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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杂志社张晓林

2023-12-08 06:29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大观杂志社张晓林

张晓林,河南杞县圉镇人。《大观》杂志社社长、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开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获全国第七届“小小说金麻雀”奖;第14届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等。先后在《西部》《莽原》《作品》《星火》《青海湖》《小说林》等多家刊物发表笔记小说400余篇。100余篇被《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长江文艺选刊》《散文选刊》选载,并被多家年选选入。出版个人专著《宋朝故事》《宋真宗的朝野》《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书法菩提:灯影下的篆书》《圉镇笔记》《谗言》《虾湖之谜》《木钗》《木画》《开封美术文化》等10余部。

蒋恢吾

蒋藩(1871—1944),字恢吾,号蓼庵。金石学家,有书法墨迹传世。

七十余年的生涯里,蒋恢吾身上发生过太多的传奇。他祖籍原是河南睢县,但在参加两次科考一一落选之后,他们举家迁移到离开封不远的杞县,定居在县城南门大街32号。时隔多年,他们举家迁移的缘由已成难解之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迁移后的第二年,蒋恢吾便在河南省乡试中考中了举人,而且很快被授予某县知县一职。蒋恢吾却拒不赴任。

我曾在开封明伦西街的旧书摊前购得蒋恢吾的一帧旧时照片。照片上的蒋恢吾穿一袭灰色长袍,瘦高个子,留英姿头(一种发型),目光有着政治家的深邃和婴儿般的清澈。他那年轻的脸上流露着一缕淡淡的忧愁,或者说是一种天生的孤独。

蒋恢吾回到杞县后,终日闭门不出。他家院子里有棵高大的梧桐树,枝繁而叶茂,清晨常有数百只鸟雀在枝头唱鸣。风雨骤至的时候,茂密的树冠给它们遮挡风雨。蒋恢吾给他的藏书室取名“梧荫楼”。这里藏书20余万卷,囊括了经、史、子、集四库。蒋恢吾又开始了长达15年的潜心研读。等若干年后他出山的时候,很快就与河南大儒——南阳的张仲孚、卫辉的李时灿齐名了。

1915年初秋,受杞县县长叶某之邀出任县志总编纂,纂修《杞县志》。1918年,受邀纂修《河阴县志》。1921年,河南省金石修纂处成立,次年编纂《河南金石志》。金石编纂处主任许钧举荐蒋恢吾来汴主编《河南金石目》部分。1932年,依据编纂三部志书的经验,著《方志浅说》一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采访”是方志编纂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环,编纂人员要做到“躬亲、专治、择要、耐劳”四点。此外,他还把志书的编纂过程分为三个时期:校理旧志、开纂长编、刊成定本。这些见解今天看来仍具有借鉴价值。

在河南省金石修纂处编志期间,蒋恢吾曾赴嵩山、龙门访碑。登嵩山时,正值盛夏,上山时蒋恢吾只穿一条短裤,一双新买的胶鞋。上得山去,山上刚下过一场雨,到处都是腐草的气味,草丛上空的蚊子一团一团的,看上去就像涌动的乌云。这些蚊子肥硕巨大,宛如小蜻蜓一般,嘤嘤鸣叫,声似聚雷。黄昏下山,凡是 *** 在衣服外的肌肤,都被蚊虫叮咬数遍,红肿之处,凸出正常肌肤寸余。蒋恢吾的那双新胶鞋几乎烂成碎片,走两步就得停下打理半天,途经一家户农,进去向茅舍里的老婆婆讨得一块粗布,把鞋捆扎起来才下得了山。——这就是蒋恢吾后来著《方志浅说》一书里的“躬亲”和“耐劳”了。

编纂史志之余,蒋恢吾对河南书画家多有研究,曾著《许平石画润小启》一书,涉及到书画家的师承渊源、风格流派,见解颇独到。如他评许钧的书法和绘画时说:“篆隶得三代秦汉之遗韵;楷行探六朝唐宋之奥妙;其画山水直追石谷,人物酷似老莲,而笔墨时出新意,故能名满夷门!”此著1962年还见诸夷门藏书家高宏文之手,一年后便不知所踪。

蒋恢吾的藏书中,有宋版书3种,明朝皇宫内府刊印的《永乐大典》20本,明清文人的手稿数十种,明清刻本四百余种。他藏书的途径有三条:去旧书摊上淘。1907年他去北平访友,于报国寺旧书摊上淘得常茂徕《怡古堂书录》手稿,高兴得三日未眠;朋友之间互赠。蒋恢吾与很多藏书家都有书信往来,尤其和南阳的张嘉谋、吴兴的刘承干来往密切。刘承干将他刊刻的《吴兴丛书》《求恕斋丛书》《嘉业堂金石丛书》等数种送给他收藏。蒋恢吾则重抄了他的《原圃集》《瓢沧诗稿》作为回赠。再有就是重金购买。他在夷门见到有绛云楼(钱谦益、柳如是夫妻的藏书楼)题跋的宋代黄庶《伐檀集》2册,花三十两银子买了下来,相当于他半年的口粮。

1938年,日寇攻陷开封。 蒋恢吾的藏书引起了伪省长陈静斋的兴趣。

陈静斋找到蒋恢吾编《河南金石志》时的旧僚胡篅青,让他从中做说合,要蒋恢吾把《伐檀集》及所藏的河南志书类176种转手给他,被蒋恢吾拒绝。

第二年,蒋恢吾写了一篇《杞县金石考》的文章,在《河南民报》上发表了。不久,胡篅青在《河南教育日报》上撰文,说《杞县金石考》是从他的《夷门金石录》中抄袭而来,并列举出11条例证。然后用冷漠而尖刻的语言隐晦地触及到了蒋恢吾身体的某些隐私处。蒋恢吾给胡篅青写了一封绝交书,指出胡的行径“远劣于聂氏兄弟耳”!

读过信,有一件事让胡篅青放不下了。他想破了脑袋,都没想出“聂氏兄弟”到底是谁来!隔一天,正读闲书,忽然明白了。“聂”的古体字为三个“耳”,聂氏兄弟就是六个耳,长了六个耳朵的那还是人吗?他马上想到了《西游记》里的六耳猕猴——那个畜生!

胡篅青叹了口气,道:“这个蒋恢吾,骂人也如此隐晦,还需考证一番!”

1944年,蒋恢吾病逝。已调离河南的陈静斋连夜派人赶到杞县,把蒋恢吾的善本藏书和方志类图书尽数收购了去。次年,陈静斋书房突然起火,所有书籍化为灰烬。

汪绶承

字延年(1886—1953),擅行楷,得雅宜山人王宠笔意。

汪绶承是夷门最具性情也是最不幸的书法家。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杞县乡下度过的。他的父亲是一个落魄的私塾先生,除了祖上的那处老宅,给他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一部石印的雅宜山人《杂诗卷》法帖。汪绶承很快就喜欢上了雅宜山人,因为雅宜山人厌恶喧嚣尘世生活的情怀在他心里引起了共鸣。这种情结伴随了汪绶承一生。

汪绶承有一个癖好。他喜欢收藏女人的绣花鞋,一生收藏了大小不等、花色各异的绣花鞋一百余双,而且都是女人穿过的,新鞋他不要。他一直想收藏一双夷门名妓李怜怜的绣花鞋,可是到死都没能如愿。他临咽气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到那边找你!”他死后,近门的两个侄子将这一百多双绣花鞋用竹筐抬到院子里,泼上桐油焚烧掉了,那种暧昧的气味在小巷子里数月不散。

汪绶承终生未娶。因为脾气怪异,来给他做媒的人也很少。有一次,他的一个本家婶子想把邻村马屠户家的老姑娘撮合给他,便登门来做媒婆。正是三伏天,本家婶子一进院,见屋门敞开着,也没打个招呼,直接进了屋。事情就是这个时候发生了逆转,汪绶承正躺在床上,一手拿着一册《春宫图》,一手在裆部运动。当他看到婶子进了屋时,洪水已经决堤,刹不住闸了。本家婶子骂了一声:“鳖孙!”扭头就走。

事后,汪绶承听说本家婶子介绍的是马屠户家的老闺女,冷冷一笑,说:“我看不上那个女人!”这话传到屠户女儿耳朵里,她便找上门来,把汪绶承堵在当院骂了个狗血喷头。

一个时期内,汪绶承闭门不出。他养了七只老母鸡,都给它们起上女人的名字,盈盈、豆豆、果果之类。夜半三更来到鸡圈,看这些鸡是否睡得香甜,如果鸡还没有睡,他就会给它们说上一阵子话,问它们渴了还是饿了,冻着了还是热着了。他喝点小酒,会借着酒兴给鸡们吟诵两首雅宜山人的诗歌,或者背上山人的一篇短文。他自言自语地说:“和你们这些小东西说话,比和人说话有趣多了!”

有一天,他的这些起着女人名字的鸡悉数被人下药毒死了。他痛哭一场,将鸡合葬在院子里的榆树下,立一小块石碑,碑上写着“七女冢”。他给鸡们烧了纸钱,制作了几顶小花圈。有人在院墙外哧哧低笑,他浑然不顾。

他很少练书法,照他的说法,不是没有时间,是没有感觉。心里有了悲戚,或是喝过酒有了某种冲动,他才挥毫。他用笔在纸上诉说,发泄。他临雅宜山人的《杂诗卷》法帖,不追求形似,只追求那种恬淡雅致的趣味。有人指出他这样临帖难得雅宜山人真髓,要照帖临,一笔一画,必须做到毫厘不爽。汪绶承不以为然,他说:“纵然使雅宜山人复生,再写此法帖,也万难做到这一点!何况我们的头,我们的臂,我们的手和山人不同呢?”

汪绶承的父亲教私塾时,有一个学生叫吴鸿初,这一年出任河南省财政厅厅长,他打探到汪绶承近况,很是唏嘘了一阵子。就让人把汪绶承请到开封,做了他的幕僚。过半年时间,汪绶承突然又回到杞县乡下。乡人问他回来的原由,汪绶承三缄其口。但乡人很快就发现,打从省城归来,汪绶承性情大变。

进入了冬天。汪绶承收留了一只流浪猫。这只猫有着黑白黄三色相间的花纹,尾巴粗大,体态肥硕,金黄色的眼睛里隐隐有虎气。是一只母猫。每天,这只猫卧在院子的墙头上,或者在墙头上逡巡,不让别的猫走进院子。若有猫硬往院子里闯,它就撵着那猫撕咬,直到那猫逃之夭夭。方圆十数里的猫都怕它。在汪绶承面前,它却极尽温柔恻媚之态。每当汪绶承从外面归来,它都会“倏”地一声从墙头上跳下,跑到汪绶承跟前,用粉红色的小舌头去添他的鞋尖或者鞋后跟,嘴里还不停地“喵喵”温柔地叫着。到了夜里,如果汪绶承秉烛夜读,它会跳进他的怀抱,用温软的身躯蹭他的衣袖。汪绶承该睡觉了,它跳上床,睡在他的脚头。

汪绶承很喜欢这只猫。

忽然有一天,这只猫再不肯进屋里来,在院子里成夜叫个不停,犹如婴儿啼哭。不久,院子里来了一只大黑猫,追逐那只母猫。母猫不叫了,开始和那只黑猫嬉戏,窗台旁,水井边,到处可以看到它们欢乐的身影。有时它们也会追逐到屋里,在汪绶承的书案上,甚至床上戏耍。

也合该这天出事,汪绶承正在厨房做饭,那两只猫嬉闹着跑了进来。那只黑猫一边和母猫嬉戏,一边用它的猫眼看着汪绶承。汪绶承忽然暴怒起来,他关了厨房的门,将那只黑猫捉住,放到案板上,手起刀落,黑猫的一只爪子被斩落在地,鲜血淋漓。黑猫疼痛难忍,撞墙身亡。

黑猫死后,这只母猫日夜哀嚎。汪绶承越发的烦躁,每天都要殴打这只母猫。过一阵子,这只母猫失踪了。

一转眼,旧历年到了。天空飘起了蚊虫般的雪花。汪绶承站在二楼的窗前看雪。他感到百无聊赖。忽然,他觉得窗外有些异样,仔细看时,脸色顿时大变。窗外有一棵梧桐树,树叶已经枯败飘零,但仍有枯叶稀疏地挂在枝头。枯叶中间,正有一双虎一般的眼睛注视着他。等他推窗再看时,那双眼睛已无了踪影。

过了年来,汪绶承的身体说垮就垮了。他找到街上棺材铺的王老板,多给了他一点银两,让他打一口大些的棺木。然后,他把他一生满意的书法作品装入黑匣,让提前打进棺材。

若干年后,某个清明节的早晨,田野还在睡梦中。一个年老的女人来到汪绶承坟前,将一双崭新的绣花鞋埋在坟墓旁边。

张晓林的个人轶事

从主演了《东方大酒店》、《上海舞女》之后,青年演员张晓林名声大震。他的名字、照片频频出现在各种报纸、杂志上,他被人们誉为“风流倜傥的硬派小生”。最近,他又荣获了第三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在一次表演研讨会上,张晓林作了一个题为《但愿我不是流星》的发言。他说:“在我们国家,电影演员也许是最易出名的行业。拿我来说,从影只有四五年,拍了近十部影视片,就得了这个奖那个奖,被捧为‘明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心里明白,自己离明星的标准还远着呢。”的确,现代社会尤其是年轻人有一种崇拜影星、歌星、球星的倾向。有人拍了几部影片或唱了几首流行歌,就被影迷、歌迷们捧为明星。于是,明星上奖台、登报纸、做广告,风光得很。甚至明星们的衣着、发型,也被人视作“时髦”。这使人想起法国作家多尔吉列斯曾捉弄过某些“弄潮儿”的故事。有一次,他心血来潮,故意用驴尾巴蘸上油画颜料,在画布上胡乱涂了一通。油彩还未干,他就亲自把“画”推荐给展览馆,并煞有介事地为这幅“画”取了个正儿八经的标题:《亚碍里亚湾的黄昏》。一些评论家得知名家推荐此“画”,便也煞有介事地称赞“这是幅令人叫绝的前卫画”云云。当然,我们这里无意影射现今的明星都像这幅“画”。但是,明星应名副其实地称得上是人才之精华,捧得太多太滥,也就不成其明星了。结合自己的拍片实践,张晓林又说:“近几年,我接连主演了好几个角色,有的还引起不小反响。但细想起来,我却深感不安。因为,对一个受观众青睐的演员来说,要突破自己,以新的形象、新的表演闯出新的路子,实在是太难太难了。演员与歌星、球星一样,能够施展自己才华的时日不长,加上竞争激烈,犹如一叶小舟在银海里搏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些人演了几个角色出了名,由于不自重自爱,事业上缺乏进取,结果是昙花一现。这些人尽管被人称为“明星”,但华而不实,光亮并不持久,实际上只是转瞬即逝的流星。”对于一些演员纷纷流到国外求学或谋生,张晓林感叹道:进行文化艺术交流,出国考察、留学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一个演员来说,其事业必须扎根于自己的国土才能开花结果。正如谢晋导演说的,由于国情不同,文化氛围、艺术趣味以及欣赏习惯不同,一颗中国的明星很难在国外的影坛闪烁其光芒。前几年赴美的青年演员不少,有的还是知名度颇高的明星,可有几个能在好莱坞立足?“与其在外面寄人篱下,还不如在自己本土扎扎实实地耕耘。对一个青年演员来说,最能施展才华的是祖国的影视天地。”张晓林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自从他主演《东方大酒店》和《上海舞女》以来,又接连为广大观众奉献出众多银幕、荧屏形象:《生死之间》中的公安干警,《封神榜》中的周武王,都市刑警》中的刑警队长,《月随人归》中的航天工程师……他以饱满的激情进行艺术创作,在每一部作品中散发着自己的光和热。但愿他不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一颗名副其实的明星。

《求是》杂志社总编辑:“中国震撼”是一种什么样的震撼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包括学术界、思想界在内的世界许多人都把眼光投向东方,关注着中国所发生的变化。的确,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30多年,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多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人们要问,中国在短短的时间内所发生的这种奇迹般的变化,魔力在哪里、奥秘在哪里?这是个“时代之谜”,揭示谜底就像魔法一样吸引着所有关注和瞩目中国的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以下简称《中国震撼》)一书,给出了自己探究中国崛起之谜的答案。对于这个答案或许会有不同看法和评说,但在思想界、学术界乃至社会生活中所引起的冲击和热议则是肯定的,甚至可以说在对中国的发展持有种种顽固偏见和肤浅短视的议论那里,也不失为一个“震撼”。 “中国震撼”首先来自中国的崛起。《中国震撼》一书,开篇之首,就是以翔实的资料和确凿的事实讲述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客观实在。尽管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分配差距拉大、资源环境约束、权钱交易腐败等种种问题,尽管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想法,尽管抱有偏见和别有用心的“唱衰中国”的声音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来自中国发展和崛起的震撼,是一种什么样的震撼,读完《中国震撼》一书,会很自然得出以下三点感悟。 一是和平发展崛起的震撼。在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13亿人口、幅员辽阔、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实现振兴和崛起,无疑是一个时代前沿的大课题。这个课题本身就具有难以比照的巨大吸引力。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不用说是始于当代,但作者分析探究的眼光并不固着于当代的几十年、也不固着于近代以来的上百年,而是把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置放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因而有了“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个主题。这个主题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有着没有中断的五千多年文明历史而又在现代发展崛起的国家,中国是绝无仅有的。正如作者所讲:“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那么,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什么方式的崛起?是一种和平发展的崛起。这是产生中国震撼的第一个冲击波。该书在阅览古今中外大国崛起的历史轨迹之后写道:“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对外没有发动战争,对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回顾世界历史,西方崛起的过程几乎就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史实确实如此。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崛起哪一个不是充满侵略、战争、屠杀、征服、奴役,是不光彩的、血与火崛起的历史。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则完全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复兴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对外是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对内是倾力建设和谐社会,这不就是当代文明的最重要内涵和标志!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文明发展的道路,这取决于中国的国策方针、取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决于当今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环境,但也取决于中国几千年热爱和平的文明历史传统。显而易见,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和平发展的崛起,是一种发展文明的崛起。所以,“中国震撼”首先是和平发展崛起的震撼。 二是发展模式崛起的震撼。《中国震撼》一书认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也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中国崛起的背后是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并把中国发展模式概括为八大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强调“这些特点是我对30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显然,在作者那里,中国模式及其八大特点指的就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中国发展经验的基本概括,在这里,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是相通的,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指代称谓。应该讲,经过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3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找到和形成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积累和凝聚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创立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也是党的十七大概括的,中国的成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这个概括既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历史的科学凝练的总结,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历史的鲜明显著的区别。蕴含其中的主要原则、成功经验和基本特征,尽可以开掘和丰富,尽可以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解读,但其核心和精髓的内容大体是一致的。比如:书中用“实践理性”来表述的实事求是,以及政府作用、社会稳定、注重民生、渐进改革、对外开放等等。这些原则和经验,在研究和讨论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境内外学术界、思想界就不断地被提到、被阐述。为什么用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中国经验的基本原则所概括的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竟那样的相同相似、大同小异?原因就在于研究立场的公正客观、理性良知,就在于受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状况的制约和决定。只要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考察研究当代中国,就会走到一起,就会形成较多的共识。比如:讲到政府的作用,作者说:“中国的超大型的规模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每年一个短短的春运就有超过20亿的人次上路。2010年春运的客运流达到25亿人次。”“这意味着把美洲、欧洲和非洲的人口在一个月内挪动了一下。除了像中国这样一个比较高效运转的政府体制外,没有任何一种体制可以处理这种挑战。”这样的论证应该说是有力有理,令人信服的。其实,春运还不是最大最难的事情,中国的底子薄、基础差、资源紧缺、发展不平衡,人口13亿多,又处于转轨变型的深刻变革中,吃穿住行、柴米油盐哪一样事情不大不难!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洪灾、旱灾等,筹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界博览会、广州亚洲运动会等,更是具有挑战性的难事大事。如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和组织,要办大事、难事、喜事、急事是不可想象的,其结果也是难以预料的。此外,作者也指出,不能把中国模式绝对化、封闭化、凝固化,要作为不断开放、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来看待,这和不能把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绝对化、封闭化、凝固化的道理是一样的。由此可见,“中国震撼”又是中国发展模式崛起的震撼。 三是政治价值观念崛起的震撼。作者还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是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也不仅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还是一种政治话语的崛起,也就是一种政治价值观念的崛起。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确实如此,中国的崛起,不单单是经济的发展,也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民主政治价值观念的发展。民主政治制度及其民主政治价值观念的建设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的目标,我们也矢志不渝地为之而奋斗。只要不是无知,只要不抱偏见,就会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平等自由、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等事业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和长足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观、人权观、自由平等观,这是不能否认的、也是难以抹杀的。但问题是,总有些人格外钟情偏爱西方那一套政治制度以及附着其上的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观念,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以其价值观念绝对化、神圣化,顶礼膜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念的过程中,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这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坚定不移的。但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和实际。不顾中国的国情和实际,试图机械照搬西方那一套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行不通的。正如作者写的:“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优势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整个国家就会走向崩溃。”“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中国人认为无论是什么制度,最终都必须体现在是否能够实现良政上,体现在自己人民的满意和认同上,并认为这才是民主的实质。”这些关于良政更为重要、更能体现民主实质的论述,是富有很大启发意义的。尤其作者告诫:“不被西方话语忽悠”,“西方多党民主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游戏民主’,其特点是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作为走过100多个国家、专注研究现实政治的作者,特别是亲眼看到了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给某些国家带来“散、软、短、泛、粹”的民主综合征以及经济社会陷入停滞倒退的困境,他关于民主问题的告诫和论述是在比较鉴别中选择,更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重视。显而易见,“中国震撼”同时还是中国政治价值观念崛起的震撼。 (作者张晓林 系《求是》杂志社总编辑) 《中国震撼》的思想震撼 清醒的自信 亲和的解疑——读《中国震撼》有感邓小平英文翻译张维为:中国崛起是非常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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