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医患关系哲学思考论文
一、当代医患关系性质的改变与医患利益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向是以服务于生命为宗旨的，客观地具有“善”的属性。从发生学角度看，医学起源于解救疾苦之“善”念。西方医学史上曾有：“减轻病患的痛苦的本能冲动是医学技艺起源的原因”［5］144这一观点。作为医学标志的“蛇仗”，意味着守护健康的向善志向。与此相同，中国医学史也认为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圣人”兴发悲悯之情从而创建医药，促使医药学产生，“圣人悯之而医药兴”（《伤寒证治准绳》）。同时，医学的发展也是在“善”的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一部人类医学史，就是不断攻克疾病、维护健康、解救疾苦的历史。因此，在医学领域，维护健康、促进生命是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和标准。正是由于服务于生命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医学才得以享有崇高的荣誉。然而，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不断深化其影响，医学的价值观念和宗旨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医学性质，并强烈冲击着医患关系。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我国医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客观地说，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重要的是要将科技的位置摆正。而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医学本身产生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科学技术万能”、“科学技术至上”等观念，以至于在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技术主体化”［6］1－4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表现为“当代医学的一些技术，不是依从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而是依从于技术自身想要做什么和能够做到什么，依从技术自身潜能能够实现的目标，技术因其发展而发展”［6］2，也就是说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技术引领着医学目的、规定着医学过程、塑造着医学性质，从而使得技术成为了医学的全部。其中，最根本的改变在于技术由手段变为目的，这使得一向以服务于生命为目的的医学，在价值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善”的属性沦为“技术性”。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技术成了衡量医学价值的标准，医务人员自然充满对技术的无限追求，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对技术的应用缺乏足够的审慎意识，甚至于盲目应用，这不仅导致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增加，也使得误诊误治率上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7］11－12。传统中医文化认为“医乃仁术”，强调医学这一“生生之具”治病救人的作用。医学不应该是为了技术而发展技术，而应该始终将技术保持在“生生之具”的位置上。对于医术和患者的关系，中医认为是“病为本、工为标”（《黄帝内经》）的关系，意思是患者的生命是本，技术是标，技术是服务于生命的，医术必须基于患者的生命而使用，为和于生命而使用。相比之下，当代“技术主体化”的医学，变得“本末”倒置、“玩物丧志”，其结果是医学和技术形成具有一致过程和目标的共同体，反而将生命和健康从中分离出去。实际上，正是基于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宗旨，医学和人类生命存在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医患才成为健康利益上的共同体。因此，当医学和人类生命的利益共同体分离之后，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就没有了内在依据，走向分离就是势所必然。
市场的本性是求利，医学的本性是向“善”，两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如果说技术主体化使医学偏离了“善”的价值方向，那么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则使医学的发展背离了“善”的价值方向。在我国，作为医学载体的医院，被推入市场化以后，在其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利润”，市场逻辑主导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受此影响，医患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现在病人往往被称为医疗保健的‘购买者’或‘顾客’，医生则被称为医疗保健的‘销售者’或‘提供者’。这样医患关系就被当做商品交换关系。”［8］36置身于其中的医务人员以“销售者”、“提供者”角色自居，因此，在医疗活动中“求利”意识凸显出来，甚至出现“拜金主义”的现象。可见，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之后，医患关系被简化、扭曲为一种经济关系，当经济关系主导着医患关系，医患共同体就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至于出现在看病的“消费”过程中，病人花得多、医生就挣得多，病人花得少、医生就挣得少的普遍现象。如果说技术主体化导致了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分离，那么医疗对利润的追求则使得他们由健康利益共同体变为经济利益对立体。
二、当代医患关系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医患情感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人文性质的，所以人文精神为医学所固有。医患关系是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医学观指导着医疗活动的整个过程，医学观念不同医疗活动的过程就不同，结成的医患关系就不一样。医学观念决定着医患关系的特征和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医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当医学观念具有人文精神时，医患之间就具有情感凝聚力。在传统整体性医学模式的指导下，医生会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感，如希波克拉底曾说：“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疼痛，并且对人造成了何种危害”［5］13。《黄帝内经》也有：“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在这种医学观念中，“人”是完整的，其整体性被尊重。医生“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5］18。同时，在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注重情感交流和联系，“医师与病人之间应亲密无间”［5］17，医生对病人应“笃于情”（喻昌）等。总之，传统医学观念保持着较为浓厚的人文精神，在医疗活动中，患者的精神需要被关注，医患保持着亲近感，基于治病恢复健康的共同目标，双方具有团结意识，能够真诚协作，在情感上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4］。
在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哈特教授就提出医学模式应该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我国医学界也从理论上认可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这种转变在医疗实践层面并未实现［9］337－340。也就是说，实际上，生物医学模式仍然主导着今天的医疗活动。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下，诊治过程是在“生物属性”的视域里开展并完成的，医生局限于患者的生物层面去探寻疾病及其治疗。患者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等得不到充分地关注，这样，疾病和患者发生了分离，疾病和人发生了分离，人的整体性被简化为“生物性”。在医疗活动中，“人很久以来就已经消失了并不停地在消失”［10］419，医疗由“人道主义”变为“病道主义”，逐渐“重病不重人”。同时，医学朝着追求实证化、客观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经历“祛魅”淡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情［11］2，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为了更好地专注于他的“科学世界”，不仅对患者的疾苦少有关注，还与患者保持必要的情感距离。比如，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在病历书写过程中，描述患者情况时要求杜绝使用任何主观性的词语，越客观越好，在这样的医学观念影响下，医学不仅没有了敬畏，也弱化了情感。医学认识上主客二分，表现在医患关系层面，即作为认识主体的医生和作为认识客体的患者成为主客二分的关系，彼此相互分离，患者成为医生的客观化、外在化的世界。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沉浸于“科学世界”、患者身处于“生活世界”，医患成为两个世界的人。不仅如此，医疗活动中大量仪器设备等技术化手段的介入，大大减少了医患之间的直接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在技术设备的介入中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医患关系被“物化”。在医学被生物模式掌控，由自然科学引领，让技术手段干预的时候，“我们的治疗是机械的和非人格的，我们的医治者以拉开距离、冷静超然、关系正式并运用抽象概念为特征。”［12］可以看出，在医学不断地强化其科学技术性、削弱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医患之间被主客二分，情感交流的和人情关怀的缺失，医学的人性品质在下降，医学的人文精神在失落，使得原本应该具有亲密感情的医患之间彼此疏远，团结精神欠缺，合作性较低，内在凝聚力丧失，情感走向分离。
三、当代医患关系德性的削弱与医患道德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具有“善”的属性，它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医务人员内在人性之“善”。虽然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了人性之“善”的指导，其作用就可能是“恶”的。因此，“善”的事业只能依靠“善”的力量给予保证。所以，德性是医学的根本性力量这一根本性力量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即德性是医患交往的主要调节力量。实际上，因为医学是“善”事业，与此相应，医患关系的本质是道德性质。其内容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只有以德性作为主要调节力量，这种道德性质才能得到保证，道德性质的医患关系才与医学本身相符合，医疗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自古以来，医学对德性、美德都极为重视。西方医学自希波克拉底开始就对医生的美德提出了十分全面的要求，强调“他的性格必须像个君子”［5］17西方大哲柏拉图针对医学美德也曾提出：“他们是用心灵医治身体，如果心灵原来是坏的或者变坏了，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医病了”［5］22。中医在对美德的要求程度之高，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医德史上都十分突出。中医认为“医乃仁术”，以“仁心”行医才能实现医术救人的功能“仁心”即救人之心、活人之心、不忍之心等，它尤其注重仁、智、廉、不欺等主要美德。传统医疗活动以内在德性为基础，在医患交往过程中以内在德性作为调节力量，医生会将患者的需求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要求，对道德责任的承担是“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这样，医生认同并主动践行医疗活动的道德要求，患者信任医生的道德品质，双方形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由个体行医模式转变为团体行医模式，在道德上，由对“好的人”的侧重转变为“好的行为”的侧重，由对个体性美德的注重逐渐转变为对团体性规范的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对规范的强调增强了道德的可操作性，并有利于实现道德要求的客观化和普遍化。这种强调是对医学的促进。但是，由此削弱德性、美德的作用，认为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是“规范”［8］31－37，使得道德的内在性力量和外在性力量之间失去了张力，这势必会影响道德要求的践行。总之，道德作用的发挥需要在内在德性和外在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形成合力，道德建设需要“合内外之道”。道德规范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内在德性基础上的，如果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单纯依靠道德规范的调节而失去内在德性的保障，那么道德要求就会沦为形式，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就难以建立。实际上，在调节医患关系的形式上，我国医学事业不仅越来越倚重道德规范，还增加了法律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的增加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德性做基础，很难取得实质上的成效。就法律手段来看，依靠法律约束医患双方，医生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不仅会变得更为被动，而且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因此，“2002年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求医生在医疗纠纷中要证明自己无过。这一点现在被普遍认为是过度医疗的开端，医生为了避免有一天对簿公堂时无法自证清白，用‘可做可不做的检查都做’的方式提早准备‘证据’。”［1］可见，没有内在德性的支撑，法律手段不仅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增加新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要求（从2014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均须和患者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双方承诺不收、不送红包以及贵重的物品。虽然这一行政手段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要求还是法律要求、行政要求，这些外在要求如果没有转化为内在自我要求，其践行就不是必然的。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从对道德规范的侧重，到增加法律和行政手段，调节力量趋向于外在化和强制化，但削弱了内在德性的作用，最终外在要求和医生内在要求之间不能实现统一，其落实就没有保证。这样，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对道德要求欠缺认同和主观意愿，其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就会是被动和消极，乃至于沦为形式，因此，患者对医生的道德品质就不能形成信任，医患道德共同体走向了分离。
四、当代医患关系局限性的弱视与医患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从生命的角度看，患者是生命需要救助的人，医生是救助生命的人，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医患之间关于生命的共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共同体。虽然医学在救助生命这一方向上的追求是无限的.，“医术造成健康是由于本性”［5］29，但表现在特定时期，医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进一步看，医学虽然高扬“救死扶伤”的旗帜，但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现实中，医学总呈现为一门“有缺憾的艺术”。作为患方，基于医学的局限性，对不能治疗尤其是病人死亡的情况形成客观的理解和评价，对医患交往有深刻影响。但患方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医学的引导。在传统医学史上，对于医学的局限性，医生是很关注的。据《史记》记载，因为医术高超，扁鹊在当时“名闻天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以为他能使“死人”复活，听闻这样的赞语，扁鹊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自当生”是医生努力的前提，“非能生死人”则是医生能力的限度。对医学的局限性表现得客观且清醒。因此，中医比较关注“死症”。如《黄帝内经》中说，“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素问·三部九候论》）。“死证”代表着生命危机的讯号，洞晓这一讯号，一方面可以救其于萌芽中，另一方面如果死亡已无法挽回，那就只好“顺天”以对之。所以，遇到不能救治的情况，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就会以实相告。与此相同，在西方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也曾明确指出“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医学无能为力”［5］15。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很多“不能”变为“能”，医学能力持续增强，这种发展趋势甚至使人类具有了“上帝”的能力，充当起“上帝的角色”。在医学凯歌高奏、能力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习惯了医学之“能”，以至于忽略了医学本身永远存在“不能”。在医疗活动中，医学遗忘了谦虚，医生也往往傲慢。由于医学对自身局限性认识变得弱视，欠缺对患者的正确引导，人们对医学能力的要求和期望拉高，以至于“现代人已无法接受死亡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如此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13］655这种认识带给医患交往很深的隐患。在今天的医疗活动中，当患者死在医院时，往往成为医患产生冲突和纠纷的导火索。“患者无论得到多么好的治疗，如果没有治好要走向死途，那么绝对是不甘心的；而患者家属在患者去世后总要把怒火集中投向医生与医院，绝不肯接受这样的后果”［13］655。患者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固然是医患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但从医学角度看，则反映出强化对医学局限性认识的重要性。客观评价医学能力，可以推动人们正确理解死亡。而在医学对其局限性弱视的背景下，由于欠缺对患者关于医学能力客观评价的引导和教育，患者不能正确理解医学“不能”的情况，医生和患者在对死亡的认识上欠缺共识，导致了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医患关系的问题是医患共同体的分离，因此，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发展趋向，进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际上是医患共同体的重建。如果说，医患共同体的分离是医学偏离了其本身的结果，那么重建医患共同体，实际上是医学向其本身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至少需要医学回归“善”的属性以此重建医患利益共同体。需要医学大大提升其人文精神，以此使医患重回情感共同体。需要医学强化对德性力量的重视，以此重建医患道德共同体。需要医学客观面对其局限性，引导人们的死亡观念，以此实现医患生命共同体的重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医患共同体应该是在医患“主体间性”（胡塞尔）基础上的重建，不能以共同体的统一性、整体性取消医生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当前医生的人身安全屡遭危险的情况下，更应关注医生的合理权益。这应该成为医患共同体重建的一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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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
5、论文正文：
(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a.提出-论点;
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
d.结论。
论文提纲也可以用最简单的格式和分类，简单明了地说明论文的目的、依据和意义，甚至是两句话。这种提纲往往是用于科学论文，而且在对于各种概念有相互联系而不是孤立的出来讨论的情况下。如果总要分出1、2、3......点来写的话，往往会变成“八股文”的模式，这样的论文往往是应付式的论文，其真正的科学价值会大打折扣。
怎么写 这个需要你先对 中国医学史 有一个相应的理解
然后再划分一个框架 开头 分析 结尾等信息
有自己的一个思路后 就知道怎么创作了
医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改革是我为大家推荐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
摘要：《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学专业最为基础性的专业学科，对于学生今后的专业知识能力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
因此，必须重视这一门学科教学。
尤其是在教育面临着改革的背景下，其教育改革工作更应当成为中医学专业教学的重要内容。
本文主要分析了医学院对于《中医基础理论》教学改革的措施。
关键词：中医基础理论;医学院;教学改革;措施
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各个学院都在进行着必要的改革。
在医学院的改革重要内容就是对其基础性的专业理论科目《中医基础理论》的改革。
本文主要对这一门科目的改革措施进行了必要的论述和探讨。
1重视绪论教学，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医基础理论》的第一部门内容时绪论部门，这一部门的教学对于接下来内容的学习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因此，教师必须利用各种有效的手段，达到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
①教师可以引用经典名故。
在讲解《中医基础理论》部门时，教师就可以引入著名医学家的故事，例如华佗、扁鹤等著名人物的故事。
这些小故事的引入不仅能够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集中他们的学习注意力的目的。
同时，还能够让他们更深地了解这些著名的医学家的道德品行。
②引入多媒体教学。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多媒体已经成为教学中常见的教学辅助工具。
它集成声音、图像等为一体，大大解放了学生的思维，同时也突破了教室讲课的空间限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教学方式。
并且，这种新型的教学方式，带给学生以不一样的体验，对于勾起学生学习的好奇心这一方面具有很大的帮助。
③结合中国医学史。
《中医基础理论》中的内容与《中国医学史》这门科目之间有许多的相通之处。
这种相同性也决定了在开始学习《中医基础理论》时，应当结合中国医学史。
引入这一内容之后，学生能够正确的看到中医发展的过去，现状，从而完成这一基础上的`合理发展展望，以培养学生学习中医的信心。
而且，相比较于枯燥的理论，历史的内容更加的活泼和引人入胜，对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来讲具有重要的作用。
2丰富教学手段，塑造活泼的课堂氛围
科学的教学手段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还能够帮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知识的理解，并且还能够达到帮助学生建立良好学习习惯的目的。
因此，在《中医基础理论》教学的改革当中，应当有意识的丰富教学手段，以为学生营造一个和谐而良好的学习环境。
目前，常见的集中有效的教学手段主要有以下几个。
①引入案例教学，帮助学生理解晦涩的理论知识。
例如，在讲解肝脏功能时，教师就可以以感冒和感冒的症状为案例，为学生讲解肺功能在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作用，同时将涉及到的理论知识：肺主宣肃、开窍于鼻、在体合皮等中医知识讲解出来。
又或者，在讲解人的情绪对于身体健康机能的影响时，教师还可以利用一些文学上的典故进行具体的说明。
例如，范进中举的典故说明了喜伤心、喜气缓。
对于帮助学生消除中医理论枯燥的学习情绪，以及帮助他们尽快理解理论，从而树立学习的信心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
②使用启发式教学。
在素质教育改革理念的引导之下，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中心主体，教师只是扮演者引导者、指导者的身份。
因此，在进行《中医基础理论》教学的改革中，教师必须引入启发式的教学方式，以帮助学生形成一个自主探究形式的主动学习模式。
这就需要教师在实际的理论教学中，要善于利用恰当的时机向学生抛出问题，以激发他们潜在的求知欲望。
这样的一种形式，能够让学生在发出疑问，提出问题，寻找答案，总结学习，提出新的问题......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当中，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
自主合作探究式的学习方式，还能够有效的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对于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帮助他们在今后的医学学习上取得更大的进步具有非常大的帮助。
另外，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辅助学习为辅的教学方式。
③加强中医基础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任何一门学科都与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医更是关系到人的身体健康。
也就是说，任意两门学科之间都有着一定的共同特点。
所以，教师应当抓住学科之间的相同点，积极引入其他学科的知识，以达到开拓学生视野，增强学生对于中医理论知识理解以及帮助学生对这一知识形成系统的认知的教学目的。
3加强教材建设，促进学生中医思维模式构建
建材是学生理论知识学习的根本依据，也是教师进行教学的权威指导。
因此，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改革当中，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于教材的建设。
在建材的建设当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则需要遵循。
首先，要紧跟时代潮流。
中医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其重要的经典也多以古文的形式呈现。
而对于从出生就是以白话文的形式在学习的大学生来讲，古文虽然保证了教材的权威，却也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严重的甚至会造成学生的排斥情绪。
因此，在进行教材的编纂时，应当保证古文的数量，即使有古文的出现，也应当做好必要的注释。
其次，教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完成教材的二次编排。
这就要求教师必须熟悉教材结构，并能够根据自己的专业水平完成更益于学生接受的科学编排。
再次，增加传统的知识和文化内容，并尽可能的以学说代替理论，以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加具象的教材。
最后，编纂必要的配套教材。
这也是帮助学生完成由理论向临床实践过渡的重要方式。
所以，医学院的学生必须建立起专业性的中医思维模式。
这就要求教师在中医理论知识的讲解之前就能够向学生讲明中医思维模式结构的特别之处。
在素质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之下，《中医基础理论》教学的改革时顺应潮流的必然，也是能够培养出具备更为扎实的中医理论储备人才的方式。
而且，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改革，也是为中医学专业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保持其持久发展动力的重要举措。
因此，必须重视《中医基础理论》教学的改革。
在改革中除了要从学生的角度，培养他们学习中医的兴趣之外，还应当从教师的角度出发做好教学手段丰富和教材建设的重要工作。
只有这样，《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改革才能够彻底，也才能够达到提升中医理论教学效果，实现其教学木目标的目的[1-3]。
参考文献：
[1]张竞之，刘彬，刘慰华，等.浅谈西医内科学在中医专业中的教学改革[J].医学理论与实践，2014(9)：22-23.
[2]李逊.基于专业特点的中医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卫生职业教育，2014(16)：45-46.
[3]李新明.关于中药专业中药学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健康必读(下旬刊)，2012(4)：60-61.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医学，是预防与治疗疾病的艺术与科学。医学史不仅包含着“形而下”的医疗器械与技术、亦即医学历史客观发展的内容；更是反映着“形而上”之道，也就是医学模式的演变。
医学史，顾名思义就是医学的历史，
（论） 它是以医学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科学
（文） 。历史就是指过去的人类社会活
（带） 动，故有了人类便有了历史。医疗行为是
（泻） 随着人类的产生发展而
（请） 产生发展的。因此，医学有着十分悠久的历
（家） 史。随着人类不不断发展与进步，医学的
（泥） 器械与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
（称） ，在这种发展中，也发生了医生的地位
等一系列的医学方式的改变，人们逐步改变了对疾病、对讲康的认识，也就是医学模式的进步。
从历史上来看：医学的发展可谓经历了：史前原始医学、奴隶社会医学、中世纪医学、文艺复兴时期医学、17、18、19、20世纪等多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医学史的发展与世界相对独立，故又另分为萌芽、奠基、兴盛发展、近现代中医等几个阶段）。本文主要从史前医学到中世纪、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 两个阶段来论述医学史与医学模式的发展。医学史的发展相对客观，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进步的，呈现出明显的历史时期；而由于医学模式是形而上的哲学层面的医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故医学模式的转变是界限不明显、改变不彻底的。从先后产生顺序可大致分为：神灵主义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机械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以及最新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时已至今，但仍有许多落后地区和偏远山区信奉原始而不可学的神灵主义医学模式，由此可见医学模式发展的多元化与各种医学观点的共存是很现实的情况。
人类不同于动物，主要在于人有自我意识与较高的智力：人类懂得保全自己，主动与自然界斗争，而不是与大多数动物一样只是躲避。疾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人类在原始社会中与自然界长期斗争，出于生存和繁衍的本能，开始与各种疾病作斗争，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产生了一门新的技术——医学。由于原始时期人们的认识能力低下，对几乎所有生命现象都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人们无法理解生死祸福的超自然力量，只能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支配着人类，所以这一时期医学的主要形式是巫术、对神的崇拜、祭祀等；相应的，这一时期的医学模式主要是神灵主义医学模式，具体体现为无疑混杂的医疗行为等。之后人类逐渐进入奴隶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一些人开始对自然现象进行思考，于是产生了朴素的自然哲学观念，产生了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并影响着医学史的发展。哲学家们开始试图用哲学思想来解释医疗经验，于是产生了希波克拉底提出的“四体液学说”、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等等，这些理论可谓在原始经验与神巫医学基础上的理性升华。到了中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阿拉伯医学对世界医学的影响逐渐增加，而许多药学、病理学研究也都取得了进展。而此时的中国却基本未受影响，中国文明继续沿着其轨道向前发展，中国的中医学也在继续蓬勃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经典著作、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正是由于此时期中国医学发展的独立性，至今来讲中医还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医学存在。
至此，由原始社会到中世纪的医学历史、医学模式发展基本讲述完毕，不难看出，在中世纪以前，世界医学发展经历了由巫术到医术、由感性到理性的变化，而中外医学的发展也基本上是同步的，但自从中世纪在往后，由于前文所提到“中国文明未受到欧洲太多干扰”之原因，中医与西医分道扬镳。
在文艺复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十七至十九世纪为止），西方医学在哲学的蓬勃发展中，逐渐受到唯物主义的影响，出现了许多医学学科，也开始了对病因的追寻，西方医学进入了科学发展的轨道。17世纪以后，随着物理学的发展，人们学会了用显微镜等器械研究人类，以至后来人们甚至认为人体类似机器；化学的发展也使人们认为人体的生理反应不过是一系列的化学变化；这种以机械唯物论为基础的医学模式的医学被称为机械医学模式。这一阶段，西方医学得到了迅猛发展，特别是在19世纪，进化论的重新提出与细胞学说的建立使医学的发展进入了更加系统化、理性化的生物医学模式，人们开始从组织胚胎学、药理生理学、病理生理学等各个生物医学相关学科来进行对医学、对疾病本质问题的研究。医学的研究与发展进入了细胞、亚细胞水平，而各种医疗理论与医疗技术也先后出现，医学逐步进入现代模式。而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则决定了中国中医发展的独立性与相对封闭性，西医在这一阶段也进入了中国，但是中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方式并未受太多的影响，两者处于并存的状态。
纵向来看：通过回顾医学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医学模式的转变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规律：医学每前进一步，都带有明显的历史痕迹，但又都不是简单地重复历史，而是在不断地继承历史，同时又不断地超越历史和不断地创造历史。
横向来看：目前可谓中西医并存；西医整体是建立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属于实验医学，所有技术都是有据可依的，但是它的发展过于追求分部化、分别研究，而忽略了人的整体性；中医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经验医学，是几千年的历史中通过积累大量经验而总结得出的，许多治疗技术无法明确说出其机理，但中医的经验性直接决定了其对人体整体的关注，中医的许多理论在目前看来是十分科学、正确的。
医学史的发展是曲折而多元的，医学模式是随着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一文难以概括，惟愿能以此说明一些问题，能引发一些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