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
【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始终不能解开。出生在我之前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出生在我之后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拜他为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的，哪里用得着知道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因此，无论高低贵贱，无论年长年幼，道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也难了！古代的圣人，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才智不及圣人也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圣明，愚人愚昧，大概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吧?
爱自己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糊涂啊！那些儿童的老师，教他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知句读要问老师，有疑惑不能解决却不愿问老师；小的学了，大的却丢了。我没有看到他的明达。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等等，就聚在一起嘲笑他。问他们（为什么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懂得的道理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则足以感到耻辱；以官大的人为师，则被认为近于谄媚。”哎！求师之道的难以恢复由此可以知道了！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智慧竟然反而比不上这些人了，这真是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同行，那么里面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所以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接受道理有早有晚，学问和技艺上各有各的专门研究，如此而已。
李家的孩子叫蟠的，十七岁，喜欢古文，六艺的经文和传记都普遍学习，不被耻于从师的世俗限制，向我学习。我赞赏他能履行古人之道，写《师说》送给他。
韩愈的教育思想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道理在哪,真正的老师就在哪），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
他把“道”作为择师的根本标准。他认为可为师者，不在于其年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而在于其懂得“道”比自己早或比自己多。
师与生的关系，是以“道”和“业”来衡量的。谁先有“道”，谁有专“业”学问，谁就是教师。教师不受年龄、地位、资格等限制。
在一定条件下，老师比学生懂得道理要早一些、多一些，在某些方面是有专长的，做学生的应向老师学习，同时学生在老师启发教导下，也在不断提高，在某些方面会有独到之处，或有专长。因此老师也要向学生学习。
扩展资料
韩愈的主要成就：
1、文学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门人李汉曾编其遗文为《韩愈集》四十卷，今有《韩昌黎集》传世。
2、教育
韩愈曾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世和提携人才的文章。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
3、思想
韩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他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其实就是复兴儒学的重要手段。
4、政治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对于韩愈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学者郭预衡指出：韩愈《平淮西碑》的主要倾向是“反对藩镇割据，而歌颂平叛的胜利；赞扬主战派，而批评主和派”。
全文内容：
师说 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白话翻译：
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靠（他）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啊。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的问题）？（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始终不能解答了。
出生在我前头（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做老师；出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做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
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就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
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原因）大概都出在这里吧！（人们）爱他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
（是）教孩子们文字，（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老师），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大）道理，解答那些（有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理解（书本上的）字句，不能解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有的（书本上的字句）向老师学习，有的（大道理的疑难）不向老师学习；
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却反而）放弃（不学），我未能看出那种人（是）明白（事理）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他们）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一听到有人）称“老师”称“弟子” 等等，就许多人聚（在一块儿）讥笑人家。
问他们（为什么讥笑），（他们）就说：“那个（人）同那个（人）（指老师和学生）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啊，（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可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
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好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君子们认为（是）不值得一提的，现在君子们的见识竟反而比不上（他们），可真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三个人同行，（里面）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
因此，学生不一定（永远）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样样都）比学生贤能，（老师和学生的区别只是）听到道理有的早有的迟，学问和技艺（各）有（各的）专长，（只是）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叫）蟠（的），年纪十七（岁），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他）不受（当时士大夫那种耻于从师的）时俗的限制，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正道，（所以）写（这篇）《师说》送给他。
扩展资料：
作品鉴赏
文中虽也正面论及师的作用、从师的重要性和以什么人为师等问题，但重点是批判当时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中的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就文章的写作意图和主要精神看，这是一篇针对性很强的批驳性论文。
文章开头一段，先从正面论述师道：从师的必要性和从师的标准（以谁为师）。劈头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这个论断，紧接着概括指出师的作用：“传道受业解惑”，作为立论的出发点与依据。从“解惑”（道与业两方面的疑难）出发，推论人非生而知之者，不能无惑，惑则必从师的道理；
从“传道”出发，推论从师即是学道，因此无论贵贱长幼都可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一段，层层顶接，逻辑严密，概括精练，一气呵成，在全文中是一个纲领。这一段的“立”，是为了下文的“破”。一开头郑重揭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就隐然含有对“今之学者”不从师的批判意味。势如风雨骤至，先声夺人。
接着，就分三层从不同的侧面批判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先以“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作对比，指出圣与愚的分界就在于是否从师而学；再以士大夫对待自己的孩子跟对待自己在从师而学问题上的相反态度作对比，指出这是“小学而大遗”的糊涂作法；
最后以巫医、乐师、百工不耻相师与士大夫耻于相师作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智不及他们所不齿的巫医、乐师、百工。作者分别用“愚”、“惑”、“可怪”来揭示士大夫耻于从师的风气的不正常。由于对比的鲜明突出，作者的这种贬抑之辞便显得恰如其分，具有说服力。
在批判的基础上，文章又转而从正面论述“圣人无常师”，以孔子的言论和实践，说明师弟关系是相对的，凡是在道与业方面胜过自己或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可以为师。这是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一观点的进一步论证，也是对士大夫之族耻于师事“位卑”者、“年近”者的现象进一步批判。
文章的最后一段，交待作这篇文章的缘由。李蟠“能行古道”，就是指他能继承久已不传的“师道”，乐于从师而学。因此这个结尾不妨说是借表彰“行古道”来进一步批判抛弃师道的今之众人。“古道”与首段“古之学者必有师”正遥相呼应。
在作者的论说文中，《师说》是属于文从字顺、平易畅达一类的，与《原道》一类豪放磅礴、雄奇桀傲的文章显然有别。但在平易畅达中仍贯注着一种气势。这种气势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理论本身的说服力和严密的逻辑所形成的夺人气势。作者对自己的理论主张高度自信，对事理又有透彻的分析，因而在论述中不但步骤严密，一气旋折，而且常常在行文关键处用极概括而准确的语言将思想的精粹鲜明地表达出来，形成一段乃至一篇中的警策，给读者留下强烈深刻的印象。
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关于教学思想方面的理论。
1、关于教育目的的学说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养目标，即人才的规格。教育家的政治主张规定着培养人才的标准和要求，政治主张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韩愈的政治主张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以及“三纲”“六纪”之说。他对人才规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继传统几个要点。为此，韩愈阐发了《大学》的“修齐治平”的观点，进一步将培养目标标准化。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自韩愈起《大学》的地位被提高了。韩愈在《原道》里引用了《大学》里的一段重要的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将修心养性看成是万事之本。强调：“诚意”、“正心”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朝以后，《大学》成为独立的儒家经典，被列为“四书”之一。
韩愈所说的“清政”，是指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巩固封建国家的政权。
关于兼礼法，这里的礼指的是封建等级制度。“仁”与“礼”是儒家思想中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两个方面。
韩愈将礼乐刑政并提，做为治国之方。他奉“六经”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军事，因此，在治国问题上，他主张儒经与法律兼顾，刑政与教化并重。
礼乐是指思想文化、行为举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两者不可或缺。韩愈说的“传统”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体现“三纲”、“六纪”的封建等级制度，伦常道德和行为礼仪。
在上述诸标准中，忠群是核心内容，清政、兼礼法、重传统都是培养忠君，实行忠群思想的必然要求 ，儒生具备了这些品德，就可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按着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内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一是道德教育，包括仁义道德的整套儒家论理；二是知识教育，包括书、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礼乐刑政。
2、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
这里所说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发 迹人性上的作用。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都谈关于人性的问题，就儒家而言，在韩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恶 ”“性三品”等学说。
他们谈论“人性”的目的，是说明统治阶级均受命于天，生来就是“治人者”，劳苦大众生来就是“愚”的、“恶”的，是“治于人者”。
韩愈是“性三品”论者。他写了《原性》一文，表达了他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则是“恶焉”。
他认为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种。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认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现都能“适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适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过与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韩愈认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转化。在“品”的内部，可用教化和刑罚，使人发生一定的改变。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内使性移动。
韩愈的性三品说，坚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他提出的“性情”之说，对宋明理学是有影响的。
3、对教师问题的论述
韩愈在教育史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关于“师道”的论述。唐德宗贞元18年（公元802年），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耻学于师”的风气，而且，这种风气已从魏晋始流传几百年了，“师道之不闻也久矣”，当时韩愈刚进国子监当四门博士，面对这种不良风气，为恢复师道，不仅自己抗颜为师，并做《师说》，对师道作了精辟的论述
当时柳宗元评论说：在“师道不存的情况下，唯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师说》的基本精神与“古文运动”中的“文以载重”的思想是一致的。
《师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它的思想意义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师道的观点，是有创见的，是韩愈教育思想的精髓，为我国教育史提供了新的比较进步的见解。
《师说》这篇文章虽然只有456个字，但它精湛的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历代教育工作者，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中珍贵的教育文献。是一份宝贵的教育遗产。
韩愈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也是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被后人尊奉为伟大的教育家。韩愈作为一位正直而有抱负的文人，是主张儒家积极入世的观点的。
他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教育问题对于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因而他对教育问题十分关注，终其一生都在努力思索人才问题，并积极投身教育事业。他在教育实践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
其事迹如下：在其做四门博士、国子祭酒期间不停地四处讲学，激励提携后学；在其任潮州刺史期间捐资助学，大力兴办乡校，促进了潮州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韩愈所留下来的教育论著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人才与教育问题的各个方面，其中许多都是具有建设性的观点。
从其主要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把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教学经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韩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