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晓峰
几个月前，应《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之约，答应写一篇关于专访著名歌唱家克里木的回忆文章。由于各种原因，迟迟未能动笔。昨晚，在新闻中得知克里木老师已于3月3日逝世的消息，心情突然变得有些沉重，一来觉得有些意外，二来也有没及时交稿的遗憾和负疚。
这份复杂的情感源于二十多年前一次难忘的采访经历。
1989年，我参军来到了新疆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一所军营。其前身是王震将军的359旅，传统光荣，英雄辈出。几年前获悉，“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张富清还是自己一个团的老前辈。
在部队，自己是团机关一名通讯员，平时喜欢动笔，偶尔会有“火柴盒”、“豆腐块”见诸报纸。1992年8月，一个偶然的机会，领导推荐我去当地的阿克苏报社学习，从此生命中有了一段当记者的经历。
生活往往是被无数的偶然组成的。采访克里木老师就缘于这样的偶然。
到报社学习不到一个月，一天下午临下班，记者哈星悄悄告诉我，著名歌唱家克里木来阿克苏了，你想不想去采访。一听克里木，顿时就来了精神。因为自己从小生活在军营，很早就听过他的歌，熟悉这位维吾尔族歌唱家。刚来报社学习不久就能采访到一位名人，自然高兴异常。
原本想着他带我一同采访，但他告诉我报社领导给他安排了另一件重要采访任务，若想去就只能是我自己。那时刚 20 出头的我没有一点犹豫，立即答应了。当问到在哪去采访，怎么去采访时，他说歌唱家住哪他也不知道，这个要问市委宣传部。
回到部队，第一件事情就是翻出自己平时积累的各种报纸、《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歌曲》等杂志，看看能否找到有关歌唱家的一些资料。以便采访的时候快速进入话题。遗憾的是除了在《解放军歌曲》找到一张歌唱家封面照片和一首曲谱外，再无其他的收获。
第二天一到报社，我就是给市委宣传部打电话，想问问克里木老师的行程安排，住在哪里，准备去采访。电话那头迟疑了许久，工作人员可能自己还不知道这件事，似乎也在惊讶我是怎么知道的。直到请示领导后，才告诉了我一个住宅区的大致位置。并且告诉我克里木老师可能下午晚些时候才能回来。
两点左右，我悄悄遛出了报社大门，想早早开始自己的专访，似乎生怕别人知道这事，抢了我的采访素材。
大约十几分钟的行程，我来到了一处普通的居民小区，一院连着一院的土坯平房映入眼帘。按照给定的地址，在问了几户人家后，才确定了其中的一家就是克里木老师暂住的亲戚家的住宅。
去敲门，里面无人应答。或许还没回来，我安慰自己，过一会儿再来。便骑上自行车去大街上遛达。
在报社，编辑老师常告诫我要多读《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央级的大报、多学习，搞新闻就要培养自己的“新闻眼”。那段时间，对于新闻的敏感也似乎有了异乎寻常的提高。在阿克苏市大街漫无目的转悠等待的过程中，突然发现大街上似乎有了些变化。定神一看，才发现主要路段原有的路标都进行了更换，联想到以前“读者来信”栏目中有群众对路标标识不清的抱怨，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则新闻，骑上车就去了市城建局采访。几天后，自己撰写的《阿克苏市更换新路标》的新闻稿便被刋登。
这算是采访克里木老师的一个小插曲，也是一件意外的收获。
将近5点钟，想着克里木老师这时应该回来了，就又过去。敲门，大门里依然静悄悄的。又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还是没有动静。看看手表，时间已不早，我有些动摇，不行明天再来吧，我告诉自己。
快到营房门口，似乎心有不甘，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鬼使神差又返了回去。
第三次来到这里。我试着去敲门，这次很快就听到院子有人走动的声音，既紧张，又兴奋。不长时间就有人出来。开门的是一位中年人。我马上自报家门，问问克里木老师是不是住在这里，并说明了来意。也许穿着军装的原由，对方没有迟疑，就让我进去了。
穿过一个小院，很快就进入客厅，在客厅的左侧靠墙摆着一对沙发。最外侧坐的正是克里木老师。进来后局促的我赶紧自我介绍。由于是“突然袭击”，克里木老师显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加之刚从外面回来，似乎还有些疲惫。当听说我来采访他，提起精神，马上示意我坐下来。
来时还考虑是称呼首长还是老师，当见到这位亲切的长者时，脱口而出便是克里木老师。也许同是军人，我们很快就轻松畅谈起来。
鬓角夹杂着银丝，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克里木老师很健谈。主动给我介绍了一些他的经历。
“我是1951年从吐鲁番参军的，那时我12岁，1959年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演唱《日夜想念毛主席》获得一等奖，便留在了总政歌舞团。”
“几十年来，党和人民给予了我很多，但我仍是普通一兵，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我是演员，没有广大人民和战士对我的爱，我是不会成功的”。
他语气谦逊而平和。一时间，我甚至忘记了眼前跟自己交谈的是一位享誉全军、全国的著名歌唱家，而是一位忘年的老友。
“我不是阿克苏人，但对阿克苏的感情却很深，我以前唱过《塔里木河》这首歌。多少年来，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一直是唱着《塔里木河》走的。塔里木河养育着我们，这次我回到塔里木河畔，能为阿克苏人民演出，这是我多年来的心愿。”
“我是咱们新疆的儿子，阿克苏的女婿，我的夫人古兰丹姆就是阿克苏柯坪人。”
他用带着维语语调的普通话滔滔不绝地谈着。他的谈吐和他的歌一样，质朴优美，风趣而又幽默。
二十世纪90年代初，明星走穴、偷税、漏税在那段时间是一个社会热议的话题。按照事先的准备，我开门见山问道：“克里木老师：现在群众对我们文艺界一些演员惊人的出场价以及他们过高的经济收入议论很多，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片刻，他变得有些严肃起来。
“是的，现在是改革年代，社会在变化，发展，我们一些演员变了。他们把金钱看得很重，但艺术没看重，把人民也撇在一边了。这，我是绝对不同意的！艺术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这样做，群众当然是很反感的！我没有这样做过，在新疆也从没有卖票演出过，我将来来演出也决不会要钱的，新疆是我的娘，我怎么能跟娘要钱呢?”
他显得有些激动，反倒使我一时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将话题继续下去。然而却分明感受到了一位真正艺术家的巨大精神力量和民族情怀。这情形以及铿锵的话语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
几十年过去了，文艺界一些演员过高的经济收入、偷税漏税现象和其他丑闻还是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但每每想到克里木老师身上的那种浓厚的为民情怀，以及不为金钱和名利所累的高尚情操，使我愈罢感受到一名老艺术家的人格魅力。
“斯人已去，此情长存”。愿克里木老师的歌声永远回荡在我们耳边，其精神给我们以更大激励。
渭风石油文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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