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底以次贷危机为爆点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重启了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出台了规模空前的政府投资和经济刺激计划。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其效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是，基于财政支出的内容依旧更多的属于外延式扩张。
如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且主要流向国有经济主导部门，而较少的涉及福利保障、消费刺激和技术进步及结构调整上，故而也有不同的声音聚焦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上。
更多的关注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有效地传导到私人投资和消费环节，从而在完成总量刺激的同时，实现增长方式的扭转和增长质量的改善。
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是如何实现与传导的，政府该如何借助于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优化提高财政调节的效率并形成可持续的增长路径。
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早已从“政府是否该干预经济”衍生到“政府如何干预经济“，财政支出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分析也从理论争论和探讨发展到实证的检验和判别。
并集中于不同体制、政策和发展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度量。将之与现阶段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更加凸显出其价值与意义。
扩展资料
政府经济学研究对象
从定义可知，政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政府的经济行为及经济关系。这里所说的政府，是指由“公共当局及其通过政治程序设立的机构组成，并在它的疆域内或管辖地区实施强制的垄断权力”。
政府也可以解释为：通过政治程序建立的，在特定区域内行使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行为实体。政府除对特定区域内居民负有政治责任之外，还参与非市场性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社会财富的分配。
政府参与的非生产性活动是指政府为满足居民的公共消费需要，通过向社会成员征税和强制转移财富的办法来筹措资金，以不营利为目的从事生产和提供诸如国防、治安、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政府所从事的社会财富分配是指为了保证特定区域内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平和公正，维护社会的稳定，采取税收、补助、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各社会成员的财富进行重新分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政府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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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因为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2007年夏天，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经过一年的震荡，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一场历史罕见、冲击力极强、波及范围很广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增长明显减速，使我国外需急剧下降，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这一冲击与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积蓄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年均9.8%的快速增长，其中，2003年至2007年在我国经济本轮上升周期中又连续五年保持了10%以上至13%的高位增长。由此，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和一些重要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这就使我们面临着极其复杂和严峻的形势，特别是加大了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2008年上半年，我国一些经济指标的运行还比较正常，但下半年特别是10月之后，急速恶化，跌势迅猛。一些指标（如GDP、工业增加值等）的增速大幅下降，一些指标（如发电量、铁路货物周转量、全国财政收入、出口和进口增长率等）出现了多年来未有的负增长。企业经营困难加重，失业风险剧增。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其对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的影响都还在继续蔓延和加深。其对我国的影响也已从沿海向内地、从出口行业向其他行业、从中小企业向大企业延伸。经济增长下滑过快，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矛盾。不扭转这一趋势，就难以维护经济正常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全力应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扭转经济增长下滑过快趋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就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能否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对我们能否驾驭复杂局面的重大考验，是对我们能否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检验。 为完成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最直接、最关键的工作就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政府的一个重要经济管理职能，其作用就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运用相关的政策工具，调节经济运行，熨平经济波动，保持宏观经济总体的平稳健康发展。特别是在遇到经济衰退、金融危机而市场自发调节失灵的情况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采取了一系列力度很大的金融救助措施和经济刺激措施。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我国的宏观调控在方向上和政策选择上也及时、果断地进行了重大调整。由2008年初的“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调整为2008年中期的“一保一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到2008年第四季度又调整为“一保一扩一调”（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相应地，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重大措施。今年，为了完成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个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必须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正确把握调控的方向、重点、节奏和力度，增强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落实好已出台和陆续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
给点分撒
针对金融危机“中国责任论”的反驳
无论是私有制国家还是公有制国家，社会生产的目的都是制造商品，制造商品的目的又是为了把商品销售出去，从而获得利润，人们为了生活就要购买商品，而购买能力来源于人们的工资和利润。因此社会生产的本质有两个：一是制造消费性商品，二是制造社会购买力。
在社会生产中，当制造的消费性商品与社会购买力处于平衡时，经济就会处于平稳的状态，一旦失衡，经济就会出现问题。当制造的商品多于制造的购买力时，商品就会出现积压，当制造的购买力多于制造的商品时，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是资本家，我们存在银行的货币资本会通过银行投资到社会生产中去，从而转化为社会需求能力。如果要维持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能力之间的平衡，人们就必须要把自己的利润与工资除了消费，就得完全投资到社会生产中去，再转化为新的社会需求。但现实的社会生产却不是如此，因此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就无法消除。
在传统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社会生产中，经济规模是以货币的形式表现的，经济的增长伴随着同样幅度的货币增长，而商品是由生产性商品与消费性商品组成的。随着经济的增长，货币总量的增加要超过消费性商品总量的增加，而这些超额发行的货币会以财政开支的方式（如各种福利或向非商品生产性领域投资）转化为工资与利润，最终转化为整个社会的需求能力，而这个过程并不会增加商品供给。另外政府的财税收入也会向非商品生产性领域投入，如对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最后都会转化为社会需求能力，这时社会的需求能力就会暂时性超过消费性商品的供给。
利润的再投资也会转化为工资与利润，而扩大再生产的消费性商品有一个滞后效应，在一些特定的行业，商品产出的滞后期还非常长，如：新产品的研发、企业的固定资本、房地产、汽车等领域的投资，是一次性地转化为工资与利润，但其消费周期却很长。这种滞后效应也会使社会需求能力，暂时性超过消费性商品的供给，从而出现社会需求能力的相对过剩，社会需求能力的相对过剩表现在消费领域就是通货膨胀。当投资停滞时，社会生产领域中产生的社会需求能力就会急剧下降，而商品的供给却依然会不断地扩大，最终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就会爆发，从而出现经济危机。
在市场经济下，利润的扩大再生产并不是简单的扩大再生产，资本总是向低生产成本的商品生产方式流动，而不是单纯地向高技术、高生产效率的商品生产方式流动。随着经济的增长，劳动力价格开始上升，为了减少商品的生产成本，资本开始向高技术生产方式流动，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不断升高，科学技术在商品生产领域的运用也越来越充分，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产业升级换代。商品生产是有众多的企业完成的，各个企业间的生产效率是不同的，在资源与劳动力价格相同时，资本利用效率高的企业利润率就高，高利润率能进一步促进这些优秀企业使用自身利润或吸收外部的资本扩大再生产。这时同样的资本就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商品的增加会使商品的价格开始下降，整个行业的利润率也开始下降。一些低生产效率的微利企业开始出现亏损与倒闭，这些低生产效率企业的倒闭，为优秀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资本与市场空间，随着这些优秀企业的扩张，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得以快速提高。这时人类可以开采、使用更多的生产资料，并以更高的利用率创造出更多的商品，这才是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使人类财富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
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虽然利润率在不断下降，但是随着投资的增加，利润的总额却会不断地增长，这时各个行业的剩余价值依然会投资到商品生产领域中，从而维持商品生产与消费能力的平衡。当各行业的利润率降低到一个临界点时，再增加投资会使利润率进一步降低，这时利润的总额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出现降低，于是投资就会出现大幅萎缩，从而使各个行业的剩余价值停滞下来，无法再投资到商品生产领域中。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开始失衡，这时经济就会出现问题，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改变就会爆发经济危机。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会维持这种简单的再生产，使供给与需求之间保持平衡，从而能使商品的生产与销售维持平衡，这就是公有制的优点。而自由资本主义生产的逐利本性，使这种简单的循环生产永远也不会出现，这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法避免的根本原因。
市场经济下的自由竞争有一个巨大的缺陷，那就是决定竞争胜败的不是生产效率，而是商品的生产成本，因此低劳动力成本会阻碍大机器与先进技术在商品生产中的运用。这种情况从国际贸易上观察的最为清楚，以中美贸易为例：中美之间巨大贸易顺差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的生产效率、水平与技术高于美国，而在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美国，因此中国在生产效率、水平与技术上虽然低于美国，但商品的生产成本却远远低于美国的生产成本。在劳动力成本存在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资本为了追逐利润，就会向低劳动力成本的发展中国家流动，这样最终会造成两个问题：一是造成全球总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从而使生产同样多的消费性商品所消耗的生产资料更多，同时污染也更加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最终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产资料的浪费将会阻碍人类的发展。二是大量的资本流向低生产成本地区后，生产同样的商品所付出的工资总量就会减少，即全球性的需求能力降低，最终整个世界会出现商品供给大于人类的实际需求的情况，从而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或衰退。
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以来，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危机与危机之间的间隔表现了一定的规律性，在19世纪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经济危机，自1900年危机之后，直到1937～1938年的经济危机，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危机。用于社会生产的科学技术，在发展中具有跳跃性，当一种关键性技术出现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开始快速提高，随着关键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充分应用，生产力水平的增速开始减缓乃至停滞，如：蒸汽机的发明彻底改造了人类的生产方式，随着蒸汽机技术被充分利用后，整个社会的发展开始减速甚至是停滞。当内燃机的发明与化工产业的技术创新出现后，以石油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开始了，世界经济又开始了高速增长，随着这些技术的充分利用，整个社会的发展又开始减速与停滞。计算机的诞生与应用彻底改造了社会生产的各个行业（包括各行业的管理），人类整体的生产效率得以大幅提高，这是上世纪中期以来，世界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根本。而经济危机周期时间的不同，主要是由科学技术自身的性质决定的，当科学技术在商品领域的应用减缓甚至停滞时，商品生产的利润率也会降低，而以追逐利润为直接目的资本主义生产，不会进行利润率趋于零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时投资就会急剧减少，从而使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爆发。
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是以蒸汽机、煤炭为动力基础，这种经济的商品生产模式与以往的经济模式相比，发生了质地飞跃，商品的生产规模快速增大，这是商品供给出现相对过剩的内在根本原因。进入到20世纪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开始以内燃机、电力、石油为动力基础，这时商品生产的规模、能力与速度得到更大的扩展，经济危机爆发的时间也就相应地缩短。19世纪是以蒸汽机、煤炭为动力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决定了这种经济模式的经济危机周期时间是十年左右，而进入到20世纪后，以内燃机、电力、石油为动力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决定了这种经济模式的经济危机周期时间是七、八年。
1929～1933年的大危机是最严重的一次，这次危机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波及所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称为“三十年代的大危机”。这次大危机内在的原因是：内燃机、电力、石油为动力基础的科技创新出现后，这类科学技术被迅速应用到社会生产领域中，而这时在社会生产领域中的管理制度也出现了重大突破，最有影响的两大突破是：亨利·福特的流动装配线引发了一场新的工业变革，即如何充分使用科学技术，从而使现有的科学技术能在社会生产中达到最大化；泰勒把管理作为一种分工独立出来，使管理成为一种真正独立的科学，管理科学的发展使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结合效率出现了质的飞跃。另外以内燃机、电力、石油为动力基础的经济模式，又引发了一场基础建设的高潮，如公路、飞机厂与发电厂的建设等，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使经济出现了大量的泡沫。当生产性技术与管理性技术都达到了一个相对的顶峰，而无法再出现新的突破时，商品生产的利润率开始大幅下降，投资开始大量减少，从而使社会需求能力急剧萎缩，最终爆发激烈的经济危机。
传统的经济危机：当投资高潮结束后，那些投资类生产企业的生产开始出现萎缩，整个社会需求能力的增加就会减缓，经济高涨期积累的大量沉淀性社会需求能力，会使我们的消费维持一段时间而不会马上萎缩，这时社会需求能力的增加总额开始低于实际的社会消费总额，如：失业者虽然暂时没有收入，为了生活他们会用以前的积蓄来继续消费。沉淀的社会需求主要集中在金融系统内，这种供给与需求的矛盾首先表现在金融系统，沉淀的财富规模开始缩水（即金融系统开始失血），此时最先做出反应的是股票市场的暴跌。银行在这个时期反而暂时没有危机，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银行都有一定比例的资本准备金，少量的失血不会给银行带来危机；二是股市受心理预期的影响较大，当股市经过一个繁荣期后，一旦出现下跌就会引起人们的过度抛售。
商品生产的产出滞后于投资，这时投资虽然减缓，但商品的供给却依然在不断增加，最终会造成商品供给大于社会需求能力，商品就会出现积压，企业的生产与销售开始出现问题。一些企业开始出现亏损甚至是破产，工人的失业情况开始加重，从而使银行的回笼资金大量少于流出的资金，当银行的资本准备金消耗怠尽时，真正的金融危机开始爆发。投资银行的资本准备金比例相对较低，因此危机一般首先从投资银行暴发，随着危机的继续扩大，当危机传递到商业银行后，人们沉淀的大量需求能力就会消失怠尽，整个社会的需求能力急剧过度萎缩，从而使危机传递到实体经济中。
实体经济的固有特性，又会把危机扩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投资大幅萎缩时，投资类实体企业的生产会急剧萎缩，这时社会失业率开始上升，但商品生产的滞后性，使消费性商品的供给不但不会减少，而且还会在一定的时间内继续增加，从而使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的矛盾加剧。二是在商品的生产与销售过程中，都有一定的库存即存量商品，当社会需求急剧减少时，为了消化存量商品，商品生产就会出现短暂性停滞。这时社会的失业率会被过度放大，从而使社会需求出现严重的过度不足，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就暴发了。只有存量商品被消化后，社会生产才能得到有效恢复。存量商品的消化期一般需要4-6个月，在消化期中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与实体企业没有受到大的破坏，经济就能成功软着路，因此一个国家能否顺利度过存量商品的消化期，是它们能否快速摆脱经济衰退的关键期。
滞涨期：自1929～1933年大危机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开始被人们接受，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的实质是：政府通过各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其征得的税收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向社会提供个人收入，转移支付的形式主要是各种福利、社会保障与对非商品生产领域的投资，如：加大对非商品生产领域（如大规模基础建设）的投资，这种投资能在不增加商品供给的情况下，‘生产’出大量的社会需求，从而暂时性维持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供需的平衡能有效维持企业的利润率不出现急剧下降，使社会平均利润率能维持在临界点之上，从而使社会投资不会出现急剧萎缩与停滞。二战后美国政府开始实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政策，后来的干预政策又增加了针对防止投资过快而引起的经济过热，使社会需求的增加更加合理而持久，从而使经济的发展相对更加平稳。如：在1929年以前，美国人几乎不曾从政府那里取得过收入，所有的收入都是在商品生产领域中通过工作与投资获得的，而到了1999年，美国人个人收入中的13%是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这种转移支付只增加社会需求能力而不额外增加商品的供给，从而有效地维护了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间的平衡。
如果没有技术创新来维持利润率的增长，最终商品生产的利润率将会归零，没有利润就没有扩大再生产，这时的商品生产就是一种简单的生产-销售-再生产模式，国家财富（商品生产规模）就会保持不变。而自由资本主义生产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商品生产根本不会保持这种平衡，因此任何国家干预政策只能延缓矛盾爆发的时间、减弱矛盾爆发的破坏性、使危机后复苏的速度快一点，而不能消除经济危机。停滞与膨胀并存的现象（即滞涨），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政策实施后才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在滞涨期中，如果有突破性的新科学技术被应用到社会生产领域中，就能有效地阻止经济危机的爆发，使社会经济迎来新一轮增长。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最为稳定的资金来源是储蓄存款，而美国是一个低储蓄率、甚至有时是负储蓄率的国家，因此低储蓄率与过度消费，是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那些沉淀的社会需求能力，本来是要平衡滞后的商品供给，但却被错误的提前释放出来，使国家经济（即投资与消费）严重过热，从而造成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在国家经济过热时，要注意控制储蓄与过度消费，如：当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时，最有效的办法是大幅提高房贷的首付比例，从而有效遏制过度消费。
美国金融系统的私有制本质，是造成美国金融政策过度积极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美国人不储蓄，而是私有化的逐利本质使美国人的储蓄被全部释放出去，从而使美国基本上没有净储蓄率。具体是通过两个方面释放的，一是商业银行把公众的存款，尽可能多地以放贷与投资的方式，释放到社会生产与消费中；二是过度的债卷与金融衍生产品，吸收了公众的大量存款。美国这种激进的金融政策使本应该沉淀的社会需求被提前释放，一部分被释放为投资资本，另一部分被释放为社会需求，从而造成经济严重过热。
一旦世界经济与投资减速，社会生产中所产生的社会需求就会低于实际的社会需求，这时货币流入金融系统的总量就会少于流出的总量，金融系统开始失血，而美国没有大量的净储蓄来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最终这种收支失衡会使美国的金融系统崩溃（即流动性匮乏），这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而那些另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并不是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它们只能使金融危机爆发的更加激烈一些。金融系统的崩溃又会使社会积累的沉淀需求化为乌有，而在商品生产中所产生的社会需求能力总量却远远低于商品供给的总量，这时经济危机就会在实体经济中暴发。如：中国如果采取美国的积极金融货币政策，将会有超过10万亿人民币的净储蓄被释放出来，中国的商品生产规模（即GDP）将会被放大约20%，这会造成商品生产严重过剩，一旦出口与投资减少，激烈的经济危机就会暴发。
作为虚拟资产的股票，与货币（包括债卷）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股票市值主要反应货币的流动性状况，同样市值的股票与货币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股票的市值并不能反应财富的真实状况，它包含着巨大的泡沫，如：从2007年年底至2008年11月28日,两市总市值共蒸发约20万亿,两市流通市值蒸发逾5万亿，若以0.6亿人参与股市计算,人均损失至少在8万，这种观点犯了本质的错误。股市的本质：股市本身不直接创造财富，当资金净流入股市时，股票的总市值就会增加，反之市值接会缩水。这中间虽然个人的货币市值有变动，但社会的总体货币市值，并不会因股市的涨跌而发生任何改变。对于不同个体来说只是货币的重新分配，因此股票市值的变动并不代表社会财富变动。股票市值变动的规律：股票的换手率包括净换手率与对到换手率，净换手率指的是有赢余或亏损的股票交易换手率，对到换手率指的是没有赢余或亏损的股票交易换手率。如果股市的总市值是30万亿，流通市值10万亿，当净换手率是10%，市值增加或减少10%，只需要流入（出）1000亿的货币资金，当净换手率是1%，市值增加或减少10%，只需要流入（出）100亿的货币资金，而反应在市值上的变化是3万亿与1万亿。
中国2005年12月31日，沪深股市总市值仅为3、12万亿元，到2008年1月11日，沪深股市总市值超过30万亿元，而实际净流入股市的货币资金却只有2万亿左右。现在虽然总市值蒸发了20万亿，但真正兑现（净流出）的货币资金不到2万亿。因此这30万亿的总市值与货币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一种虚拟资产，在价值上远远不能等同于货币和债卷。微观领域（个体）的股票兑现货币的错觉，使人们忽略了宏观领域（整体）股票兑现货币的缩水性，而简单地把股票的市值当作与货币一样的财富。在股市繁荣时，虚假膨胀的市值使上市公司，能在股市与银行中获取大量的资金，从而造成投资过热；虚假膨胀的市值使个人的消费信心过度膨胀，如：有市值200万股票的人，消费会超过100万。但放在整个宏观领域中，200万实际只能兑现20万甚至更少的货币，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实质性过度消费。过度投资与过度消费最终会使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从而引发更加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
自由资本主义国家银行的私有制逐利本性，使银行丧失了应有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根据投资的情况来控制信贷的规模，使投资提前释放的社会需求能力以净储蓄的方式沉淀下来。过激的信贷与投资政策过度透支了未来的社会需求，当投资减弱后，持续释放的商品供给最终会引发金融与经济危机。二是逐利的盲目性使这些银行丧失了调控信贷方向的能力，最终会造成投资信贷与消费信贷、商品生产领域的投资信贷与非商品生产领域的投资信贷间的比例失调，如：在投资高潮时，银行的信贷与投资开始涌向投资领域，使投资严重过热，当投资退潮时，银行又会把投资产生的大量社会需求，以信贷的方式涌向消费领域，以维持经济最后的虚假繁荣。其中个人房贷因为数额大、周期长，而且又属于奢侈品，因此风险就最大。当投资释放的社会需求能力消耗完后，这时如果没有全新的技术革新来带动新一轮的投资热潮，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开始显现。最初的表现是金融系统的失血与社会失业率的上升，随着虚拟资产的萎缩与失业率的上升，一些人开始在房贷上断供。在双重失血的情况下，一些激进的银行（资金利用率高的）因为准备金比例太低，最终会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这就是美国首先爆发次级贷的根本原因。
另外利润与收益挂钩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职业经理人为了获得高薪就过于注重企业的扩张而忽视风险，他们短期的扩张与暴利是通过牺牲企业的长期利益获得的，这种行为同时会加剧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危机来的更快更激烈。如：雷曼兄弟的投资存在着严重的风险，即使是不懂经济的中国农民也不会如此盲目放贷，而雷曼兄弟的众多经济专家难道看不到吗？实际上对于这些风险他们都清楚地很，他们为什么还如此冒险投资？雷曼兄弟的总裁在2000年至2007年间总共获得3.5亿美元薪酬，在2007年危机暴发前，他就开始大量抛售自己持有的雷曼兄弟股票套现超过2亿美元，也就是说最近7年来雷曼兄弟的总裁获利近6亿美元。这些年来雷曼兄弟的各级主管与专家，都从冒险投资中获得了巨额的收入，雷曼兄弟破产不会影响他们的富贵。而雷曼兄弟信贷的过度扩张，加剧了人们对房地产的过度消费。
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供给学派的政策。以美国为例：美国沉淀的社会需求能力，已经被提前释放，因此美国无论采取哪种干预政策，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大量印制美元来实现它的干预政策，而货币的超额发行又会带来新的危机，因此美国的国家干预政策只能把经济危机的危害程度适当降低，而无法消除经济危机。如：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对基础建设、医疗与教育等非商品生产领域的投资），最终在不增加商品供给的情况下，把超额发行的货币转化为社会需求能力，社会需求能力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同时还会为金融系统提供新鲜的‘血液’，以有效地缓解金融危机。但因超额发行的货币被直接转化为社会需求能力，因此滞胀是无法避免的。货币政策是把超额发行的货币直接向金融系统大量注资，来维护金融系统的流动性，从而减少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这些超额发行的货币投入到金融系统后，要完全转化为社会需求能力就需要一个过程，因此不会引起滞胀，但却无法有效地缓解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这时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是无法避免的。另外当存量商品消化完社会生产得到有效恢复后，随着超额发行的货币经过金融系统逐渐转化为社会需求时，通胀又会重新出现。在单纯的商品生产领域中，制造的商品供给要大于制造的社会需求，因此供给学派提出的减税、救股市与楼市的各种措施，最终只会加剧供需的矛盾，从而使危机变得更加严重。
2008年底，中国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成为全球争论的一个焦点，专家们在做出积极反应的同时，也对中国政府筹集资金的能力及该方案的有效性持谨慎态度。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表面上看是凯恩斯主义，但其本质却不是凯恩斯主义。2008年9月末，中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6.68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31.48万亿元，净储蓄额为15.2万亿元。中国财政政策的本质是：通过释放银行的净储蓄，使原来沉淀的社会需求逐渐释放出来。中国在未来两年要释放出10万亿的净储蓄，而政府的4万亿投资是一种计划经济，即：政府通过财政干预政策使释放的净储蓄中的40%，要投资到非商品生产性领域中，使这些资金能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社会需求能力，以维护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平衡，从而有效防止商品生产领域的投资过热。另外对企业的投资政府并不会直接干预，只是通过放宽信贷政策的方式提高资金的支持力度，这6万亿的资金流向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这样才能最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换代。
中国在金融系统的计划经济还体现在信贷的规模与方向上，当投资过热时，政府通过信贷手段，把提前释放的社会需求能力沉淀下来，使经济适当降温，为投资萎缩时做准备，如：2007年中国政府把存款准备金率最到提高到17、5，从而把大量的社会需求沉淀在银行中，这样不但能提高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还能在经济衰退时通过释放这些沉淀的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另外通过控制信贷的方向来平衡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平衡，中国政府具体的政策是：通过控制投资信贷与消费信贷间的比例、商品生产领域的投资信贷与非商品生产领域的投资信贷间的比例，来调控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平衡。这是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每次世界经济衰退时，都能使中国经济快速摆脱冲击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