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自觉地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报告的主题，也是报告的灵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前，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最重要的就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一、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高度，自觉深化对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认识
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一直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初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有效开展反腐倡廉路子。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反腐倡廉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工作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继续在实践中探索，在继承中发展。中央纪委向十七大的工作报告向全党昭示：我们党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是适应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等新形势的必然选择，是应对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现阶段反腐败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并存、成效明显与问题突出并存的复杂局面的现实需要，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指导反腐倡廉实践取得的重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二、深入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反腐倡廉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也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要把科学发展观放在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断探索和实践的大背景中来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主题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开拓前进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加深对“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理解，努力使我们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我们作出长时间的努力，把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同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更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要紧密联系纪检监察工作实际，深入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去研究问题、改进方法、推动工作，努力使思想观念、决策部署、工作方式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总目标，更加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
三、加深对“坚持方针、构建体系、拓展领域”的理解，自觉贯彻反腐倡廉建设总体思路
十七大报告要求全党同志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并把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四位一体发展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加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总体思路，就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这其中，坚持方针是核心，构建体系是目标，拓展领域是途径。更加自觉地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方针、构建体系、拓展领域”的理解，自觉贯彻反腐倡廉建设总体思路。惩治和预防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惩治与预防两手抓、两加强、两促进，决不能顾此失彼。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是以坚决惩治腐败为前提和条件的，我们不能离开惩治去搞预防。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惩防腐败的决心不能变，查办案件的力度不能减。只有在认识和实践两个层面更加自觉、正确地把握坚决惩治腐败与有效预防腐败的关系，使两者有机结合，形成相互促进的格局，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四、牢固树立以人为本、重在预防、重在建设的理念，自觉体现“三个更加注重”的根本要求
十七大报告指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这是党中央对纪检监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三个更加注重”核心在预防，要求我们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历代领导集体关于预防腐败的思想，加强对预防腐败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升我们的工作理念。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摆在突出位置，做到想问题、作决策、处理问题都有利于教育、关心、帮助、挽救干部，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提高党员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上。要牢固树立重在预防的理念，坚持“万事防为先”、“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树立惩治腐败是成绩、预防腐败也是成绩的观念，坚持预防在先、关口前移、着眼防范，使我们的党员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要牢固树立重在建设的理念，把预防腐败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注重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做到综合治理，整体推进。
五、以改革创新精神深化对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探索，自觉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与时俱进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探索过程中，必然面临着困难、风险、干扰。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一切从实际出发，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努力做到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人员素质和工作作风的与时俱进。以改革创新精神深化对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探索，要求我们进一步养成学习的习惯、营造研究的风气、培养团队协作精神。我们要始终把学习摆在自身建设的首要位置，作为一种习惯、一种精神追求，不断加强和改进。要把学习与思考有机地结合起来，营造思考研究问题的良好风气。切实把调查研究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不断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前瞻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创新的伟大事业，我们只要努力培养学习的习惯、研究的风气、团队协作精神，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就会在改革创新中越走越宽广。
毛泽东清正廉洁的故事
腐败，既是革命的死敌，更是社会主义的死敌。毛泽东生前，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取得了许多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成功经验。
清正廉洁率先垂范
打铁先须自身硬。只有自身清正廉洁者，才能自觉而坚决地反腐败。大量事实说明，在清正廉洁与反腐败斗争上，毛泽东有超人之勇气，真乃古今之罕见，全党之表率！
在旧社会，当官者，一般都是为了个人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过着骄奢淫逸之腐朽生活。即使有清官，也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毛泽东的一生，大部为官。但他当官，从来不见为了个人发财，而是报国为民、甘作公仆。其清正廉洁，有口皆碑。
早在井冈山时期，身为井冈山最高领导者的毛泽东，就毅然废除中国数千年旧军队官兵不平等的腐败恶习，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官兵一致。
瑞金时期，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个儿又高饭量又大，但他的粮食定量只及普通战士的3/4。
长征道上过草地时，辣椒是个宝。警卫员设法为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多领了20个红辣椒，被毛泽东严令其如数退回。警卫员不以为然，毛泽东严肃指出："我们是红军，作为领袖怎么能搞特殊？"警卫员没法，只好照办。
新中国诞生后，功高盖世的毛泽东，虽已进入人生暮年，但他依然廉洁如故，艰苦奋斗依旧，不仅吃穿还是那么省俭，而且在工作上，不分什么昼夜。
抗美援朝爆发，毛泽东带头送子参军。不幸老年丧子。女儿上学，不准用公车接送。礼品一律交公。对亲友从不循私。警卫人员在外面多吃多占，毛泽东用私款退赔，并就此对警卫人员开展整风，一整就是半月。正因为毛泽东本人十分注意清正廉洁，为全党树立了表率，所以，在他当政时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党风军风政风，都十分纯正和清廉，受到中国人民的称赞。
疾恶如仇亲抓大案
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凡是大案、要案，他都亲自去抓，而且一抓到底。只要是腐败分子，无论是谁。不问亲疏，他都铁面无私、严惩不贷。
在瑞金时期，毛泽东严惩了于都县一个集团贪污案。将贪污数额最大的县委军事部长等4人，公审之后，执行枪决，余者一律依法严办。
延安时期，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是个劳苦功高、体无完肤、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老红军。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他以特别关照。但他出院之后，功高自傲，无视法纪，公然贪污大洋3000多元。案发后，毛泽东执法如山，严令枪决。肖犯一死，形势大变，陕甘宁边区政风明显好转。
红军旅长黄克功，为恋爱而杀人。为整肃军纪，申张正义，爱将如命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建国后，刘青山、张子善。都是30年代入党，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青年领导干部。但他们经不起执政之考验，双双成了大贪污犯。毛泽东怒不可遏，不顾劝阻，将他们公审后枪决。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建章立制以法反腐
为了反腐倡廉，毛泽东还十分注重以法反腐。毛泽东一生领导、主持和亲自制定的律法规有数百件，其中有不少著名的法规，就是专为反腐倡廉而制定的。早在井冈山时期，革命根据地尚属初创，毛泽东就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在瑞金时期，毛泽东又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以下者，分等判刑。除追回赃款外、还要"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分"。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罚罪"。与此同时，建立审计制度，审查稽核各级决算和财政收支，加强监督管理，促进廉政建设。新中国诞生前，为防止共产党执政后腐败，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防腐方针，特为党的高级干部作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等6条规定。建国后，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需要，毛泽东提议在党内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政府内设立行政监察机构，还先后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全面系统地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名及量刑标准等。从而使反腐败斗争经常化、制度化和法规化。
教育为本思想反腐
腐败有政治腐败、组织腐败、经济腐败、司法腐败、军事腐败、生活腐败、文艺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思想腐败等种种表现形式。思想乃行动之先导，首先有思想腐败，才会有其它腐败。只有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在思想道德上，筑起拒腐防变的精神长城，才不会产生其它腐败。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均特别重视思想领域内的反腐倡廉斗争。为了从思想上反腐，毛泽东在实践上做了大量的工作。1929年。他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许多思想，抱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二次党代会。会上，他不仅严肃批评了红四军中存在的一系列错误思想，而且深刻论述了它们的根源及纠正措施。对旧社会腐朽思想在红军中的影响，进行了一次荡涤污泥浊水式的大扫除，从而使中国工农红军完全变成了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因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如，毛泽东一生中领导过多次整党整风运动。1942年至1945年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素质，使全党团结在了丰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确保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新中国诞生后不到一年，毛泽东就领导了新中国的第一次整风运动。1951年5月1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中心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行为。经过半年的整风，普遍提高了怎样做一个执政党的党员的思想认识，并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一些经不起执政考验的腐败分子和严重违纪的党员干部受到了严肃的处理。仅湖南一省就处分了县以上党员领导干部266人，其中开除党籍的64人，受其他处分的202人。
精兵简政大刀阔斧
1940年前后，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关内出现了严重的人浮于事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妨碍了革命工作。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参议会上、不顾别人劝阻，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向大会郑重提交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提案：坚决主张政府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避免老弱病残滥竿充数；对于机关应实施简政主义，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人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提倡节约廉洁作风。李老先生的建议确系真知灼见，并击中了要害。但是，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现在是战争时期，应该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对李老先主的提议，不仅不支持，甚至怀疑其动机。但是，李老先生提案却得到了毛泽东的理解与坚决支持。毛泽东认为李的提案"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他的支持下，李的提案终被通过。在精兵方面；规定脱产部队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
2%，脱产民政人员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1%。简政方面：重点紧缩上层机构的人员充实基层，合署办公，职责分明。随后，开展了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工作。紧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精简，此次精简取得了巨大成就：边区直属单位由35个减少到22个，工作人员由469人减少到了279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精简了96%，只留下了4%；整个边区总共减少了经费、粮食预算人数十万多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奇迹般地出现了政简民便、兵精粮足的新局面。为度过困难，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300多年前的明末，因腐败至极，激起了农民大起义。经过18年的浴血奋战，李自成终于在1644年率领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大顺朝。李自成这个陕陕北小羊倌一跃成了新城皇帝。但是，他因经不起胜利与执政的考验，迅速骄傲起来，结果只做了18天皇帝，就被迫退出北京，不到一年，这位堂堂百万起义大军的统帅，就惨死在湖北一小撮地主民团手中，年仅39岁，昙花一现的大顺朝也随之夭亡，后人无不为之扼腕长叹！李自成的失败，给后人留下了无限深思。1944年，适逢李自成失败300周年忌日，史学者郭沫若，满怀激情，以深邃的目光与犀利的文笔，在重庆公开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史学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向世人揭示了一个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即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集团，在胜利面前，千万千万不能骄傲的革命真理。《甲》文一出，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蒋介石对此大张挞伐。毛泽东对此却欢迎之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立即作了全文转载，同时发表了《防止骄傲自满》的社论，号召人们认真学习《申》文，深刻吸取历史教训。中共中央宣传部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合下文，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都必须保持清醒和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1948年底到1949年春的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失败在即，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已胜利在望。在这新旧社会更替，中国历史即将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为了迎接胜利，毛泽东及时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在对新中国的诞生作了全面安排之后，特在会上专门谈了防骄破满问题，并向全党及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反腐方针。在他的倡议下，会议又围绕不当李自成、拒腐防变这个崭新的课题，作了认真讨论，并作出了一系列防腐反腐的具体规定，从而为建国后的防腐反腐斗争，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当今世界,反腐败是各国政府和执政党普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我国,尽管党和政府在建设廉洁政治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成效。下面就是我给大家整理的反腐倡廉 文章 1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摘要] 反腐倡廉是我党面临的首要政治任务。腐-败来自于公共权力的失控和滥用。改革开放以来，腐-败之风愈演愈烈。反腐倡廉，“一靠 教育 ，二靠制度”。要借鉴古今中外反腐倡廉的 经验 ，坚持不懈、百折不挠地完成这一艰巨的社会工程，创造一个清正廉明、法制健全、高度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社会。
[关键词] 反腐倡廉 道德教化 健全法制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 报告 中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的一项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反腐倡廉是我们党面临的首要政治任务。当今世界，腐-败现象正在全球曼延，改革开放以来，官员腐-败已成为我国的重大社会问题。尤其近几年各类大案要案不断攀升，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等政府大员案件再次敲响了警钟。治理腐-败、必须采取切实有效 措施 ，并可借鉴中国的历代及国外反腐倡廉的经验，使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就。
(一)
腐-败来自于公共权力的失控和滥用。孟德斯鸠曾断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曾分析：“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由此可见，腐-败完全是由于公共权力失去约束或社会约束力不够而造成的。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利用权力的职能为己谋私，危害他人及公共利益，结果使为公众服务的公共权力走向其反面，成为危及公共利益的权柄，成为贪官污吏发家致福的资本。“千里做官只为财”成为千古“遗训”，西晋的王恺，石崇、宋代的“六贼”(蔡京、朱 勔 、王黼 、李彦、童贯、梁师成)明代的严嵩、清代的和坤，无一不是手握大权，大发横财。和坤被嘉庆皇帝抄出家产共折银二亿二千三百万两，相当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国家财政总收入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两的五倍，可谓前无古人。建国之初，中央领导特别注重廉政建设，人心清淡，天下太平。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环境和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不可避免地造就了腐-败现象死灰复燃的契机，各类腐-败案件与日俱增，直接危及国家和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国人对此无不忧心忡忡。纵观历史全局，我们不难分析当代社会腐-败滋生的动因。
首先，社会历史的变革，为各类腐-败现象造就了一定的现实时机。改革开放使我国改变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国门打开，过去封闭条件下的理性观念也随之瓦解，西方的拜金主义，金钱至上大举登陆。东西方物质生活的强烈反差，从根本上动摇了一些官员的精神意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俘虏。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处于传统和现代因素的并存交替之中，两种体制两种经济模式并存的混合型体制其明显的缺陷是政治管理机制与经济运行方式缺乏高度的和-谐，利益关系不能圆满调节，身居官位，大权在握的官员们趁机以权谋私，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在所难免。这是近十几年来各类腐-败案件不断发生的社会原因。
其次，制度约束力下降，对各级官员的监督明显弱化，这使得贪污腐-败有机可趁。正如____所言;法制不健全，制度上有漏洞，坏人就会趁机横行，好人也无法做好事。建设中国特色面社会主义仍然处在探索之中，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制度只能一步一步地完善。制度的缺陷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腐-败分子在制度的空档中频繁作案，危机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反腐倡廉，预防犯罪，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参考，只能边走边治。依法治国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因腐-败而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不可忽视。
其三，传统的因素和人性的因素，是导致腐-败的内在根源。腐-败具有其历史传统性。上下几千年，腐-败事件不绝于史籍。即使在王朝 清明 ，君主严正肃贪的时代，也未根除腐-败这个毒瘤。“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正是历代贪官的写造。政治清明的年代尚且如此，那么在昏君当道的年代，腐-败渗透朝野，老百姓盼望明君，盼望青天只是一种空想。在一个“权之所在，利亦随之”，官位崇拜侵入民族心理的国度，以权谋私几乎成为社会生活的“金科玉律”，并且具有历史遗传性。“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可谓现代社会的至理 名言 。另一方面，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人性中既有仁爱、慈善的一面，也有贪婪、邪-恶的一面。人的自私在适当的环境中很容易显露出来，其结果必然导致因为个人利益而危及他人和社会利益。正如霍尔巴-赫所言：“如果罪过使人幸福的话，人就一定喜欢罪过。”“人对人是狼”(霍布斯语)正是利己主义者的内心独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已成为贪官污吏们的人生信条。当代中国，亡党亡国这类警告对于已经腐-败的特权阶层和贪官污吏来说，只能是对牛弹琴，他们正需要亡党亡国，这样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侵吞国家财产。正是这种传统的腐-败基因和人性的贪婪邪-恶，造就了当代社会一大批腐-败分子，并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腐-败事件。如厦门远华公司特大走私案，正是走私分子与腐-败官员联合演出的一幕人间丑剧。
(二)
对于腐-败的治理，中国历代王朝都采取了一系列制约措施。贪官污吏每日每时都在挖空心思为己谋利，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国家政权也每日每时在制定策略，预防和铲除腐-败分子。中国历史从吏治制度的角度分析，是一部精彩的反腐-败历史，前人所提供的吏治之策，现在看来不失为治贪之良方。
中国历史上头脑稍微清醒的皇帝都懂得腐-败对于王朝的重大威胁。侵吞敛财，可使国家财政收入锐减;克扣军饷，可以导致军备废弛;卖官鬻 爵必然败坏社会风气;勒索百姓，导致官逼民反，王朝崩溃。唐太宗告诫儿子和百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用以酷刑“剥皮实草”以诫官吏，可谓用心良苦;康熙皇帝认为;“治国之要，莫过于惩贪，至治之道，首在惩戒贪蠹”;雍正皇帝对贪官从不手软，是个名副其实的“抄家皇帝”，他自己言：“贪官惟利是图，必定夺其利他方醒悟;贪官之财来得就不和情理，以不合情理的手段剥夺其财，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不算冤枉!”乾隆皇帝执政六十年，仅封疆大使就诛杀了几十个，索命追财抄贪官的家，叫他们人财两空。这些严厉的吏治措施，确实起到了震撼作用，史载雍正年间，大官守法，小吏清廉成了风气，贪婪之徒，少有不洗心革面的。但是，封建社会是皇帝一人专制，“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根本不可能禁绝腐-败现象。乾隆在世时总觉得贪官越杀越多;雍正皇帝不得已按品级发给官员“养廉银”，试图高-薪-养-廉，结果也不如人意。但在封建社会，能如此不遗余力治理腐-败，确实值得后人称道。
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在预防和治理腐-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45年毛主席在回答黄炎培提出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中国历代王朝的“周期率”时就说：“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人民当家作主，民-主监督政府的举措，为建国后各级政府官员的廉政风气开辟了道路，其反腐倡廉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教育和预防。在全国刚解放时，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告诫：要警惕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并不断进行思想教育，严格规定各级官员的行为准则。二是发现腐-败行为，立即严惩，决不姑息。五十年代张子善、刘青山因为贪污腐化，被处以极刑，这对全党是一个教育，对各类有腐-败观念和行为的官员也起到了震慑作用。三是群众监督，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坚定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国家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实践证明：群众监督具有十分理想的效果。
从国外反腐-败的举措来看，发达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设立监督机构，加强对各级官员的监督;实行严格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美、日、德等国家都有类似规定;舆-论监督，许多国家新闻舆-论揭露政府官员的贪污贿赂行为受法律保护;社会公众舆-论监督，许多国家规定了举报措施和保护奖励举报人的制度。这些经验和措施，也值得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参考和运用。
(三)
纵观人类社会历史，在反腐-败斗争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腐-败与反腐-败是个历史问题，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用联系的观点和系统的 方法 分析问题，对于指导今后的反腐-败斗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首先，腐-败滋生皆因人的因素，因此，反腐-败重在道德教化。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告诉我们：人具有高度思维能力和意识能动性，人的行为完全是由人的意识支配的。从意识和精神方面造就人的问题是任何社会都不可忽视的。从人的本质来说，并不是天生的善，也不是天生的恶，一切皆由后天决定，皆由社会决定。腐-败根源于社会，根源于历史。霍尔巴-赫说：“造就恶人的并不是自然，而是我们的制度决定了恶人。”根治腐-败，以教化为本。朱元璋劝告官员做廉洁自爱的清官：“朕先教后诛，不是不教而诛，尔等若是不听话，硬是要贪，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在严惩贪官的同时，也奖励那些廉洁奉公的清官。直到临死前，他在遗嘱中写道：“我死后，内外文武白官要竭忠尽智，扶佐新君，安抚百姓，切不可重蹈覆辙，干那些贪脏枉法害民害己的事了。”康熙皇帝自幼熟读儒家经史，对历代王朝的兴衰独有见解，他说：“一个国家要治理好，做官要奉公守法 、清廉不贪。大官做小官的表率，京官做外官的楷模。大官守法，小官自然清廉，这叫源清流洁;大官不廉，小官自然贪婪，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就是自古不变的道理。”在惩罚贪官的同时，他用心扶持清官，提升了于成龙，傅拉塔，要百官向他们学习：“你等做官要把廉洁不贪放在第一位，做一个清官多好，不但你在任时百姓敬仰，离任时依依不舍，死后又给你建祠堂永久凭吊，多好呀!从来说百姓最愚但最欺骗不过，官员贪与不贪，人人有一双眼，有一张口，你不能勉强别人说你好。你等好自为之，做一个清官才好!”
现代社会反腐-败斗争，仍然要注重思想教育。江泽民同志说：“加强教育，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的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要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认真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造就廉洁自律的官员队伍，使他们遵纪守法，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不为个人利益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不以私利而危及全局。这种教化工作在廉政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其次，健全法制以严密控制公职人员。权力容易滋生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滋生更大的腐-败。治理腐-败， 必须构筑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来规范权力的运作，使掌握权不能贪，这是反腐倡廉的一条有效途径。江泽民同志说：“一靠教育，二靠制度”，完善制度尤为重要。朱元璋登基后，发现各类贪污的情况十分惊人，于是立即下了一道诏书：“奉天承运，为惜民命，凡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后来，朱元璋花了两年时间，编成了《大诰》一书，该书既反映了他对贪官的态度，办案方法和手段，也是朱元璋发布的进一步整肃贪官的纲领。朱元璋下令宣传这本书，做到每户一册，还抄录其中章节，贴在路旁，供认阅读。他还布告全国，要求老百姓举报有贪污行为的官员，甚至可以将贪官捉赴京师控告，常熟县民陈寿六将贪官拿住赴京面奏，受到皇帝嘉奖。朱元璋参照《唐律》、《宋律》制定了一套适用的《大明律》，他说：“所谓法度，就是朝廷治理天下的原则。”清代的雍正皇帝除了抄家，还十分重视各项 规章制度 的完善和落实，他认为对付贪官光靠杀或光靠教育是不能根本解决的问题的，而是要从一些制度入手。
总结 历史经验，腐-败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制约它的社会机制。就我们目前的反腐-败斗争而言，完善各项制度尤为重要，法制社会，必须做到有法可依，必须制定专门针对官员腐-败的“反腐法”，并设立相应的专门机构，从制度上保障对腐-败现象的严格控制和及时打击。各级党委领导下的纪检部门必须加大工作力度并适应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需要进行改革，完善对官员的考核制度，加强社会监督，制定和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及官员离任时的审核制度，结合现实，可试行高薪制度和公积金制度，通过“高-薪-养-廉”达到预防和治理腐-败的目标。只要制度健全，反腐-败斗争才有法可依，这是廉政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其三，严格执法加大打击腐-败斗争现象的力度。有法可依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设而不犯，犯而必诛”这是自古以来的吏治之道。中国历代王朝对官吏都有一套严格甚至残酷的治理制度，朱元璋发现贪官必诛，甚至“剥皮实草”以儆后任，发誓“杀尽贪官”。可见执法之严厉。康熙皇帝亲政不久，就下令“大计”(全面考核)文武百官，发现问题，立即处罚。雍正皇帝说，惩治只是一种权宜的办法，关键在平时的监督。在制度上规定：文官三年一次“大计”，武官五年一次“军政”(即鉴定)，发现问题必须处罚。在打击腐-败方面，乾隆更甚于雍正，雍正在位十三年，杀正三品以上大员只有几个人，而乾隆杀了布政使以上督抚封疆大吏三十多人，府州县下级官员不计其数，见到贪官犯罪名册，他朱笔一挥即行正法：“此等贪酋如不加惩创，国法安在?”从我国目前惩治腐-败分析，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打击不及时，有的贪官怎么也打不倒，甚至升官。二是处理刚性不足，弹性过大，使许多贪官蒙混过关。三是处理腐-败案件受到各种干扰，查处程序环节过多，各种因素互相制约，不易保密，许多案件无法正常处理，举报人员、办案人员甚至受到威胁和打击报复，因此，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必须检查制度执行情况，违法必究，决不能让腐-败分子漏网。否则，法律制度将成为一纸空文，法律条文再多，对于惩治腐-败只能纸上谈兵，无所作为。
最后，任用官吏必须严格把关，这是治理腐-败的起点，也是预防腐-败的关键。科举取仕曾是封建王朝把握用人关的措施，在人才选拔方面既注重才，更注重德，做到德才兼备，至今仍然不失为选贤用能的明智之举。开明的皇帝对官吏选拔十分重视，每到开科取仕，皇帝必亲临，有的甚至亲自出题阅卷，客观上为国家选拔了大批有用之才。从我国的官员任用状况来看，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选拔途径不规范，用人标准不明确“任人为亲”无法消除，国家对此没有系统的成为法规，这就导致在反腐-败源头上无法把关，使许多本质较差的人混入了官员队伍，其结果必然造就大批的贪官污吏。因此，必须在用人制度上进行改革，可以考虑以下几点：一是公开招聘公职人员。这种公开性，可以加强社会透明度，也为选贤用能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途径。二是严格考试制度，选拔公职人员必须严格考试，达到标准方可任用。三是加强考核和审查，对各级公职人员必须规定具体的考核办法，不可流于形式。四是制定辞退办法，对不合格的公职人员一律辞退。建立职务回避制度，职务轮换制度，规范公职人员的日常行为，使反腐倡廉在源头上得以制约并贯穿于吏治制度的始终。
反腐倡廉既是个历史问题，又是现实的重大问题，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言：“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既有全球反腐-败的共同特性，又有中国特色。因此，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古今中外反腐倡廉的经验教训。中国历史上每当王朝面临困境的时候，往往进行“变法”，其目标之一是为了打击贪官污吏，但在变法过程中又产生新的腐-败，这一历史现象发人深思。反腐倡廉是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必须坚持不懈，百折不挠地同腐-败分子作斗争，以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进行，使中国社会逐步进入清正廉明，法制健全，高度民-主、文明的现代化时代。
尊敬的党组织：
近日来看了许多关于反腐方面的文章，颇有感触，这里汇报如下。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一句流传很久的古谚。人们也常常将它奉为真理。但是，近墨者就一定黑吗?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应当全面地、联系地、发展地看问题，而不能片面地、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由此看来，“近墨者黑”是有一定道理的，环境对人的影响不可忽视。肮脏的环境常常是个大染缸，使人不知不觉腐化变质。例如，解放前有个叫穆时英的青年作家，以一本揭露旧社会黑暗的小说《南北极》轰动文坛，但他到了十里洋场后，受那种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竟也歌颂起纸醉金迷的生活来了。此可谓“近墨者黑”的绝好例子。 但是如果因此就断言“近墨者黑”，就不免太绝对化了。同样是从半殖民地半建设社会出来的鲁迅，就非但没有因为黑暗而消沉，反而以笔为枪，向那个他深深厌恶的黑暗社会世界开火。他对那种“浓黑的悲凉”是深深体味过的，可谓“近墨”了，但他不但不黑，还像“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那样高洁。像这样的人物是很多的，他们可谓“中国的脊梁”。因此，近墨者未必黑。
近墨者到底黑不黑，关键是看一个人的心灵如何。如果一个人意志薄弱，在好的环境里也未必能成材，一到坏环境中更是同流合污了。可如果一个人意志坚强，品格高尚，在肮脏的环境中不但不会受其污染，反而更能显示其高风亮节。前段时期曾有一股行贿受贿的歪风在社会上吹过，尽管并不强大，有的干部还是受了影响，心灵的天平向金钱倾斜了。但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却保持了廉洁的作风，只为群众，不为个人，“常在河边走，也能不湿鞋”，作出了表率。这种近墨而不黑的精神令人敬仰。 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风气总的来说是很好的，但由于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有的地方还不尽完善，甚至也会在小范围内出现不好的环境，对此，我们不仅不能躲避，而且应当用行动去改造它。《陈毅市长》中的陈毅有一段话：“我听说上海是个染缸，谁跌进去谁就会被染黑，我倒想看看，是它把我陈毅染黑，还是我陈毅把上海染成一个红彤彤的新上海!”这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我们应当学习这种精神，不仅做“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更要把那些肮脏的角落打扫干净，让我们的整个社会更加完善，更加美好!
论加强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好；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牢；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民之大敌。党风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党的执政地位，既为我们党提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又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党风政风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要在巩固廉洁自律有关专项治理成果的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向领导干部送钱、跑官要官的歪风，领导干部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微观经济活动中谋取私利的问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问题，少数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围绕监督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制定相关规定和配套措施，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加大巡视工作力度，重视巡视成果运用，增强巡视效果。
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的重要体现，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手段。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要增强查办案件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工作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重点查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问题，特别是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件，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对顶风作案的要依纪依法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继续加大纠风工作力度，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既直接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引发民愤民怨，也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坚决予以纠正。对损害群众利益导致的恶性事件要严肃查处，对措施不得力、不良风气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地方要追究领导责任。坚持纠建并举、寓纠于建，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一套能用管用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要加大行政监察力度，增强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推动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加强执法监察，特别是要结合重庆实际加大对移民资金和移民工程质量管理的监督力度，加大安全执法监察和事故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加强效能监察，促进行政机关转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保障和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提高为改革、发展服务的能力，必须提高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紧贴经济建设，紧贴改革开放，紧贴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和市场经济新领域，自觉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使反腐倡廉各项措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通过严格执纪执法、强化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在党风政风方面严重影响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不断优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环境，以严明的纪律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秩序的规范。始终把调动和保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作为重要职责，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保护改革者、支持创新者、查处违纪者、教育失误者，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投身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
提高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强化监督，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纪检监察机关要针对当前的监督现状，进一步提高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既要增强敢于监督的勇气，又要注重善于监督的方法，进一步拓宽监督的思路和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切实履行党内监督的职责。重点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切实加强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切实加强对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切实加强对党的群众路线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和派驻、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纪律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监督的合力。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保障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等权利，建立举报激励机制，鼓励实名举报。提高依法执纪、依法办案的能力。坚持依法执纪、依法办案，是贯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学习党章和其他党纪政纪规定，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纪律意识，把依纪依法的要求贯穿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各个方面。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明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深入研究和把握办案规律，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正确运用纪律和法律手段，创新办案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突破大案要案的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障被审查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综合考虑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其他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加强垂直管理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与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健全大案要案协查机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各自职责。建立健全查办案件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严格办案程序和要求，建立执纪办案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执纪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严格依纪依法履行职责。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入开展反腐倡廉，要求各级纪检机关进一步提高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能力。要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提供组织保证。针对反腐倡廉的全局性、倾向性问题，深入研究，通盘谋划，提出对策和建议，并协助党委抓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落实。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失职行为，依据有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进一步规范组织协调的内容和程序，推进组织协调工作制度化。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妥善处理与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形成全党全社会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局面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段的先锋队，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反对腐败，保持廉洁是其一贯主张和应尽天职。在7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开展了同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的坚决斗争，并在长期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回顾党反腐败的历史。总结党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纵观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我们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斗争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被压迫，被围剿的无权状态，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坚持反对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规建设，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8月4日，又发布了我党最早的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领导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2）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
（3）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1958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出现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密切了干群关系，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并把反腐败斗争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但由于缺乏经验，仍然简单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的老路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因而存在反腐败扩大化的倾向。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穷，搞“穷廉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4）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
（二）
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的是这样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
第一、不再搞运动，但要发动群众造声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问题上，毛泽东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努力把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后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第五，要把反腐败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实践表明，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行政权力，计划权力对资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完善，漏洞较多，这就使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搞权钱交易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诱发出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价格双轨制下出现“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审批部门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金融、房地产、期货市场上的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表明腐败发生的热点部位和表现形式会随改革进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动态性特点，同时考虑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对策，制止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权钱交易的现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重效果。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宋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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