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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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名将岳飞（1103-1141）和金朝大将完颜宗弼（又名兀术，乌珠。卒年1148），是宋金对峙初期的两个关键人物。岳飞在南宋中兴诸将中战功最著，不但稳定了南宋初立国的基础，阻止了金军南下，而且有潜力恢复中原。能战始能和，岳飞的贡献加强了南宋朝廷与金谈判的实力。完颜宗弼是从金国建国到与南宋讲和期间的重要人物。在西元1141年议和的前几年中，完颜宗弼是金朝的主将都元帅，于1140年复取河南地时，与岳飞在战场上交手。虽然岳飞获得节节胜利，却受阻于朝廷的保守政策，在缺乏支援的情况下，岳飞受召班师，未能达到收拾旧山河的志愿。其后完颜宗弼一手造成宋金和约，取得了宋人的臣服。如果比较岳飞和完颜宗弼的事功及个人的遭遇，一方面可以清楚的显示两人的贡献，另一方面似可以反映宋金两朝立国基础的不同及政策的差异。
本文的重点在比较宋金双方有关岳飞和完颜宗弼的史料，以追溯两人在战场上交手的经过，及指出史料有关两人记载的夸张失实之处，求得较为客观的史实。由于过去讨论岳飞的专著和论文极多，本文中不拟重复征引。（1）宋人著作在量的方面远过于金人。在丰富的南宋史料中，既有记事详细的《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又有关于岳飞事迹的《金佗粹编》。不过，诸家记载中颇多抵触失实及浮夸附会。部分原因是秦桧及其党徒篡改史书，淹没史料。宋人讳言失败和屈辱，也是一个原因。就后者而言，例如1141年和议成，《系年要录》中略去高宗称臣的字句，而仅见于《金史宗弼传》。（2）《金史》虽称良史，但是记事过于简略，也有错误。例如关于宗弼收复河南地的日期有误，并且略去对宋的重要战役。宋人记岳飞与宗弼的战争，颇多不见于《金史》，如《金佗粹编》载宗弼侵略江南，在广德境内与岳飞六战皆败。（3）《金史》卷八十四《完颜昂传》载，完颜昂与岳飞相据，及岳飞以兵十万号百万攻东平。事在1139年，但那一年宋金之间并无战事。（4）又如1134年金齐联军南侵，《金佗粹编》以兀术（宗弼）为主将，《金史》于此役只记载宗翰、宗弼辩论应否出师，结果“使挞懒帅师至瓜洲而还。”宗弼既反对出师，大概次役他并没有参加。（5）
一． 岳飞和宗弼交战的经过
完颜宗弼在1126年金人南下围攻汴京时，已经担任前锋，& ldquo;以三千骑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选百骑追之。弗及。” 并且曾经攻占岳飞的家乡汤阴。（6）
宋金史料都记载岳飞和宗弼对敌始于1129年。金人于康王就位后，再度发动侵略战争，“金贼兀术与[岳]侯军连年据战。& amp; amp; amp; amp; amp; amp; amp; amp; rdquo;（7）
同年十一月，宗弼率军南下，于马家渡过江。《金佗粹编》记杜充遣岳飞等十七人，“领兵二万，从都统制陈淬与虏敌。战方酣，大将王燮以数万众先遁，诸将皆溃去。独先臣力战。会暮，后援不至，辎重悉为溃将引还，士卒乏食。乃全军夜屯钟山。迟明，复出战，斩首以数千百计。”（8）《系年要录》记其事云，杜充命都统制陈淬督统制官岳飞、刘纲等十七人，将兵三万人与战。陈淬战死，“岳飞等皆引去。”（9）《金史》则载， “宗弼渡江，败宋副元帅杜充军于江宁。”“军渡采石，击败岳飞、刘立、路尚等兵，获刍粮数百万计。”（10）此役岳飞并未战胜。在宗弼趋临安途中，《粹编》记岳飞邀击于广德境中，六战皆捷。此事不见于《金史》，似是小胜。（11）
1130年春，宗弼从建康退师。宋金史料记此事也有出入。《粹编》记是年五月，岳飞败宗弼于建康，宗弼奔淮西。而《要录》则记宗弼于四月渡江北返，五月，岳飞击金人于静安，获胜。（12）《金史》则避谈建康之战，仅记宗弼“渡江北还。”此役岳飞战胜，但对手是宗弼渡江北还后留在建康的军队。
其后的几年里，岳飞的主要功劳在安定江南，收复荆襄。1130年金人立刘豫的傀儡政权后，南北的战争大都发生在宋齐之间。金人有时参与对宋的侵略，如 1130年九月宗弼败张浚军于富平。次年十月，吴玠大败宗弼于和尚原。两年以后（1133）的十一月，宗弼复攻和尚原，“克之。 ”（14）
1134年九月，金齐联军渡淮侵宋。宗弼亦在军中。岳飞进军淮西。十月，韩世忠捷于大仪。十二月，岳飞将牛皋、徐庆败刘豫子刘麟于庐州。（15）岳飞和宗弼在此役并未交手。
岳飞于1134年建节为清远军节度使。到了1137年，累积军功，擢升为宣抚使，迁武阶官最高的太尉。
同一期间，完颜宗弼由右监军升任右副元帅，是金人在华北仅次于左副元帅完颜挞懒的将领。（17）1139年七月，完颜宗磐、宗隽谋反被杀。宗弼为都元帅，进封越国王，成为金朝的最高统帅。八月，杀挞懒。次年夏，领行台尚书省事，更掌握了中原的行政大权。金朝的主和派首脑挞懒（昌）既被翦除，宗弼请收复河南、陕西地。《金史 熙宗纪》载：
& ldquo;五月，诏元帅府复取河南、陕西地。命都元帅宗弼以兵自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合[喝]出河中，趋陕西。 是月，河南平。六月，陕西平。”
这段记事既简略，也有错误。岳飞班师是七月的事，那时才可以说宗弼取得河南地。（18）《金史》卷七十 七《宗弼传》的记事稍详于本纪：
宗弼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合[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王伯龙取陈州，李成取洛阳，自率众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宗弼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河南平。
其中谓岳、韩分据河南州郡要害，略去宗弼攻顺昌府大败于刘锜，又败于岳飞收复郾城、颍昌二役。
《金史》卷六十八《阿鲁补传》有一段文字记述宗弼取汴，岳飞等收复许、颍、陈三州：
宗弼复河南，阿鲁补先济河，抚定诸郡，再为归德尹、河南路都统。宋兵来取河南地，宗弼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颍州大杲、陈州赤盏晖，皆会于汴，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而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颍、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其兵犯归德者，阿鲁补连击败之，复取亳、宿等州，河南平，阿鲁补功最。
文中刘光世应是刘锜之误，自金人归河南地于宋后，颍州即一直在宋军把守之中，当时陈规是知顺昌府，刘锜是东京副留守。颍州并未曾被大杲占领。岳飞袭取许、陈二州，可以和《会编》所载相印证：
世忠取海州，[张]俊取亳州、又取宿州。飞取蔡州，又取陈州。京东、西皆响应。 （19）
岳飞取许州，即颍昌之捷。至于传中所谓“复取亳、宿等州 ”，是其后金人复入淮西，攻占曾被张俊、王德一度收复的两州。 关于岳飞北伐至颍昌，《金史》还有一条文字透露岳家军深入的消息，见卷八十二《仆散浑坦传》：
[仆散浑坦]为宗弼扎也。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据。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败宋护粮饷军七百余人，多所俘获。
按这段记事中的天眷二年，应为天眷三年之误。天眷二年（绍兴九年），金人将河南地归还宋人，那一年中宋金间没有任何战事，《金史》的年代时常误载，如卷八十一《王伯龙传》，把他从元帅府复河南等事迹都记录在天眷元年之下。此外，天眷二年中，岳飞的军队也从来没有到过鄢陵。所以仆散浑坦攻击岳飞的护粮饷军一役，应当发生在岳飞北伐的过程中。（20）这虽然是一个小遭遇战，但是浑坦“深入”敌阵侦察，败宋护粮饷军，也就是到了宋军的后面。鄢陵位于颍昌东北，开封和朱仙镇之南。这条史料足以证明岳家军已经越过颍昌和鄢陵，达到朱仙镇了。
以上《宗弼传》载李成取洛阳之事，亦见卷七十九《李成传》：
宗弼再取河南，李兴据河南府。成引军入孟津，兴率众薄城，鼓噪请战，成不应。日下[上日下仄]，兴士卒倦且饥，成开门急击，大破之。兴走汉南，成遂取洛阳、嵩、汝等。河南平。
按金人将河南地归还宋人后，洛阳即由河南府兵马钤辖李兴等防守。宗弼复取河南地时，命李成攻河南府。五月，李成陷河南府，宗弼就命他为知府。七月，岳飞部将张应、旱清复西京，李成遁走。（21）李成数为李兴所败，向宗弼求援，宗弼遣援军蕃汉军数万人前往。李兴以众寡不敌，遂弃城奔永宁的白马山。（22）以上宗弼和李成二传所载取河南，是指绍兴十年九月，洛阳等地争夺战的结果，也就是说，《粹编》记宗弼于颍昌战败后，一度后撤，似乎并非夸大其词。（23）
1141年春，宗弼再度渡淮南下。二月，杨沂中等败金兵于柘皋。但金人于三月陷濠州。岳飞援淮西，进兵到定远，而濠州已失陷。岳飞这次出师没有和宗弼交战。
《金史》卷六十六《宗秀传》还有一段关于岳飞的记事：
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亳、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 。
这是误以张俊军为岳飞军。岳飞的军队只有在援淮西时才向濠州进发，抵达定远时，张俊等已经败退。岳飞未尝军于亳、宿之间，《宗秀传》的记事是把当时北伐的宋军都视为岳家军。
总之，岳飞与完颜宗弼之间的主要战争是宗弼复取河南地的时候发生的。宋人的记载都指出岳飞获得了重要的胜利，《金史》虽然讳言战败，从《阿鲁补传》和《仆散浑坦传》里两段有关的文字，仍然可以看出来岳家军确实攻占了许、陈等州，而且与颍昌之役后继续进军到达朱仙镇。宗弼也许一度从开封后撤，也许准备后撤。若非岳飞受诏班师，宗弼或退出河南，或与岳飞决战，是那时历史可能发展的方向。
二、岳飞和完颜宗弼的功绩
从上引《金史》中的一些关于岳飞的错误的记载，可以大致知道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是金人的主要敌人。如1139年岳飞以兵十万攻东平，1140年军于亳、宿之间，以及出兵到河东等记载，或出于错觉，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豪杰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虽然《金史》对宗弼复取河南后岳飞的北伐有所隐讳，但也没有捏造岳飞败走。《金史完颜纲传》还保存了金人对岳飞的正面评价：“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24）岳飞战功彪炳，为南宋诸将之冠。他成名早，升迁快，官职业高。不过，他在政治上受了宋朝立国制度上的限制，不会也不能发挥作用。他反对和议最力，因此遭到高宗和秦桧的疑忌。他的结局，竟和完颜宗弼有天壤之别。
宋人关于完颜宗弼的记事，虽然强调他的失败，却并没有批评他在战略或战术上有什么大错误，反而记录了一些事迹，予人以一员勇将的印象。如黄天荡之役前，宗弼亲登镇江的金山龙王庙探查宋军虚实，几为韩世忠部下俘获。（25）和尚原之战，宗弼中流矢二，仅以身免。（26）这些事迹可以和宋降将郦琼的话印证。他说宗弼“亲临阵督战，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挥三军，意气自若，用兵制胜，皆与孙、吴合，可谓命世雄材矣。至于亲冒锋镝，进不避难，将士视之，孰敢爱死乎？宜其所向无前，日辟国千里也。”不像南宋诸将出兵时，身在数百里外，谓之持重。（27）
宗弼是金朝的主战派，他立有显赫的战功，而且东西奔驰，纵横南北，力敌南宋六将（四大将及吴玠吴璘）。最后因宋人求和，乃一手造成和约，臣服宋帝，取得外交上的大胜利。（28）宗弼位兼将相，帮助熙宗平定内乱，集权于中央。自宗翰死后，宗隽、宗磐、昌和希尹相继死于政争，大局赖宗干和宗弼来维持，才得以稳定。所以《金史宗弼传》赞说，宗翰死后，“时无宗弼，金之国势亦曰殆哉。世宗尝有言曰：宗翰之后，惟宗弼一人。非虚言也。”
三、关于岳飞和完颜宗弼的传说
从完颜宗弼渡江追击宋高宗开始，他就给宋人一个残暴好战的印象。他在江南停留半年之久，攻打城镇，烧杀抢掠，和韩世忠大战于黄天荡，当时已经是宋人的大敌。后来和岳飞交战，最后和宋廷订立了臣服南朝的和议，宗弼成为汉民族小说戏剧中人人厌恶的侵略者。
宋高宗对宗弼既怕又恨。宗弼复取河南地时，高宗于1140年五月诏谕诸路大将竭力防守，并且颁布赏格，“募有能生擒乌珠者，除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次月，枢密院下讨乌珠等檄书于诸路宣抚司，其中大骂宗弼：
惟彼乌珠，号四太子，好兵忍杀，乐祸贪残。阴蓄无君之心，复为倡乱之首。残杀叔父，擅夺兵权。既不恤壮士健马之丧亡，又岂念群民百姓之困苦。……罪在一夫谋己之私，毒被寰宇兆民之众。
并且再次宣布赏格，捉杀宗弼。（30）
同年十月，高宗对大臣说：“朕若亲提一军，明赏罚以励士卒，必可擒取乌珠。”（31）任想以重赏来擒杀敌人的首脑。这样认定宗弼是金人中最好战、最残暴的首恶，使宗弼恶名昭彰。
宗弼的最大的敌人是岳飞。由于岳飞的冤死发生于和约订立的前夕，后世遂疑秦桧勾结宗弼，而宗弼必欲置岳飞于死地。小说和戏剧中就对两人的对立大为渲染，甚至描写秦桧妻王氏和宗弼有染，共同害死岳飞。明末《岳飞破虏东窗记》描写兀术被岳飞杀的大败，只好把身边的秦桧送回南宋，由他来设计陷害岳飞。吴玉虹著《如是观》传奇中的兀术，地位高于宗翰和宗望，汉名错作完颜亮。也是兀术把秦桧夫妇送回南朝作奸细，但是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岳飞并未冤死，而是继续打败金兵，收回东京。兀术求和不成北遁，岳飞迎接徽、钦二帝回朝，高宗斩秦桧及桧妻王氏。
清初的《十二金牌弹词》和钱彩著《精忠岳传》，都以兀术为侵略北宋，攻下开封，及追袭宋主的主将。他屡次为岳飞所败，只好和奸臣秦桧共谋害死岳飞。故事里还有不见于宋代史籍的宋守臣陆登兵败自杀，兀术收养了其子陆文龙，王佐断臂说陆文龙反金，投奔岳飞的情节。至今连环画任在流传这些故事。
戏台上的宗弼，则不仅不是无能之辈，而且杀法厉害，极为威猛。惟其如此，才更能显示出岳飞的伟大。（32）
以上这些民间文学和戏剧反映了汉民族对女真民族的敌视，因此贬低了宗弼的成就和地位。就女真民族的观点来说，完颜宗弼是他们传说中的大英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流传着兀术的故事，如《葛门主格》一则，叙述四太子兀术攻打北宋的经过，以兀术为招降张叔夜，攻下汴京，掳去宋二帝的主将。若干细节和《精忠岳传》相似，不过采取的是女真人的立场，极力宣扬兀术的英雄事迹。兀术在东北女真族的心目中，是超过所有金代君主和将相的英雄。（33）
四、结论
综合宋金史料来观察岳飞和完颜宗弼交战的经过，可以知道两反面的史料可以互相补充。岳飞和宗弼之间的主要战役，是西元1140年的郾城和颍昌等役。《金史》的《熙宗纪》和《宗弼传》讳言失败，但是《阿鲁补传》载有岳飞袭取许、颍、陈三州，《仆散浑坦传》更说明岳飞的大军已经深入开封附近。这两条史料可以帮助解决岳飞是否进军到朱仙镇的问题。
岳飞和宗弼的事功和际遇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个对比反映宋金制度的差别，和军事政策的不同。南宋初年兵荒马乱，政局动荡。自从苗、刘之乱后，高宗就对诸将处处防范，逐渐加强控制。他认为诸将尊重朝廷，重于收复失地。金朝完颜氏的崛起则倚仗家族成员为将相。熙宗时叔父宗弼安内攘外，对内翦除跋扈的宗室大将，以求集权于中央；对外有全权指挥诸将及办理外交。和南宋以文人掌军权，显然有异。
不过，金朝的家族统治并没有稳定政局。完颜昌之死也许是企图反叛，熙宗杀完颜希尹则是因他与宗弼有隙而成冤狱。（34）甚至最后熙宗也成了宫廷斗争的牺牲品。
总之，金朝的政策是重外轻内，军事和外交固然成功，制度的建立和内政的改革却不足以维持内部的安定。南宋的政策是重内轻外，为达到内部稳定的目的，对外则不免屈膝求和。
（1）关于岳飞的专著如邓广铭的《岳飞传》（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王曾瑜《岳飞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论文集如《岳飞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岳飞研究（第二集）》（中原文物编辑部，1989），二者都由岳飞研究会编。关于完颜宗弼，参考张博泉《略论完颜宗弼》（《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5号，页122-128）及拙著《金完颜宗弼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上册（台北，食货出版社，1987，页141-146）。
（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丛书集成本），卷一四二，页2292-2293，引《绍兴讲和录》经李心传删取附注，以备参考。《金史》卷七十七，《完颜宗弼传》则载：“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事实上，金人归还河南地于宋时，高宗已经称臣。绍兴十年，金人复取河南地，高宗诏谕诸将各竭力图大计，诏书中有云：“不惮屈己，连遣信使，奉表称臣。……”
（3） 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粹编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0-5）
（4） 《金史》卷八十四《昂传》。参看《鄂国金佗粹编校注》页490-491。
（5） 《金史》卷七十七《刘豫传》
（6） 《金史》卷七十七《刘豫传》
（7）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2），卷二零七，页三上，《岳侯传》。参看《鄂国金佗粹编校注》页88。
（8） 《鄂国金佗粹编校注》页99。
（9） 《要录》卷二十九，十一月壬戌、丙寅，页574、576。
（10） 《金史》卷三，，十一月壬戌；卷八十一，王伯龙传。参看《鄂国金佗粹编校注》，页103。
（11） 《鄂国金佗粹编校注》，页105。
（12） 《鄂国金佗粹编校注》，页120；《要录》，卷三十二，四月丙申；卷三十三，五月壬子。
（13） 《金史 宗弼传》
（14） 《金史 宗弼传》载和尚园战败后，“明年复攻和尚原，克之。”误。
（15） 《要录》卷八十三，十二月壬辰。参看《鄂国金佗粹编校注》，页275-292。王曾瑜认为《行实编年》夸张战绩。
（16） 关于岳飞的官衔，看龚延明，《岳飞官衔系年与考释》，《岳飞研究》第一集，页145-217。
（17）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侵宋时元帅府置元帅及左右副元帅，左右监军，左右都监。都元帅以谙班孛极烈为之，恒居守而不出。
（18）施国祁《金史详校》（百部丛书本）卷一，页24上指出此点。但他认为不是史官有误，而是当时宗弼透过秦桧，已经预知高宗将诏回岳飞，故提前向金廷奏捷。姑备一说。
（19） 《会编》卷205，页9，淮西从军记。
（20） 《鄂国金佗粹编校注》页487，注2，谓金归还河南地后，仍然出兵袭扰。遍查宋金史《会编》、《要录》，天眷二年双方无战事。
（21） 《要录》，卷135，五月己丑，又卷137，绍兴十年七月癸卯
（22） 同上，卷137，九月戊申。《会编》卷204，九月七日戊申。
（23）《鄂国金佗粹编校注》页568：“兀术疑京城之民应先臣，夜弃而出，北遁百里。先臣始班师。”页572，注8，王采此说。
（24） 《金史》卷98
（25） 《要录》卷32，建炎四年三月丁巳
（26） 同上，卷48，绍兴元年十月乙亥
（27） 《金史》卷79
（28） 《会编》卷206及208，《要录》，卷141-144有宗弼和宋廷的来往书信，值得进一步研究。
（29） 《要录》卷135，绍兴十年五月戊戌；《会编》卷200，页10-11
（30） 《要录》卷136，六月甲辰朔
（31） 同上，卷138，十月壬辰
（32） 拙著《金完颜宗弼论》。
（33） 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南京，1934），页553-558。
（34） 《完颜希尹神道碑》，见李澎田主编，陈相伟等校注，《金碑汇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