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真语文研究领域，对女真文本身的文字学探讨并不多见，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基于女真字直接参照契丹字和汉字而创制而缺乏自身特色之故；更多的研讨还是侧重于现存文献的释读和女真古语的构拟，即使是对女真文的本体研究其动因亦在于此。19世纪末，德国人葛鲁贝（W.Grube）将明代永乐本《女真译语》之柏林藏本译为德文并与满蒙语作比较研究，撰成《女真语言文字考》（DieSpracheundSchriftderJu?en，1896）一书，为现代女真语文研究的先声。进入20世纪，随着女真文文献更多地被发现，中外研究学者也不断增加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上半叶，女真语文研究方面成果辈出的学者为中国的罗福成，他对当时所见的女真文碑刻大多加以考释并取得初步成果；其时日本方面亦有多位学者在调查碑刻和整理女真译语和来文方面贡献卓著，最后的成果汇集见于安马弥一郎所编撰的《女真文金石志稿》（1943年）。进入20世纪下半叶，在女真文字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日本人山路广明，代表作为《女真文制字研究》（1958年油印稿，1980年正式出版）；对女真语文研究提出过建设性意见的是匈牙利人李盖提（L.Ligeti，代表作为Notepréliminairesurledéchiffrementdes?PetitsCaractères?Joutchen，1953）和韩国人李基文（代表作是《中古女真语的音韵学研究》，19）；碑文考释方面用功甚多的有日人田村实造对《得胜陀颂碑》的三次释读；集大成的研究论著则是国人金光平和金启孮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64年。文物出版社，1980年）以及金启孮的《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金启孮和乌拉熙春的《女真文大辞典》（明善堂，2003年）、《女真语满洲通古斯诸语比较辞典》（明善堂，2003年）；戮力研治《女真译语》的成果是美籍日人清濑义三郎则府（G.Kiyose）的《〈华夷译语〉中女真语言文字的研究》（AStudyoftheJurchenLanguageandScriptintheHua-II-Yu，1973）和澳大利亚人康德良（D.A.Kane）的《四夷馆汉语－女真语词汇》（TheSino-JurchenVocabularyoftheBureauofInterpreters，1975）；在此基础上又有金启孮的学生齐木德道尔吉、和希格对女真语语音的再次构拟以及相应语法的探讨（《女真译语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增刊）。《女真译语》的最新研究成果，见于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的《明代の女真人──『女真訳语』から『永宁寺记碑』へ──》（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9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庆源郡女真大字石刻》和《北青女真大字碑》的最新研究成果，见于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吉本道雅的《韩半岛から眺めた契丹女真》（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此外，对西安碑林发现的女真大字残页的综合研究成果见于乌拉熙春的《女真文字书研究》（风雅社，2001年）；对黑水城出土的金代女真大字残页的最新研究成果见于乌拉熙春的《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松香堂，2009年）。此外，尚有西方学者伟烈亚力（A.Wylie）、德微里亚（G.Devéria），日本学者山本守、渡边薰太郎、石田干之助、长田夏树，韩国人金东昭、中国学者贾敬颜、黄振华、穆鸿利、刘凤翥、金适等都为女真语文研究有所贡献。
1960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历史系，分配至内蒙古教育厅工作。1961年3月调至内蒙古师范学院（今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目前致力于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明代蒙古史的研究。主要论著《柔然源于杂胡考》，《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明代题记探讨》，《内蒙古大学学报》（历史学专号）1981年增刊《早期拓跋鲜卑的社会状况和国家的建立》，《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明代蒙古牧民逃亡与起义丛考》，《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明代蒙古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
1．论新时期蒙古族小说之悲剧属性 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 1995年3期2．论那·松代的散文“高峰上的爱”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95年2期3．试论策·杰尔嘎拉评论文章 金钥匙 1996年2期4．蒙古族《男子三项那达慕—原型研究》（一） 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2000年2期5．《阿力码斯之歌》的博克（摔跤巨人）原型 内蒙古社科院《蒙古语言文学》2000年4期6．蒙古族《男子三项那达慕—审美意义研究》（二） 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2000年3期7．长篇小说《僧俗人间》之文化意识研究 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2001年2期8．科尔沁文学“出众意识”的深层内涵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3期9．文学作品中的“牺牲品”形象及其审美价值内蒙古社科院《蒙古语言文学》，2002年2期10．新时期蒙古文学思潮论（第一作者）内蒙古社科院《蒙古语言文学》，2002年4期11．新时期蒙古文学思潮的特性 内蒙古大学学报（蒙）2002年3期12．科尔沁文学之现实精神浅析 内蒙古大学学报（蒙）2002年增刊 短篇小说《火眼金睛》，“花的原野”期刊，1995年2期。
政策的好于坏首先应该看是否对当今的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第二是不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和需要。
第三历史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史学界掀起了一次研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高潮，其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1基本持否定态度
持这种意见的以复旦大学的姜义华为代表，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十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旧俄国专制主义长期统治下形成的政权万能论以及宗法式的情绪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头脑侵袭的结果。（注：杜立克《喀琅施塔得叛乱及其教训》，《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增刊）杜立克也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采取的办法是完全错误的，是由于党的一些领导人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动，试图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此外，也有人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成绩有限，错误严重”。
2基本持肯定态度
这种观点以北京大学的谢有实为代表，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是超越了客观历史阶段，而是战时客观现实的反映和需要，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保全了社会最主要的生产力——工人和广大劳动群众，保全了遭受战争破坏的工业，为恢复生产保全了前提条件。战时共产主义不是农业社会主义。（注：谢有实：《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世界历史》1921年第1期）另外，许多人的文章也强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供应前线，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从而巩固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保卫了国家独立。
3具体分析的态度
王斯德、叶书宗认为，否认战时共产主义的历史作用，把它看成是造成当时种种灾难性后果的根源是离开了历史的分析。战时共产主义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从1918年6月到1919年底，主要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后期从1920年到1921年初，此时才把适用于战争环境的特殊措施，用来进行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以便“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王斯德、叶书宗：《也论列宁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张培义指出，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的不同阶段，因而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些措施产生于战争环境，使国家能集中人力、物力，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由于领导人企图借助这些措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最后造成严重后果，引起人们强烈不满和生产力下降。（张培义：《战时共产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总结》，《山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11期）此外，张驰、黄济福都具体分析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历史功过、经验教训。（张驰《如何评价苏维埃国家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世界经济》1980年第6期。黄济福：《也评苏俄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苏联历史问题》198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