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6年1959年1月1日，《科学报》创刊（对开周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科学报”报名。1959年初，《科学报》创刊后不久，即召开了首次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报通讯员大会。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代表院党组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科学报》创刊后的几年内曾反复停刊复刊。到1962年11月12日第二次复刊后去掉了“内部资料”的字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作为中国科学院喉舌的《科学报》也和全国许多报纸一样停办。1966年8月13日，编辑部在当日出版的《科学报》上发表《告读者》：本报自即日起，暂时停止出版。1979～1988年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被迫停刊了12年之久的《科学报》于1979年11月2日复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代表中科院党组，以《春风吹又生》为题撰写了《科学报》复刊词。1979年12月，《科学报》首次采取院内公开招聘，从应聘的30多人中经考试调入5人。到1980年底，形成了由14名专职编采人员组成的基本队伍。1981年1月，《科学报》在北京第一次召开记者会议。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克实代表院党组到会讲话，特别赞赏报社设兼职记者的做法。1982年8月，《科学报》在国内首家刊发本报记者高景泰和宋世绵独家采写的有关中年知识分子蒋筑英事迹的长篇通讯《献身祖国光学事业的忠诚战士》，在国内引起震动。此后引发各新闻媒体连续报道，引起中央领导关注并批示，蒋筑英成为新时期中年知识分子的一代楷模。1984年1月，《科学报》由复刊后的4开8版小报改回对开大报，每周一期。1984年5月，《科学报》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前夕，编辑部在征得有关中科院分院的同意和支持下，决定在华东、中南、西北、东北地区设记者站。《科学报》1985年开始在国内公开发行，由北京邮局承担国内发行业务，当年征订份数近5万份。1986年4月，《科学报》围绕长江三峡工程开展讨论，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为推进我国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调动和发挥科学家在国家建设中的咨询、参谋作用产生了积极效果。1986年5月7日，中国科学院下达[科学报字0447号]文件，要求未建记者站的分院“应积极筹备，尽早建立记者站”。截至1987年底，《科学报》已在中科院各分院和京外直属研究所建立起记者站18个，拥有记者站专职记者23名、兼职记者40名、特约记者28名、通讯员近500名，形成了一支规模较大、有较好素质的通联队伍。1987年1月，《科学报》由周一刊改为周二刊。由主要在国内发行扩展为向国外发行(国外刊号为D995)。《科学报》紧紧依靠中国最大的科学群体——中国科学院这个强大后盾办报，特别强调科技报道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权威性。1987年，新华社记者李希光在北京对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大会的科学家的调查表明，80%的中国科学家认为在中国各家新闻媒介中，《科学报》的科技新闻报道最可信。1988年，科学报社创办国内首家科技新闻业务杂志《科技新闻通讯》，在长春编辑、出版、发行。1989年改由中国科学报社与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合办。1990年移回北京编辑发行，更名《科技新闻与写作》。1989～1998年1989年1月，经新闻出版署批准，《科学报》更名为《中国科学报》。1989年11月23日，报社激光照排筹备工作完成。1990年，《中国科学报》率先开展了科技体制改革探讨的专题讨论，在科技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引起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重视，并作了重要批示。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都作了报道。经经贸部批准，1991年12月12日，中国科学报社在厦门举办海峡两岸科技合作项目洽谈会，国内各部委600余项科技合作项目参加洽谈，引资2200万美元。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科学报》从1993年1月起由周二刊改为周三刊。1993年初，《中国科学报》揭露李富斌剽窃论文事件引发的科界打假报道引起强烈反响。这一报道与随之开展的科学道德专题讨论被两院院士评为1993年十大科技新闻之一。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科学报·海外版》于1993年7月1开始正式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海外版汉字印刷，每月一期对开8版，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主办。其主要读者对象为中国在国外的留学人员、访问学者、华裔科学家及华裔企业家，发行范围涵盖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在美国就有700多家大学图书馆有该报供读者阅览。1993年下半年，《中国科学报》率先开展“如何看待科技人员上山下海”的讨论。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报道这一讨论的进展情况，并选播讨论文章。如何看待成果鉴定，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评价体系，科学界对此看法不一致。从1993年11月12日起，《中国科学报》在一版开辟专栏开展关于“成果评审和鉴定”的讨论，首先发表了学部委员何祚庥的文章，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均予播发，新华社也发了通稿。1994年9月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发文，向全国推荐订阅《中国科学报》。该文说“《中国科学报》是一份在我国科技界颇有影响的国内外公开发行报纸。它在宣传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报道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和动态、弘扬老科学家治学经验和奉献精神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深受广大科技和教育界读者的欢迎和喜爱”。1994年，《中国科学报》开辟了《维护科学尊严》专栏，先后对邱氏鼠药、水变油、伪气功等进行揭露，起到了较好的导向作用。这年9月，《中国科学报》登报征询读者意见，95%的回信读者对本报的科学性表示满意；82%的读者对本报的导向性表示满意；79%的读者对本报的权威性表示满意。1994年10月开始，为庆祝《中国科学报》创刊35周年，有近百名我国科技部门领导、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大学校长和有关新闻单位的领导题词祝贺和鼓励。1995年6月23日，本报评论员文章《义不容辞地维护科学尊严》(黄安文撰稿，李士修改)荣获1994年度中国新闻奖二等奖。1995年10月，《中国科学报》以《我国为何与诺贝尔奖无缘?》为题展开讨论，一些专家学者就此问题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996年5月，《中国科学报》与美国《科学》杂志建立合作关系，在《中国科学报》开辟的《科学快讯》专栏中将这一世界著名科学杂志上的重要内容及时介绍给中国读者，受到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欢迎。1996年6月～9月，钱伟长等60余位大学校长向全国联名推荐《中国科学报》。推荐信说：“在我国科技界，有一份在国内颇具影响但尚未被高校师生普遍认识的代表我国科技教育界水平的科技大报——《中国科学报》，她是我们担任校长工作的同志们最喜爱阅读的报纸之一。”1996年秋，美国《科学》杂志专门撰文介绍《中国科学报》反对伪科学的情况，高度评价《中国科学报》在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伪科学和封建迷信的斗争中所起到的作用。1997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批准对《中国科学报海外版》的属关系进行调整，由中科集团代管调整为隶属中国科学报社。《中国科学报海外版电子版》改为《中国科学报电子版》。1998年1月，《中国科学报》改版，由周三刊变为周四刊(后为周五刊)，由原来每周12块版发展为每周28块版。1998年初，《中国科学报》与英国《自然》杂志建立合作关系。1998年4月，面向北京市民读者、引导市民科学生活的《科技新闻·生活周刊》推出，迅速成为北京报刊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1998年6月29日，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科学报》从1999年1月1日起更名为《科学时报》(日报，对开8～16版)。《科学时报》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由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办。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创办《网络报》，由中国科学报社和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联合主办。《网络报》首刊暨中国信息化建设论坛1998年7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998年8月13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科坛文明天地》变更为《科学新闻》杂志，由双月刊变更为周刊(8开64版)。《科学新闻》杂志由中国科学报社和中科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主办。1998年10月，第一届中共中国科学报社党委和纪委成立。1998年10月29日，中国科学院批准中国科学报社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新闻传播中心。更名后的中国科学院新闻传播中心仍是中科院的事业单位，归口管理中科院新闻媒体。
阅读《紫茎泽兰大“解放”》，回答1~5题。 紫茎泽兰大“解放” 紫茎泽兰，俗称解放草，中国西南地区最严重的入侵植物。1935年在中国云南南部首次发现，随后的几十年间迅速蔓延到了贵州、广西和四川，并且以每年20公里的速度向东入侵至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由于温度的限制，紫茎泽兰每年以6.8公里的速度向北扩张，入侵速度要比向东慢一些。 紫茎泽兰自东南亚进入中国之后，由于强大的适应和繁殖能力，以及几乎没有天敌和竞争对手能与之抗争，紫茎泽兰通常在林下和受干扰的地方形成大片单一的群落。如今的云南，用“满山遍野”一词来形容其分布状况可谓恰如其分。森林之下、荒地、石头缝隙间，甚至坟头之上，无处不在，严重威胁到本地生物的生存状况。 紫茎泽兰能够如此疯狂地入侵，占领大西南，得益于它超强的排他性、灵活多变的适应性和表型可塑性。 众多的研究解开了紫茎泽兰入侵背后的一些秘密。首先，紫茎泽兰有臭味，被老百姓称为臭草，可以分泌化学物质，抑制其他植物生长和种子的萌发，修饰土壤环境以便只适合自己生长；其次，紫茎泽兰外表可塑性很强。来到中国后，可根据不同的自然环境调节生长，叶子可多可少，可大可小，可绿可红，完全以环境的适应要求来调节外表形态；然后是灵活的营养分配能力。据版纳植物园发表的一篇PNAS文章介绍，紫茎泽兰到中国之后，由于缺乏天敌，无须太多的防御工事，便将氮素更多地分配到用以产能的光合作用系统中去，减少了细胞壁上用来防御的氮，其适应机制之灵活多变，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如此“聪慧”的入侵植物，人类是完全难以驾驭的，想要防治更非易事。的确，面对此情此景，人们也只能是在一旁瞻望，等待自然自身的应对策略，进化出一些天敌出来（已经发现有些中国虫子能吃紫茎泽兰了，如一种白蚁会吃紫茎泽兰的根，以及一些蝗虫会吃它的叶子等）。就现阶段来说，紫茎泽兰影响之大之深，难以估量。如紫茎泽兰这样的入侵植物甚至改变了我们常说的大自然。在西双版纳的调查发现，傣族老百姓对紫茎泽兰的认知能力要远超本土植物，十个老百姓有九个认识紫茎泽兰。可见，当人们每每走进自然，实际上是看到了一个入侵植物组成的自然。 据模型分析，紫茎泽兰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之下，可能还有很多高招，不断北上，分布到气温变暖的一些潜在区域，最终恐将“解放”大半个中国。迄今为止，无人能敌。 （选自《中国科学报》） 1.文章以“紫茎泽兰大‘解放’”为题，有何妙处？ 2.文章第一自然段中画线的句子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 3.根据文章内容，填写下表。 紫茎泽兰的特征 具体表现 排他性 ① ② 可以根据不同的自然环境调节叶子的多少、大小、绿红 ③ ④ 4.下面句中的画线词语能否去掉？为什么？ 据模型分析，紫茎泽兰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之下，可能还有很多高招，不断北上，分布到气温变暖的一些潜在区域，最终恐将“解放”大半个中国。 5.紫茎泽兰“最终恐将‘解放’大半个中国”，阅读本文后，对此，你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答案】 1.题目中的“解放”，既暗扣“解放草”这一俗称，又形象生动地突出了紫茎泽兰具有强大的适应和繁殖能力的特点，以此为题，点明了本文说明的对象，突出了说明对象的特征，又设置悬念，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2.列数字、做比较；列数字具体准确地说明了紫茎泽兰向北扩张的速度，把紫茎泽兰每年向北与向东扩张的速度进行比较，突出了它的扩张速度受温度影响的特点。 3.①可以分泌化学物质，抑制其他植物生长和种子的萌发 ②可塑性 ③适应性 ④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多变地分配营养 4.不能去掉；“据模型分析”说明“紫茎泽兰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之下，可能还有很多高招，不断北上，分布到气温变暖的一些潜在区域，最终恐将‘解放’大半个中国”这一情况只是根据模型分析出来的，并不是事实，如果删去，则与事实不符。这一短语的使用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 5.示例：要节能减排，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抑制气候变暖的速度；寻找紫茎泽兰的天敌。
疫情之下，哪里最安全？
书店！
有截图为证——
我们在北京、厦门、武汉、成都找了几所小书店，这些书店不仅颜值高、有特色，而不是一般的网红打卡地，确实又美又纯净。
如果“五一”疫情防控要求允许，或者“五一”后疫情好转了，你们一定要去这些“小而美”的书店走一走。也欢迎评论区“爆料”值得一去的好书店。
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后圆恩寺胡同甲1号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日10：00~18：00
北京东城南锣鼓巷经常游人如织，与之毗邻的后圆恩寺胡同却格外清静。走进胡同寻得一处古色古香的四合院，进入那扇朱漆大门，你会发现这里别有一番天地——院子里藏着一个以诗歌为主题的书店“小众书坊”。
尽管书店面积不大，布置却不显拥挤，书架、桌椅摆放得宽松疏朗。走进书店，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高达5.7米的大书墙，上面摆放着古今中外的诗集，它已成为小众书坊的标志。其余书架、书桌上摆放着近期出版的诗集，其中有很多是小众书坊自己策划出版的，比如“中国好诗”丛书、《天天诗历》，还有一些人文社科类图书。
“小众书坊是北京最清静的书店。”小众书坊的创办人彭明榜曾说，“我希望它的读者每天有20人就好。我这样说，并不是不欢迎更多的读者来，而是希望来的都是真正的读者。”
彭明榜在国内书店业界颇有声名。2017年5月，53岁的彭明榜正式从工作了几十年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辞职创业，创办了一家以出版中国当代诗歌为主的合资公司——北京小众雅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他采用“前店后社”的方式，给出版公司配备了一家书店，这就是小众书坊。这样一来，出版公司的老板就是书店老板，编辑可以在书店和作者聊书稿。小众书坊成了一个“文化客厅”—— 一个既能招待读者，也能接待作者，能让朋友们畅聊诗歌的地方。
独立书店架子上摆着什么书，体现的是书店老板的“书品”。彭明榜年轻时就是个狂热的诗歌读者，1986年去重庆读研究生时，他只带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叶赛宁诗选》。但也是从那时起，因为所学专业的关系，彭明榜与诗歌渐行渐远，直到30年后因策划出版诗集的机缘，再次拾起对诗歌的热情。
对于小众书坊的选书，彭明榜的标准就是“如果一本书最终没有被卖掉，我是否愿意把它作为自己的藏书”。
明确的诗歌主题定位，使小众书坊吸引了彭明榜心中“真正的读者”，成为国内诗歌作者和读者熟知的主题书店，不少人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除了出版、销售诗集外，小众书坊还会围绕诗歌和文学主题举办各种活动。
小众书坊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科学报》，来这里的读者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年轻人越来越多。一位年轻人曾对她说，自己习惯在每晚睡前读一首诗，闭上眼睛体会诗人传达的 情感 ，在充满诗意的氛围中进入梦乡。
小众书坊并不是彭明榜创办的唯一一家主题书店。彭明榜自称是一个“主题书店偏执症患者”，2019年底，他又开办了国内第一家以签名本为主题的实体书店“雍和书庭”。
雍和书庭坐落于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壹中心，店内陈列的书籍中有许多是作家签名后的版本，但即便是一些知名作家的签名本，书店也按原价出售。
彭明榜说，与小众书坊一样，雍和书庭也以服务小众读者为特色，这个读者群体就是签名本收藏本爱好者。“通过签名，读者和作者有了更近距离的链接，也让纸质书多了作者的温度。”他说。
地点：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街道建设大道703号西北湖绿化广场内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日9：00~21：00（疫情期间暂为 9：00~17：00）
在武汉西北湖广场的草地上，有一幢三面透明的玻璃房子。这里就是博物主题书店——德芭与彩虹书店的栖身之地。创立于2009年的德芭与彩虹，是武汉颇具知名度的一家独立书店。
受大环境影响，德芭与彩虹书店也经历了与所有实体书店同样的境遇。不同的是，几经浮沉他们依然坚持了下来。在2020年，这间书店以自然博物为主题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
一直以来，“人文、艺术、社科”主题是独立书店的画像，很少有以自然科学为主题的书店。“疫情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书店经理曾刚对《中国科学报》说，从开始的“文艺”路线到如今回归“自然”，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疫情。居家隔离的日子，让不少人对亲近自然有了更多向往。
曾刚一直从事自然科普类书籍的出版工作，希望有一个空间把自己的工作展现出来。
“开始考虑的是，把书店设在公园里，和湖、草、树林的景观融合。后来觉得不如做成一个从里到外都和自然有关的主题书店。”曾刚说。
舒服是这间书店给人最直接的感受。采访当天，一场急雨突然造访，让许多原本在公园散步的人来到书店避雨。不期而遇的读者们，坐在靠椅上，听着舒缓的音乐，和着巨大的落地窗外乌鸫鸟的叫声，在阅读中享受这个雨中的下午。
这间书店的另一个“身份”是武汉江汉区的城市书房。曾刚从江汉区图书馆挑选了3000多册科普、博物、植物类的书籍，把图书馆作为书店的一部分。通过一个走廊，可以走到书店的专属区域，各种自然类书籍还有一墙的园艺工具都摆放在书架上，等待博物爱好者的挑选。
从传统人文类书店转型为自然科普博物主题书店，读者群变了，但曾刚觉得大有可为：“为感兴趣的人提供一个‘物以类聚’的空间，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深度阅读的价值。”现在，店里最畅销的两本书是《武汉植物笔记》和《武汉鸟类图鉴》。
德芭与彩虹书店的读者中，既有附近的上班族，更多的是博物爱好者。西北湖公园的自然导师吴琛岚，就是书店的老朋友。在她眼中，这里是她的第二办公室兼书房。
“在这里可以不受打扰地找到所需的书籍，这里还是亲近大自然的场所。”她说。
作为一家博物主题书店，各种自然科普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两周前的一个上午，书店所在的公园组织了一场亲子观鸟活动。德芭与彩虹书店则摇身一变，成为这场活动的室内课堂。“坐在书店里，窗外就是大自然。”吴琛岚表示，正是因为在博物主题的书店里，才让知识、自然和现实结合的方式看起来顺理成章。
曾刚介绍，自然读书会、“少年熊播课”等博物主题的公益讲座和课程是书店的王牌节目。
一些本地的作者也会携科普新书来此举办一场分享会。有一次，一名路过武汉的鸟类专家临时受邀做了一场分享。
书店成为“博物爱好者”之家后，越来越多的植物园、动物园、观鸟协会以及高校的科研人员加入到书店的朋友圈。
“国外的博物书店有很长的历程。”尽管在当下，实体书店面前的路并不平坦。但曾刚认为，有一些人在坚持，才会有另一些人愿意加入。或许用不了多久，就能看到数学主题、物理主题的书店出现。
“希望德芭与彩虹书店的存在，能成为实体书店的土壤，让更多书店发芽。”他说。
张文静摄
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桂花胡同8号
营业时间：试运营期间每周三至周日13：00~16：00（需在“尹哥书房”微信小程序预约）
北京东城桂花胡同8号的小院里有三棵树，两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构树。树下放着几张桌椅，常有人坐在椅子上，手拿一本书认真地读着。偶尔抬头往上看，绿色的树叶摇曳在四方的天空。
这里是华大集团CEO尹烨今年3月建立的尹哥公益书房。尹哥公益书房既不卖书，也不卖咖啡。人们到这里来，只为读书。
小小的胡同院子只能容纳三间阅览室，却为读者提供了1000多本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类书籍免费阅读。尹烨曾在其微信公众号“尹哥聊基因”中说：“这里是北京城生命科学书籍最多最全的场子！”
书房的书分为科学史、生命史、植物与动物、基因科学、脑与认知科学、疾病与 健康 、 社会 生物学鉴、未来科学等几大类，此外还有一个专门的儿童阅览区。这些书多是尹烨曾经阅读过、亲自挑选的科普图书。
从开办伊始，尹烨就说，尹哥公益书房不做拍照打卡的网红书房，书房唯一禁止的就是使用手机 娱乐 。他们想努力实现的是让每个进入书房的人，都能产生被书籍和智慧紧紧包裹的充实感、获得感、幸福感。从试运营一个多月来看，书房已经显现出这样的效果。
书房负责人志研告诉《中国科学报》，虽然疫情期间书房通过预约制来控制人数，平时来到书房的读者不算多，但绝大多数读者，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会认真地保持两个小时左右的阅读时间。
书房里的陈设也花了心思，充满自然和生命科学的元素。走进院子，就可以看到一只随风挥动翅膀的木鸟；院子里的旋转楼梯，就像DNA双螺旋结构；阅览室椅子靠垫上有八个字母，都是志研自己绣上去的，是八个生命必需氨基酸的缩写字母；儿童阅览室墙上的挂画是用贝壳装饰的，桌上摆放着化石、动植物标本……在读书之余，孩子们最喜欢的是到院子里帮助志研养花种草、接触自然。
除了阅览室，书房还有一间展览室。空间不大，但很值得一看，比如里面有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台测序仪。
尹烨曾说，建图书馆和书店的本心应是为了方便读书人、解决人的求知需求。因此，建立小型图书馆或书店并入驻各个社区是更为实用的做法。尹哥公益书房就是在做这样的努力和尝试。
目前，书房正在招募志愿者，尹烨和他的朋友们希望能有更多人参与到公益读书事业中来。志研说，未来，书房也会不定期举办线上或线下活动，邀请生命科学领域的大咖为孩子们做分享。当然，这其中也有尹烨。
地点：厦门市后溪镇港头村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9：00
厦门市后溪镇港头村曾有“小香港”之称，可随着它的没落，这里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暂住地。脏乱差的生活环境，让它和很多城中村没有区别。
可就在6年前，港头村出现了一座小小的花园建筑，全木质打造。夜晚，它被温润的灯光笼罩，在暗沉的城中村里显得格外醒目。它有一个很文艺的名字——“萤火虫”公益图书馆。如今，这座图书馆已经成为厦门市的“打卡”地，全国各地的人慕名前来。
这座图书馆的发起人和管理者颜钰棚有个比较特殊的身份——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他日常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押送重大犯罪嫌疑人开庭，有时会参与执行死刑。
从小生长在这片城中村的颜钰棚，算是因读书改变了命运——上大学、考法警。起初，颜钰棚只是觉得，有书的环境和氛围对自己很重要。于是，工作之余他开始自学木工，为自己和家人亲手建造了一个小小的书房。
那时，村子里的孩子会时不时地来到这个书房，和小伙伴一起做作业、看书、玩耍。“这群生活在边缘地带的留守儿童，也能因读书改变生活吗？”颜钰棚开始萌生出一个更大的想法，为城中村的孩子们建一座图书馆。
在设计师好友骡子的帮助下，图书馆确定了建筑框架。它分为上下两层，一楼是一个公益活动空间，二楼是图书馆，包括24平方米的玻璃木屋和50平方米的户外大自然阅读空间。
颜钰棚打造的是一个以图书馆为切入口的村庄文化孵化中心，也是城市居民与农村交流的一个平台。除了孩子们有书读，大人们也可以参加平台举办的各种艺术活动，大人小孩各得其所、各自学习。
过去6年，来自厦门市、区各个图书馆和 社会 各界的捐赠，以及一些新书认购活动，让这座图书馆有了八九千册的藏书。
图书馆还吸纳村子里正在上学的孩子成为流动小馆长，负责卫生工作、整理书籍、组织策划活动……在企业的资助下，他们每个月还可以领取一笔固定“工资”。周末，很多附近中小学、大学的志愿者也加入图书馆的管理员队伍。
现在，这个图书馆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阅读空间，来自天南地北的志愿者，还给孩子们带来国学、手作、瑜伽、小法官夏令营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课程。
就在今年，图书馆来了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新馆长，她是2008年甘肃省高考文科状元阚梅。孩子们对这位“学霸”十分感兴趣，经常拉着她读书、讲故事。
而她自从全职加入图书馆后，鼓励孩子们出黑板报、写心愿单的同时，还跟他们分享“学习秘籍”。正处在事业转折期的阚梅，因为这样一份工作拥有了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
图书馆成了港头村的文化中心，在它的辐射之下，逐渐形成了古琴馆、汉服体验馆、陶艺馆、梅高学堂、初心院等一系列文创空间，还衍生出港头村文化艺术节等文化活动。
文 | 杨晨
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怡福路300号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三 10：00~18：00 周五至周日 10：00~21：00
在成都西门的某老小区内，隐藏着一个只有百平米大的旧书局。书局的“主理人”叫傅天斌，是一位毛边书爱好者。他1992年开始藏书，并于1998年创办了名为“毛边书局”的旧书店。
2018年，傅天斌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与成都市成华区府青路街道（原桃蹊路街道）签约，达成了“毛边书局·桃蹊书院”项目，书院由街道办提供场地，毛边书局提供书籍和专业经验，双方共同管理。
书店大了，有了一些变化，内容也丰富了，结交了更多的书友，但傅天斌的初心从未改变。
在如今面积1000多平方米、藏书十余万册、更为敞亮的书店里，有时下各类新书，当然旧书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傅天斌形容旧书就像老朋友，温故才能知新。
就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当天的凌晨三点，傅天斌还跑了一趟旧书市场，收获了满满三大袋子书。
收书的过程又喜又悲，有成就，也有无奈。去年年底，傅天斌在书市上淘到一批文献，其中多为工作手稿和笔记，记录了上世纪四川茶叶进出口的情况，还有珍贵的制茶讲义和教材。足足两个手拉箱的资料，花了傅天斌一万多元。但回家后细细一整理，甚觉值当。
也是在那段时间，傅天斌碰到了一位卖成都烹饪杂志社资料的书摊主。在装满上世纪90年代杂志的编织口袋里，眼尖的傅天斌发现了其中有50年代川菜厨师比拼演练的照片，虽然均是一两寸的照片且并无任何摄影艺术价值，但胜在展现的内容珍贵。
对方一开口就要价四万元，讨价还价几个回合，始终未达成交易。不成想，傅天斌走后，这批资料被另一个人买走。
说到这儿，傅天斌很后悔，“并不是说其有很高的升值空间，而是对书院的川菜主题展是种遗憾，对川菜 历史 的研究是种损失。”但他知道，收书的过程有得意就有失意，“我还要学会等待，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对书的认识” 。
除了继续做好旧书的业务，在毛边书局·桃蹊书院，傅天斌还有一些坚持。例如，不搞与书无关的商业化活动，也不打造所谓的网红。
即将迎来第二十五个“生日”，从老小区里走出来的毛边书局也在蝶变。
当下，书籍作为一种介质，承载着更多功能。傅天斌介绍，毛边书局·桃蹊书院突出讲、学、问、研这四大功能，打造了阅读空间、美育空间、研学空间，开展了讲座、展览、书画课、茶艺或花艺生活美学体验课以及线装书体验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不是单纯的图书业务，而是以书为媒，通过一些‘言之有物’的主题性活动，让在地文化活起来，挖掘和传承这些故纸堆里的文化瑰宝。”
他认为，做书店的同时也肩负着某种责任，“一是为大家提供一个舒适空间，不仅是场地，更是自得其乐的精神领域。同时提供服务，让读书带来的纯粹充实更多人的生活和内心”。
傅天斌表示，目前毛边书仍然是书院的一项特色业务，虽然并不是“主流”，但它展示了一种难得的阅读情趣，引导读者放慢脚步生活，沉下心爱上阅读。“希望大家在翻阅毛边书时，感受我们做书店所传达和倡导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