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李云峰
环境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国际社会的全球性问题之一。环境问题普遍出现是由于人类过于片面的追求经济发展，从而导致资源枯竭、污染加剧带来的恶果。人类谋求发展必然带来自然资源的消耗，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对环境产生破坏。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世界经济的迅速增长，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遍布全球，人类活动逐渐成为地球不能承受之重，环境问题也逐渐从地区性问题发展成为波及世界各国的全球性灾难，出现了一系列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环境问题制约了人类的发展，开始逐渐受到重视。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一开始人们觉得环境问题的出现是由于科技的不发达造成的，寄希望于科技进步来消灭环境问题。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老的问题解决的同时新的环境问题又摆在了人们面前，并且更复杂和棘手。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科技的问题，也是围绕着政治、经济、哲学等多方面的综合体。基于这种观念，国际社会在经济、政治、科技、贸易等方面形成了广泛的合作关系，期以通过多种手段和渠道来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影响评价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
环境影响评价(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简称EIA)也称环境预断评价或环境未来评价，是环境质量评价的类型之一，是指在从事建设项目或国家制定规划、政策和法律时，应当在计划阶段或正式实施前，就其对环境可能产生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事前加以调查、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相应的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意见和对策，并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是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
环境影响评价可以实现环境管理模式由末端控制到全程控制的转变。环境影响评价的特点首先在于它的预测性，它强调在做出有关经济开发活动，如有关的规划、计划、政策或拟建项目之前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预测和评价，是一种预测性的工作。希望通过人类已经掌握的有关环境问题产生原因和规律的认识，自觉控制自身行为的不良环境后果，实现合理规划和科学决策。
环境影响评价(EIA)是我国从外国引进的一项制度，是在吸收了西方国家先行开展的环评制度，又结合了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国环境影响评价经过概念引入、尝试性研究与实践、制度化及法制化等几个阶段川，成为源头控制、推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重要工具和手段。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国家通过法定程序，以法律或者规范性文件形式确立的对环境影响评价活动进行规范的制度12J。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最早是于1964年在加拿大召开的国际环境质量评价会议上提出来的。1969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的颁布标志着世界首个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建立。
我国在1979年9月颁布了《环境保护法(试行)》，标志着环境影响评价从立法上开始建立。到了2002年，《环境影响评价法》正式通过并于2003年9月1日起实施，我国环境影响评价进入了新的阶段。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了一套有特色的环境影响评价立法体系。完善的立法体系为实现环境影响评价促进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为科学发展保驾护航这个更高层次的功能提供制度保障。
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指具有公共利益、兴趣的社会群体对政府涉及公共利益事务的决策的介入，或者提出意见与建议的活动。公众参与的概念和内容学界众说纷纭，目前理论界对公众参与主要有三种观点。1、“分享论”，即认为公众参与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或大众对国家事务或公共事务的分享或参加。该种观点把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视为公众对国家事务的一种分享行为。2、“赋权论”，即认为公众参与是公众及其代表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3、“制衡论”，即认为公众参与的作用是体现是权利约束权力。
公众参与是项目建设方或者环评方同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建立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管理的正常机制，可使项目影响区的公众能及时了解关于环境问题的信息，有机会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设方案的决策及顺利实施是非常必要的。让公众帮助辨析项目可能引起的重大尤其是许多潜在环境问题，了解公众关注的保护目标或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以便采取相应措施，使敏感的保护目标得到有效的保护。
环境影响评价作为行之有效的环境管理制度，在中国环境保护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其运行多年的经验来看，能够预防和减轻因建设项目和规划的实施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也保证了建设项目选址和布局的合理性，有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并促进了一些环境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施以来，围绕着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调整，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的方针，切实贯彻清洁生产、达标排放、以新带老、区域削减等原则，有效地控制了新建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确保了我国环境质量总体没有恶化，局部地区还有所改善，尤其是在预防污染和保护生态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直至今日，我国己经建立和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法律和法规体系。环境影响评价己经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成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是实现“以人为本”、促进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
从南宁市江南区的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效果特点出发，运用公共政策执行理论模型(史密斯过程模型)，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过程中的政策质量问题、执行机关问题、目标群体问题、政策执行环境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思考这些问题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提出科学有效的解决对策和改进建议，从而推动政策的有效执行，最终实现环境影响评价的公共政策目标。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江南区的实施取得一定效果，但实际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率和保障评价结论得以实现的“三同时一制度执行率还未达到制度要求，表现是对区域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指导不明显、企业“先上车后补票一现象大量存在、因环评实施不当引发的环境投诉不断，环境压力不断增大。
住宅小区建设项目的施工期一般较长施工期的环境影响持续时间也较长施工期的环境影响主要有施工扬尘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噪声固体废弃物光污染等。为预测小区建成后的环境质量须对拟建小区目前的环境质量状况进行背景调查和评价由于小区建成后即成为人群高度集中的居住区小区的环境质量现状数据最好全部来自实地监测尽可能不引用历史数据做报告表的小项目一般不要求实地监测但对于以下6 种情况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从保护小区居民健康的角度出发无论做报告书还是做报告表都应进行实地监测：
1 若拟建小区附近有明显的大气污染源其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量均较高且位于主导风向的上风向则应进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在北方地区监测时间应选择在冬季采暖期。
2 若拟建小区居民的生活饮用水取自小区内或附近的地下水或地表水则应进行地下水或地表水水质监测。
3 若拟建小区附近有较强的交通噪声源包括交通主干道高速公路高架道路铁路轻轨地铁机场和船舶航道等工业噪声源和社会生活噪声源则应进行噪声或振动监测但暂时性的噪声源除外公路附近还应进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PM10 CO THC 和NO2。
4 若拟建小区内或附近有较强的恶臭污染源如垃圾处理场垃圾收集房污水处理厂公共厕所发黑发臭的地表水体产生恶臭的工业企业等则应进行恶臭污染物浓度或臭气强度监测。
5 若拟建小区内或附近有电磁辐射污染源或放射性污染源如广播电视发射设施雷达及导航设备大型电力发电站卫星通信设施电气化铁道移动通信发射基站高压输变电设施放射性固体废物以及排放放射性废气废液的单位等并可能影响到小区居民身体健康和家用电器的正常使用时应进行电磁辐射或放射性污染监测。
6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环办2004 47 号文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的要求若拟建小区原为产生危险废物的工业企业如化工电镀等企业实验室和生产经营危险废物的单位则必须对土壤和地下水进行监测。
强化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关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为开发区环境影响评价最终上升到战略规划层次铺平道路。鼓励开发区规划编制部门采取自我评价，遵循“早期介入”的原则，将环境影响评价纳入到规划编制过程中去，为规划方案的优选提供决策服务。应继续加强区域环境承载力的研究，不断完善环境承载力的理论、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尤其是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分析技术和动态量化研究有待进一步地深入。
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不断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相关立法也在不断完善。尽管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立法特别是战略环评的相关立法还存在一定缺陷，但可以看到众多学者、机构和部门仍在积极推动，相信经过实践和尝试，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立法定会有更大的突破，以更好的保障环境影响评价为科学决策服务的功能。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作者：罗晓
ISBN：10位〔7802096596〕 13位〔9787802096592〕
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1
定价：￥28.00 元
[编辑本段]内容提要
本书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系统介绍了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结合近年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经验，分析了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特点和规划内容。基于对国内外现有规划环评技术方法的研究，介绍了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框架和评价方法。全书共分9章：第一章、第二章，文献回顾和评价内容的确定；第三章、第四章，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框架的建立；第五章至第八章，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方法啊；第九章，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案例。本书可作为环境影响评价专业人员以及政府人员、城市规划人员的参考书。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罗晓，2006年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毕业，现任教于河北科技大学，主讲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环境工程CAD等多门课程，同时兼职南开大学战略环境评价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曾作为副主编参与《工程CAD技术及应用》、《水处理工程CAD技术应用及实例》《环境工程CAD技术应用及实例》等多部科技图书的编写。目前主要从事环境规划、环境评价、环境信息系统开发研究。
[编辑本段]目录
1 引言
2 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研究进展
3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分析
4 城市交通的环境影响分析
5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空气质量影响评价方法
6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噪声与振动环境影响评价方法
7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生态与影响评价方法
8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社会影响评价方法
9 评价案例
……
环境保护与相关法律制度完善
摘要：我国198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去年9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至此，我国已经颁布国家级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6部，与环境有关的资源法9部，环境保护行政法规29项，制定环境标准364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制定起步比较晚，而且我国历史以来环境破坏比较严重，加上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污染和破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环境相关灾害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跟不上社会需求甚至落后于社会的现实越来越突出，本文试从分析《环境保护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相关环境保护法律入手，为完善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提出一点薄见。
2009年3月28日晚上8点半，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熄灯一小时”活动在全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1189个城市举行，其中包括中国的一些城市，这是近来人们关注地球环境保护的又一次大型活动。进入到21世纪，环境保护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生活的一部分。从英国工业革命到今天，200多年过去了，人类不断从自然界中大量索取资源，同时破坏和污染环境，特别是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加速发展，环境破坏和污染的速度和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随之而来的是环境对人类的破坏性反馈，极端自然灾害频频发生，损失越来越大，中国是受环境破坏和污染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每年因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天文数字。人们渐渐从人类造成的自然灾害中醒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大大加快和加强了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立法，以及国际合作，环境保护走向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制化。
一、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变暖是近几十年来地球气候最突出的特点。世界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同时地球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和污染。仅仅从大气来说，温室气体越来越多地排向大气层，今天人类甚至改变了65万年来大气的组成，二氧化碳现在达到了387PPM,比工业化前高了38%，地球气温一年比一年高，极端天气频频出现，南北极冰川融化超出预计，许多物种因为气候变化而灭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认为到2050年，全球变暖每年将造成3000亿美元的损失。气候是没有国界的，污染也常常是没有国界的。据相关机构预计，我国70%左右的能源是煤炭，加上石油等，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耗的绝大部分，2009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同样在2009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将取代美国成为第一。环境保护的责任不言自明。
再回到国内，我国现已查明的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人均矿产资源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草地资源约为1/3，人均水资源约为1/4，人均森林资源约为1/5，人均能源占有量约为1/7，其中人均石油占有量仅为1/10。资源利用效率方面，目前我国钢铁、电力、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20%左右；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5%至25%左右；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木材综合利用率为6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严重，当前，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27.9%；废水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长期居高不下，使得一些地区环境质量长期得不到改善，环境污染事故进入高发期。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中例举的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就有16个。近年来，资源环境因素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绿色壁垒”成为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这也成为我国扩大出口面临最多、最难突破的问题，有的已对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造成了严重影响。这甚至关系到国家竞争力及国家安全问题。
但是，祸兮福之所倚，笔者认为，环境问题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2009年3月28日，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刘志全在清华大学和中国水网联合举办的2009城市水业战略论坛上表示，2008年我国环保产业产值已达到7000多亿元，预计到2010年，该产业产值将达到11000亿元。根据国家推出的4万亿拉动内需投资的战略安排，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大约将分到2100亿元。未来十年环保产业平均增长率将在20%左右，大大高于国家经济增长率，并且是长期的。根据200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报告称,世界各国需在2030年前每年投入515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投资。联合国一份最新报告说，对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源的投资将成为"新的金矿"。预计，到2012年，世界对新能源发展的投资将达到4500亿美元，到2020年将达到6000亿美元。中国、印度和巴西2007年新能源方面吸引了260亿美元的投资，而2004年时却只有14亿美元。另外，中国再生资源利用协会统计，我国工业及家庭废弃物每年可回收利用但没有回收利用的金属、塑料、纸、木材、能源等等价值至少350亿美元，除去这些浪费，其污染造成的损失同样是巨大的。今后，毫无疑问环保产业各种投资、回收利用、规划治理、技术交易等等数额是极其巨大的。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一套相关的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促进环境的改善及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 、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局限性和存在的缺陷
在我国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古已有之，《周易》有“井泥不食，旧井无源”，注重对水源的保护;商代法律中规定“弃灰于道者，断其手”;秦国的法律更为严格，《田律》中规定：“从春季二月开始到夏季七月期间，不得进山伐林木、堵塞林间水道、不准烧草木灰，不准诱捕鸟兽”等等。但是环境保护真正走向现代法制化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我国198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去年9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至此，我国已经颁布国家级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6部，与环境有关的资源法9部，环境保护行政法规29项，制定环境标准364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制定起步比较晚，立法水平有限，而且我国历史以来环境破坏比较严重，再加上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污染和破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环境相关灾害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跟不上社会需求甚至落后于社会的现实越来越突出，急待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
1、从立法目的上看, 我国传统的环保立法观念多是重利用轻保护。《环境保护法》第1条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作为一项立法目的。《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第一条：“为了加强森林公园管理，合理利用森林风景资源，发展森林旅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规都过分注重对资源的利用，而轻保护，且体现不出对下一代利益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原则，这是不符合现代环境立法趋势的。概括和比较分析世界各国环境立法关于目的性的规定，不难发现以美、日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环境立法目的上的规定体现了当代环境理念的基本要求，在立法目的的理念上逐步树立了生态利益优先的现代环境价值观，将保护目标已扩大到保护未来时代人类的利益以及生态环境的安全[1]。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规缺少正确价值理念的支撑，从而难以从整体上自始至终的贯彻好保护。因为在一系列立法的过程中，目的的设定才是第一重要的，它是立法者将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在成文法上所作出的表现和反映。而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则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制定的。因此，价值观是制定和实施法律、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指导原理和理论基础[2]。
2、从颁布的时间上看，我国大多数环境保护相关法规都是在国家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思想之前颁布的，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我国环境立法大多是应急立法，所以很多法规有着浓重的工具性意味。《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颁布于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于1988年，《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颁布于1985年，这些都是在1992年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后颁布的，未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贯彻其中。更不用说科学发展观思想了。有些像《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颁布，，《森林公园管理办法》 1994颁布，虽然在1992年之后颁布但是也未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贯彻其中。而且这些法规本身存在着大量不适应保护资源的诸多有待进一步修改之处。
3、我国许多环境保护相关法规还存在着规定不全面不完善的特点。比如去年刚刚颁布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关于回收方面只有第十五条有相关规定，而且规定比较笼统，但欧、美、日等国家早已经颁布了专门的回收法，如日本《家庭电器回用法》、《建筑材料回用法》，美国《资源保护和回收法》、《固体废物管理和回用计划》、《饮料容器回收法》。再比如《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海洋环境的单行法律。由于《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几年来，一直没有一部相关的实施细则及法规出台，一些重要的海洋环境标准仍是空白。由于渤海具有区域性与综合性并存的特点，而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没有具体规定一些可操作性条款，专家们认为，还应制定专门的《渤海法》，使排放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问题实现从原则规定到具体实施的转化，
4、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在制定上各地立法水平和步伐参差不齐。 目前由于缺乏国家性法律的指导和规范，各地立法水平和步伐参差不齐：有的省市有些法规早已经制订而且根据需要都进行了多次修改，比如海南省的旅游条例在1995年制订，1998年、2002年、2004年分别进行了修改，但是有的地方却尚未颁布第一部，如青海省。这些地方立法只在本行政区域内具有拘束力，对其它地方没有强制力。而且各地出台的环境保护相关条例指导原则和内容也不尽相同，处罚尺度不一。再例举旅游业，各地出台的旅游管理条例指导原则和内容及处罚尺度不同，这些都与当前旅游业跨区域、跨行业联动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2004年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第一个产业特征，是全国区域旅游合作蓬勃发展。不仅全国区域旅游合作出现了新的高潮，而且区域旅游合作的力度、深度和广度都有了进一步拓展——合作主体更加积极，合作层次更加丰富，合作内容更加全面。在此形势下，现行各地旅游法规的统一就尤为重要。
5、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原则规定多，缺乏可操作性。比如《环境保护法》仅规定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责任承担方式。笔者认为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赔偿损失和恢复原状这两种责任承担方式是有问题的。赔偿损失以赔偿当事人遭受的全部损害为原则，既包括直接损失又包括间接损失，事实上没有几个环境侵害者能承受如此大的赔偿数额，而且环境问题上对间接损失的认定也是很困难的；另外，在环境问题上，对恢复原状也是也是令人怀疑的，以民法上恢复恢复是指当时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回复到物理状态下的原判或者回复到价值层面上的原状的含义。试想对河流的污染多是众多污染者造成的，由谁负责恢复原状？如何才能恢复原状呢？再比如《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1条规定，对造成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海洋工程条例第50条、第52条也分别规定，对围填海工程中使用非环保填充材料和海洋油气矿产资源勘探开发中违法排放从而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事故，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在实践中，何为“重大事故”、“重大损失”、“严重后果”？这些模糊的、不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犯罪构成量化标准，主观性强，在目前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都缺乏切实明确的内容，使得执法者在实际办案中无法参照。
6、当代社会出现的新环境问题无法可依，未恰当及时修改和补充。
中国自2001年正式成为WTO成员后，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就环境方面而言，中国面临着来自于他国单边环境措施对中国产品市场准入的潜在或现实的威胁。据国家环保总局透露，全世界数量惊人的电子垃圾中，有70%进入中国，但是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却没相关规定来约束“洋垃圾”的侵入。2005年11月22日哈尔滨市因为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胺苯国间发生爆炸导致江水污染停止供水4天。虽然现行《环境保护法》对环境污染的防治作出了相关规定，如第二十九条：“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限期治理。”但是这种“出现一个，治理一个”的方法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法的修改和补充，既要及时，又要慎重。及时才能使法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保证法的体系的协调一致，消除法的弊端，有益于执法、司法、守法的进行；慎重，才能维护法具有稳定性、连续性[3]。另外，现行地方环境保护法规中有应当及时修改或补充而长时间得不到修改或补充的：比如：现行法规本身是暂行的和试行的，经过一定阶段的实践，有必要加以变动，以便从暂行和试行的形式过度到正式的形式。还有，由于立法时考虑不周，现行法律中有不科学之处，随着实践的发展已带来明显的甚至较大的弊端，如难以执行、适用、遵守，因而有必要修改、补充；还要注意法制统一原则，一个重要的新法出现了，或一个重要的法修改了，地方法规及时随之法修改或补充。与宪法，国家保护法律和行政法规保持一致。较大的市的地方法规要与省级地方性法规保持一致。地方性法规之间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其他的地方性法规也要注意协调一致[4]。
上面例举的是笔者认为比较突出的几个问题。此外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规还存在着一些别的问题，比如很多环保相关的规定只停留在政策上还未法律化，还有法规中权责不明确、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缺少衔接、法规中逻辑结构很不完整有行为无后果等等不一而足，在此不再做一一深入探讨。
三、完善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中国需要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法
尽快修改完善《环境保护法》使其上升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很大程度上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了，法律界也存在激烈的修废之争。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的修改完善，进一步使其上升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笔者以为，应从如下方面进行制度完善：（1）明确宣示可持续发展战略，将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基本法的立法宗旨，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地位。（2）按照法治政府建设的原则，确立处理环境保护中的政府与市场、公权与私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原则，明确国家环境管理权力与公民环境权利的配置方式。（3）确立国家环境管理的基本体制，打破行政区划，按照生态规律设置生态区域管理为主的新型管理体制。规定环境管理的权力分配、协调、运行、监督的基本规则。（4）确立公民环境权，规定环境权与民事权利、行政权力的关系与协调原则。（5）完善环境责任制度，明确规定责任的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规定环境法律责任的社会性、公益性判断标准。（6）建立专门的环境程序制度，根据环境权运行的特殊性，确立环境司法救济以及其他救济的方式与程序。（7）完善《环境保护法》的监督管理制度，根据风险预防、代际公平、全过程控制、公众参与等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重新构建环境管理的基本制度。在充分认识市场规律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基础上，引进市场化的管理手段与措施。
（二）提高立法质量
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在立法上由于指导思想、观念，立法水平等方面的原因出现了诸多问题，为了从根本上克服环境立法的“缺陷”，切实提高环境立法质量，笔者认为在立法中重点要全面贯彻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思想，坚持法制统一，坚持环境与经济发展综合决策，充分发扬环境立法民主，法律法规完整和可行，对于中央立法而言，就要本着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全面统筹兼顾的原则，遵循法制统一，确立环境管理体制，建立高效的组织机构即环境管理机构来承担指导和协调任务，通过立法明确有关机构的设置、分工、职责和权限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并进步确定有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违法责任。地方环境立法要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出发，坚持为保护环境服务，强化环境管理，突出重点，兼顾其它的指导思想，以环境的保护为环境保护立法的重点，具体说来要坚持现实性与超前性相结合原则，在科学预见基础上超前立法，以弥补国家立法的滞后性；强化污染责任制原则，进一步明确和加强污染者的法律责任，地方立法应将国家立法中污染者与责任具体化明确化。
（三）执法与司法需要改进
行政主导是我国环境保护的一大特点，环境保护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近几年环保行政主导还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行政主导固然有其优势，如具有较高的效率，能适应我国生态环境复杂的特点，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它主要适用于污染防治，而对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则另当别论；其次，行政主导具有严格的隶属关系，很容易出现部门分割，条块分割，不能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造成体制上的混乱；再者，行政主导的方式降低了环境司法的地位和功能，也降低了环境执法的功能，因此，要实现环境法治，必须改进执法与司法。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污染防治要向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相融合的行政刑法方向发展，将现行大量的行政处罚上升为具有刑事责任性质的处罚，检察机关应积极参与其中。其次，生态保育要逐步扩大民事保护的范围而缩小刑事责任的范围，这要取决于民法物权的完善，与取决于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正确处理以及大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等各种因素。再次，建立起以检察院为主体的公益诉讼制度，检察院代表环境公害的受害者提起诉讼。现行环境侵权诉讼是由民法通则规定的，由于环境侵权的受害民众较广，在诉讼中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不利于共同诉讼人的共同求偿，而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能够克服此弊端，并且在当今我国公众法律意识普遍淡薄的情况下实施此举不失为良策。最后，要正确理解和掌握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笔者认为，在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系统工程中，执法是末端环节，前面的问题不解决而仅靠末端一刀切，无异于以堵口子治洪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会激化矛盾，为环境法治的发展埋下隐患。
（四）完善环境保护中公益诉讼
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毋庸质疑的，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实践和近几年理论界的研究，环境公益诉讼法的立法是可行的。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相关的组织和个人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在环境受到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形下，为维护环境公益不受损害，对行为人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诉讼活动[5]。笔者认为，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详细规定公益诉讼内容，以保障诉权的行使。同时，也要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责任承担方式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笔者建议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赔偿损失应置换为承担损失，且以承担直接损失为限；恢复原状应置换为恢复原态且以恢复到破坏前的初步生态为限，这并不意味着损害者的责任将会减轻，因为各种承担方式是可以合并适用。
（五）引入和完善市场机制
我国在环境保护立法时可以更多的引入市场机制，具体体现为一系列经济手段的利用。但这里的经济手段并非指经济学领域中所有手段，而是指那些符合环境成本内部化要求的，能够体现有效利用环境资源，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手段。（重点如产业升级、落后生产设备淘汰、节能产品销售、废物回收）。此处介绍的是在OECD国家广泛运用的税收、收费、排污权交易、押金等方式。首先，税收是指政府征收一定的环境税，又称绿色税收，主要可分为排污税和产品税两种。前者，主要是针对污染企业，从污染源头、污染行为进行控制。这些污染企业主要是那些“夕阳产业”，如造纸、化工、冶炼等等。产品税主要针对那些可能造成污染的产品，如塑料制品、一次性电池、石油、天然气、碳、煤等。其次，收费主要是对企业排污进行收费，通常是拟定“三废”排放标准，超过一定标准则收取一定费用。近年来，收费项目除了传统的“三废”以外，还有危险废物处置、畜禽牧场污染排放、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等。再次，排污权交易主要是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并允许这种权利象商品那样买入和卖出来进行污染排放控制。政府先要设定某区域内的总量调控，对该地域或空间内可容纳的最大污染物总量面向企业进行分配，在初始分配后允许企业进行交易排污权，这样通过市场手段将排污权从治理成本低的企业流向治理成本高的企业，最终实现社会以最低成本减排污染物，从而使环境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 最后，押金制度是指通过强制性的措施，使消费者在玻璃或塑料等容器（包装物）上存款或押金，以促进消费者退回或循环使用这些容器或包装物。一般作法是；在消费者购买饮料等商品的同时，为包装或装有这些饮料或商品的容器或包装物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如果消费者将使用过的这些容器或包装物退回给原销售者，则销售者根据其退回的容器或包装物的数量，退还消费者预先为这些容器或包装物所支付的押金。如果消费者不退回其已经付过押金的容器或包装物，则其所支付的押金将不能退还。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市场机制。 除了上述这些手段之外，还有其他诸如建立环保基金、环境损害保险金等经济手段。在这一领域内，西方发达国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验。
（六）完善环境影响评价机制
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环境有影响的人类活动进行预先评估，或者对拟议中的人类活动可能产生的环境后果进行分析，即对于拟议中可能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或环境后果包括对各种环境因素或环境介质的影响、对动植物和人类健康的影响，有时还涉及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法定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是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机制。环境影响评价成为各国环境法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是环境法的科技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当代决策方法的重大发展，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基础之一，是综合决策的根据和前提。健全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活动的顺利推广和有效开展，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法律保障作用。[6]
（七）对环境构成物的物权归属思考
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水面资源等自然资源是构成环境的主要方面，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在我国这些财产所有权都属于国家或者集体的也就是共有制度，这种所有制在一定时期内使用权和所有权是相分离的，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使用人“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 [7]但使用人往往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而逃避这种义务。当然，当前我国存在多种因素影响，但外部性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外部性是指行为人私人成本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一致或不一致的情况。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行为人的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行为。由于此时行为人的贡献多而获益少，其产生的动力就会不足。相反，负外部性就会导致个人的收益大于社会收益，而导致将成本的转嫁社会或他人，例如通过损人利已或损公肥私等手段。 正因为这种外部性对行为人的影响。实际中行为人往往会置社会利益于不顾而追求个人利益。例如我国为了保护环境而实行的“退耕还林”政策与“封山育林政策”这显然会减少农民与林木工人的收入，而政府却没有有效的措施去补偿他们的损失。所以，许多地方盗伐、乱伐现象就屡禁不止。 但是，如给与私人更长的承包期，更大的支配权，“私人的物品往往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 [8]。从这种观点出发，中国人往往有珍惜自己财产的传统，相信人们会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做到最大的保护。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政府再加以宏观调控，效果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改革我国目前的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模式就是很值得思考了。
另外，笔者建议还应该增加各级政府和管理机构在环保工作上“作为”和“不作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完善环境保护相关监督机制，加大法律监督力度。
四、小结
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制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过程，不可期望于一触而就，但是面对全球和我国国内现实的迫切需求，我们又必须高度重视起来，尽快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环境问题常常没有国界，国内环境问题常常也关系到世界环境问题，因此也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基于我国国情和环境问题成因的特殊性，国外环境治理举措并没有多少可以值得借鉴的经验，我们应该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去探索一条适合我国的切实可行的法治化道路，不断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现代社会法治先行，时代赋予我们的法治保护环境的重任，我们也必将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相信我们能够建设一个环境更美好的家园。
2005年，一场“环保风暴”在中国内地刮起，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项目。理由是，这些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2158.7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
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1.5％以上。但这是在环境保护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在中国，根据上海的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0.5％，最近几年也只有1％多一点。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进退两难:再不治理，未来无法保障；真要治理，则需大规模投入，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
有人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但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至少得花几百亿元，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就微观角度说，在过去20年里，国内制造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最简单的事，例如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1.2~1.8元。提高生产成本5％。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因此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施: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白天把污水放到处理池里，晚上没人时就排放到河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中，这5％的成本。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盈与亏、生与死。
而中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这种倾向。通常的情况是，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需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则只有区区5万元，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环保风暴”。
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最后的罚款也不过20万元。区区20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因此《环保法》历来被人称为“豆腐法”。
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量人员失业，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因此，无论是宏观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
四个因素阻碍环境治理对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炼、小铁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项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现蔓延的趋势。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片面强调简化审批，限期办理相关手续。而不管项目是否会存在污染情况，只要来投资就批准，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存在“首长意志”、“先上车，后买票”等违法现象。
再次，环评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评价结论含糊，模棱两可，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使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最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开展不足。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政府主导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监管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显然力不从心。
其实，环评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后的经济利益在驱使。
掀起真正的“环保风暴”
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
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年日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规律。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可能跨越这样一个重化工业时代。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国家太大，无法像芬兰那样，在本国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于全球化分工，直接进入高科技时代。
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曾回过苏南老家，小时候那种清清河水，坐着船就可到达四乡八镇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令笔者吃惊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国，即使不发展工业，由人口增长带来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环境恶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这样的污染，也需要大笔投资，需要有经济基础。
中国在治理污染问题上，任重道远，需要依法办事，制止恶性环保事件的发生，延缓环境恶化的速度。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