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的论文篇二
《请让乡土文化回归乡村教育》
摘要：在缩小城乡教育差异的进程中，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乡村教育都以城市教育为蓝本。我们的乡土文化正在这样的改革中悄悄流失。教育给予乡村孩子太多的城市思维，城市认同感，与此同时，教育也在潜移默化地磨灭了乡村孩子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对自身乡土社会成员身份的认同。乡村教育在进入现代化的同时也在被抛离自己的核心层走向边缘化。
关键词：乡村教育;教育改革;乡土文化
我们所处的并不是最完美的时代，但确是自华夏民族有史以来的最好的时代。
从“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乡村教育一次又一次被投入熔炉重铸。在“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号召下，中国广袤的乡村社会便拉开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中小学的“撤点并校”运动。然而，撤并教育规模的同时伴随的也有乡村教育内容和教学形式的改革。乡村教育在进入现代化的同时也在被抛离自己的核心层走向边缘化。本文透过对乡村教育内容和教学形式来窥探乡村教育的悲喜忧愁、乡村学生的无奈与无助、乡村文化传承的衰落危机。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来自于乡村，然而当返乡的那一刻却找不到了心心念念的乡土风貌。我国当下正追求城镇化水平的快速发展，但不可忽视的事实就是：乡村可以越来越现代化，却不会在我国社会中消失。但在缩小城乡教育差异的进程中，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乡村教育都以城市教育为蓝本。我们的乡土文化正在这样的改革中悄悄流失。教育给予乡村孩子太多的城市思维，城市认同感，与此同时，教育也在潜移默化的磨灭了乡村孩子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对自身乡土社会成员身份的认同。当不能融入城市的乡村孩子再次回到自以为很熟悉的乡村时，便会面临着身份归位的难题、心灵寄托不存的危机。
二、研究成果综述
乡村教育改革利弊共存，毁誉参半。对其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整理可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对乡村教育改革成果的肯定。乡村教育改革有利于教育资源的整合、降低生均教育成本，提高办学效益[1]。集中优势力量办学校，可以使一些地区农村学校教学设施和环境有所改善，有利于学校稳定、吸引高质量生源，也有利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强教师教育和教师合作，遏制高质量教师和生源外流。与此同时增强了农村文化气息和文明程度，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两免一补政策的扶持下，远距离乡村孩子可以在校免费住宿，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公平。[2]乡村教育内容的更改和教学形式的现代化，使乡村 儿童 的视野有所开阔，使其对现代化的发展了有了更加深入的切实体会。
第二，对乡村教育改革弊端剖析。农村教育改革所预期的美好效果并没有完全如预期所至。大规模的改革后，乡村学生普遍面临着上学远、上学难、亲情割裂、乡土认同迷茫、辍学率反弹导致文盲现象的反弹、家庭负担加重使“教育脱贫”走向了“教育返贫”、乡村魅力缺失等问题。在解决上学远与难问题，不少地区都有了校车和校舍，进而产生了校车事故、学生营养不良、学生心理问题增多[3]等“次生灾害”。孩子的离开又使乡村缺少了文化气息和童真青春的朝气，被撤掉学校的农村失去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致使优秀乡村文化的断裂、乡土风情难觅、乡村文明的失落，使原本经济比较衰落的乡村文化更加贫瘠。改革后的现代学校更像一间间工厂，成为现代化大生产的有声音、带表情、兼互动的摹本。
三、立足于乡村教育本身应有的特点来谈乡村教育
二律背反应用于教育便会产生这样的结论：教育差异往往都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当我们界定事物的时候，这界定本身就是在造就着一种范围，而范围之内与范围之外之间便着实构成了一种差异。当我们提出“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时，该提出本身就已经指出了二者必然是有差异的。然而我们却一直在追求着“城乡教育一致性”，企图使二者同质化，该变身实现的手段便是使城市教育向乡村扩张。乡村学校与乡村文化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磨合，终于在国家政权的推动下走向了统一化、现代化。这种不是靠自然成熟而一步步走到秋收的“乡村学校”果实，其多少也会带有先天不足的弱项。乡村与城市不仅有着地域概念和商业活动上的差别，更有着生活方式、生存理念、社会习俗、经验积累等各方面的不同。在众多不同存在的前提下，我们的城乡教育却是越来越走向同质化，就必然会导致乡村教育主体的弱化。
四、乡村教育改革对乡土文化的破坏
1.乡土文化在教育中缺位。学校越来越远离乡村，靠近城市，乡村丢失的是学校，国家丢失的是乡村和乡土文化。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载体，是“中国农村广阔地域上和历史渐变中的一种实际存在的最稳定的时空坐落”[4]，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课程设置同质化，使乡村文化成为教育中的“下脚料”。学校是乡村的文化核心，改革后的学校，无论是其外形还是其教育内容都是一种超越地方性的“国家意志”在乡村中的渗入。它传授着城市化的知识，讲解着大城市的发达与繁荣，贯穿着高端科技工作者及伟人的光荣 事迹 ，与乡土气息浓厚、勤恳务实的土地文化有着刻意的背离。正如张济洲先生所说，“乡土知识是由‘土头土脑’的乡下人创造和传承的‘土里土气’的知识，它虽不去阐释普适性的规律，也不必然具有全球、世界的意义，但却维系和延续着乡土社会。”[5]此时我们不得不提出乡村教育的两种模式：移植模式与催生模式。我们乡村的孩子当然也是需要普适性的教育内容的，乡村同样需要现代化，更需要现代化知识与人才，但乡村教育在移植城市教育时需要有个约束，在直接过继他人已经成年的孩子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一下自己也需要生个孩子来好好培养呢?完全彻底的催生乡村教育模式是不切实际的，矫枉过正在任何一次改革中都是常见的现象，乡村教育改革亦是如此。我们要避免的就是这种：新的乡村教育在农村一定人口中创造了一定程度的“公民意识”和“国家责任感”的同时，却以超地方社区的文化性格，将乡土知识排斥在课程体系设置之外，乡村教育国家化，地方性知识资源传承和维系在国家教育框架下失去了合法性空间，被迫退居为私领域之内的乡村教育模式。[6]
2.乡土文化在乡村流失。乡土知识与文化传统有着重要的教育价值，乡村教育改革必须尊重“乡村本色”。乡村离不开教育，乡村教育离不开乡土知识与文化传统。中国当下的教育整体是被政治、经济边缘化的了[7]，乡村课程亦不可脱离这个藩篱。乡村教育向城市教育看齐，其课程内容城市化倾向严重，乡村文化鲜有出现，根据不同乡村的特色渗透的文化内容更是难以寻觅。正如石中英所说：“地方性知识必须在地方人民的文化框架内才能得到理解。将其与它的文化背景相分离就忽视它在社区生存和团结中所发挥的作用。所以，地方性知识不能通过将其包括在图书馆或记录在纸上或以电子产品的形式而得到充分的保存。就像保存生活的多样性一样，地方性知识只有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才能得到保存，充满生气”[8]。对于乡村孩子来说，其最初的道德规范、为人处世方式、情感表达、人生理想、精神根基、审美趣味都是孕育于乡村土壤之中、扎根于乡村文化之中。现代文化的强势“嵌入”，使得乡土文化成为福柯所说的“受压迫”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说，地方性知识被剥夺了其存在与传承的合法性，使其失去了传承与创新的载体。我们把大自然关进了屏幕里，乡村孩子如城市孩子一样，坐在漂亮的教学楼里，透过大屏幕来闻闻花香、听听鸟叫、看看冰河解冻后的大地复苏。他们本身就应该置身于乡村所特有的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之中，完全可以通过真实的感受来获取一切自然的美好，而我们却用高科技将其束缚了。
3.乡土道德精华失传。乡土本身的天然优势便是蕴含浓厚的勤劳、淳朴、诚信、和睦的道德风尚。在乡村生活的孩子有天然的“思想品德”课程，有众多的道德传授者，他们无需记忆背诵道德准则，不必拘泥于专栏节目的高尚人物宣传，这些美好的道德情怀隐藏在乡村人们的一言一行中，隐藏在孩子的每时每刻的视野里，隐藏在每一个 民间 故事 中，隐藏在乡村家长的劳作里，隐藏在不需要借条的邻里间的借贷救济里，隐藏在一家有事全村帮忙的互助里;每一位老者都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每一次邻里纷争与和解都是孩子最真实的学习案例。日复一日的熏陶，年复一年的感染，孩子们自然而然的便懂得了何谓做人的基本道德规范，每个人的心中都会为良知留出一片净土。在乡村社会中，当人们的行为有失偏颇的时候，道德的制裁是往往比法律的约束更有震撼力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社会结构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观念是社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9]乡村社会“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便有其自身的特点。乡村历史传承中的礼俗便是乡民们的道德守恒的戒律，“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乡村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规范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10]
印在书本里的道德知识，不管装帧多么精美，排版多么合理，插图多么漂亮，都是“死的道德”。仅仅依靠课堂的说教是难以使孩子获得扣入心扉的道德感。道德培养靠的是传授者的身体力行，靠的是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靠的是最真实的生活里的最真切的感受，靠的是灵魂深处的每一次触动。当孩子们只能奔波于城市化的学校与家庭之间，而无暇感受乡土文化的时候，他们便离这片乡土越来越远，那些最真实的道德情怀的传递也便终止了。
参考文献：
[1]张燕.农村小学撤点并校之理性纠错[J].教育评论，2012，(2)：30-32.
[2]郝文武.论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学校布局问题[J].教育研究，2011，(3)：31-35.
[3]程天君，王焕.从“文字下乡”到“文字上移”：乡村小学的兴衰起伏[J].教育学术月刊，2014，(8)：3-12.
[4]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C]//钟敬文.民俗文化讲演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
[5][6]张济洲.文化视野中村落――学校与国家[D].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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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321).
[9][10]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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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幼儿园教育类论文
对神话传说的关注与研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个世界性的热点。这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思潮：人们普遍希望能够从古人的精神遗存中，寻找认识文明社会种种问题的钥匙。而人类学派的进化论世界观和“以今证古”的学术原则与方法，正好适应了人们的这一精神期望。于是，神话研究领域中的人类学派取代语言学派在欧洲崛起，而且很快便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流派。到20世纪初，人类学派神话学通过两条线传到了中国：一条线来自欧洲，一条线来自日本，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对我国的神话研究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评论者指出：“以泰勒、安德留·兰等为代表（特别是兰氏）的英国人类学的比较神话学派，是19世纪后期到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年，在世界学坛上取得了压倒地位的一个学派。从20年代到40年代，我国神话、故事方面研究观点主要受到这一派的影响。当时这方面一些比较知名的学者如沈雁冰、赵景深、黄石及周作人等，都是接受了这一派的理论，并把它应用到中国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及风俗的谈论、研究上的。”[1]“在马克思主义神话理论广为传播以前，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在欧洲和日本都拥有很大的势力，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于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传到我国，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对我国的神话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在接受人类学派神话理论的同时，进一步加以改造，并用之以探究中国神话和世界神话诸问题，从理论和方法上为我国的神话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民间文学（主要是神话、传说、故事）研究者接过了西方人类学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学的眼光加以改造，用以探究中国神话、传说、故事等领域里的问题，为我国的口头叙事文学研究乃至中国神话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时期，人类学派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一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传入人类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19世纪后叶，欧洲文化人类学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摩尔根、泰勒、弗雷泽、安德留·兰、马林诺斯基等一大批著名的人类学家，出现了《古代社会》、《原始文化》、《金枝》、《神话、仪式与宗教》、《文化论》等一大批赫赫有名的人类学著作。20世纪初，1903年，在几部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文明史著作（如高山林次郎的《西洋文明史》[上海文明书局版]，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竞化书局版]，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作新社版]等）里，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伴随着“神话”与“比较神话学”这些新鲜的词汇传入了我国。我国开始有人向国人介绍欧洲（古希腊罗马、北欧）的神话，并试图用西方的人文理论来解释和评述神话了。1907年留学日本的周作人读到鲁迅回国前订购的美国人该莱(gayley)编的《英文学上的古典神话》、法国人戴恩(taine)编的《英国文学史》，开始对安德留·兰(andrewlang,1844～1912)的人类学派神话学说有所了解。他根据安德留·兰和该莱的神话观点写了一篇题为《三辰神话》的文章，寄给了鲁迅、许寿裳正在筹中的《新生》杂志，可惜的是《新生》胎死腹中，这篇文稿也就没有出世。[3]同年，鲁迅发表《破恶声论》的文言长文。这是继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1903年初在梁启超于东京主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之后，中国神话研究史上又一篇较早发表的探讨神话诸问题的重要文章，其中对神话的一些见解，如神话的起源和特点、神话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对后世作家文学的影响等，显然受到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的影响。[4]也是这一年（1907），周作人以周逴的笔名翻译了英国哈葛德和安德留·兰合作根据荷马史诗而撰著的神怪冒险小说《红星轶史》（原名《世界欲》）。周作人在《前言》中对作者之一的英国人类学神话学家安德留·兰作了简要的介绍。这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介绍安德留·兰的文字。1913－1914年周作人用文言文写的《童话略论》、《童话研究》（见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上海儿童书局1932年）等文章，对安德留。兰的神话观点做了相当详细的阐述，是我国最早直接介绍人类学派神话学，并运用它来研究神话的重要文章。回顾历史，人类学派学说的传入中国，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翻译，二是绍介其理论与作品，三是运用其学说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神话和故事。先说翻译，在这一方面，上文已经说过，周作人有开创之功。赵景深也做了许多工作，他先后翻译了哈德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的混合》（《新民意报·副刊》1923年第8期）和《神话与民间故事》（《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8期）；麦苟劳克的《民间故事的探讨》（《文学周报》1927年8月第4期）、《季子系的童话》、《友谊的兽的童话》（原载报刊待查）、《兽婚故事与图腾》（《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1月31日第3卷第1期）、《民间故事之民俗学的解释》（《青年界》1936年11月第8卷第4期）等。麦苟劳克的《小说的童年》一书，他差不多译全了。他不仅翻译，也在自己研究童话和故事的著述中，介绍和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他的观点，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来概括：“民间故事近来渐渐有人注意了，他的价值是在从故事里探讨古代的风俗礼仪和宗教，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5]这种民间文学观，正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故事学的核心。除了赵景深以外，周作人翻译了英国哈里孙的《希腊神话引言》（1926），杨成志翻译了英国该莱《关于相同神话解释的学说》（中山大学《民间文艺》1927年第3期）、英国班恩《民俗学概论》一书的附录部分《民俗学问题格》（《民俗》1928年），郑振铎翻译了英国柯克士的《民俗学浅说》（1934年），等等。从日文的翻译也是一个重要渠道，如小川琢治的《天地开辟与洪水传说》与青木正儿的《中国小说底渊源与神仙说》（汪馥泉译，1929年），小川琢治的《山海经考》（江侠庵编译，收入《先秦经籍考》下，商务印书馆1931年），松村武雄的《地域决定的习俗与民谭》（白桦译，1931），《狗人国试论》（周学普译，1933年）、《童话与儿童的研究》（钟子岩译，1935年）、《中国神话传说短论》（石鹿译，1936年）等等，都是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章。此外，对泰勒、弗雷泽原作的翻译和介绍也散见于各种书刊之中。如周作人曾写《金枝上的叶子》，介绍弗雷泽的《金枝》（见《夜读抄》，1934年）；苏秉琦曾译弗雷泽的《旧约中的民俗》第4章《洪水故事的起源》，收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秋子曾译弗雷泽的《迷信与社会诸制度》（《民间月刊》1933年）与《外魂――见于民间故事的》（《文讯》1946年）等等。在人类学派学说的绍介方面，1906年新城王树枏著《希腊春秋》（8卷，兰州官报局藏版，日本三省堂书店发行）、1916年孙毓修著《欧美小说丛谈》（商务印书馆）与1923年谢六逸著《西洋小说发达史》（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在介绍西方神话与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对中外神话进行了比较。二、三十年代出版过几部采用人类学派观点写作的普及性的神话理论专著，如黄石的《神话研究》（1927年），谢六逸编译的《神话学abc》（1928年），林惠祥的《民俗学》（1931年）与《神话论》（1934年）等等。在这里要对谢六逸的《神话学abc》多说几句。此书前半部分根据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西村真次的《神话学概论》，后半部分根据日本著名神话学家高木敏雄的《比较神话学》编译而成。西村和高木两位都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有造诣的研究专家，其理论自成体系，钟敬文曾受到他们的影响。谢六逸20年代初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28年，他把神话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意识地把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神话学史、神话基本理论、方法论），系统介绍给我国，对人类学派的传播，特别是对中国神话学的建立，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几部书不仅在中国神话学的初创阶段，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作为神话学、故事学的入门书，受到研究者与读者的重视与欢迎。其次，在研究方面，鲁迅、茅盾、周作人、赵景深、钟敬文、郑德坤、郑振铎等都运用人类学派神话理论和方法进行中国神话的研究，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鲁迅有关神话的著述，如《破恶声论》（1908年）、《神话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讲义本，1923年）、《从神话到神仙传》（《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一讲，1924）、《关于神话的通信――致傅筑夫、梁绳祎》（1925），以及他的某些神话见解（例如关于神话的产生、神话与巫的关系、神话演进为传说、神话的分类等），明显受到人类学派的影响。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出“试察今之蛮民”，“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这种取今以证古，以今日之蛮人来推测荒古无文时代人类心理的方法，也是人类学的方法。在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者，首推作家茅盾（沈雁冰、玄珠）。他从1918年开始研究神话，1923年在上海大学讲授希腊神话，1925年开始发表神话论文，“处处以人类学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先后撰著了《中国神话研究》（写于1924年，发表于《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第1期）、《楚辞与中国神话》（《文学周报》1928年第8期）、《神话杂论》（1929年）、《北欧神话abc》（世界书局1930年）等等，都是人类学派在中国土壤上的产物。他1928年撰写的《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年由世界书局刊行，1978年再版时易名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成为中国神话学奠基性质的代表作，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神话学史上开拓者与奠基者的学术地位。1978年，茅盾在为他半个世纪以前写作的《中国神话研究abc》再版撰写的前言中，回忆20世纪初叶新一代的文学家是怎样接受人类学派影响的时候说：我对神话发生兴趣，在1918年。最初，阅读了有关希腊、罗马、印度、古埃及乃至19世纪尚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民族的神话和传说的外文书籍。其次，又阅读了若干研究神话的书籍，这些书籍大都是19世纪后期欧洲的‘神话学’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以‘人类学’的观点来探讨各民族神话产生的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比较研究各民族神话之何以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其原因何在？这一派神话学者被称为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者，在当时颇为流行，而且被公认为神话学的权威。当1925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神话时，使用的观点就是这种观点。直到1928年我编写这本《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引者按：即《中国神话研究abc》）时仍用这个观点。当时我确实不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关神话何以发生及消失的一小段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当后来知有此一段话时，我取以核查‘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观点，觉得‘人类学派神话学’对神话的发生与消失的解释，尚不算十分背谬。[6]茅盾的这段话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神话学的初创时期，不仅他本人，我国许多学者的神话见解，受到的主要是欧洲人类学派的影响。周作人在译介人类学派神话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研究方面，写了《神话与传说》（收入《自己的园地》，1923年）、《神话的辩护》（收入《雨天的书》，1924年）、《习俗与神话》（收入《夜读抄》，1933年）等等，进一步阐发了安德留·兰的人类学派观点。钟敬文二、三十年代写作的有关神话、故事的文章有二、三十篇之多，如《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1928年）、《与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1933年）、《中国神话之文化史价值》（1933年）与《老獭稚型传说底发生地》（1934年）等等，都很有见解。他的神话观点有自己的特色，在接受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还汲取了社会学派的见解。赵景深的几部童话集子，如《童话论集》（1927年）、《童话学abc》（1929年）、《童话评论》（1935年）等，也都是用人类学派观点研究童话和神话的。追随茅盾，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研究《山海经》的郑德坤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在《山海经及其神话》（《史学年报》1932年第4期）一文中，运用人类学派的万物有灵学说、心理共同说来探讨《山海经》与经中的神怪鸟兽。他说：“神话确能或明或晦地反映出原始人类心理状态的生活情形，是很可贵的文明史的史料。”在当时的《山海经》研究中，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郑振铎的《汤祷篇》（《东方杂志》1933年第30期）借汤祷的故事，旨在对中国的“蛮性的遗留”作一番清理，并由此指出，原始生活的古老的“精灵”常常会不经意地侵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为神话研究另辟蹊径。由于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由文学家或文学理论家们们完成的，故而笔者把中国的人类学派神话学称之为文学人类学派。当然这里所说的神话学是广义的，包括所有散文体的叙事作品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创立之始，该会主的《歌谣》周刊以及《晨报副刊》、《语丝》等报刊，虽然也发表过一些翻译介绍英国人类学派、阐发研究其观点方法的文章，但该会及其所代表的流派所倡导的主要思潮是乡土研究[7]，而《妇女杂志》等则成为文学人类学派的主要阵地，胡愈之早期的著名论文《论民间文学》，就是发表在此刊于1921年1月出版的第7卷第1号上的。关于我国的文学人类学派民间文艺学，赵景深曾写道：“关于神话和传说的研究，历来的学者多所争论。……直到人类学的解释出，神话和传说的研究方才愈加精密。完成此说的不可不推功于安特路兰(andrewlang)。……要走这条路第一步工夫便是搜集类似的神话和传说。……我国最初以人类学研究民间故事的自然要推《妇女杂志》社诸君。他们已很能做到照农民口吻一点不加修饰的复写下来这一层，却没有做到搜集大同小异的材料这一层，对于犯重复的故事每不采录。这一工夫最方才从单行本《徐文长故事》看到。《徐文长故事》重复的很多，均未删去，这便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处。”[8]《徐文长故事》收录同一母题的故事的不同异文的编辑方法，正体现了人类学派故事研究的方法和原则，被赵景深看作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学界的一个成功范例。文学人类学派演武的阵地，除了《妇女杂志》以外，还有一些影响很大的重要文学杂志，如《语丝》、《文学周报》、《小说月报》等。二人类学派神话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西方各种新思潮涌入我国，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当时，一部分留学生和掌握外语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欧洲神话及其理论，并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方人类学派学说这外来的种子，能够在中国的土壤上成活、生根、开花、结果，有一个拿来、认识和消化的过程。在我国，人类学派学说的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人类学派学说的文学化与中国化；换句话说，所谓本土化，指的是用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和方法去构建和解释作为文学的中国神话。上文我们说过，在世纪初“睁眼看世界”的开放浪潮中，对欧洲神话理论首先产生兴趣的是一批掌握外语、与外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家。他们最初接触神话，只是凭着文学家的兴趣和爱好，以文学家的眼光，从文学的角度去认识神话。例如，郭沫若开始仅仅从诗人的兴趣出发去欣赏神话（《神话的世界》，《创作周刊》1923年11月7日）；鲁迅是为了和复古派、国粹派论争的需要而利用神话（见鲁迅1907－1908年的论文《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茅盾则为了穷本溯源，对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作一番系统的研究而钻研古典神话（《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周作人最初只是为了研究西洋文学必须具备一些入门的、典故性的基础知识而涉猎神话（《希腊神话二》，《夜读抄》北新书局1934年）；钟敬文、赵景深则认为探讨民俗学与童话学必须同时旁及神话（赵景深《研究童话的途径》，《童话论集》1927年），等等。尽管各人研究神话的目的不同，时代先后不一，修养各有深浅，成就各异；但是，他们在世纪之初都不约而同地从不同渠道接受了人类学派的影响，并以此为武器去探讨中国的神话世界。神话首先是文学，中国文学史以神话为开端。首次提出并从理论上对此加以阐释的，是文学家史家的鲁迅。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里，写的就是“小说的渊源：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开篇也是：“神话是文艺的萌芽”，明确地指出神话的性质是文学。神话在文学上定位的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阐明起，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没有改变。其间传袭者，除了前面提到的茅盾等文学家理论家，到40年代，由何其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所继承，到50年代及其以后，袁珂加以发扬光大。神话是文学，但从神话学的学科来考察，神话的功能是多样的，它不仅仅是文学。正是由于神话的文学性质与功能被强调、被强化，所以在我国，神话学在其创始之初，从来就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即使在世纪初人类学派学说如此强大之时，也未能改变它依附于文学的性质。可以说，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家有关神话的主要言论，都是在“神话是小说的开端，文艺的萌芽”这个大前题下的。20世纪初，我国学者接触神话，是在“五四”前后，与知识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过程同步的，因此，他们的兴趣和抉择不能不受到“五四”民主与科学的革命精神的浸染，目的性很明确。以茅盾为例。一方面，他借鉴欧洲的人类学派，“处处用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认为“以此说为解释神话的钥匙，几乎无往而不合”（《人类学派神话起源的解释》，《文学周报》1928年第6卷）。另一方面，他善于吸取他人的精萃，化为自己的血肉，用以梳理中国的古神话问题。他对神话的一些基本看法，例如神话是原始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神话和原始人的信仰和心理状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必须从原始人的宇宙观、从神话的性质和内容，对神话和仙话、传说、寓言等非神话作品加以严格区分；在比较中探求神话演变的踪迹等等，虽然对人类学派的理论多有借鉴，但是许多结论是经过自己的分析和研究，结合中国神话的具体情况而得出来的。他重视原始人的生活和世界观对神话的性质、内容、产生和演变所起的制约作用，比起欧洲人类学家之地倾向于原始信仰、仪式与心理因素，可以看出茅盾的神话观点的独创之处。他主张学习外国，但反对一味摹仿，主张大胆创造。这种“自行创造之宏愿”（《一九一八年之学生》，《学生杂志》1918年1月），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神话研究之中。他借鉴欧洲的神话学，是为了“创造一个中国的神话的系统”（《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这种朦胧的学科意识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三文学人类学派的历史贡献与局限在英国人类学派影响下出现的中国文学人类学派，是一个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有过重要贡献的学术流派，即使一些不属于该流派的学者，也多少受到过人类学派的影响，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个派别的观点和方法。但这个流派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钟敬文晚年在回顾他的学术道路时，对人类学派在我国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有过一段十分中肯的分析：这派理论在学术上的主要功绩，是它从进化论的观点去观察和说明人类不同时期神话的历史关系。它把“野蛮”时代的精神产物（神话）和所谓“文明”时代的同类文化现象联结起来，不把两者看作截然不相关的现象，从而给人文史现象以接近科学的解释，并打破了那种鄙视原始人群及其文化的偏见。其次，那些学者在建立自己的理论和具体论证上，是以当时所能看到的人类学资料为根据和凭证的。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那些只凭思辨的方法是很不相同的。这也是此派成为比较科学的神话学、故事学的主要原因，是它所以能够取代语言学派，并有广泛影响的主要原因。这一学派尽管在观点和方法运用上有种种缺点（例如某些学者指出，他们对于各民族的风俗、神话等只着重看到它的普遍形相，却忽略了考察它的特殊形相等），但是，它在神话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是不能抹杀的。这个显赫一时的神话学派的主要缺点，是它的心理主义。在对原始神话和民间故事等的解释上，它虽然也注意到作为社会现象的风俗等因素，但着重的却是原始心理（思想、信仰等）。对于原始人的生产活动、社会关系等在形成原始神话思维上的基础作用，那些学者并不怎样重视。作为文化产物的神话，它对原始社会（或稍后的社会）的作用，他们也很少注意。他们所热心解释的，是在较高社会里存在的“遗留物”的来源。其它如我们所重视的神话的性质、特点以及历史发展对神话的影响等，都不是它的着眼点。总之，它跟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学有跟差别之处；而它的那些缺点，在我那时受过影响的论文里是迹象显然的。自然，这并不是说它对于我们毫无用处。它的某些因素或某些侧面是可以批判地吸收的。我们知道恩格斯的某些神话观点，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阐述的不是没有关系的。[9]（一）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期和幼年期，文学人类学派的学者们采取翻译、转述等方式，译介了英国和日本人类学派神话学者的大量著作，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参照物，给中国学人带来了进化论的世界观，万物有灵观、心理共同说、图腾崇拜、遗留物（又称遗形说）等理论，以今证古、类型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泰勒、安德留·兰和弗雷泽的神话研究与成就，代表着人类学派兴起、发展与极盛三个重要阶段，他们的丰富理论和深远影响，远非万物有灵论、遗留物说、心理共同说、巫术与图腾制等几个核心观点所能概括，而我国二、三十年代对人类学派的介绍也远非全部。然而，他们的代表作《原始文化》、《神话与习俗》、《神话、仪式与宗教》、《近代神话学》、《金枝》、《旧约中的神话》、《图腾制与族外婚》等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经典的价值。（二）文学人类学派学者所撰著的若干有关神话与故事的研究著作，为中国神话学与故事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们以世界的眼光，采用归纳法、分类法和比较的方法，把发展的因素引进神话研究之中。强调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以以今证古的方法，从现代野蛮人的生活、思想和信仰去考察原始人的神话、传说，是人类学派学者们的治学原则，也是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学科特点。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家们较多地停留在书斋研究上，而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这一人类学的学科原则，则做得甚少，因此使学派的活力受到了局限，并没有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积累多少可用的田野资料，显示出中国文学人类学派的天然的弱点，直到20世纪30～40年代社会-民族学派在西南地区崛起之后，才初步建立起田野调查的原则，活态资料的空白也才得到了一些弥补。（三）进化论是人类学派的理论基础。把生物的进化观机械地套用到人文科学之中，认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全都经历过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套用到神话研究之中，认为各民族的神话都经历过从多神——一神，从兽形——半人半兽——人形的演变过程；而口头叙事从神话——传说——故事的发展，也是千篇一律的。人类学派的直线进化观，只看到对象的一般形相而忽视特殊形相的偏颇，给我国的神话研究带来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人口大流动造成了乡土文化的失传，幼儿园乡土教育面临诸多问题，亟待传承乡土教育理念，积极实践创新自然性、趣味性、知识性、情感性、实用性的教学模式。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浅析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初探》
摘 要：乡土教育是对本乡本土的文化教育，是一种文化自觉和自识，是从人生起点开始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保护，对于推进素质教育有着深远意义。人口大流动造成了乡土文化的失传，幼儿园乡土教育面临诸多问题，亟待传承乡土教育理念，积极实践创新自然性、趣味性、知识性、情感性、实用性的教学模式。要有序组织系统化的乡土教育，在日常教学方案中充分体现地方风土人情特色，营造有乡土风味的园区环境，还要尊重外来人口和少数民族，正确客观对待外来文化。
关键词：乡土教育;学前教育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7-294-02
乡土教育是对本乡本土的文化教育，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感受到身边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乡土之爱是自我与家庭、亲友、邻里之爱的延伸，也是社会、国家、世界和人类之爱的基础。从人生起点开始进行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保护，在幼儿园的教育教学中，融入乡土文化知识，融入乡土之爱，是一种文化自觉和自识，它对于推进素质教育有着深远意义。
一、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的时代背景
1、人口大流动造成了乡土文化的失传
当代中国的人口特色是独子化、少子化、大流动迁徙。中西部青壮年大量流入东部沿海城市务工，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进城。教育公平化制度大力推行，学前教育不受户籍制度限制，越来越多农村孩子进入城市接受教育。据2010年人口普查，在浙江省温州市912万人常住人口中，来自市外的流入人口284万人，其中省外流入272万人，以江西、贵州、安徽、湖北、四川为多。省外户籍的学前儿童占全市学前儿童的四分之一。全市少数民族种类51个、人数30万人，比10年前增加了19万人，土家族、苗族取代畲族、回族，成为全市两大少数民族。
2、崇洋媚外思潮冲击着本土文化
全球化和开放意识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面貌，国际文化的学习交流正在加速前进。一方面是人们感叹小孩子都不会说方言了，另一方面是英语教育如火如荼，以国际品牌加盟的英语早教班每小时收费150-300元，洋节、洋快餐遍地开花，与孩子们频频亲密接触，这些导致了部分家长不知不觉地将乡土文化丢弃了。
3、农业及农耕文明的衰落
传统乡土文化基于对土地的热爱，人们讴歌着“大地是哺育人类成长的母亲”。而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使得农民种地不挣钱，种地脏、累、穷，社会缺乏对农民这个传统职业的尊重，五谷不分、四体不勤不仅是儿童的问题，很多家长、教师也是如此。生态恶化趋势加剧，环境保护任务艰巨。现代城市生活快节奏、高压力，家长忙于工作、事业，栖息大自然的诗意浪漫的文化生活氛围不浓，城市一些居住小区缺乏地域环境特色，缺乏社区群体生活及精神文化层面的凝聚力。
二、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古今中外，诸多教育学家都提倡乡土教育。乡土教育最初源于19世纪德国教育家费希特对民族主义教育的觉醒与倡导。早期乡土教育受自然主义的影响，主要是以儿童生活的直观对象——家乡故土为空间认识出发点，引导儿童了解生存的周边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20世纪以来，随着乡土意义的深化与扩展，乡土教育延为民族整体性文化教育。美国教育家村威认为，要建立儿童在学习知识上的兴趣，必须消除他们的实际生活与课程之间的脱节。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在《有吸引力的心灵》一书写道，人类在出生后，有人类特有的“精神胚胎”期。“对于儿童来说，他们对生养自己的土地非常喜爱，不管那里的生活有多么艰难，他们也会感觉到从其他地方无法找到快乐。”“心理的这种吸引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它促成了一个人的成长，并且让他适应了当地社会秩序、气候等条件。”“今天，我们必须把儿童看作联系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明水平的纽带。婴儿时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因为如果我们想引入新的思想，改善人们的风俗习惯和在自然特征中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就必须以儿童作为工具，成年人则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如果我们真的想广泛传播文明的火炬，就必须借助儿童来完成这一使命。”
新文化运动以来，陈独秀、费孝通、徐特立等教育家都十分重视乡土教育和强调乡土教材的重要性。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课程”、“活的乡村教育要用活的环境”，陈鹤琴的“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等都是乡土教育思想的光辉展现。潘光旦先生看来，造成国人自我迷失的精神危机，其根源在于“根”的教育缺失。爱国之道，始于一乡;学必始于乡土，而后可通天下。正视幼儿园乡土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需要辨析乡土教育的概念和内涵，继往开来、传承发扬前辈教育学家的理论思想，积极探索实践“土得掉渣”的新课程。
三、幼儿园乡土文化教育的实践
乡土教育从娃娃抓起，必须是一种包含自然性、趣味性、知识性、情感性、实用性的教育模式，除了培养乡土意识之外，生活教育、人格教育、民族精神教育也潜移默化地渗透其中。以下整理几点笔者在幼儿园一线教学中的心得体会，以期抛砖引玉。
1、有序组织系统化的乡土教育
幼儿园可以按照传统农历二十四节气、传统节日(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腊八)的时序，结合地方传统美食、节日活动，构建有韵律节奏的乡土文化教育。温州童谣《十二月令》(正月灯，二月鸢;三月麦秆作吹箫;四月四，做做戏;五月五，过重五;六月六，洗垢蹉;七月七，巧食喜鹊啄;八月八，月饼馅芝麻;九月九，登高送娘舅;十月末，水冰骨;十一月，吃汤圆;十二月，糖糕印状元。)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素材。春季开园时，家长与幼儿一起动手设计制作元宵花灯，装饰教学楼。清明节时，让孩子们捣绵菜，动手做清明饼。端午节，学唱《龙舟竞渡》的歌曲，学习敲鼓打锣等民间乐器，用五色线编织彩蛋袋子、粽子状的香囊。除了讲解传统节日的来历故事，还可以教一些应时的古代诗词或者方言童谣、民歌，如乐清民歌《对鸟》、温州童谣《叮叮当》。
2、在日常教学方案中充分体现地方风土人情特色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日常的教学设计要体现地域特色文化。实际上，乡土教育资源和素材是随手拈来的。比如幼儿园内种植的洋紫荆(又名羊蹄甲)叶形如心、花色鲜艳，可以引导孩子们仔细观察，写生画画。三月底四月初，收拾樟树的叶子，让孩子们观察落叶、新叶、老叶的丰富多样的颜色，樟树的花及树枝纹路，师法樟树叶子，画水彩画、手指画，用樟树枝叶制作时钟表盘。给孩子们讲解瓯越古村落建筑、家具、瓷器、瓯绣、染布，以及蓝色百缬布中出现的传统戏剧纹饰，让孩子们再开展艺术创作。可以收集整理制作以江心屿、瓯江、东海海鲜、蒲扇等主题的图片展、文化知识卡片等教具。可以用香螺壳、辣螺壳、花蛤壳、钉螺壳等食材做计数、串线教具。让孩子们观察发现周围环境中美的事物、询问地名来历及变迁，分享叙述回老家、爷爷家、外婆家等的所见所闻、各地的风情习俗。
3、营造有乡土风味的园区环境
设计最忌千篇一律，没有个性。因此，在建筑外观、室内装饰、家具、用具(竹编篮子等)、绿化等各个环节都要重视营造地方特色、乡土风味的幼儿园环境。幼儿园不一定要设立乡土民俗馆，摆放已经很不实用的民俗物件：石磨、捣臼、扇稻谷的风车、纺织布机、斗笠、蓑衣等等，但可以编辑整理乡土教材资源书刊，老师们人手一册，粘贴悬挂本地剪纸、绣花、风景摄影、诗歌书画，摆放一些民间乐器、工艺美术品。每年植树节前后，安排亲子活动，种植乡土树种参与幼儿园改造。安排春播、夏播、秋播，种植本地主要农作物。如农谚“谷雨前后，种瓜点豆”，4月中下旬播种蒲瓜、豇豆、茄子，同时做好植物观察记录。由各幼儿园提出申请、落实种植地及日常保护责任，有关部门免费提供乡土濒危珍稀保护植物及栽培指导。
4、尊重外来人口和少数民族，正确客观对待外来文化
文化大融合、多元文化是势不可挡的主流，孩子们需要广博且包含整个世界的教学题材。文化的多样性为孩子一生的发展提供富有创造力的原动力，它影响着他们所铸造的关系、所做的关于职业和个人的判断，以及所处理的社会事务，因而对文化的差异感到舒畅。全球社会多元文化教育的新颖之处在于承认对于人们尊重的承诺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乡土教育不能搞形式主义的一套，不能一味排外，更不能表现为一种地方观念、狭隘和内向性，甚至大民族主义占优势的倾向。班级中有父母在法国、西班牙的孩子，可以请家长协助，择时来园介绍欧洲文明，跳一跳西班牙舞蹈。同理如贵州、云南等地少数民族文化，可充分调动家长积极性，利用特有的家长资源。不能让留守子女、异乡子女对于他们接触到另一种乡土文化产生陌生恐惧、或鄙视、或自卑的心理。可以结合六一节汇演、每月一次的世界之旅等载体开展学习交流。乡土文化教育要体现出强大的包容性，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营养，使自身更具生命力。只有在和谐共生、比较竞争中，才会更好地发现乡土文化的魅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
参考文献
[1] 玛利亚?蒙台梭利. 有吸引力的心灵 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 裴娣娜. 教育创新视野下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育的思考 中国教育学刊,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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