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出版发行，中国敦煌学重要期刊《敦煌研究》迎来100期。22日，来自国内敦煌学界和出版界的近百名专家学者齐聚兰州，就《敦煌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对国际敦煌学的贡献进行了座谈。
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
这本书既是樊锦诗的个人传记，更是近代以来几代敦煌人发现敦煌、守护敦煌、光大敦煌、传承敦煌的集体记忆。樊锦诗本无意给自己留下传记，但她认为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让敦煌的巨大价值和宝贵财富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应该让大家知道那些敦煌守护者的故事，他们中的不少人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敦煌事业，他们的故事生动而鲜活，他们的精神富足而清澈。樊锦诗正是他们中的一员。
“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书看至一半时，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年轻的时候应该活的灿烂，尽最大可能去接触探索未知世界，要敢闯敢干。中年时应沉思提炼，从“不惑”到“知天命”，形成完整的认知体系，明确自己的方向定位。老年时呢？一是冲刺人生新的高峰。方向已定，功力已深，犹如武林前辈，正是独树一帜，光大门楣的黄金时代；二是查漏补缺增加幸福感。经验有了，经费富足，想想看还有什么想干还没干的，哼着小曲快乐的去一一实现。这种想法是怎么冒出来的？我也搞不清楚，应该是书里的内容引起的触动吧。
季羡林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聚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莫高窟创建于公元366年，其间连续建造时间达千年之久。唐王朝前期，敦煌石窟的营造达到了极盛，敦煌文化进一步融汇了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以及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文化。这时，敦煌再次成为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中西文化交流、绿洲农业发展、佛教及佛教艺术及道教的发展，都达到空前水平。”
“唐中期到宋代，中国经济的中心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海上丝绸之路逐渐代替了陆上丝绸之路，敦煌及其周围一些城市随即衰落。到了宋代，中国出口的产品多为瓷器，航海和造船业的发展，直接促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导致敦煌失去了作为中原与西域地区文化和贸易中心的重要性，莫高窟也就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视野。元代以后，敦煌就停止了开窟。莫高窟逐渐荒废。”
读完合上书的那一刻，被感动了多次。
感动于敦煌虽然经历重重磨难，终于得以重新焕发新生，并以她那举世无双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立刻反哺中国绘画，极大丰富了中国艺术乃至世界艺术的内涵和想象，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博大与辉煌。
感动于这些为敦煌重生做出了贡献的每一位坚守者、追随者、奉献者、修行者。他们的故事，为无比灿烂的敦煌艺术更增添了独特的人文景致。在他们的故事里，我第一次对“筚路蓝缕”有了形象的认识。
我也感动于樊锦诗的故事。樊锦诗一生坚持，正像是经变画里所呈现的，历经磨难却仍然“守一不移”。她为敦煌倾尽了全力，在众多成就面前反而越来越归于平静。“她选择敦煌和莫高窟作为自己心灵的归宿，敦煌和莫高窟选择了樊锦诗向世人言说它的沧桑、寂寞、瑰丽和永恒。”
我觉得樊锦诗目前的状态已接近涅槃。她曾说过，“有人问我，人生的幸福在哪里？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的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
樊锦诗“一生的成就都源自她的心，她一生最高的成就就是她的心！”
借此机会，我把我所了解到的为敦煌重生做出过贡献的人物做了一个简单梳理，向以他们为代表的“敦煌人”致以敬意。
罗振玉：1908（光绪34年）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首次向国人介绍了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情况。在他的努力下，清廷学部命甘肃布政使查封了敦煌藏经洞，将敦煌遗书悉数解送回京。
王国维：协助罗振玉做敦煌藏经洞整理工作。最早对敦煌写卷曲子词予以关注、介绍和辑录。
陈寅恪：首提敦煌学学科概念。亦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地也”。
张大千：1941至1943年在敦煌莫高窟一住三年，学习临摹六朝和隋唐壁画。张大千认为，“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达史。”1941年10月5日，张大千对来到敦煌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提议，尽快把敦煌收归国有，并立即建立起一个保护机构。于右任很快向国民政府递交了提案。此为张大千于敦煌之功。但张大千为方便自己学画，也有不少破坏壁画行为，体现出自私自利的一面，此乃于敦煌之过。
向达：翻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敦煌俗文学的拓荒者。
常书鸿：40年代举家迁居敦煌直至1982年搬去北京，死后就埋葬于宕泉河边。曾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在他的主持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了敦煌彩塑和壁画临摹的黄金时期。
段文杰：1946年来到敦煌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接替常书鸿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二任所长，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倡导敦煌研究院从过去以敦煌艺术临摹为主，拓展到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石窟图像、敦煌文献、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多领域研究。主持创办《敦煌研究》专业核心期刊。
季羡林：率领敦煌学界编写了《敦煌学大辞典》。
姚宗颐：首提“敦煌白画”概念。其《敦煌曲》《敦煌曲续论》是敦煌曲子词的先驱之作。其编撰的《敦煌书法从刊》是最早对敦煌书法予以系统整理和介绍的一部著作。首创中国画“西北宗”之说。
平山郁夫（日）：1988年陪同日本时任首相竹下登访问敦煌，促使日本政府无偿援助十亿日元建设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个人将举办画展的全部收入两亿日元捐赠敦煌研究院。促使日本几大财团资助中日两国文物保护、美术、敦煌学专业人员交流培训，“至今已持续34年”。
樊锦诗：1938年生于北平，1963年北大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至敦煌工作至2018年。1998年60岁时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曾顶住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推敦煌上市压力，制定《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主持推动“数字敦煌”建设，以数字技术永久储存敦煌信息，实现敦煌网络游览。完成《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考古报告。
彭金章：樊锦诗先生。带领开展敦煌北区考古，撰写出版《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3卷）。
常沙娜：14岁就随父亲常书鸿在敦煌临摹壁画。运用敦煌练就的童子功，参与设计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顶灯装饰。设计了1952年北京亚太和平会议礼品丝巾。主持并设计了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区的大型礼品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
孙纪元：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了29年的古代雕塑临摹研究及雕塑创作。
何鄂：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12年，创作了兰州黄河岸边的黄河母亲雕塑。
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帮助敦煌研究院监测洞窟微环境、修复壁画，监测莫高窟周边风沙，尝试制作数字壁画档案等。
最后提一点本书一个小小的不便，插图太少，每每谈到某某窟的功能主题及艺术特点，就难免让人捉急。
敦煌九层楼禅定佛笑容的启示：过去的已经不能追回，未来根本不确定，一个人能拥有的只有现在，唯一能被人夺走的，也只有现在。
关于敦煌壁画的文献有哪些？如何读懂壁画中的故事？敦煌壁画艺术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不朽丰碑。不仅学者、艺术家对其艺术成就叹为观止，普通人也能从中感受到无穷的艺术魅力。
《如何读懂敦煌》是中国美术学院教师何鸿所著的关于敦煌的读本。这本书没有对敦煌壁画泛泛而谈，而是从敦煌城市的起源、石窟的建造和壁画的制作、使用颜料来源等角度入手，呈现敦煌壁画艺术背后的方方面面。了解这些之后再观瞻敦煌壁画，或许会对这些艺术作品有更深刻的感悟。
敦煌壁画的文献有很多。僧人修行打坐时，首先要看图像，据说这就像看到佛一样。为了满足这种修行、沉思和冥想的需要，他们很早就根据佛经在石窟的墙壁上绘制了各种佛的故事。佛陀的修行只是一个不断 "奉献自己 "和牺牲自己的过程。佛陀不是偶然成佛的，也不是在菩提树下修行而成佛的。相反，他是通过无数次的前世和世代的修行而成佛的。乍听起来像是一个黑暗的童话故事，与我们理解的世界不太一样。
但这就是佛陀历代修行的过程。除了 "王子舍身饲虎 "外，敦煌壁画中佛前最常见的故事是 "舍卫王割肉饲鹰"，令人心酸。敦煌壁画中还有一个不属于这两种故事范围的故事：一般说来，500个阿罗汉谈佛。一群500个土匪在一次意外中变成了500个盲人，被佛祖转化为500个阿罗汉。这种因果关系的故事称为因果关系的故事。这本书不是泛泛地讲敦煌壁画，而是从敦煌城的起源、石窟的建造和壁画的制作、颜料的使用等方面，来介绍敦煌壁画艺术背后的各个环节。
了解这些后，你再去看敦煌壁画，也许你会对这些艺术品有更深的了解。对石窟的建造过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庄子岭石窟，最初形成连体结构。选择最好的岩石，做好工程，进行镌刻。石窟建成后，将与整个莫高窟的环境一起描绘出来，并加入木质石窟建造前的屋檐内容。
敦煌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在千年的悠远时光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沿着丝绸之路在此汇聚，塑造了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演绎了丰富多彩的敦煌故事。在21世纪的今天，讲好敦煌故事，一方面需要继续挖掘敦煌文化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和现代精神，另一方面则需要作家和艺术家创作出丰富多彩的融合敦煌文化的文艺与文学作品。纵观当代甘肃文学的发展，敦煌是甘肃作家非常钟情的题材和精神宝库，可以说，敦煌和敦煌文化滋养了当代甘肃作家和甘肃文学，同时当代甘肃文学对敦煌的书写和对敦煌精神的传承与建构反过来也丰富了敦煌文化，甘肃作家正在成为书写敦煌文化的生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