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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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这样的短视频，里面的内容，是“梳理”了一下中国近现代风云人物的关系。
林则徐有个女婿叫左宗棠，他有个连襟曾国藩，曾国藩有个儿子叫曾纪鸿，他的女婿叫梁启超。梁启超生了个儿子叫梁思成，梁思成娶了个老婆叫林徽因……
乍一看，你可能会感慨，嚯，原来名人之间还存在这样的关系，自己的 历史 知识又增加了。但我必须明确地指出其中三处错误，即有三处关系完全是生拉硬扯，胡编乱造。
首先， 左宗棠不是林则徐的女婿 。
左宗棠与林则徐第一次见面，是在自己37岁的时候。彼时，林则徐经湘江返回福建老家，在长沙做了停留，并接见了左宗棠，林则徐将其“诧为绝世奇才”，并表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这次“湘江夜话”，也是两个人一生中唯一一次见面。还有，左宗棠妻子是周诒端，妾是张氏，和林则徐毫无关系。
其次， 左宗棠和曾国藩也不是连襟 。上面也说了，左宗棠妻子是周诒端，妾是张氏，而曾国藩的妻子姓欧阳，两人何来连襟的关系？
第三， 梁启超不是曾纪鸿的女婿，俞明颐才是曾纪鸿的女婿 。
可就是这样存在常识性错误的“ 历史 知识”，却在短视频平台上泛滥成灾，这些视频发布者从来不做考证，只是一味地复制粘贴，满嘴胡说八道。
这还是个所谓的“优质文化自媒体”。
在我的印象中，有关“林则徐有个女婿叫左宗棠，他有个连襟曾国藩”的说法，最早出现在6年多以前，是@环球企业家杂志的账号在微博上发的。
而且，这条微博的内容远比现在短视频上传播得更加丰富，当然，其中的内容也是错误百出。2015年，《环球企业家》杂志已正式停刊，2020年9月18日，已被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注销登记。
如今，@环球企业家杂志曾经发布的这样一条漏洞百出的微博，又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借尸还魂，不得不让人警惕背后的原因。
最近发现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叫《主编死了 没有主编才是新媒体》，这个书名真的是太“震撼”了（书中的主编主要是指传统媒体时代的主编，我们的讨论也是围绕此展开）。曾几何时，主编是一份令多少人羡慕的职业，它象征着话语权和一种极高的社会地位，而如今，在新媒体浪潮的冲击下，主编终于跌下神坛，未来这一职位甚至可能会面临消亡。
细看下来，这本书并不是要给那些担任主编的人的前途蒙灰，而是让我们在新媒体环境下重新思考“主编”这一称谓的含义。
主编的高光时刻
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有限，传播信息的渠道也非常有限，主编拥有非常大的权力，他可以分配公众注意力和沟通信息不对称，小到封面、版式和装帧，大到选题、分工和立场，都是主编的职责范围。当然，这种权力不是绝对的，主编还得考虑市场因素以及他的上级或老板的想法。但无可辩驳的是，主编经常是“议程设定”“风格塑造”“思想守望”的代名词，它几乎是所有媒体人的职业目标。
走下神坛
时过境迁，媒介环境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传播不再局限于书刊、电视和广播，互联网的出现丰富了信息传播的渠道，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最重要的是，它使信息的双向流动变得更方便快捷了，过去处于信息接受一方的“受众”变成了既接收信息也能发布信息的“用户”，发布信息不再是只属于媒体组织的权力，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意为用户生成内容）已然成为一种流行的媒体形式。在这样一个媒介转型期，主编这个角色的存在感正在慢慢下降。
主编失意的背后
事实上，主编被弱化的背后是媒介环境的深刻变化，引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的话来说：“受众、组织和生产层面的变化和变革是无疑的。”
首先，受众会更习惯于“实时、个性、定制”的信息获取方式，每一个受众会形成自己接受信息的偏好，他们兼具“个性化消费者”和“互动化生产者”两个角色，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移动化、碎片化的信息阅读，他们将会越来越接近“消极受众”。
其次，移动化阅读终端、小型化的新闻网站、视觉化的知识产品会是媒介形态的趋势，“机构媒体”“自媒体”的组织形态使得专业媒体的一部分功能被弱化了，大规模、劳动密集型、组织化的媒介形态发生根本改变。
最后，新闻生产将越来越受到技术和受众的影响，生产模式将由垄断生产变成社会协同，与此同时，媒体行业专业伦理在新的媒介环境中还没有确立起来，非理性的网络舆论会更加容易影响新闻判断。
所以，“主编死了”与其说是一个讣告，毋宁更像宣告新媒体时代来临。
没有主编的新媒体
上图是一些新媒体组织的架构，仅作参考，不要对号入座。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新媒体组织中确实没有主编这一职位（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但我们可以看到负责运营、管理和决策的总监与主编的职能是有相似之处的，过去的主编面对的是资本和公共利益，现在的总监面对的是市场。虽然没有了主编，但选题策划、营销推广、内容审核还是一样需要人去完成。现在看来，主编就像一个部门，因为公司的改组而被解构重组了，自然”主编“这个称谓也就不适合继续沿用了。
“主编”或许真的会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从这个世界蒸发掉了，它死后会被慢慢分解，变成土壤中的养分，滋养着新事物，即便是新的媒介环境也会藏着它的过往。
那些曾经的主编
图片上的这个人是伊险峰，他曾经是中国商业上最成功的财经杂志《第一财经周刊》的主编，但在2014年，他离开原来的岗位，成为新媒体“好奇心日报”的创始人。事实上，他并没有离开新闻界，只不过是转换了阵地，从纸媒转向了新媒体。
但纸媒到新媒体绝不只是传播介质的变化，还有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变化，商业模式的变化，从一个一呼百应的高级知识分子变成一个找渠道、谈合作的创业者，这个中艰辛，恐怕不比白手创业者们轻松多少。
2015年4月，岳淼卸任《环球企业家》杂志（已于2015年4月停刊）执行主编。后来，他成为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的助理总经理。岳淼的选择也是很多新闻同行的选择，很多企业都会聘请那些曾在新闻行业任职过的人到他们的公关部，腾讯、阿里巴巴的公关人员中有很多都是前记者、前主编，因为他们更懂得更媒体打交道，也更懂传播的一些门道。岳淼离开了新闻界，但又没有完全离开，他还要跟媒体人打交道，他动用到的人脉也还是之前的从业经历积攒下来的，曾经做主编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他现在的职业道路。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新快报》前总编辑陆扶民选择了一条“另类”的道路——到大学教书，成为一名学者，他教的当然还是与新闻传播有关的课程——新闻写作。虽然他自己写过很多新闻稿，但这并没有使他的入职之路轻松多少，不管他的工作经验有多丰富，没有博士学位就是进不了高校。为此，他需要“回炉重造”考博士，与90后一起学英语。
他有一套自己的“歪理”：新闻学院不仅要教会学生如何进入新闻界，而且应当教会学生如何退出新闻界。说的是好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更有利于学生的职业发展。他的亲身经历是他在教学中最为宝贵的财富，他以另一种方式留在了新闻界，他对新闻界的影响在纵深的维度上得到了伸展。
主编们的出走仿佛印证了书名——《主编死了 没有主编才是新媒体》，但无论是主编这个称谓还是曾经是主编的那些人，”主编“二字的印记会深深烙印在新媒体时代和前主编们的身上。可能自身能力不够强的主编真的会”死“在新媒体浪潮之下，但能力过硬的主编还是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另谋出路，或者通过积极的转型在新媒体中谋得一席之地。（22-0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