认为工作不会出问题，自己不会犯错误，就是发生了一些违纪违法情况，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工作缺乏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兢兢业业对待每一项具体工作，法制观念淡薄。 （三）特权思想严重。一是在这些职务犯罪的干部中，往往拥有特权，以管人者的身份自居，自认为高人一等，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耍特权的资本，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凌驾于法律之上。事实上，但凡腐败分子在受到惩处后都会自我反省：“如果当时有人提醒我、监督我，就不会有如此的下场”，但悔之已晚。二是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为人民甘于奉献的敬业精神，忘记了“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公仆为人民”的崇高宗旨。群众观念淡薄，颠倒了主仆关系，忘记了干部的本色是为人民服务。 （四）工作机制和管理方式尚待完善。少数基层领导对干部职务违纪违法导致的各种问题认识模糊，加之受“难免论”、“难管论”的影响，行动上自然对干部失察、失管、失控。对违纪违法干部无原则地加以袒护和纵容。领导干部的一岗双责制度，明确规定既要抓业务也要抓队伍建设，但少数领导往往只顾压任务定指标，忽视讲纪律，提要求；只注重完成工作任务指标数字，不检查完成任务的方法和手段，不检查制度规定的落实情况。因此，工作上满足于一般化的部署要求，缺少深入检查；对违纪违法干部姑息迁就，缺乏严肃批评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停留在表层，缺乏渗透到每个环节的具体措施。尤其是不能有效地启动预防机制，处理上又失之于宽。 （五）监督制约机制松懈，制度流于形式。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都普遍制定了相应的预防职务犯罪的规定、纪律、制度、办法等，但在具体落实上，却缺乏广度和深度，没有起到干部之间相互监督，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的作用。如在一些司法机关中，特别是利益驱动，权力干扰，以罚代法等严重影响法律的公正执行。法规制度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成了一纸空文。这些管理上存在的漏洞，也是监督制约机制没能正常运转的结果。 （六）文化观念、伦理道德庸俗化。以“文明礼仪之帮”、“礼尚往来”为幌子，使人际关系庸俗化。目前，“送礼办事”渐渐成为一种“社会文化习惯”。人们痛恨贪官污吏，但又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见了菩萨就烧香”，要办事就花钱，办成事就送礼，不然就欠人情，甚至有人认为请客送礼是有能力有本事的表现，于是许多人大行其道，以身试法，走向犯罪。 二、职务犯罪的治理对策 打击是惩治职务犯罪的治标措施，预防才是治本之策。人们往往关注打击职务犯罪而忽视预防工作。惩办贪污腐败，令人解气，但更重要的是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以减少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损失，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预防职务犯罪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先导，完善教育倡廉机制。不少事实证明，“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陈希同、成克杰、王宝森、胡长清、程维高等，这些高级干部之所以堕落，都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逐步滑向腐败深渊的。以此为鉴，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设，在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思想上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大思想教育力度。一是突出教育的重点内容。加强政治理论教育，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使党员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展正反两方面典型教育，大力宣传清正廉明、勤政为民的优秀领导干部形象，使广大党员干部学有榜样，奔有方向；深化警示教育，使党员领导干部从活生生的反面典型案例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加强党内重要法规的教育，增强领导干部遵纪守法和廉洁从政的自觉性；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自我教育，积极开展廉政承诺活动，并定期向组织报告，健全领导干部的自我约束机制。二是抓住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以及人、财、物等关键岗位上的管理干部作为重点教育对象。三是注重教育的实际效果。要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人员的特点，因地制宜，分层施教，积极探索有效的教育方式、方法，不断拓宽教育渠道，如对易发生问题的节、假日关键时期，开展专项党风廉政教育，增强利用教育的新鲜感和吸引力，努力在增强教育的针对性、提高教育的实效性上下功夫。 （二）强化监督，完善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保廉机制。健全的监督机制对预防和揭露腐败的作用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监督学说认为，监督是国家的一种职能，是维护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手段。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监督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增加重大决策和重大问题的透明度，实行各种公开制度，改革和健全各种审批制度等等。应该肯定，我们党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不少党内监督的好制度和经验。但是，监督体制还不够完善，没有形成具有足够约束力的监督体系，是目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在监督机制方面，特别重要的四种监督力量是，一是反腐败专门机关的专门监督，主要是依靠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局的作用，要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执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二是要高度重视和发挥人大和政协的监督功能，强化权力机关的监督。人大监督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有各种法定的监督方式，不能流于形式，而政协的民主监督则是我国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这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政治制度。三是严格实行党内监督，强化领导干部的自我净化机制。执行党政领导干部主动接受同级纪委监督制度；实施党政领导干部公布廉洁从政情况制度；坚持党员领导干部专题民主生活会制度，对问题较多的单位，通过召开指定内容的专题民主生活会的形式，摆问题，挖根源，议措施，实现自我化解。四是盯住要害环节，强化对领导干部职权行为过程的监控机制。对人财物以及建筑工程项目等重大事项决策的运作过程实施有效监控，凡是由集体决策的，都必须由领导班子按程序，议事规则集体决议，不得由领导个人说了算或少数人说了算。完善事前、事中监督制度，强化对领导干部违纪违法行为的防范预警机制。 （三）健全和规范法制制度。现在我国宪法已经明确要建设法治国家，这也是中央的纲领性目标，必须明确法治对政府而言，其实质意义在于防止行政权力的泛滥。由于行政权是一种由国家行政机关主动行使的权力，其作为或不作为均必须依照法律的授权和规定，否则就容易扰民，进而形成腐败，要依法行政必须重点抓住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执法。一方面必须切实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立法工作。由于立法方面的不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一直在探索中前进。要尽快建立和完善职务犯罪预防、惩治、监督等方面的制度、法规，除党内《两个条例》外，比如建立《行政程序法》、《财产申报法》、《国家公务员监督法》、《预防职务犯罪法》等法规，形成一套比较完善和规范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规体系，使预防职务犯罪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在职务犯罪高发期，治乱要用重典，所制订的法规要加大惩罚的力度，量纪量刑要从重，要增加职务犯罪的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在政治和经济上要给予职务犯罪分子沉重的打击，使其在党内无藏身之地。另一方面要克服执法中的"软骨病"，排除各种干扰，刚正不阿执法。要坚决杜绝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以及贪赃枉法的职务犯罪问题发生。一定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只要违法的都依法严惩，以震慑职务犯罪分子。 预防职务犯罪和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只有建立在对职务犯罪本质问题的清醒认识上，才有可能运用各种工具来提出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解决问题的重点应当是根除腐败的内在根源，只要努力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精神文明相适应的手段，着力构建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三位一体”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是可行的，预防职务犯罪一定能够找到最佳的方法。
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进行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犯罪活动，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税务机关职务犯罪是指税务人员利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和职务便利，以非法手段侵占国家、社会财富资源以及因渎职、失职而违法犯罪的行为。近年来，税务人员作为国家实现税收征收管理任务的具体行政执行者，在执法过程中，绝大多数税务人员秉公执法，忠于职守。但也有极少数税务人员，不认真履行法律所赋予的为与不为职责，收受贿赂、徇私舞弊、贪污、挪用私分税款，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严重危害了国家的税收管理制度。税务机关作为经济监管和行政执法部门，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对税收执法行为和行政管理行为的监督制约，预防各种职务犯罪的发生。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课题。一、当前税务机关职务犯罪的表现形式及产生的根源（一）税务机关职务犯罪表现形式。从近几年税务机关职务犯罪的情况看，税务机关职务犯罪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10个方面：一是超越权限，擅自减免税。这种情况直接发生在税款征收过程中。或擅自降低税率，改变税目，或给纳税人开具发票而不征税款。二是积压、截留国家税款。发现较多的是一些基层税务所（分局）负责人伙同会计人员违反国家关于税款征解入库规定，收税不解税，将本年（月）度实际已征收的税款积压转下年，冲抵下年度税收任务而“卯吃寅粮”，造成国家对税款暂时失控。三是贪污税（公）款。违法违纪者有的分联填开完税证，大头小尾贪污差额；有的对已收税填开而纳税人没有取走的税票进行涂改，一票重用再次收税，贪污税款；有的白条收税，对纳税人假称完税证填开完或没带在身上先打白条收了税，之后见纳税人不再来催要，便不再开税票，将所收税款占为已有；有的利用纳税人不懂税收有关规定，收税不开票；还有的收费不上缴、罚款不入库，胡支乱花、挪用贪污。四是以各种名义、借口，向所管辖的纳税户借钱借物，借占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暗示或公开要求纳税人提供吃喝玩乐；收受或索要纳税人礼品、礼金和证券；五是挪用税（公）款及公物。挪用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挪用税款、纳税保证金及办公经费；从挪用的手段来看，主要有涂改完税证存根联、报查联的开票日期；跳号开票，不按税收票款“限期限额”的双限规定结报入库，结报一部分票款，挪用一部分税款等。六是收关系税、人情税。任意降低税率，缩小征收范围或擅自不加收滞纳金，特别是对个体和临商的征税过程中，将有证户按无证户对待，以集体代替个体，从而在税收上照顾熟人亲友或为行贿人在税收上谋取非法利益。七是在涉税事项审批、查办税务违法案件、干部选拔任用、基建工程招标、物品采购中，收受贿赂。八是利用职务或职权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和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谋取非法利益。九是私设“小金库”，奢侈浪费，私分公共财产。十是与不法分子相勾结，虚开发票，买卖发票，骗取国家税款。（二）税务机关职务犯罪产生的根源。税务机关职务犯罪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行使权力、执行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定工作程序，违背工作职责要求，或徇私枉法为己贪利，或玩忽职守而渎职。税务系统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但究其根本原因是税收执法权的异化。关于犯罪，有人曾用公式形象化表述：犯罪动机+机会=犯罪，即犯罪动机和实施犯罪动机的机会相结合，犯罪才能得逞。犯罪动机是什么，它就是主观因素，是内因，是税务人员素质不高，法制观念不强，是税务违纪犯罪人员“三观”错位而引发犯罪行为的内在因素；机会是什么，它就是客观存在，是外因，是税收法制不健全，是社会法制环境不完善，是税收征管规程本身的纰漏所提供给违纪犯罪人员的土壤。究其税务机关职务犯罪产生的根源，从内因来说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个别税务人员经不起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放松了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与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而错位，孳生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不健康思想，有的人不能抵制金钱和物质的诱惑，成为物欲的俘虏；二是少数税务人员法律观念、法制观念淡薄，封建习气浓厚，特权思想严重，在办理公务过程中，讲哥们、讲老乡、讲同学、讲战友等“私”情关系的多，讲工作、讲纪律、讲制度、讲法律等“公”情要求的少，成为人情的俘虏；三是少数人在位后，不注重学习和改造自己思想行为，产生一些不健康的思想症结。四是少数税务人员对市场经济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不良现象不能正确认识，造成心理失衡，在权力的运用过程中出现偏差，而走上职务犯罪的道路。从外因来说，一是法制不健全所造成的缺陷，表现在对犯罪预防方面立法不多，现行法律法规中对罚款或行政处罚的弹性过大，导致税收执法自由裁量权和随意性过大，为一些掌权者以权谋私提供了可能。如征管法上一些诸如“五倍以下的罚款”和“一万至五万的罚款”等等。二是现行财政和税务体制所造成的缺陷，表现在：我国目前实行的财政体制，导致税收工作陷入“计划或任务治税”而不是依法治税，进而发展成有的地方就收过头税和贷款缴税，往税收中掺水；有的地方就有税不收，压任务，压基数，“放水养鱼”变成“弃网休渔”，严重干扰了依法治税工作；我国目前税务系统实行垂直管理体制，权力过分集中。三是税制存在缺陷，一些行业间和地区间存在税率不同的现状，评税标准掌握在少数税务干部手中，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以税谋贿，捞取个人好处。四是税务机关内部各部门之间、各项工作之间相互监督制约的机制不健全，监督力度不够，权力行使的最终点和最高点无人监督制约，无法形成良性循环监督的机制。二、在新任务、新形势下做好税务机关职务犯罪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以人为本，强化教育，构筑坚固思想防线。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切实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落到实处，必须从宣传教育入手，着力提高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要进一步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法纪教育，增强广大税务干部反腐倡廉的自觉性。要坚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面向广大税务干部，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使其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加强法纪教育，不断提高法治意识，增强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自觉性；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加强示范和警示教育，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导作用。加强干部队伍的预防职务犯罪教育，要立足于形式多样，加强针对性。一要坚持正面灌输。健全学习制度，把抓好教育作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纳入目标管理考核之中，做到学习有计划、组织有机构、辅导有人员。从实际出发，采取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在职培训与脱产培训相结合，学历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教学与自学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集中培训，举办讲座、个人自学、统一测试等形式，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教育，使干部明确可为与不可为，罪与非罪的界限，从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二要注重典型示范。经常组织干部学习反腐倡廉典型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先进事迹，注重发现、培养、树立和宣传本单位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先进典型，用身边的人和事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综合素质，更好地为纳税人提供高效、快捷、文明、优质的服务。三要对比反思。利用节日和纪念日之机，举行老党员、老红军、老模范报告会、座谈会，引导干部比过去，看现在，想未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的革命传统教育，使之坚定理想信念，增强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做到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四要搞好反面警示。以李真等大案、要案为教材，以案说法，开展警示教育，组织干部开展“人该怎样做，法该怎样执，权该怎样用”的大讨论。教育干部正确对待职务，解决好依法行政问题；正确对待权力，解决好怎样用权问题；正确对待人生，解决好价值取向问题。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五要强化自我教育。督促税务干部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找差距，摆表现，挖根源、谈危害，并把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向“八小时”之外、家庭及社会延伸，使干部不仅在工作圈，而且在生活圈、社交圈和娱乐圈都能够慎独自省。通过系列教育，使每个税务干部都做到“五珍惜”，即：珍惜工作岗位、珍惜执法权力、珍惜集体荣誉、珍惜个人前程、珍惜家庭幸福，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构筑坚固预防职务犯罪的思想防线，增强预防职务犯罪的“免疫力”。（二）建立健全制度，筑牢职务犯罪预防机制。建立健全制度，就是要建立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使用权有责、用权有章、用权有度，做到权力的规范、科学运作，不给税务干部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以权受赌、以权违法等行为制造制度空隙，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一是建立领导责任机制。税务系统各部门的一把手要成为预防职务犯罪的第一责任人，要负总责，并成立领导小组，加强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领导。要建立定期述职、述廉、议廉、评廉制度，分析预防职务犯罪的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不断提出整改措施。要建立领导责任制、部门责任制、岗位责任制“三位一体”的责任体系，层层分解落实责任，每年签订预防职务犯罪的个性化责任状，强化考核，兑现奖惩。要强化过错追究机制，敢于动真碰硬，对不正之风敢抓敢管敢查处，有效防止失职渎职行为和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二是要建立制约机制。在预防职务犯罪和党风廉政建设方面，要建立健全考廉制度、个人收入申报制度、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廉政档案制度、廉政奖金制度、礼金礼品上交登记制度、干部购买私车住房申报制度、八小时外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等。在内部的行政管理制度上，要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经费使用审批制度、固定资产使用管理制度、财务例行审计制度、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基建项目招投标制度。同时要强化计算机管理的严密性，推行预警系统软件，以保证财物管理不出问题。在干部管理方面，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抓紧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完善干部考察的制度和办法，扩大干部人事工作中的民主，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防止和纠正考察失真、“带病提拔”和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认真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不断完善和规范竞争上岗、考察预告、任前公示、任职试用期等制度，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进一步加大干部交流的力度，落实干部交流轮岗等制度，完善干部任职回避制度，落实和完善领导干部辞职制度，探索实行干部任期制度。三是要完善征管体制，进一步优化税收业务流程，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完善的、操作性强的岗责体系，加强征收、管理、稽查各环节的业务衔接；健全税收管理员制度，明确工作职责，实行定期轮岗，建立监督制约机制，并作出廉政规定；建立和完善稽查、审计和监察工作的首查责任制，全面推行复查制度；通过完善征管体制，形成权力层层分解、工作环环相扣、相互联系制约的科学严密的管理链条，规范税收执法行为，有效防止不廉行为的发生。四是建立执法责任机制。要建立全员岗位执法责任制体系，各单位、各部门要以法律、法规和《税收征管法》为依据，结合税收工作实际，制定岗位执法责任制，推行执法程序化、规范化、标准化，明确责任、量化指标，做到以事设岗，以岗定责，明确每个岗位的主要工作职责和操作要求，使业务操作过程中，都能符合依法办事的原则；要按照岗责体系狠抓责任制的落实，使每一个岗位人员都能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在岗尽职、在岗勤政，努力提高办事效率和工作的正确程度，保证税务干部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减少和杜绝以权谋私、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等行为的发生；要严格执法责任过错追究制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要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对于税收执法各个环节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都要进行追究。对岗位责任人出现违章操作，或未尽岗位职责的要做到严肃追究和查处，防止以权谋私、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五是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估预警机制。要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估预警机制，坚持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内部与外部相结合的原则，畅通信息渠道。要通过来信来访、领导班子考察、巡视检查、经济审计、案件查处等途径，获取有关信息。特别注重从机构调整、人事变动、重大节日、婚丧嫁娶及税务干部社交圈、生活圈、娱乐圈了解和掌握信息。加强预警信息的评估和分析，对获取的信息要及时进行梳理、分析，正确评估和判断腐败行为的苗头和动向，从中发现案件线索，并研究制定解决问题的相关措施，不断完善机制和制度，关口前移，防范在先，把腐败现象遏制在萌芽状态，确保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原则的实现。（三）强化监督，构建预防职务犯罪的监督网络。强化监督是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环节。针对预防职务犯罪对象的不同层次和特点，把多种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一是强化党内监督。认真执行党员民主生活会、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等党内生活制度，定期上好党课，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党的先进性，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注重发挥纪检、监察、审计等内部监督的作用，着力解决廉洁从税等问题。二是强化群众监督。建立干部廉政档案，结合公务员考核和干部考察，对干部进行全面的民主评议，把廉政考核情况与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誉挂钩。三是强化社会监督。通过聘请行风义务监督员，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向人大、政协汇报工作，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检查工作，组织监察人员深入企业、纳税个体户走访，问卷调查，发放廉政监督卡等形式，从外部对税务人员进行监督，形成监督合力，把税收工作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四是加强舆论监督。通过民主评议行风，政务环境评议评价，优化投资环境等活动，借助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对税务干部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对不廉洁行为公开曝光，督促整改。五是加强纪律监督。对不同岗位的干部行使的事权、财权进行执法监察，建立干部违纪举报制度，认真开展信访调查工作，及时掌握违纪情况和案件线索，全方位防止有法不依，为税不廉问题的发生。（四）加强与检察等执法机关的合作，共筑预防职务犯罪的合力。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工作中，必须贯彻党中央关于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要求，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动员全社会力量，发挥预防工作的整体效能。税务机关要加强与当地检察院、纪检监察等部门的联系，建立联系会议制度，加强工作的沟通和协调，及时交流信息。对容易引发税务人员职务犯罪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注重总结新经验，完善管理制度，健全防范机制，堵塞犯罪漏洞，推动税务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顺利进行。 （编辑：绍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