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浙江地方银行的农贷研究》【作者中文名】 刘志英; 张朝晖; 【文献出处】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极度衰败、农村金融极度匮乏、农民深受高利贷盘剥的状况下,作为新式金融机关的浙江地方银行却将资金投入农村,将从农村流入城市的资金部分地流还农村,这一新举措无疑给资金枯竭、高利贷横行的浙江农村金融注入了新鲜血液,给浙江农村经济带来了活力。该行在农贷工作中善于因地制宜、顺势而谋、大胆探索,体现出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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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向纵深拓展》【作者中文名】 朱英; 【文献出处】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史研究即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只是其关注点主要围绕乡村社会与文化等层面,在经济方面的探讨略嫌不足。建国以后,学术界在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中,也主要是重点考察土地占有关系和农民生活贫困化等问题,研究视野仍较为狭窄。90年代以降,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和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越来越引人瞩目。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三农”问题的提出,史学界更以极大的学术热情与强烈的现实关怀充分发挥史学的参与功能,投入到对“三农”问题源头的探讨之中,分析历史,吸取其中蕴含的智慧,以期帮助人们认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从而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迄今为止,无论在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上,对近代乡村经济史的研究都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主要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较多薄弱环节。为了将该领域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今后需要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争取新的突破。首先,在重视农业史研究的同时,应加强对乡村手工业史的分析,因为在促进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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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押租与押扣——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
》【作者中文名】 李德英; 文献出处】 近代史研究,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成都平原是租佃制度发达的地区,押租制度在此地十分流行,不仅对该区域的农村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其自身的一些特点,也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通过对一些县级档案资料和土改档案资料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到近代成都平原的押租与押扣,并非如有关学者所说的仅仅是加强剥削的手段,它们有着更广泛的内涵,是该地区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缴纳押租,佃农不仅获得了土地的佃种权,而且通过押扣的方式使自己交出去的押租金获得了一定的利息。从制度上看,租佃双方的经济关系比清代以前更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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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立宪”百年祭——祭晚清预备立宪中的政治妥协
》作者中文名】 江国华; 【文献出处】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晚清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史上鲜有的政治妥协的产物。尽管这种妥协是有限的,但正是这种有限的政治妥协,成就了预备立宪,并在实际上拉开了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最深刻的一次政治变革的序幕。从其宣布、发展到失败的三个阶段,预备立宪经历了多次不同程度的政治妥协。其中新政派与立宪派的妥协,促成了出洋考察政治之决定;反宪派与亲宪派的妥协,成就了仿行立宪上谕之颁布;当权派与立宪派的妥协,催助了《钦定宪法大纲》之问世;预备立宪派与速即立宪派的妥协,达成了国会提前召开之共识;预备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妥协,导致了“十九信条”之出台。对于当时的晚清政府而言,这种妥协或许是被动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但是在其百年之后的今日,我们再来祭奠这段历史的时候,或许应当有更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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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江苏民变中的反地方自治现象探析
》【作者中文名】 杨涛; 【文献出处】 史学月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6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晚清江苏地方自治的推行在当时堪称典型。但由于统治者对自治本意的歪曲及对官办模式的偏重;由于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地税改革的功利性与不断加重的捐税;由于下层群众被排除在文化资源拥有者之外,民智民力水平的低下;由于官府与新、旧士绅对基层政治资源的争夺;加之统治者处理民变措施的失误,地方自治陷于困厄并引发江苏省反自治民变。其突出表现为抗捐抗税、反对户口调查、捣毁学校与自治公所等。反地方自治民变表现的社会动员的缺乏、国家—社会关系失序的教训十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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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地方城市治安管理制度与运作脱节之分析》【作者中文名】 杨发源; 刘敏; 文献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Social Science Journal,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4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管理制度与实际运作之间脱节是古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清代城市管理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现象。清代地方城市管理制度受到政治体制的制约,而管理执行者素质低下、敷衍塞责,导致晚清地方城市治安管理制度与管理运作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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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晚年思想述论
》【作者中文名】 周立人; 【文献出处】 历史教学问题, Hist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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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爱国政治家翁同龢(1830-1904)是近代中国颇具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他因主张革新、支持变法事业,1898年7月遭顽固派开缺革职乃至编管严惩的政治迫害。至1904年7月去世前,翁同龢在故乡常熟度过了人生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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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与晚清社会变迁
》【作者中文名】 谢俊美;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上海;
【文献出处】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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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晚清社会变迁; 爱国政治家; 民族性;
【英文关键词】 social vicissitude of late Qing Dynasty; patriotic statesman; national features;
【摘要】 作为近代中国的杰出人物,张謇在晚清社会变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他由实业而教育,由教育而政治,几乎参与了晚清社会的重大活动。无论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还是“东南互保”,清末宪政,抑或辛亥革命,乃至民主共和政治的创建、清帝退位等等,无不看到他的身影和他所起的重大作用。他追踪时代,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致力于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不失为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政治家。张謇的人生事业是近代社会变迁的留痕,带有强烈的民族特性。他的政治理念及其实践活动直到今天仍不失其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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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庚子年间东南意识略议
》【作者中文名】 刘学照;
【作者英文名】 LIU Xue-zhao（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上海;
【文献出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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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张謇; 庚子年; 东南意识;
【英文关键词】 Zhang Jian; the year of 1900; consciousness of Southeast China;
【摘要】 庚子年(1900年)间,上海报刊时论凸显出一种从上海、东南和南方的视角立论的东南意识,表现出上海和东南绅商关心时局发展和国家命运的社会主体思想。张謇作为江苏和东南地区的上层绅商代表,他在庚子年向东南督抚的陈言献策中,也显露出与上海庚子报刊时论类同的东南意识。特别是他提出的“西北”与“东南”的“名、实”互存论,是一种深涵政治哲理的时局观,它为我们考察张謇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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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军事件中唐才常与张之洞关系考
》【作者中文名】 张小强;
【作者单位】 广西钦州学院政治与经济系 副教授;
【文献出处】 史学月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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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自立军事件中,历来流行这样的观点:在起义前唐才常曾通过日本人与张之洞联络,表示自立军拥立张之洞据两湖独立,而张之洞犹疑莫决,对自立军的早期准备活动持默认态度。如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张篁溪在《自立会始末记》两文献中均有记述,说“唐至汉,以北方无政府为辞,借日本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布独立。张犹疑莫决,然对于党人之活动虽有所闻,未尝予以发觉,似非全无好意者”(均转见杜迈之编《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9页、76页)。黄鸿寿著《清史纪事本末》也说,“方才常在汉也,尝借日本人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布独立。之洞先颔之”(同上书,第26页)。更有学者据此得出张之洞后来捕杀唐才常是杀人灭口、销毁罪证的结论。如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说,“唐才常在准备起义前,还曾经过日本人去同张之洞联系,表示自立军可以拥戴张之洞据两湖而宣布独立。张之洞没有马上答复他”。后来因“东南互保已经成立,他不需要借助于唐才常。在军官告密以前,其实他已经知道自立军的谋划,因此,他很容易地把这场起义扑灭掉。他立即把唐才常等人处死,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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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南地区精英阶层社会心态探析
》【作者中文名】 周学文;
【作者英文名】 ZHOU Xue-wen （School of Sociology;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6; China）;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文献出处】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Fuling Teachers College,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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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义和团运动; 东南地区; 社会心态; 精英阶层;
【英文关键词】 the Boxer Campaign; southeastern China; social psychology; elite class;
【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当北方义和团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时,南方却相对的比较平静。出现这一强烈差异的原因,与南北地区由于经济上的南富北穷、政治上的南松北紧、文化心态上的南新北旧而使得各自的精英阶层产生不同的社会心态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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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东南互保”前期地方对外政策
》【作者中文名】 李崇德;
【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 安徽合肥;
【文献出处】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Mudan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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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东南互保; 地方督抚; 自主外交;
【摘要】 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走上了对外宣战的道路,而地处东南的督抚们根据地方实际需要和全局形势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中央的对外政策。这种全新的自主外交方式虽“背经离道”,但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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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一代奇人赵凤昌及其藏札
》【作者中文名】 孔祥吉;
【作者英文名】 Kong Xiang ji;
【作者单位】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
【文献出处】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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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赵凤昌; 张之洞; 辛亥革命; 信札;
【摘要】 赵凤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传奇式人物,他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僚,积累了大量函札,被革职后又在上海参与了庚子事变中的东南互保,预备立宪,以及辛亥革命前后的重大事件,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将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的《赵凤昌藏札》原稿36函109册影印出版之前,作者考述了赵凤昌跌宕起伏的人生,揭示了其藏札中精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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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四十年——对清朝总理衙门的浅析
》【作者中文名】 刘琛;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文献出处】 大众科学(科学研究与实践), Public Science,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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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总理衙门; 近代化; 清政府; 洋务运动;
【摘要】 文章针对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第一个专门外交机构--总理衙门作了粗浅的分析,全文分为三部分,先是探讨了总理衙门设立的原因,包括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然后简要分析了其主要职能,最后探讨其意义。鉴于对总理衙门的意义历来都备受争议,所以文章重点放在第三部分,并在其中渗透作者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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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史图像试题解析
》【作者中文名】 郭子其;
【文献出处】 历史学习, History Learning,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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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从近年来的高考试题中,可以明显地发现,除了有关政治史、经济史与文化史试题外,还有社会史试题,高考命题者采用社会史的新范式来命题,给高考试题增添了耳目一新的意境与面貌,也有效地发挥了高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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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化路径初始选择的失误
》【作者中文名】 王云秀;
【作者英文名】 WANG Yun-xiu（Schoo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China Petroleum University; Beijing 102249; China）;
【作者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文献出处】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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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工业化; 路径; 初始; 失误;
【英文关键词】 industrialization; option; mistake;
【摘要】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选择了一条以军事国防为中心的工业化路径,民用工业成为军事工业的附属和补充,"求强"高于"求富";"求富"服务于"求强"。由于路径选择的失误,不仅军事工业注定不会成功,本该发展的民用工业也非常滞后,致使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遭受严重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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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传(图文版)》前言
》【作者中文名】 夏东元;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文献出处】 历史教学问题, Hist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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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我在半个世纪前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之始,即确定以学术界少人间津的洋务运动作为研究重点。与此同时,将与洋务运动关系较深的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三人作为洋务历史人物重点研究对象,其中尤以盛宣怀作为重中之重。这是为什么?这要从1861年至1901年40年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及盛宣怀对洋务事业的巨大贡献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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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守旧派思想研究
》【作者中文名】 黄庆林;
【导师】 史革新;
【学位授予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
【学位年度】 2006
【论文级别】 博士
【网络出版投稿人】 黄庆林
【网络出版投稿时间】 2008-03-13
【关键词】 义和团运动时期; 清政府; 守旧派; 思想;
【英文关键词】 Yihetuan movement; Qing government; conservational group; thought;
【中文摘要】 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朝政府守旧派是指通过镇压维新运动执掌朝政大权、维护传统旧体制、排斥西方文化、利用义和团以灭洋泄愤的封建政治文化派别。他们活跃在戊戌政变后到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时期,要求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继承传统,保守旧有的政治文化秩序。这些人主要包括载漪、载勋、载濂、徐桐、刚毅、崇绮、赵舒翘、启秀、英年、董福祥、毓贤、李秉衡等清朝王公大臣。 严格说来,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清政府守旧派已经不能算是纯粹的守旧派了,相对于洋务运动时期的守旧派,他们的思想有了一定的变化。他们要求在保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前提之下学习西方,求得国家的强大和发展;他们也曾要求奉守与列强签订的和约,保障列强在中国的使臣和传教士的安全,力求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进行国家建设;他们自觉要求保护国家权益,防止利权流失。因此,他们的思想实际上与早期的洋务派相似。 尽管守旧派思想落后、守旧、排外,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但不可否认,其中有某些积极的内容:他们对于国家利权的维护、对于民生休戚的关怀、对于内政建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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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军中的闽籍将领
》【英文题名】 Officers from Fujian in Beiyang Navy
【副题名】 对晚清一个特殊军事群体的研究
Research about an Special Military Group in Late Qing Dynasty
【作者中文名】 黄建平;
【导师】 王民;
【学位授予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
【学位年度】 2007
【论文级别】 硕士
【网络出版投稿人】 福建师范大学
【网络出版投稿时间】 2007-11-06
【关键词】 北洋海军; 闽籍将领; 群体; 派系; 军事素质;
【英文关键词】 Beiyang navy; fujian navy officer; group; clique; military qualities;
【中文摘要】 从某种角度看，晚清中国海军闽人群体可以称为在近代中国所形成的几个带有明显地缘性的军事集团之一。虽然这个集团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性较弱，不同于湘军、淮军等这样的政治与军事集团。但鉴于这个群体的出现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特征，对其作整体考察和研究也具有特别意义。在晚清发展最为成熟和力量最为强大的北洋海军中，闽人占据了重要地位，其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海军将领群体。在晚清北洋海军的兴起、发展过程中，这个群体始终是与其联系在一起的；晚清北洋海军建设中处处有他们的身影，海军建设的兴衰成败也从一开始就与他们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在近代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问题上他们也成为倍受争议的群体；这个群体形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其出现是晚清洋务运动，特别是海军建设的重要成果；同时，他们的表现和作为也成为检验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个群体的基本概况、形成过程、所作贡献以及历史局限性研究，除了从回顾这个群体的历史，展现其全貌的角度有其意义。同时，这种系统研究的视点也延伸向了另外一角，即晚清海军建设成败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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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李鸿章研究著作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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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文名】 章育良; 曹正文;
【作者单位】 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文献出处】 湖南社会科学, Hunan Social Scienc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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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鸿章从1862年率淮军进入上海并担任江苏巡抚起到1901年签定《辛丑条约》后去世,在晚清政坛上沉浮近40年,尽管他去世已有100多年了,但盖棺尚未定论,史学界对他的评价至今仍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誉之者冠以“地主阶级改革派”,“东方之俾斯麦”的美称;毁之者斥之为“汉奸”,“刽子手”,“卖国贼”等。正如梁启超所说:“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1]由于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争议性,对他的研究所涉及的面也就比较广,本文仅就近百年来有关李鸿章的研究著作作一简要述评,以期有助于李鸿章研究的发展。一、中国大陆研究根据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点,中国大陆的研究可以相应地分为三个阶段:解放前(1901—1949)、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改革开放后至今(1979—)。(一)解放前(1901—1949年)这一阶段研究李鸿章的著作要首推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再版)。这部传记是在李鸿章去世后不到两个月写成的,也是第一部研究李鸿章的专著。梁启超分别从军事、洋务和外交等方面对李鸿章进行了剖析和评价。在军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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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中日近代化结局殊异之因
》【作者中文名】 姚晓玫;
【作者单位】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安徽芜湖;
【文献出处】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aibei Coal Industry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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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近代化; 洋务运动; 明治维新; 国家干预经济;
【摘要】 近代化是指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转型过程。中日两国近代化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科学文化开始,到变革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都经历了较为近似的路径,但结局却迥然不同。究其原因,可从社会变革的力度、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和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三个方面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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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几种解读
》【作者中文名】 秦英君;
【作者英文名】 QIN Ying-jun（Editorial Board; Journal of CNU; Beijing 100037; China）;
【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北京;
【文献出处】 史学月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近代; 西方科学文化; 文化解读; 特征;
【英文关键词】 modern era;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feature;
【摘要】 近代以来,中国从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向近代的科学和技术转变,是在西方科学文化影响下完成的。这一过程亦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过程。这一认知过程中,不同人物对接纳西方科学文化有或深或浅的解读,其中,“道器”与“体用”的文化认知模式是近代中国人解读西方科学文化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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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与逻辑
》【作者中文名】 易杰雄;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北京;
【文献出处】 学术界, Academics in China,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蛮、夷、戎、狄”; “法、术、艺”; “西学”; “新学”; 新文化运动;
【摘要】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下述这样四个阶段:一是认为中华以外均不学无术的“蛮、夷、戎、狄”,他们无任何值得我们吸取的东西可言的阶段;接着是认为西方的坚船利炮乃“法、术、艺,不足以言学”的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借法自强”、搞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展经济的方法;第三阶段是认为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学问—“西学”,不过它仍不能与中国文化相提并论,只是一种次要的学问,而且就是这些学问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论”。与此相对应的社会运动是想改变社会制度,先是搞“戊戌变法”,想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然后想搞“民主共和制”;第四阶段是把西方文化称作“新学”,与此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旧学”,于是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改变其社会文化土壤,“全盘西化”。开始是全盘“法兰西化”,接着是“全盘俄罗斯化”。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后,这些国家都放弃了“俄罗斯文明”,重新回归“西方文明”,经过七八十年的重大曲折,对照苏、东易帜后又...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其中有些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原则性问题，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一、关于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
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就曾围绕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大论战。参加讨论的人在政治理念、学术主张、所用依据方面虽不尽相同，但是，凡是否认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人，同时也就不赞成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反之，则大都会肯定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必要性。这说明单从学术层面上看，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无关大局的问题，它同时关系到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改良和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事实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工作者正是通过这场论战，不仅判定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而且重新研究、勾画了中国社会从古至今的发展进程和未来趋向，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作出了许多新的阐释，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的史学体系。中国共产党也在对近代社会性质这一基本国情认识基础上，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观点，为史学界所普遍接受，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则被公认为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但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有的学术刊物还曾专门开辟了专栏，邀请学者对此发表意见。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全面冲突的产物，对此很难以形态区分标准来分析，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等等概念，都带有认识上的偏差。有人则提出，半封建半殖民地并不是个统一的整体，半殖民地与半独立相对应，是对国家地位的描述；半封建的另一半则是半资本主义。中国近代的总趋向是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毛泽东“两半论”的失误，就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以往我们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仅仅着眼于它的掠夺和奴役，而讳言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推动和促进。有的文章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所以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此后则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
总的来看，一些学者虽已明确对“两半论”提出了质疑或否定，但对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尚缺乏进一步的阐述和论证尽管如此，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们大都是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取得突破、发展这样一个大问题的背景下提出的。有的学者明确表示，否定毛泽东的“两半论”，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就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
对此持相反意见的学者认为，近代史研究应该努力论证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全面总结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经验。这样，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才是深刻的。如果重写近代史突破了这个基本思路，就会使我们的史学研究倒退到旧中国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史学著作的老路上去。有的文章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应当以为实践充分检验的科学“两半论”为其基点之一，这个根本性的科学论断有待丰富与发展，但决不能轻率地否定。
二、关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
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给近代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肯定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这方面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曾做了许多的工作。近年，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一）殖民化与近代化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殖民化促进了近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封建主义的禁锢，带来了近代文明，迫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对此，不能再仅仅从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立场出发去审视，否则会对这段历史作出消极的、片面的、情绪化的彻底否定。只有从价值论角度去重新评价“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更为本质的认识。很显然，论者强调的是殖民化对近代化的促进作用，虽然他没有使用殖民侵略的说法，而是代之以“世界走向中国”这样一种中性的描述。
一种观点认为，殖民化无碍于近代化。有学者提出，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独立不存在必然的关联。近代中国所受的军事侵略，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但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外国在促进中国近代化发展方面作了不少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对于以上新观点，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是实现近代化不可缺少的历史前提。帝国主义促使中国走向了某种程度的近代化，但它又是被严格地限定在是否有利于殖民统治范围内的。另一种近代化则是要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近代化。对于近代史上这两种不同的近代化趋向应加以区别。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来看，民族独立地位的不断丧失和政治上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存在，堵塞了近代化前进的道路。当历史前进到一定阶段，解决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两大问题，就越来越成为实现近代化的首要问题。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帝国主义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把殖民地中各处妨碍民族进步发展的前资本主义关系有意保留下来，使资本主义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发展。
其次，对于随侵略而来的近代文明的影响和作用，需要有一个全方位的客观评价，并确定其主导方面。有学者指出，西方资本主义为了侵略和掠夺的需要，在中国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和设施，但侵略带给中国的更重要的还是灾难，它造成了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况且这些近代文明也没有为广大的中国人民所拥有和享用。入侵近代中国的资本、帝国主义，既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传播者，又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者。不区别两种作用的不同，会走上一个极端；不区别两种作用的主次，会走上另一个极端。
（二）抵抗侵略与学习西方
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学者提出的新见解突出地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从性质上看，中国人对侵略的抵抗，实质是对西方先进文明的排斥，不利于中国的进步，违反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因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是近代历史的基本矛盾，这是在世界近代史范围内的先进对落后、文明对野蛮、进步对保守、革命对反动的矛盾。马克思等经典作家也从历史进步的角度，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所充当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近代中国，所谓帝国主义实质上是属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这时的中华民族仍然是中世纪的封建民族，他们对外来侵略的反抗，实质上都是站在维护本民族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本能的反抗。
其次，从实力上看，落后的中国也无力抵抗西方的侵略。故此，近代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忍辱负重，维持和局，努力实现近代化。有些学者强调，落后就要挨打，每次失败的抵抗，都给中国招致了更大的灾难。由此出发，有人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和”、“战”问题进行了重新评价。认为李鸿章等人奉行的“委屈求全”的对外政策，其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只有保住和局，中国才能有强盛的一天。有人还提出，对于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也应该信守，因为这条约就是当时中外力量对比的纪录，反映了中西方全面的、深刻的差距，改变之道在于先图自强。同时，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是国家信誉所系，今天签字，明天推翻，既足以招祸，又必然进一步失去尊严。
对此持相反意见的学者认为:
首先，不能以资本主义文明先进为由，否定落后的封建国家对西方入侵的抵抗。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作用，却丝毫也不意味着落后国家应当欢迎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形成了把世界上所有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的进步趋势；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全世界广大地域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使之成为被掠夺的对象，阻碍了这些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侵略的斗争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进步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就非常关注亚洲国家的反侵略斗争，并给予高度的评价。这种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不仅促成了国家的独立、解放，也能促进本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其次，抵抗侵略不等于排斥文明。在近代中国存在着既要抵抗侵略，又要学习西方文明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实际上，只有民族独立以后，才有真正吸取西方文明的积极因素为我所用的可能。而且所谓反侵略斗争，不仅包括实际的反侵略运动、武装斗争，也包括反侵略思想的设计和提炼，还包括民族的实业家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争夺经济平等权和争夺利权的斗争。反侵略斗争在初期是原始的，但随着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总结，中国人民的斗争的水准不断提高。在整个反侵略斗争的过程中，也始终贯穿着对西方文明积极因素的学习。
第三，不能盲目颂扬主“和”论而贬低抵抗。近代中外“失和”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不断扩大侵略所致，绝非中国政府和人民好战的结果。有些论者恰恰颠倒了这其中的因果关系。李鸿章等人主和的思想前提是错误的，即没有认识到列强正一步步把中国变为殖民地，而是相信洋人无害中国之心。其主和也没有给中国带来和平的国际环境。关于落后就要挨打，有学者指出不能将其解释为落后就应该挨打，从而否定中国人民的反抗。因为以小胜大、以弱胜强，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乏其例的，而且失败为成功之母，中国人民正是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积百年之抗击，终于打倒了帝国主义。对信守和约问题，有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后，可以随时违背条约，从而再逼迫中国签订更为苛刻的新约，以扩大其侵略权益，而中国人民稍有不满和反抗，却被指责为“违约”，是以“愚昧”抗拒“文明”，这是一种强盗逻辑！
三、关于革命与改良
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也是一个热点问题。对此，一些学者提出了以下新的观点:
首先，肯定近代的改良活动，特别是统治阶级所进行的改革。认为从洋务运动的开展、清末新政的实行，到北洋政府的统治政策的实施，都推动了中国近代化，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有人提出，西太后、李鸿章、曾国藩等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渴望中国的富强与进步的，他们所设计的近代化方案如果能得到实施，本来是可以挽救中国的。有人肯定北洋政府在政治上多元化，经济上私有化、自由化，思想文化、社会风俗也是呈现改革开放的势头，认为袁世凯推行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正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其次，对近代的革命提出批评和否定。近代革命是激进主义的产物；孙中山等革命者不顾中国的国情，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陷入了理想主义和革命的误区。其结果不仅导致了社会的长期混乱，而且开启了20世纪中国政治浪漫主义的先河。还有人提出，应该彻底否定近现代历史上的革命，断言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并把这种对革命的看法，进一步概括提升为一种规律: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
也有许多学者认为，上述对革命和改良的评价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一，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反抗。有学者指出:对革命和改良，不能作抽象的价值评估。辛亥革命并不是主观意志的结果，而是当时民族危急严重和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是腐朽的清朝廷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许多革命者，都是在改良道路走不通时才提出了革命的主张。
第二，革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许多学者肯定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扫清了历史前进的障碍，带来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进步。历史证明，靠封建统治阶级自身的改革，是不可能完成中国的近代化任务的。只有走革命的道路，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取得民族独立，才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打开了新的天地。要革命，就必然会有破坏、流血和牺牲。但是，如果不进行革命，而容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中国人民必将长期遭受更大的痛苦和牺牲。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混乱局面，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是革命不够彻底的结果。不应笼统地说中国近代斗争太多、动荡频繁，致使社会无法发展，而应该进行阶级分析，指出其原因所在，是中国侵略、压迫了别的民族，还是别人侵略、压迫了中华民族？统治阶级之间的争斗与人民反抗斗争是否可以混同？动荡是怎么引起的？矛盾来自何方？被压迫者进行反抗造成的破坏，其责任是否也应由被压迫者承担？
该所初建时人数不多﹐60年代发展到一百五十人。“文化大革命”中工作被迫停顿。1978年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人员扩充至两百馀人。现有专业人员一百五十五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有七十多人。50年代﹐研究工作主要围绕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进行。1978年前﹐所内基本研究单位为研究组﹐设置多次变更。1978年後﹐改组为研究室﹐至1988年﹐设有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中华民国史﹑现代史﹑中国通史﹑国外史学动态等研究室及《近代史资料》编辑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图书资料室藏书五十万册﹐以收藏近代报刊及档案资料最具特色。近代史研究所结合国家﹑社会和学科发展的需要确定研究课题﹐同时鼓励学者根据个人专长选题进行研究。大型研究项目采取分工合作的集体写书方式。重点研究项目有﹕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帝国主义侵华史﹑日本侵华史﹑十九世纪香港史﹑沙俄侵华史﹑中苏国家关系史﹑1937～1949年的中美关系﹑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近代中国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通史等﹐主持编纂的大型资料书有《太平天国资料续编》﹑《中法战争资料续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资料丛刊》﹑《中俄关系史料丛刊》等。以上项目中﹐《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稿》﹑《中华民国史》﹑《帝国主义侵华史》﹑《沙俄侵华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已有部分或大部分成果出版。个人著作及编﹑译的书籍甚多﹐不备列。该所主办的学术刊物有《近代史研究》双月刊。此外﹐还定期连续出版《近代史资料》﹑《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创刊於1979年﹐是史学界较有影响的专门学术刊物之一。《近代史资料》创刊於1954年﹐至1988年已出版七十期﹐刊载了大量珍贵史料。《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创刊於1980年﹐至1988年已出版十二辑﹐以翻译介绍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论文为主。
因为中国近代的思想和文化实在头绪太多，很难理清。先说思想的发展，我国近代的思想，不仅有本土的封建思想，也有外来的思想文化，包括西方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且这些思想的发展并不是稳步前进，而是充分表现出无规律性和剧烈的波动性。在某一时期，一种思想可能占据主流地位，过了一段时间，这种思想会很快被另一种思想取代，而且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如果硬要去研究的话，估计研究了半天得出的结论就是混乱两字。
再说文化发展，其实也和思想的发展一样。本土的文化和外来文化，既有融合的一面，也有排斥的一面。有时候提倡新思想、打倒封建文化的思想占上风，有时候又倒过来，维护本源文化、排斥外来文化，这种一百八十度转弯，也往往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
说到底，中国的近代史过程，就是西方影响和侵略逐渐加大的过程，是一步一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国人面对西方的思想和文化，时而接受，时而排斥，说到底都是受到了政治发展的需要。一旦遭受西方列强的打击，就表现出对外来势力的愤怒，于是排斥西方思想和文化；过了一段时间，静下心来想想，觉得人家的思想和文化确实先进，一味排斥就会更加落后，于是又转而接受外来思想和文化。反反复复，周而复始，虽然总体的过程是前进的，但这个前进的过程过于曲折，弯弯绕绕太多，如果只研究思想文化的发展，而不结合政治经济的发展，估计分析了半天也得不出什么有用的结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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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完整与客观：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走向——21世纪中国近代史
纵观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进步，与此前相比已属相当迅速。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在整个历史学科中又是非常突出的。虽然如此，近代史学界不少学者仍多有不满足之处，希望近代史研究在今后发展更快，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至于如何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见解．以下是笔者的几点浅见。
1．．在诸多研究领域热烈争论的“繁荣”局面难以再现，建构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应该成为基本总体目标。
在刚刚过去数年的世纪交替之际，史学界不少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领域，总结反思上个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成绩与不足，探寻和展望新世纪历史学的发展新趋向。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学术见解。《历史研究》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专业史学杂志，曾发表过多篇对各种专题百余年研究的发展进行回顾与展望的评述文章．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也有意识地组织和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常常集中刊发一组相关论文，以期引起海内外史学界关注。以此为主题的规模大小不一的学术研讨会，同样召开过多次。应该说这一工作是颇有意义的，但其对中国历史学在新世纪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尚需较长时间才能加以判断。
在此前后，还常常听到一些史学刊物的编辑们感叹于8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许多领域近乎于轰轰烈烈的讨论，无论是在学术刊物上登载的论文，还是在相关学术研讨会的讨论中，一些完全对立的观点甚至有过相当激烈但又十分友好的学术争论，呈现出十分热烈的史学繁荣场面。当时，大多数史学杂志的来稿数量都比较可观，当时的编辑们也不愁稿源不足。而进入90年代以后，史学研究则似乎显得相对沉寂，甚至到处出现“史学危机”的感慨。不少史学杂志的编辑感到稿源不足，特别是比较满意的高质量论文较少，显得十分沉闷，因而希望研究者能够寻找到新的争论点，相互进行讨论和争鸣，使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再次出现新的“繁荣”景象①。
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应该如何发展?实际上也是近代史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许多学者在理论、方法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颇具参考价值。拙意以为，要想再现80年代那种在中国近代史许多领域出现热烈争论的景观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那种情况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文革”之后的特殊年代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而类似的特殊年代恐怕在今后不可能再出现了②。此外，笔者还认为，无论提出何种理论与方法，也无论在其他各个方面做出何种具体努力，走向更加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应该是2l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长期的基本总体目标，甚至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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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中国近代史学科在内的史学界，在学术评论和批评方面应该说较诸80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从学风方面对一些研究成果的批评已是相当尖锐。这一方面表明学者之间不再只是对相互的成果进行颂扬，也敢于进行较为激烈的批评，史学界的学术评价机制有了较大的改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史学界出现了不正常的学风，粗制滥造甚至抄袭剽窃的所谓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另外，有些批评与反批评后来演变成了相互之间的人身攻击，而不是正常的学术讨论，这也无益于史学研究的发展。
② 这里并不是说中国近代史学界今后不可能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出现学术讨论和争鸣，而是说明不可能像80年代那样在如此之多的重要领域有众多学者参与的争论。事实上，在学术研究中出现争鸣是长期存在的现象，也是史学研究得以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辛努力，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到现在可谓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有个别学者对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甚至包括改革开放之后的近20年)持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未免过于偏激。然而也应该承认，迄至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已经建构了一个完整和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甚至可以说离这一目标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何谓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对此问题要予以全面的详细回答需要从多方面进行阐述，但考其最基本的要义，可作以下概括：所谓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无非是通过对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许多过去认为无关大局的小问题(实际上也未免就是小问题)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不是忽略或是放弃对某些问题的探讨；而所谓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则是研究者要重视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尽量避免各种主观意识或是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各种历史人物、事件和社会现象给予客观的论述，从而展示出一个真正完整和客观的中国近代史。从另一角度而言，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也可谓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方位的研究，既关注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考察，也重视微观的、具体的、实证的分析，真正展示出近代史多面向、多维度的客观真实。①
过去，由于受各个方面种种原因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注更多的是所谓正面主流人物与事件，很多领域的问题或者是不在研究视野之内，或者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由此留下了不少历史空白，这当然称不上是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即使是对那些普遍受到重视而研究较多的问题，也因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研究者并不是以客观的研究态度得出合乎历史原貌的客观结论。近10余年来，随着社会史、心态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复苏与兴起，以及多种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运用，这种状况与过去相比已有所改善，但也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可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空白点和不甚客观的评价及结论至今仍然较为明显，需要近代史研究者继续进行艰苦的努力。
2．努力发掘新史料是促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完整与客观的前提条件。
历史学不同于其他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史料对于历史研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没有充足的史料，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虽然已是老调重弹，但在今日仍然有置于史学研究的首位加以强调的必要．因为史料挖掘的不深入和不细致，在现今依然是导致近代史研究不完整和不客观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由于当今职称评定、学术管理制度以及科研工作量的年年考评等多方面的弊端，助长了学风浮躁的短期行为，使得研究者往往追求尽快出成果，不愿意花费较长时间去挖掘史料。特别令人担忧的是，老一辈史学研究者那种“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优良严谨学风，在新时期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光大，甚至相反还被某些人讥讽为一种迂腐的行为。如果这种现象持续蔓延和发展，对于近代史研究来说无疑将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对新一代青年研究者的成长相当不利。这也正是笔者仍然呼吁重视史料挖掘的原因所在。
从正面的经验看，新史料的挖掘也是促使近代史研究走向完整与客观的前提条件。
首先，中国近代史许多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与研究空白点的填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新史料的挖掘，特别是系统的档案文献的发掘，常常能够推动相关新领域研究的兴盛，从而逐渐弥补近代史研究不完整的缺陷。例如商会这一重要的新式商人社团，自清末产生后即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团体，多年来却一直没有引起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视，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都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成果问世，这称得上是近代史研究发展不完整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具体反映。事实上，天津、苏州等地的档案馆一直完整地保存了所在商会从清末至1949年的大量档案，如果加以整理、出版和利用，即完全有条件对商会开展深入研究。但是，由于很少有研究者去档案馆发掘和利用这些档案，商会研究也就一直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空白点。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章开沅等著名学者四处大力呼吁整理出版商会档案，加强对商会的研究，并组织研究人员参与其事，天津、上海、北京等地也有学者开始重视商会档案的发掘。几年后，随着天津、苏州商会档案的陆续出版，一批论文和专著相继问世，商会研究很快即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受到海内外近代史学界关注的一个新领域，也使我们能够切实了解近代中国工商业者组织形态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不仅如此，商会档案的发掘还带动了除商会之外的其他新式商人社团的研究，包括商团(商人的新型准军事组织)、商办地方自治社团、商办教育社团、商办消防社团等，甚至还包括清末的农会也都开始有研究论文发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内学者研究近代中国绅商的成果，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会档案的发掘。通过商会研究的不断深入，一部分学者又借此进一步考察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各自发展变化与新型互动关系，探讨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等新课题，也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果。仅仅这一事例就足以告诉我们，新史料的发掘对于改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完整的缺陷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其次，新史料的挖掘也是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更加客观的重要条件。以往的近代史研究中之所以存在一些不尽客观的结论，除了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缺陷之外，史料挖掘不充分应该说也是原因之一。即使是史学界研究已久、成果颇多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样存在着类似需要改进的情况。例如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从老一辈学者开始即进行了探讨，后来又有不少学者曾专心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能说不丰盛。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已达到了完全客观的程度．如果在各方面相关史料的挖掘上花较长时间下一番苦功夫，仍可发现已往研究中与史实不相符的一些结沦，并加以纠正。茅海建在1995年出版的专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的再研究》(北京，三联书店)，曾引起海内外许多近代史学者的普遍重视与好评。该著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作者在多年的扎实研究过程中，沉下心来在史料方面尽可能进行了新的发掘，从而能够利用这些新史料对有关鸦片战争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传统结论予以纠正，使近代史学界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走向更加客观。林启彦与朱益宜二入主编的2003年出版的《鸦片战争的再认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书，也是通过发掘新史料，对鸦片战争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再探讨。该书实际是多名学者撰写的一部论文汇集，其中由王尔敏撰写的第一章《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对外洋的商贸形制》，进一步论证了清代自乾隆以后的对外通商并非“一口贸易”，而是许多港口对外开放，所谓“闭关自守”的结论是对史料的误解。林启彦、林锦源合写的第五章《论中英两国政府处理林维喜事件的手法与态度》，也是利用当时的大量奏稿、信函及日记，并对中外相关档案文献进行细致的考订，说明过往有关林维喜事件的指述，颇多误导和失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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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曾提出“走向‘总体史’的新史学”这一见解，认为“无论中西，现代史学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新史学的根本范式。”见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其所论之“总体史”虽然是侧重从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领域而言，但在某种意义上与本文所强调的“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走向有许多相通之处。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另一个较早就受到普遍重视，而且成果也甚多的课题。但是，近代史学界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同样存在相似的情况。一般人往往认为戊戌变法是研究太多太久的老课题，难以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再取得新的进展。其实只需要在史料挖掘方面真正肯下死功夫，即有可能获得某些突破，包括纠正过去一些不客观的结论。例如茅海建在出版上述有关鸦片战争的专著之后，又耗费多年时间潜心研读和考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有关戊戌变法的大量档案文献，在坐了数年的冷板凳之后，就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等问题，撰写了长达14万字的长篇论文，已接连在2002年第4期和第5期的《近代史研究》杂志发表其中的两个部分。该文纠正了不少以往的不实之论，也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补证和修正，受到近代史学界好评。
这些事例都说明，要使中国近代史研究更加接近于完整和客观，必须在史料挖掘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然而，像茅海建这样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却并不是很普遍。现在，绝大多数高等学校都是实施以考核教师每年教学工作量和科研成果的多少作为发放津贴的制度，包括国家和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一般也规定承担者三年之内必须结项，并且还要有所谓阶段性研究成果应付中期检查。这种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使得史学研究者不可能在几年内精心致力于史料的挖掘而不出成果，也不是鼓励研究者出学术精品，而是在客观结果上助长了短期研究行为和学风的浮躁。
3．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改进研究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促使中国近代史研究更加完整与客观的必要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过去主要以三次革命高潮、五大政治事件为主线的单一研究模式，不仅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城市史和中国早期现代化(近代化)研究日益兴盛，而且在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教育史、法律史等方面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也填补了许多研究空白，这是近20余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具体表现。①
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拓宽视野，将现有的近代史研究成果置于广阔而丰富的近代中国社会进行观察对照，又会发现即使是这些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也远未达到涉及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程度，仍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而继续成为空白。例如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些年日益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也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同时又还有不少问题尚未论及。仍以作者较为熟悉的近代社团为例，自清末民初之后，随着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迁。除了商会之外还先后诞生了其他为数众多的新型社会团体，包括经济、文化、教育、学术、慈善、公益、风俗、自治、法律及诸多行业的同业公会等各类民间社团。这些社团在各自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理应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考察对象。然而迄今为止史学界的研究却主要只是侧重于商会，对清末学生及知识界社团的研究仅有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及活动》(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一书出版，台湾学者吕芳上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从学生运动的角度论及1919年至1929年的学生团体；对近代政治社团的研究现也只有台湾学者张玉法的《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和《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二书问世，对近代众多同业公会的研究则刚刚开始起步，而对其他众多各类社团的研究却仍然付诸阙如，这显然是研究视野不够宽广所致。以上只是就近代社团研究的情况举例说明，中国近代史研究要走向完整必须有赖于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宽。实际上，类似的情况绝不仅仅在近代社团研究领域中存在，其他许多研究领域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相同的现象。
这里还想稍费笔墨，附带谈谈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后备队伍亦即研究生的培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直接关系到今后中国近代史研究能否走向完整与客观的发展，应该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重视。近年来，中国高校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博士点和硕士点增加不少。平心而论，有些博士点的师资力量及研究条件并不令人满意。加上研究生的招生又连年扩招，博士生和硕士生越来越多。一些近代史学者常常私下议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起点甚高的情况下，现在研究生数量剧增，已呈批量生产之势，如何确定学位论文选题并保证其学术水准，不仅对研究生而且对指导教师也是一个难题，由此导致学位论文的水平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对近代史年青研究队伍的成长颇为不利，也直接影响到今后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如果再不拓宽视野，今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将更加困难，然而一旦将研究视野放宽，就会发现新的研究课题比比皆是．实际上，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研究生和指导教师为确定学位论文的选题而犯难，另一方面则是许多研究空白尚待填补，并非是近代史研究已发展到无题可选的程度，而是我们的研究视野仍较为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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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请参阅拙文《在开拓创新中发展——近20年来中国近代史新领域、新课题研究述评》，载《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在扩大研究视野方面，国内近代史学界值得参考借鉴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研究视野与方法。不少中国学者没有注意的一些研究课题，往往是国外学者率先开展研究，并先期取得相关的研究成果。例如前述商会研究，即是日本学者先于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最早发表了几篇论述清末商会的专题论文①。美国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也有比较宽阔的视野，其研究成果在海内外普遍受到关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也不无启迪意义。例如罗威廉对晚清汉口商业发展、商人组织演变以及公共领域的考察，黄宗智对近代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探讨以及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些规范性认识的质疑，都曾引起国内外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视和讨论。近年来，彭慕兰对明清以降中国江南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发展模式的研究，以及与黄宗智就有关问题进行的学术争论，也相当引入瞩目和发人深思。虽然中国学者应该注重自己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不能盲目跟在西方学者的后面走，但同时也要善于借鉴外国学者有益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各方面史料进行客观详实的分析考订之后得出中肯的结论，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客观与公正的另一重要因素。过去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对近代史上的所谓正面人物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往往是溢美拔高，对反面人物及其从事的活动则常常是苛责贬低，这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对辛亥革命前的清政府及其从事的“新政”改革，当年的革命党人出于动员广大爱国志士起来革命以推翻清王朝的目的，尽其所能全力揭露批判清朝的反动与腐朽，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当年的革命党人对清政府及其从事的“新政”予以客观的评价。但是，作为现今的历史研究者在看待清政府及其改革时，却不能简单沿用“洋人的朝廷”这种当年革命党人的结论，未做细致的实证研究和专题考察，即将“新政”斥为假改革，视之为清朝统治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之举，全盘予以否定。众所周知，研究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不能不同时涉及国民党与共产党这两大政党。而在过去的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的研究中，应该说无论是大陆学者还是台湾学者，由于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客观的现象。大陆学者的研究是以共产党为主线，即使是考察共产党十分弱小而依靠国民党发展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也都是强调共产党的作用，对国民党的影响与作用较少论及，而以批评居多；与此完全相反，台湾学者的研究则是以国民党为主轴，充分肯定国民党的历史作用，对共产党的积极作用极少提及，在论述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纠纷时，基本上也都是站在国民党一边批评和指责共产党。显而易见，党派意识长期有意无意地贯穿于海峡两岸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之中，而要想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自然会因此受到束缚。记得数年前一位中国大陆学者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有关国共两党关系的演讲后回答提问时，曾说明其研究考察相关问题所持的研究态度，是力图超越党派歧见，纯以学者的眼光尽量做出客观的分析与评论．毋庸讳言，能够公开表示要超越党派意识的束缚，对近代国共两党的历史以及两党之间的关系进行客观的考察研究，在目前的形势下应该说还是需要相当勇气的，而在研究过程和成果中真正体现这种意境者更属少见。需要强调的是，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尽量使学者能够不受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专心从事研究工作，也是保证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客观公正的重要条件。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改革开放之后，上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不客观和不全面的情况已有明显改变，不少学者对清末“新政”改革的研究已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取得了许多与以往传统结论所不同的新成果。另外，近年来大陆学者对近代国民党的历史以及国共两党关系史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细致，并陆续有学术水准颇高且比较客观公正的成果发表，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朝着完整与客观方向发展的一种可喜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改变过去某些不客观的偏颇现象时，却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非客观的趋向。其主要表现即是一反过去对正面人物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溢美拔高以及对反面人物及其从事的活动苛责贬低，转变成为着重批评和否定正面历史人物，对过去认定的反面历史人物则多予以颂扬，对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匡动乃至辛亥革命的积极作用也都予以否定。这里并不是说对正面人物和革命运动不能批评，对反面人物也不能有所肯定，如果论据充分，言之在理，应该说也是为扭转以往近代史研究中不客观和不科学的状况而作出的贡献②。然而，这样的研究成果虽说也有一些，但相比较而言却并不多见。有许多所谓新成果得出的新结论，实际上在史料挖掘和史实考证等方面并没有提出真正能够令人信服的论据，有些甚至脱离近代中国的客观社会情境，只是根据作者自己的主观判断，想当然地推论出某种新结论，这就难免使人感到有故意标新立异之嫌。类似的现象目前虽然并没有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主流，但却值得引起警觉。如果不加注意，则有可能使中国近代史研究从过去在某些方面不客观的状况又演变成为一种新的不客观趋向。因为尽管国人在历史上即有不偏不倚崇尚中庸之道的传统，后世之人也常言看待人物和事物应该一分为二，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引发严重后果的事例却又屡见不鲜。不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努力克服这种片面和偏颇的趋向，中国近代史研究就很难顺利地向完整和客观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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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曾田三郎：《商会的成立》，(日)《历史学研究》》422号，1975年；仓桥正直：《营口的公议会》，《历史学研究》481号；《清末商会与中国资产阶级》，(日)《历史学研究》别册号，1976年。
② 其实将近代中国纷繁复杂、新旧杂陈这种转型过渡时期的历史人物以所谓“正面”和“反面”，或者是以“维新”和“守旧”来进行定性，本身即是一种简单而不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正”和“反”、“新”与“旧”都是相对的，而且并非十分清晰的截然两分，常常在一个人身上是正与反和新与旧均兼而有之。这里为行文之便仍暂且沿用之。
最后应该指出，建构全面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并不是几年或几十年内即可达到的目标，而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长期的目标。历史学研究者的理想境界当然是要争取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同时也要遵循最基本的操守和原则，首先是尽最大的努力将丰富多彩的历史完整而真实地展现出来，而不是仅仅向人们描述一个片面的不客观的历史。笔者虽然忝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已多年，而且也有一些论著问世，甚至其中有的还受到海内外同行的关注，但自感理论分析的素养与综合概括的能力之不足，不敢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发展之类的宏观问题发表看法。所以，在世纪之交史学界同仁纷纷就新世纪中国历史学走向发表高见时，笔者主要只是从中学习，基本上没有写过类似的文字。现在之所以写这篇短文，一是由于杂志编辑约稿，二是在阅读相关的文章后觉得还有点自己的话可讲。当然，这些话绝不是什么对相关问题的总结与结论，而纯属个人并不成熟的一孔之见，有些恐怕还是老调，但也有重弹之必要，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写出来供同行专家学者参考和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