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杂志1999年改为半月刊，上半月记录中国女性的成功成长 ，并为女性提供心理疏导和健康服务。其关键词是“成长、成功、快乐”。下半月为“法律帮助”专刊，是读者“身边的律师、法律的顾问、维权的指南”。《中国妇女》杂志改版改彩获得成功。 2003、2005年，杂志荣获第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好主妇》杂志创刊于2000年，是一本时尚家政月刊，她以“没有好主妇，哪有好生活”为口号，传播、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成为都市主妇的精致生活读本；《悦己》杂志是与美国康泰纳仕集团《self》杂志通过版权合作创办的一本心理健康生活杂志。她以“快乐由自己”为办刊主张，倡导女性关爱自己，追求身心健康的个人幸福。《安邸》杂志创刊于2011年，与美国康泰纳仕集团《AD》杂志进行国际版权合作，是一本介绍建筑和设计的高端杂志。除发展办刊主业以外，中国妇女杂志社还开拓了新的事业增长点：1 中国妇女杂志社还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和公益活动，自2001年起开展年度海内外有影响力的“《中国妇女》时代人物”评选活动。同时还创建了70多个“星星火”农村妇女家庭图书室，为关爱农村妇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韩湘景，总编辑尚绍华。
全国妇联第一届常委、第二届、第三届书记处书记兼副秘书长。妇女运动领导者。湖南长沙人，北京大学肄业。自幼追求进步，向往革命。1920年在长沙读书时因带头剪辫子被学校开除，1925年到北京求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进步刊物《妇女之友》的编辑工作。九o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在一o二八淞沪抗战时组织成立中华妇女爱国护士队，赴前线慰劳救护抗日将士。1933年和王昆仑等组织秘密读书会，参加宋庆龄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并发起组织南京妇女界文化促进会，主编《新民报》副刊《新妇女》，从事抗日救亡和妇女解放工作。1935年组织成立南京妇女界救国会并任负责人，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同年11月继七君子被捕后在南京遭当局逮捕，至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获释。抗战爆发后，被选为中国妇女慰劳总会常委，组织南京妇女界救国会成员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后到武汉在邓颖超领导下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被选为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1939年接办沈兹九主办的《妇女生活》杂志，被迫停刊后又设法改出《现代妇女》，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1941年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的直接领导下，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被选为中央委员，做团结国民党民主派的工作。抗战期间先后参加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中国妇女联谊会总会、中国民主实践社，均为负责人之一，获抗日胜利勋章。建国前夕曾任全国妇联国统区工作部部长，因被列入黑名单加以追捕，赴香港转入解放区。1949年3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体会议，建国后任全国妇联第一届常委、第二届副秘书长。第二届、第三届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常务理事。1953年被选为国际妇联理事会候补理事、执行局候补执委，政务院参事，第一至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及第三届常委，曾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起草工作。
创办女子书店20世纪30年代初，承“五四”运动后兴起不久的“妇女解放”、“妇女运动”势头，上海出现了“女子书店”这样一家独树一帜的书店，并发行《女子月刊》，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当时，老牌的《妇女杂志》（商务印书馆）已于1931年停刊，而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尚未创刊，《女子月刊》和女子书店的出现，曾经引起妇女界以及热心支持妇女运动人士的关心。热心支持妇女运动的暨南大学教授姚名达和夫人黄心勉就是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创办人。姚名达和夫人黄心勉要从事的妇女工作，并不只是开办女子书店、编辑《女子月刊》，而是有一整套为妇女服务的计划。除了书店和月刊之外，还有女子图书馆、女子义务函授学校、女子奖学金等要同时兴办，并已分头进行，拟好缘起、章程等，并开展工作。他们发宏愿要为妇女做种种工作，最初萌芽于1929年。当时姚名达还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他感到女性没有自己的历史，缺乏对自身的认识，没有为她们所需要的专用图书馆，提供她们需要的知识，因而立志研究妇女史，要撰写一部《妇女中国史》，创办一所女子图书馆。为此，他不断积累有关妇女的史料，购置了几千册的妇女图书，并进行《妇女中国史》的写作。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在炸毁商务印书馆的同时，也炸毁了姚名达夫妇的家。为女子图书馆和《妇女中国史》积累的图书、史料以及写就的部分书稿，都被日寇付之一炬了。整个地摧垮了他为妇女拟做工作的计划。经此重创之余，他心忧的不是家业毁失，而是如何帮助妇女解放的事业，从而产生了要办《女子月刊》，推动妇女觉醒的念头。他把这计划与各地友人函商，虽然获得广泛的支持，但也不止一人建议，办刊物先要有书店为发行依托才好，于是又有先办女子书店的决定。所以，办书店的动机源于办月刊，而办月刊之动机则又源于启发妇女民智，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女子书店是靠姚名达、黄心勉夫妇掏出他们的稿费和积蓄启动的，所以经济力量很薄弱。但他们有许多朋友支持，甘愿放弃稿酬供给他们书稿。就这样，从最初租用圆明园的一个写字间筹办到1932年“九·一八”这天，迁移至霞飞路铭德里8号成立。一年多后，迁霞飞路523号，再后又迁至萨坡赛路219号。《女子月刊》一度被当局查扣，遭受意外打击，后来出书就寥寥无几，出现困局。这时姚名达在店务、刊务方面担负了更多的事务，并将批发部委任新中国书局代办，但黄心勉已心力交瘁，就在女子书店成立3周年刚过不久的5月初病逝。姚名达突遭如此巨大打击，一时无法接受，如他自己在《女子月刊》上一则启事中所说“心绪不宁”，将《女子月刊》委请封禾子（即凤子）主编，对《女子文库》和女子书店业务，自然也就疏于料理。《女子文库》一时陷于停顿，而女子书店也就似乎渐趋沉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