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认为性开放是来自西方，下面这篇文章引自是非常著名的学者熊飞骏《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可悲误读》第一部分西方人真的性开放吗，通过阅读这篇文章你会发现西方远没有现在我们这样的性开放，以及这样的性开放对青少年成长是很有危害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的中国性观念异常保守，性一度成为民众谈虎色变的话题。民众必须奉行禁欲主义，性行为机械化政治化。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性开放理念被饥渴的国民以最大的热情全盘接受并发扬光大，甚至于比西方走得更远更离谱。
下面几则众所周知的西洋传闻最能体现中国人对西方性开放的理解。
传闻一：美国女中学生在上学前，母亲总要提醒她别忘了带避孕套
传闻二：美国夫妻不干涉对方的性自由，双方在外面都有一个或多个情人。丈夫回家撞见妻子和情人做爱，多半选择礼貌地退出来
传闻三：美国的海滨浴场，男女全都一丝不挂
中国的极端女权主义者甚至杜撰出这样一个版本：妻子出门时丈夫都要提醒她别忘了带避孕套，告诫她若遇上色狼千万不要反抗，因为生命比贞操更重要；但和色狼做爱时别忘了戴上避孕套，因为生命离不开健康
我们对美国的性开放确然存在严重的误读。
首先美国的性开放只存在特定地点和特定群体；主流社会的性观念则远比我们保守，大众传媒和公共场所也远比我们干净。
美国是一个奉行自由主义的国家，政府和多数人不能随意剥夺少数群体不触犯法律的爱好和行为。所
以美国有专为部分追求性刺激的成年人开设的 成人俱乐部；回归自然派男女还可在远离公众的海滩一丝不挂裸浴；好莱坞影星也可追求私生活丰富多彩但这些性开放把戏只限于
熊飞骏，中国民间知名人文历史学者，湖北红安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臭老九”一词的由来和反思
——熊飞骏
对于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来说，“臭老九”一词并不陌生，它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名词。这顶毛泽东老人家发明的“桂冠”，中国知识分子戴了近二十年之久。
这里有必要对“臭老九”这个词的词义作些特别的解释。“臭”字人们容易理解，就是不光彩令人讨厌的意思，“老九”这两个字就颇令人费解了。这要从中国的等级制社会说起。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从古至今，中国人依据其社会地位的差别被人为地划分为几个高低贵贱不同的等级，就象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顾名思义，老九就是第九等人，也就是说在社会等级上被划分为第九个等次。那是一个绝望的等次！毛泽东老人家还不满足，认为仅此不足以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厌恶之情，就在“老九”前面再加个“臭”字，那是一个更绝望的等次。
知识分子何以被称为“第九种人”，这要追溯到十三世纪的元帝国时期。中国虽然是一个等级制社会，但历朝历代的政府并没有象印度那样明文划定公民的社会等次。由政府出面用文件形式界定帝国公民社会等次则是元帝国的独创。蒙古蛮族入主中国后，依据和蒙古人亲疏关系的远近及当亡国奴的“资历”，把帝国臣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中亚细亚人）；第三等是“汉人”，即金帝国所属的中国人；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帝国所属的中国人。上述的等级划分是粗线条的，元政府又依职业的性质，把帝国臣民更细致地划分为十级：一、官（政府官员）。二、吏（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三、僧（佛教僧侣）。四、道（道教道士）。五、医（医生）。六、工（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七、匠（低级手工技术人员）。八、娼（妓女）。九、儒（知识分子）。十、丐（乞丐）。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竟然被划分到社会的最底层，比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究其实连乞丐也比不上，因为乞丐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知识分子则随时有生命危险，政府一不高兴就拿他们的脑袋开玩笑……
蒙古政府何以如此蔑视并仇视知识分子？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首先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作一简要介绍。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有别于其它群体的特殊社会阶层。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科举制度的产物，是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包括科举及第和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人士。他们的唯一功能就是应付科举考试和作官。在谈知识分子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中国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它起源于隋王朝，定制于唐王朝，最初目的是变革门第世家独霸政府的不合理现象，通过公开竞争性考试向平民阶层选拔新进官员，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问门第出身，一律委派官职。因此，科举制度在早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提高整个统治阶级的文化素养，扩大政府的统治基础，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这个进步合理的制度，因为唐以后的政府给予了过高的重视，才日益变得不合理起来。明王朝时期，科举成为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非进士出身的人无论贡献多大，都不能担任宰相或部长级高级官员。不通过科举考试知识分子就没有任何出路，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步入了一种畸形状态，成为社会停滞不前的罪魁祸首。
科举考试的内容很狭窄，只考儒家经典，即“四书”“五经”。在科举制度的诱惑下，知识分子首先要作的事就是应付科举考试。因此知识分子的知识面也极为狭窄，所学主要是四书五经，与人类文明进步密切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则很少涉猎。儒家思想的内赅又是保守和崇古，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掌握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也因此与现代化和进步格格不入。所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进步的阶级，经常不自觉地扮演了阻碍社会前进的角色。
传统知识分子科举及第后，接下来不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也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如何做官。所以传统知识分子究其实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这对于在荒凉苦寒的沙漠地带成长起来的以劳动为美德的蒙古民族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也是不能容忍的。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区，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儿童，都要从事生产劳动。在他们有限的知识领域内，实在想不通世界上还有专门读书和专门做官的这种行业。所以他们极端瞧不起知识分子，也仇视造就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并毫不留情地取消了这一制度。没有了科举制度，知识分子的特长便无法施展，他们又没有其它的技能，处境日益被动，最终沦落为连娼妓都不如的“贱民”。在蒙古人眼中，妓女能创造财富，可知识分子则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除了读书做官外什么也不会作。
科举制度随着封建帝制的消亡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并没有随之消亡，相反还发展壮大起来。现代化离不开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知识分子也适应时代的需要，从学习儒家经典转而学习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在知识领域和能力上有很大的差别，但在品格上并无太大的不同，传统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保守，怯懦，不团结，好口舌之争）已深深植根于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脱胎换骨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因为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缘故，从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转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决定力量，应该是一个被尊重被敬仰的阶级，可事实恰好相反，知识分子在上世纪直至今天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为什么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知识分子自身的品格缺陷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我在《历史在这里哭泣》这本书里写过一篇论题为《士大夫的悲哀》的文章，末尾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缺陷作了粗略的概述：
“自视过高，互不买帐，好口舌之争，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争个是非曲直。
过分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正视他人的优势和长处；办事分不清主次，总喜欢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自我表现。
没有全局观念，不善在协同事业中作出必要的让步；在宽松的环境中过分吹毛求疵，在淫威和暴力的压制下又能出奇地忍辱负重。
对自己的不幸记忆深刻，对人类的痛苦则引不起深刻的同情。
好抱怨不好行动，台下勇士台上懦夫。
对个人的安危进退过于在乎，缺乏为共同事业所必需的牺牲精神，结果付出的代价更大。
思想固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对他人求全责备，对自己遍设台阶，很少在口头上肯定他人的能力。
行为懒散，作风疲沓，缺乏进取精神；自以为掌握知识就可坐享其成，丝毫意识不到知识与贡献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报酬只能以贡献来衡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处境跌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毛泽东老人家对知识分子的反感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一连串的群众运动把知识分子残存的一点尊严毁灭殆尽。
知识分子被冠上“臭老九”的头衔，成为社会最卑贱的阶层。
尽管知识分子身上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但知识分子毕竟是今天的中国最为先进的阶级，是中国现代化必须依靠的力量。仇视或否定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大悲剧，一个成熟理性的民族应该重视知识分子，宽容知识分子的弱点，为知识分子营造一个利于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使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能和优势，为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进步服务。除此之外，知识分子也应该痛心革面地矫正自身的品格缺陷，使自己真个成为值得整个社会尊敬爱戴的群体。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提高，不应祈求某个集团或领袖的开明和恩赐，而应凭借自身的实力优势——能力和品格。要做到这点，知识分子首先得从提高自身入手，向社会讨公道则是第二位的。如果知识分子不能从能力和品格上大幅度地提升自己，迫害知识分子的悲剧一定会再度在中华大地重演！！！
熊飞骏，来自大别山深处的一个偏远乡村，同济医科大学毕业生，毕业后曾自费只身一人游历了中国的名山大川，探险过长江、黄河的发源地唐古拉山和巴颜喀拉山。在省市级刊物发表过散文、诗歌、小说，出版过中篇小说集《天涯孤旅》和综合人文历史著作《历史在这里哭泣》。《历史在这里哭泣》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