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发现美洲》（冯翔、李达合写，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 一书，内容主要综述近一二百年来国内外研究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包括两三万年前、六七千年前、先秦、汉唐、直至南北朝）都曾有中国先民及华人东渡太平洋到过美洲，叙述中并加入作者自己的观点，洋洋二十八万字，还有大量对比的插图，以补文字叙述的不足。书中所提出的论证，范围甚广，涉及到考古学、人类学、海洋航行、天文星宿、文化艺术、宗教信仰、民俗民风、龙凤图腾…等。对中国古籍如《山海经》、神话如伏羲女娲兄妹相配等，从中国美洲两地文化交流的角度，作出重新评估。
我在查阅《大英百科全书》哥伦布条时有点问题，通过电话请教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附带提到《中国人发现美洲》（以下简称《发现》）这本书的观点，陈教授当然熟悉这方面的情况，他指出要论证中国人发现并进入美洲大陆，不能专凭旁证推测，要有直接的论证，并且要发表在正式的学术刊物上，他知道这方面的文章很多，旁证也不少，他以为必须要有正式的论文发表在权威的学术刊物上。他指出像《发现》引用美国著名的《NaionalGeographic》（《国家地理》）杂志的材料，即不属于学术杂志。由于《发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我又是外行，对此没有发言权，只能到此为止。以下想说的是我阅读《发现》的过程中，感到书中论及与农业有关的一些地方，是有问题的，不利于论证中国人陆续多次到达过新大陆。现分三方面试述如下：
2011-04-10 20:22 回复
【赵武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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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粟的问题
《发现》转引了美国《国家地理》1991年（180卷）上发布的一幅中华"轩辕黄帝族酋长礼天祈年图"，据说这图在北美易洛魁部的次顿哥村人中长期流传，图中与动植物有关的部分据《发现》的介绍："在轩辕酋长四周有植物7 种，动物16 种。植物有杉木，桧木，扶桑，玉蜀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还有粟（小米）。众所周知，粟最早起源于我国的半坡氏族时期，在北美易洛魁人的"轩辕黄帝族酋长礼天祈年图"中发现粟，这足以发人深思。"这七种植物是写实的，除木本的杉和桧以外，剩下的五种是草本植物，以玉蜀黍最典型，腰部有伸出的玉米棒子，顶上有正开花的雄穗，叶片也是玉米的叶片。另外四种植物，很清楚都是双子叶植物，无论怎样看，都不是单子叶禾本科的粟，可说与粟毫不相关，不知作者是怎样鉴别为粟的?如果只有文字，没有附图，读者将完全相信作者的介绍是粟了。
这个被误认作粟的作物，依我看，可能是食用苋（Amaranth），我们日常吃的苋菜是蔬菜苋（Amaranthus tricolor），原产亚洲。"轩辕黄帝族酋长礼天祈年图"中的苋是食用苋（A. caudatus），又称粒用苋。原产南美洲秘鲁安第斯山脉地带，是当地印第安人早年所驯化的粮食作物，南美洲印第安语称"Quihuicha"，英语称之为"印加麦"（Inca wheat），印加人是印第安族的一支，主要分布于秘鲁。但食用苋在我国西南如云南也有分布，云南少数民族种植也很普遍，称"天雄米"或"苋米"，汉族人去调查时误记音为"籼米"。我国西北也有栽培，称"千穗谷"，不知道是否系同一种。
《发现》的作者只介绍了七种植物中的五种：杉、桧、扶桑、玉米和粟（可能是食用苋），另两种没有介绍。我看其中一种有点像南瓜（Cucurbita maxima)，南瓜也是南美洲原产地，但不能肯定。另一种像芋（Colocasia antiquorum ）但芋是迟至16世纪才传入美洲，不大可能进入祈年图。我发现图中其实不止七种植物，在玉米植株的背后还有一些植物枝叶，更无法辨认，一共应有八种植物。
否定了《祈年图》中的所谓"粟"以后，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既然《祈年图》中没有粟，那末，怎样解释书中一再考证的殷人东渡到了南美洲？《发现》书中说商纣被周武王伐下商都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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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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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留存于东夷地区的25万精兵及家属神秘消失，成为中华民族早期历史上的一桩重大悬案。……恰在殷军于东夷失踪之时，奥梅尔克文明却于中美洲尤卡坦半岛突然兴起……此外，还有众多语言学、文字学、民俗学方面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都是如出一辙地证实着同一观点，即两洲之间应存在一次重大的文化人种交流事件…。”
如所众知，殷人是以粟为主食的，当他们集体大规模出海东渡时（且不论这种数以几十万计的人海上航行是否可能），随身携带足够的粮食（粟）是最起码的常识。到达新地方，安顿下来以后，首要的大事当是开辟耕地，以便生产所需的粮食。即使当地有可食的其他食物，但自己吃惯的粟，一下难以改变，何况粟不仅是粮食，还代表祖先的恩赐，岂可轻易放弃。
吴越人及以后的徐福东渡日本，都带去稻种，日语称稻为"ィネ"即是越语稻词为"依缓"的对音，好比美洲玉米传入欧洲带去印第安语maize 一样。《发现》书中还论证徐福一行最终到了美洲，如果粟和稻传入南美，也应该有相应的外来词在印第安语中得到反映。《发现》书中说"祈年图"中有粟、借以证明殷人东渡到了南美洲， 可惜"祈年图"中没有粟，文字的叙述落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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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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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扶桑的问题
《发现》介绍的杉、桧、扶桑、玉米和粟五种植物中除粟可能是苋以外，扶桑也是个大问题。扶桑是个古籍上屡见的名词，争议颇多。既是地名，又指某种植物，当然地名是取自这种植物，但也有可能扶桑只是地名的汉语译音，如何新即认为扶桑是日本"富士"的音译。《发现》引《山海经·东山经》说："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无臯之山。南望幼海，东望榑木，[或扶桑]，无草木，多风。是山也，广员百里。"其实《山海经·海外东经》即直说扶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黒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郭璞注说扶桑当作扶木（笔者按，故亦作榑木），那末，扶木即与桑无关。但到了东汉东方朔《十洲记》里才把扶木说成"叶似桑树，长数千丈，大二十围，两两同根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之扶桑。"许慎和郭璞因之，遂成定论。所谓两两同根生，是很难理解的，除非是藤本植物（叶如桑）的交互緾绕在大树上的景象。
《发现》据上引《山海经》的文字，又据南美洲帕拉卡斯山有一幅巨大的摩岩石刻，其所刻的图象似桑（？），即把甲骨文桑字放在摩岩图片之下，合成书中的第52 图，表示中国和南美都有桑，用来解释扶桑，显然十分牵强。
又，由于 "祈年图"中只有两种木本植物，已说明一是杉，一是桧，其余五种都是草本植物。则这个高达数千丈的扶桑，又在那里？若说是杉和桧中有一种是扶桑，则杉或桧中那一种是说错了？从两者的株形看，都不像桑，倒象原来说的杉和桧。
书中第51图的标题是"墨西哥和美国东部地区的十日扶桑图"，没有说明这图的来源出处，这标题显然是作者所加。图中的扶桑树有三根粗大的根，象三足鼎立。中央树干共分出九大分枝，左边四分枝，右边五分枝，左半树身及分枝打上黑影，右半树身及分枝为白身。左半树身的三个分枝上，各立着一只鸟，共三只。似乎代表太阳（金乌）？右边的分枝上没有鸟。既然是十日（乌），何以只有三日（乌） ？这树是抽象画，不同于《祈年图》中的植物是写实画，当然这树不象桑树，也不象其他任何的树。这图怎么能体现中国古籍的"十日扶桑"呢？
桑科的树木多达1400 余种，中国古代的桑是专指桑属（Morus）16个种中的一种饲蚕之桑（Morus alba）甲骨文的桑就是养蚕之桑，怎么可以等同于南美摩岩上石刻的似桑之大树？
三，花生、蚕豆、芝麻和玉米的问题
《发现》第一章以相当多的文字论证古代中美来往交流作物的"事实"，说："60年代，在我国江西和浙江距今四千年前的遗址中竟发现了6 颗花生，众所周知，花生发源于美洲，可以推测在远古时代中国与美洲之间已有了接触联系。另外，在距今四五千年前良渚文化钱山漾、水田畈遗址，与水稻一起还同时发现了许多植物种子，已辨明的有花生、芝麻、蚕豆…，其中花生已经碳化，形状近似于小粒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155页，认为碳化花生距今已有五千年）据认为花生原产地在美洲，可为何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会有呢？如果没有中国人作为媒介，它们是不可能轻易而远渡大洋的。近年来对四川茂汶汉魏时期敉岩葬石墓进行挖掘，所发现的墓主遗物中有玉米棒子（1983年11月5日《北京晚报》中文章《中国与美洲交往的两个特征》中指出"玉米在汉魏墓中多有发现，……原产于美洲大陆的玉米、向日葵、番茄、烟草等作物，通常被认为在明代由美洲传入中国的。实际上已经在中国的中医本草和地方志等记录，在唐、宋时代就已经在中国种植和传播了。这是从美洲回国的人，将种子带回中国，才能在国内种植，并经过适应土壤和气候条件，逐步传播开的，不然绝不会自己远渡太平洋往来的重要物证。"
在195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些植物种子，考古人员是陌生的，他们把种子送到当时的浙江农学院农学系及园艺系鉴定，系里的教师都是从事现代农业科学研究的，从来没有接触过出土种子，也没有考古方面的知识，只能是就种子的外表和现今的种子进行外形比较，给出鉴定，但鉴定的语气不是很肯定的。到了发表的时候便变成非常肯定的结论，在报刊上宣布开去，便成了国内外同行引用的依据，至今如此。其实当时的报刊上即有过专家学者怀疑的文章，但不符合"越早越好"和"爱国主义"的风气，不大有人理睬。1980年代以后，学术气氛正常发展，又有人专门撰文对花生、蚕豆、芝麻等逐一辩驳纠正，在考古界也得到认可。但《发现》一书仍旧只引用早期的文献，不注意后起的文献，当然只好陷于失误。至于玉米的问题，引用《北京晚报》的这些不可靠的新闻炒作，不仅无助于论证玉米、向日葵、番茄、烟草等"是从美洲回国的人，将种子带回中国，才能在国内种植。"反而适得其反，给《发现》一书凭空增添了没有科学依据的资料，把书中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材料给冲淡了，很是可惜。
本文不是全盘否定《发现》一书，任何优良的书本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差错。这书综述了大量有力的论证材料，很有启发，大有进一步筛选、研究的价值。但因内容牵涉面极广泛，不是一个人的知识面所能理解和鉴别的。笔者只是就农业的角度谈一些看法。笔者是有感于目前的学术界有一股不谨严的风气，即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越多越好，不问是否可靠，即使依据不足的也采纳；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即使正确，只因与自己的观点不合，便视而不见，弃而勿用。我想，这或许正是陈教授强调正式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原因之一罢。
这是从别的地方拷贝过来的.
①原天津市国营第一棉纺织厂曾为1937年建成的日商裕丰纱厂，位于当时的比利时租借地内。当时该厂的规模就很大，有纱锭10万多锭，布机2000台，曾是天津的大型棉纺厂，建国后改称为国棉一厂。据一位棉纺厂老工人讲，厂里的老设备一直还在运转使用中。然而，因为城市规划的需要，今年春天进入了拆除阶段，目前已经被夷为平地。在原裕丰纱厂被拆除的过程中，文保志愿者朱先生得到消息后，深表惋惜：如今，原有的大面积生产车间和附属建筑已经夷为平地，唯有建于1953年的办公楼因驻扎拆房农民工而尚存。文保志愿者紧急呼吁，希望这样珍贵的工业遗产在今后能尽量保留免遭破坏。而原天津国棉一厂已成为天津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天一分公司，是全国大型棉纺厂。
②1936年，日本退伍军官、财阀小岛和三郎，在天津第四区小孙庄靠近周公祠的盐坨地老闸口一带二百余亩地，划线上桩，建起四、五间厂房，装备了百余台日本制造的旧机器，招募200余工人，挂起了“昌和工厂”的牌子(即天津自行车厂最早前身)。生产自行车车架、车圈、前叉、曲柄、轮盘、泥板、三套轴等自行车主要零部件，加上部分由日本运来的零件，组装26英寸深绿色自行车，取名“铁锚”牌，月产900辆自行车，这也是全国最早最大的自行车厂。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业接管处派人接管了工厂，暂定名为“军管天津机器／第二分厂”直属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1月底在多方面支持下，工厂全面复工，2月份开始正式生产自行车，并调拨十三万斤小米作为生产经费。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该厂被正式命名为“天津自行车厂”。 1950年4月，天津自行车厂开展了“造新中国一代坚固、耐用、美观、轻快的自行车”活动，二十多名工人同志自愿组成了试制组，他们解剖分析了荷兰菲利浦、日本堀井和英国凤头等各国名牌车，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合理改进，借来绘图用具，用木板当图板，精心设计，反复筛选，并综合了工人群众的上百条建议，制订出造新车的方案。经过反复试验改进，对加工工艺和工装设备做了较大改动。比如将车架结构进行改进，上管长度改为640毫米长，三、五通接头改为大炉铜焊，加宽了车把尺寸，改进了热处理渗碳配方。为解决新车的材料问题，工人们用压延机把废油桶轧制成规格材料，改造了旧模具。 1950年7月5日，十辆样品车造出来了。经过严格技术鉴定、性能试验和质量检验，新车性能质量远远超过了“中字”牌自行车。为了比拟它结实、轻快、漂亮的特点，工人们亲切地称它为“飞鸽”，上级也批准将这种车正式命名为“飞鸽”牌。从此新中国第一个全部国产化的名牌自行车诞生了，1951年1月又正式淘汰了“中字”牌自行车，将“飞鸽”牌自行车成批地投放市场。本厂产品“飞鸽”牌自行车曾荣获国家颁发的优质产品银奖。 本厂一贯致力于技术开发和产品开发，从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采用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手段专门从事自行车产品的开发与设计，该厂以技术装备雄厚、工艺先进和专门检测、计量测试手段，品种花色繁多，产品品质优良使飞鸽自行车在国内外市场享有盛誉。飞鸽牌自行车不仅在国内各地销售，还远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 飞鸽产品规格齐全，具有六个系列（28"、27"、26"、22"、20"）近二百种款式，包括加重车、轻便车、运动车、山地车、公主车、轻便三轮车等。可喷涂各种流行艳丽色彩，并可以定型产品上加以修改，以满足客户的特殊要求。飞鸽牌自行车在国内各省设有销售服务中心，为广大商业客户和消费者提供热情、周到的优质服务。马路飞鸽电动车挡风防雨遮阳篷是一款集防雨、遮阳、挡沙尘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式电动车、摩托车装饰产品，该产品用材精良，设计合理，采用弧形广角挡风板，流水线水滴状外形且风阻小，外观靓丽，能让所有二轮车族，拥有一个舒适、便捷、时尚的二轮车乘空间。 （一） 渠道： “马路飞鸽”电动车防雨遮阳篷的营销网络覆盖全国市场，从高端产品到低端产品都有专业的市场分析和专业的营销策略。在央视、地方卫视、报纸、电台、杂志、网络上都发布广告，全面及时地传递宣传“马路飞鸽”，让人人皆知，激发出几百万乃至上数千万个潜在的准客户，从而实现我们的宗旨：“让天下所有骑电动车的人不再被风吹、日晒、雨淋。” （二） 服务： “马路飞鸽”电动车防雨遮阳篷的全方位服务，实行24小时全天候服务，给经销商和消费者提供实时服务，让您真正体会到服务诚心、买的放心、使用安心。 （三） 产品： 电动车2009年，顺应消费者对电动车防雨遮阳篷的需求，建立在防雨、遮阳、挡风于一体，令所有二轮车族拥有一个舒适、便捷、休闲时尚的骑乘空间，真正做到比轿车更便利、更经济。让人们得到“二轮轿车”的高档享受。作为“二轮轿车”的新潮产品专业经营公司，华铸兴业以关注百姓民生为根本出发点，全力打造出更多符合百姓出行所需求的科技实用产品。 从100%到1.6%，国有资产在整个天津自行车行业中占有份额的变化，是一个标准的“国退民进”过程。“飞鸽”的膨胀、衰落直至今天的新生，终于一步步回归正常。然而，要恢复往日的荣光，对它来说已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中国周刊记者 冯翔 天津报道 天津，东丽区程林工业园，大道上尘土飞扬，运送货物的卡车迎来送往。 “你是找中国飞鸽？”卖西瓜的小贩、修自行车的工人，都能准确无误地指出方向，即使它远在一两公里外。“飞鸽”现在的名字是“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刚搬到这里三个多月。 这是“飞鸽”的最近生存状态。在网上能查到的，“飞鸽”在西青区、北辰区的两个厂区已成往事，更勿论位于天津市区六纬路的老厂。那个曾经随着一辆辆自行车传送到全世界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地名，现在伫立着一片宽阔的住宅小区。厂房早已卖掉抵债。 “飞鸽车业”副总经理高用亮对《中国周刊》记者说：现在的“飞鸽”年生产量为120万辆。其中一部分为贴牌代工。 这个数字，在天津市每年的4700万辆自行车产值中，并不出众。与它自己的过去相比，只能用“柔弱”来形容。曾几何时，“飞鸽”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天津自行车产业的代名词。 一年一张票 作为中国自行车的发源地，天津的名字从来就与“飞鸽”联系在一起。 1950年，新中国第一辆全部自行设计制造的自行车在天津自行车一厂出生，取名“飞鸽”。在自行车成为中国人普遍交通工具的过程中，“飞鸽”与上海的“永久”“凤凰”出尽了风头，被称为中国三大自行车品牌。 “六五”“七五”期间，天津市政府先后投资2.4亿元，对“飞鸽”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自解放以来到1980年代末，以“飞鸽”为领头羊的天津市自行车产业累计上交国家利税60多亿元，是天津市的支柱性产业之一。 当年的技术工人，现在的技检部长赵志国回忆：作为“飞鸽”的工人，他们享有一项赢得社会普遍羡慕的福利：在物资凭票供应的年代，他们每人每年可分到一张购买“飞鸽”的票券。在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被称为中国家庭“三大件”的年代，这张票太珍贵了，经常是早早就被亲朋好友预定：“我明年结婚，你那车票千万给我留着！” 当时的婚礼，一辆崭新的“飞鸽”往往便是女方的全部陪嫁，赢来阵阵艳羡。许多人因实在弄不到一张购买自行车的票券，只能自己想方设法收集自行车的零件，自己“拼”一辆。国外领导骑飞鸽自行车 1988年，包括另一个着名自行车品牌“红旗”在内，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都集中到“飞鸽”名下，成为3万多人的“飞鸽集团”。这是计划经济时代，“飞鸽”辉煌的最顶端：国有资产占全市自行车产业份额100%，年产量661万辆。1989年2月25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访问。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他，并赠送他们夫妇两辆飞鸽牌自行车，作为“国礼”。从此“飞鸽”顺利进入美国市场，它还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物资之一。 顶点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飞鸽”作为大型国有企业，靠的是两大法宝：政府指令下的银行贷款，和包销全部产品。几十年来，“飞鸽”基本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绿色。 天津大学企业战略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和金生领衔的一篇论文形容当时的“飞鸽”：“保守、狭隘、自大、唯我独尊”，“具有鲜明的国企特色”。原因是“企业不直接面对市场和顾客，所要做的就是听从行政命令进行生产”。 吉利改宝马？ 飞鸽自行车政指令对“飞鸽”的负面影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初现端倪。 如果把吉利汽车的标识取下，换成宝马的车标，以图让一辆汽车的售价提高，行吗？ 当然不行。然而，这种类似的行为并不是假设，而是现实。“飞鸽”和“红旗”当年就曾在政府指令下，做过这样的违心之举。原因仅仅在于，一辆“飞鸽”的价格比一辆“红旗”要多二十块钱。 可以想象当时的尴尬场面：服从领导，移交了技术资料、设计图纸，“飞鸽”人心怀不满，认为抢了自己的市场；“红旗”人也不情愿，便宜耐用是当时的26型“红旗”一大卖点，该车素有诨名“不吃草的小毛驴”，走俏于农村市场。自己的品牌要被取消，谁乐意？ 两个厂面临同样的工作任务：厂长给副厂长做思想工作，副厂长给车间主任做思想工作，车间主任给车间副主任做思想工作…… 两个工业品牌的统一，谈何容易。需要改图纸、改模具、改车床，何况还是两个定位、市场都不一样的品牌。由“红旗”改成的“飞鸽”很快被民间称为“假飞鸽”，进而连累了整个“飞鸽”的销售。“永久”“凤凰”趁机抢占市场份额…… 其时为1986年左右。改革进行了一年多，被迫中止。 “改革是失败，但是当时也有好处。谁得了好处？政府。”当时的集团总经理萧庆源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他试图从积极的角度谈那次改革的意义：天津市当时正是加紧进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时期，资金极度短缺。“红旗”改“飞鸽”，当时的确增加了一些销售收入。这笔多出的钱，自然作为利润上交，用来修建了天津市的中环线等几条重要公路。 飞鸽工人十几年后，“飞鸽”人因工厂衰落，他们的退休金、医疗费长期被拖欠。没有人能料到这样的后果。 1990年代开始，席卷全中国的体制改革扩展到了自行车行业。政府这才发现，自己已经逐渐扶不住这个庞大而附加值极低的产业了。从1990年开始，天津市轻工业局向民营企业大量发放自行车临时生产许可证，另一方面减少乃至停止对自行车产业的投资，并将这一行业认定为“国有资产退出的行业”。 在这种形势下，众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迅速加入自行车行业。可怜当时的“飞鸽”基本上只会制造26、28两种车型，连中国女性的普遍选择——24型号的自行车都极少。要改个车型，需要至少两年的时间。“有个比方：河冻冰了。咱们回去开动员大会，开始设计冰车。人家民营企业直接拿个冰爬犁往上一放：五毛钱一位；结果发了。等咱们明年把冰车做好了拿来，河都化了。”一位当时的“飞鸽”高管说。 截至1998年，飞鸽集团溃不成军，连续5年亏损，累计达3亿多元，人员大量流失。而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利用“飞鸽”走出去的技术、管理人员，步步做大。天津市一位区长说了一句话：“一只鸽子掉下去，千万只麻雀飞起来。” 售价200 成本600 飞鸽自行车1998年，几百名“飞鸽”的老员工走上天津的中环线、外环线，用堵路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因为“飞鸽”名气太大，影响也大，当时的厂长和书记双双下课。此事标志着“飞鸽”的彻底衰落。 之后，没人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甚至集团指派当时的副总经理去兼任厂长也被拒绝。最后还是行政指令起作用：再不去，立即宣布撤职！“飞鸽”这才算有了厂长。 今年64岁的龚孝燕，当年是飞鸽集团的副总经理，主管“解困工作”。对那段日子，她不愿意用“不堪回首”这样的词。跑市政府、区政府、劳动局、经委、工会、工商局，一个个衙门求来求去给工人找政策，找待遇，找出路。连厂房分开出租是否合乎规定，都要她去找相关的政府官员，硬把人家拽来现场办公——职工们纷纷另谋出路，或挂靠在集团下单干，飞鸽集团的下属企业三年就增加了一百家。大雪天的深夜，她独自一人跟几百名下岗职工谈判，苦口婆心几乎是央求他们不要有过激行动……那段日子给她留下了糖尿病、高血压和一身的病。一次导致她险些半身不遂，不得不提前退休。 龚孝燕“她(龚孝燕)那段时间至少给工人要来六七百万。”一位老飞鸽人说。 对于个人来说，这个数字足够巨大和值得自豪。但要挽救飞鸽集团，只能是杯水车薪。据曾任财务审计处副处长的高用亮回忆，当时飞鸽集团一个下属厂每个月给退休工人看病的费用就高达数百万元，整个集团要想翻身，每个月需要1.5亿到2亿元之间。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的银行贷款和企业欠债的利息，对当时的“飞鸽”来说，都是天文数字。 根据飞鸽集团对提供的数据，当时市面上的自行车售价为200元左右，而一辆“飞鸽”的成本是600元。那些兢兢业业一辈子的老工人苦心钻研节约成本，一个七十几道工序的车铃才挣几厘钱；架不住“飞鸽”庞大的非生产部门人吃马喂：企管办、质管办、房管科、行政科、膳食科、幼儿园、医院、技校、职工大学……计划经济时代，这样的冗大结构是一切企业的最终发展方向。 1999年，中央下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逐步把所办的学校、医院和其他社会服务机构移交地方政府统筹管理。对“飞鸽”来说，已经晚了。 越生产越亏损，成为政府决心从这一行业中退出的重要原因。现在的“飞鸽”，以上部门全部裁撤。仅剩的几个部门也变成了生产人员兼职。 三次“砍树留根” 困境中的飞鸽集团，最大的优势就是“飞鸽”这个名字。 再拖下去，不是办法。飞鸽集团想了个办法：“砍树留根保品牌。”即：剥离一部分生产能力，抽调精干人员、技术和设备，另行组建一个企业实体，飞鸽集团以有偿形式将“飞鸽”这个品牌转让给它使用。这样，就把原先的债务由集团一身扛下，新的企业实体可以轻装上阵了。 1998年，飞鸽集团又咬牙贷款1500万，成立了全资的“飞鸽自行车公司”，赵志国和高用亮都在其中。一年时间，这个公司盈利了1000万元。然而，它能看着拥有上万职工的老集团债务缠身，无动于衷么？1000万盈利全部被集团抽回救急，公司又办不下去了。 “当时有个比方：我们是一艘小潜艇，集团是一艘航空母舰。我们这潜艇能拖动航空母舰么？”高用亮说。 明晰法律的人不难看出，“砍树留根”并不能一下让“飞鸽”抛下包袱。1999年，上海宝钢集团对“飞鸽”拖欠它多年的钢材款1400万元，提起诉讼并要求查封“飞鸽”品牌，准备逼它拍卖。这时候，政府终于对“飞鸽”多年来的贡献给以了回报。天津市政府介入，与上海方面反复交涉、沟通，最后于2002年达成还款协议，使“飞鸽”幸免于难。还有几次类似的危机，都被政府出面化解。 很难说清，是不是这次诉讼推动了“飞鸽”的改革。这年，第二次“砍树留根”奠定了今天“飞鸽”的合作形式：合股经营，公私合营。天津市西青区的一家乡镇企业腾达公司出了土地、厂房，天津市经委下属的华泽投资公司拿出400万元，跟飞鸽集团一起成立了“飞鸽自行车有限公司”。天津日报 2004年，民营企业泰美公司的老总张健加上“飞鸽”的管理层，以个人名义注资808万元，三个国有股东持有的股份缩减到58%。2007年，这个公司的年产量曾达到过130万辆。 然而，在这种经营形式下，股东之间又出现了矛盾。 “当时的股权很混乱，不明晰。比如说我们飞鸽集团用来入股的设备，都是很多年前的旧设备，没有计算折旧费；总股份1924万元，仅厂房就价值670万元。”高用亮说，当时的各方股东要求“飞鸽”以品牌入股。而在国有股份不占优势的形势下，这就等于出让“飞鸽”品牌。这促使“飞鸽”进行了第三次“砍树留根”。 2009年3月，天津飞鸽集团出资退了各方股份，采取了“管理者持股”的运作模式。它出资500万元，原副总经理张金瑛个人出资300万元，并担任总经理。在东丽区租下一片厂房，成了“飞鸽”的新巢：“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 “她(张金瑛)的300万元，应该也是几个朋友凑的。”一名“飞鸽”员工援引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说。 800万元，成了新“飞鸽”的全部资本。这一下产权彻底清晰了，生产设备也全部换新。“飞鸽”终于成为一家彻底的现代企业，得以卸下包袱进行市场竞争。但这样的规模，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中已排不上号。 生产“飞鸽”的，还有飞鸽集团旗下的两个小企业：“飞鸽电动车有限公司”和“飞鸽电动三轮车有限公司”。都是国有与民间资本合资。再加上与“飞鸽”一样衰落的“红旗”，根据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向《中国周刊》提供的数据：整个飞鸽集团的资产，在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中只占1.6%的份额。 与此同时，“永久”、“凤凰”也全部衰落。 来自非洲的怀念 “我感觉，要想做大，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人才。”在刘少奇视察、布什骑车的大幅照片下，高用亮说。 “飞鸽”再想恢复往日的荣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天津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基地，年产4700多万辆自行车，但规模前10名的企业都是民营，其中许多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都曾经穿过“飞鸽”的工作服。一家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请周杰伦做广告代言，出价3000万元人民币。这一数字相当于“飞鸽车业”全部资产的近4倍。 尽管多年来再也没有退休工人堵路，拖欠的医药费、退休金也在逐渐发还，但“飞鸽集团”与那些老厂长、老经理的关系并不密切。有些老“飞鸽”人在聚会时表示：不愿意和现在的“飞鸽集团”接触，怕见了伤心。“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远。”一位知情人如是说。 尽管一再收缩，“飞鸽”的品牌价值仍贯穿到今天中国大地上能通行自行车的每一区域。无论在“飞鸽”的哪一个发展阶段，打假都是它不能放弃的工作。全国各地的假冒“飞鸽”前仆后继。 直到现在，飞鸽车业的管理部长还在江西打假。根据各地客户举报，带着技术人员前去，查实后向当地的工商、质检等部门举报。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客户利益，地方政府要维护自己的市场繁荣。效果无疑参差不齐。 在世界某些意想不到的角落，“飞鸽”的品牌价值还以怀念形式存在。 目前，飞鸽车业的出口遍及亚洲、欧洲、美洲，还有一部分来自非洲，确切地说来自赞比亚、乌干达等小国。当年，中国曾向它们或出口或援助过“飞鸽”，现在它们找上门来，指名要买“飞鸽”，而且还是最经典的28款式。 这些车忠心耿耿，负重能力强，在非洲广袤的沙漠和草原上，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③天津百花皂业有限公司（原天津合成化学厂）
④天津第一机床总厂始建于1951年，是中国从事专业齿轮加工机床研发制造基地，是中国独家生产弧齿锥齿轮系列成套加工机床的厂家，是中国机床工业骨干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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