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学院学报》（双月刊，ISSN 1673-4580，CN36-1285/C）创刊于1982年，是江西省教育厅主管，九江学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理论期刊。本刊以弘扬学术为宗旨，立足反映科研与教学成果，致力于学术精品的推解和交流，坚持开放式办刊理念，突出地域文化特色，精心建设品牌栏目，努力打造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繁荣学术研究。 《九江学院学报》立足地域文化研究，注重刊物特色建设，打造了一批诸如“陶渊明研究”、“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研究”、“鄱阳湖·庐山文化研究”等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的特色栏目。“陶渊明研究”专栏，自1984年开始创办，迄今已连续推出了77辑，发表文章342多篇，在陶学研究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日本、韩国、美国、台湾、香港学者的关注与好评，并在此基础上成功组织了三届国际陶渊明学术研讨会，积极推进了有关陶渊明的学术研究。《文汇报》、《光明日报》、《江西日报》以及中央电视台分别报道了《九江学院学报》“陶渊明研究”专栏的有关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该栏目被遴选为全国高校学报特色栏目。据不完全统计，该专栏有23篇文章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详细摘录。 编辑部现有专、兼职编辑6人，平均年龄43岁。其中硕士2人，具有正高职称2人、副高职称2人、讲师2人，初步形成了一支业务能力强、职业道德过硬的编辑队伍。学报坚持学者办刊、编辑—学者一体化的思路，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在编辑业务及学术研究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编辑部成员都有各自的学术专长和研究方向，有的在科研方面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为严格稿件审查，成立编委会，聘请在各个学科领域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为编委会委员，对学报起着监督、指导和咨询作用，为本刊组稿、审稿。
2.获奖情况
《九江学院学报》1999年荣获首届全国优秀社科学报称号。现为中文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CAJCED）统计源期刊，中国期刊网（CNKI）收录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收录期刊。
3.学报制度
学报是高校最高层次的学术理论刊物，是高校展示教学与科研成果并对外进行学术交流的窗口。学报编辑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学报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其职责是：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刊方向，努力贯彻“双百”方针，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提高教学质量、推动科研工作、增进学术交流、扩大学校影响等服务。 二、力求准确、及时地反映学校师生教学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介绍国内外新成果、新思想、新方法，为教学科研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服务。 三、树立精品意识，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按照国家有关期刊质量要求和评估标准，全面保证学报的政治方向、学术水平和编辑质量。 四、鼓励学术创新，提倡良好的学术风气，培养和扶持学术新人，努力办出刊物的特色。 五、积极努力，为本校师生拓宽科研成果展示领域；面向社会，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科研发展服务。 六、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制定并严格执行年度工作计划，实行科学化管理。 七、履行办刊宗旨，认真做好文稿的技术加工和语言文字加工工作，全面执行有关国家标准和规定，保证学报编辑出版工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八、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断提高办刊质量，创优质学术期刊；树立经营观念，扩大发行量，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最佳结合。
4.特色栏目
陶渊明研究 黄庭坚研究
编辑本段二.自然科学版
1.学报简介
本刊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严谨学风，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科学文化，促进国际科学文化交流，探索高等教育、教学及管理诸方面的规律，活跃教学与科研的学术风气，为教学与科研服务。
2.主要栏目
鄱阳湖生态研究 机械电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理科学 临床医学 护理学
3.期刊信息
主管单位：江西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九江学院 主编：陈绵水 ISSN： CN：36-1297/N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前进东路551号 邮政编码：332005
4.投稿须知
1 投稿须知 1.1 本刊注重发表具有创新价值和学术探讨价值的论文，优先发表观点有见地、选题填补空白的论文。 1.2 本刊在不改变作者观点的原则下，有权对稿件进行修改。稿件字数，自然科学3000~4000字，哲学社会科学5000~6000字。电脑打印稿请认真校对并备份软盘。所有来稿一律文责自负。自稿件投寄之日起3个月后未接到录用通知的，作者可电话垂询。请勿一稿两投。来稿不退，请自留底稿。 1.3 获得基金资助产出的文章以“[基金项目]”作为标识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并在圆括号内注明项目编号。多项基金项目应依次列出，其间以分号隔开。 2 稿件要求 2.1 文题应简明、具体、确切地概括文章的特定内容，—般不超过20个字。必要时可加副标题。避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缩略语、字符、代号和公式。 2.2 作者姓名置于文题下方，团体作者的执笔人可标注于篇首页地脚位置。译文的署名，应著者在前，译者在后，著者前用方括号标明国籍。作者应标明其工作单位全称、所在省、城市名及邮政编码。如：熊易群1，贾改莲2，钟小锋1，刘建君1 (1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系，陕西西安710062；2陕西省教育学院教育系，陕西西安710061) 2.3 论文应附有中英文摘要。摘要应能客观地反映论文主要内容，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采用第三人称写法。一般不超过200字。英文摘要应与中文摘要相对应，列于文末。哲学社会科学版采用报道性摘要，指明原文的主题范围及内容梗概；自然科学版采用结构式摘要写明原文的研究目的、方法、结果、结论。 2.4 关键词一般每篇可选3～8个，从《汉语主题词表》中选用。未被词表收录的新学科、新技术中的重要术语和地区、人物、文献等名称，也可作为关键词标注。中英文关键词应一一对应。 2.5 简要介绍文章主要作者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职称、学位及其主要研究领域（或方向）等。 2.6 正文 （1）文内标题力求简短、明确。层次不宜过多，—般不超过5级。层次序号哲学社会科学版采用“一、(一)、1、(1)、1)”；自然科学版采用“1，1.1，1.1.1，（1），1）”；文内序号用“①；②等”；注号用“[1]，[2]等”。 （2）用字应符合现代汉语规范，除某些古籍整理和古汉语方面的文章外，避免使用旧体字、异体字和繁体字。 （3）标点符号使用要遵守GB／T 15834—1995《标点符号用法》的规定。著作、文章、文件、刊物、报纸等均用书名号。用数字简称的会议或事件，只在数字上加引号；用地名简称的，不加引号。外文的标点符号应遵循外文的习惯用法。 （4）数字使用应执行GB／T 15835-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凡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各种记数与计量(包括正负数、分数、小数、百分比、约数)，均采用阿拉伯数字。星期几一律用汉字。 （5）插图和照片应比例适当，清楚美观；图中文字与符号—律植字。插图应标明图序和图题。 （6）表格应结构简洁，具有自明性。尽可能采用三线表，必要时可加辅助线。表格应有表序和表题。表序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表内数据—律采用阿拉伯数字。 （7）计量单位应严格执行GB 3100一3102—93《量和单位》的规定。 （8）数学公式应简明、准确地表达各个量之间的关系。另行编排，主辅线须区分清楚。 2.7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的著录采用顺序编码制，在引文处按论文中引用文献出现的先后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序号置于方括号内。一种文献在同一文中被反复引用者，用同一序号标示。著录格式如下： （1）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任选). （2）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3）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4）报纸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如： （5）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序号]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 （6）电子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 （7）各种未定类型的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z].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省级；由于辽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的正规期刊。
收稿方向：1.经济文化 2.文化产业 3.法律文化 4.文化视点 5.文学评论 6.文化哲学 7.文化与教育 8.传媒文化 9. 研究综述 10.语言与文化 1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2.文史论苑。
审稿周期；1-7个工作日。《文化学刊》创刊于2006年9月15日，是由辽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中国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中文社科文化学术理论期刊。 《文化学刊》编辑部拥有编辑3人。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图片。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文化。有专家主张，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
在我国，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独特性。
扩展资料
在中华文明一体多元的发展格局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同中有异、异中见同、多姿多彩、争奇斗艳的地域文化。如从夏商周三代到战国，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形成了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三秦文化、甘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等。
在这些地域文化中，只有齐鲁文化在秦汉时期完成了由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转化，其他地域文化只是作为文化的因子融入了主流文化。
齐鲁文化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孔子站在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上将传统的政治与道德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因而给齐鲁文化注入了新的灵魂。有了儒家学说，齐鲁文化才真正具有了民族、地域的超越性，才真正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
到了汉代，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对稳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它既获得了统治者的青睐，又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是中国宗法农业社会最适宜的意识形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地域文化
江南古镇清一色的都是水乡，水文化的特征在这里有着最典型的呈现。没有哪一座古镇不浸润着水色，小桥流水，正是江南小镇最鲜亮的名片。走过一座座古镇，穿梭于铺着青石板的街巷，总有一条条清流从远处蜿蜒而来，穿过小镇又蜿蜒而去。这些小河虽然不够宽阔，却通往太湖、运河、长江，是小镇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也是文明接纳与传播的路径，那些从古流到今的一条条小河，是古镇人生活的清泉，也是滋养文明的泉流。
在江南大地纵横密布、状若经纬的水网中，古镇犹如一颗颗镶嵌在网上的闪亮钻石。小镇上，民居依河而建，人们枕水生活。有了水的滋润和水的便利，人们的生活就有了最基本的保障。既没有远离城市，又没有尘世的喧嚣。与水相依相生的生活方式和舒适环境，让小镇犹如世外桃源，足以让人安适地居住，也可以让人心灵有了归依。正因此，在竞争激烈的 社会 ，这些古镇才能让如此多的人流连忘返，归去来兮。
逐水而镇，亲水而居，依水成街。江南的古镇一定是处在水系的最佳位置上，不是被水环绕，就是小河穿城。而镇内小河一定连通着外面的大河，河与河交合相汇，又必定沟通着更庞大水系，可以绕太湖，入运河，或溯长江。水为路，船为车，在交通不便的从前，小镇人最早拥有了自己的“公路”和“ 汽车 ”。船，是水乡人的翅膀，也是古镇一道流动的风景。河与船的作用之巨，还在于经济和文化的意义。
江南古镇大多形成与明清时期，最早时，这里应该是一些因为市场贸易需要而逐渐形成的“市”，主要具有经济意义。后来人口越聚越多，规模日渐扩大，便形成了“镇”。因此，“镇”也是最早城镇化的表征，而宜居的江南之地是古中国城镇化速度发展最快、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至明末时，周庄、南浔、同里、荡口等古镇，居民都在万人以上，荡口的住户更是高达5000多户，可谓人烟密集，商贸繁荣。
交通是一座城镇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古镇的繁荣也从来离不开河与船。在地面交通欠发达的时代，河就是路，船可当车，水上交通遂成为陆上交通最重要的补充。介于城乡之间的城镇，是当年物资交流的中转与集散之地，也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经济中心，乡村农民的采购往往是在较近的镇里完成，因此水路交通的便利首当其冲。镇民多以商工为业，街巷商铺鳞次栉比，商品云集，贸易兴隆，所以“前店后家”的建筑模式成为小镇上最普遍的居家与从业方式。
商品意识就这样在小镇上开始萌芽，经济贸易活动也为小镇居民带来了不错的收益。河道纵横、桑榆遍地的江南，古来为蚕丝重要产地，蚕桑生产 历史 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作为副业的蚕丝生产也已有千年之久。早在宋代，南浔镇便“商耕之富，甲于浙右”，因为近在咫尺的辑里所产的桑蚕丝，白亮柔韧，质地优秀而名甲天下，故坊间有 “蚕桑之利，莫盛于湖，湖丝为南浔七里为佳” 的说法。“辑里”是村名，原名叫“七里”，因为从这里到南浔镇正好是“七里”的距离，后改名“辑里”。辑里水柔而丝韧，普通的蚕丝只能吊起一个铜钱，而辑里丝却能承受十个铜钱的重量，后来皇帝龙袍的织造全部采用辑里丝作为原料。
南浔镇因此成为了生丝、丝绸的贸易中心，庞大的水网为南浔织就了一张四通八达的交通图。19世纪上海开埠后，随着生丝出口量的剧增，南浔镇迅速成为了江南最大的丝市，呈现出 “熙熙而来攘攘往，一日贸易数万金” （《南浔丝市行》）的繁荣景象。被灵活机智开放的水文化所养育的南浔人，性情敏察而善为，不仅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还凭借着市场培育的灵活机智与精明务实走向了大上海这个更广阔的天地。南浔古镇上，有所谓的“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之说，这些“象”“牛”“狗”所指的，都是镇里因商致富的豪门大户，遍及海内外的蚕丝生意，让他们获利不菲而成为当地巨富。
乘坐小船，听船娘唱着吴歌，沿着河道悠悠穿越古镇，领略沿岸的风景胜迹，是最令人惬意的事情。在南浔，岸上蜿蜒长达400米的一组建筑令人惊诧不已，这就是盛名远播的 “百间楼” 。据传，百间楼是明代万历年间礼部尚书董份所建，距今已有400多年的 历史 。这组粉墙黛瓦的宏大建筑群，空间骑楼相连，筑封火山墙，院落之间以券门相隔，楼前有廊檐可避雨遮阳，建筑高低错落，风格古朴雅致，既气势宏大又不失江南建筑特质，在两岸建筑中显得别具一格。百间楼是跨河建筑，两岸楼宇之间，有一座石桥相勾连，沿河条石砌成的护岸整饬划一，门前的河埠码头，既方便货物运输和乘船出行，又方便了日常的汲水浣洗。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那份绵长而清丽的诗意只属于江南的古镇。当小船在水中悠悠划过，如若临水的花格窗扇忽然被推开，该有明眸少女莞尔倚窗；如若夕阳西斜，水岸农家女儿在船稍卖花，那又该是怎样的旖旎？清代诗人张镇的《浔溪渔唱》果然有诗：
比起周庄、乌镇那些 旅游 热地，荡口古镇显得低调和安静，在这里，白鹅仍然悠闲地浮水，木船上的鱼鹰仍在捕鱼，两岸茶肆里的客人稀少，但更适宜小坐品茗、闲叙，留宿街东头设施一新的民宿，亦可安享小镇的宁静。 “东南巨浸首鹅湖，绝妙烟波万叠图。云外青山遥映带，风光得似邑西无” ，这是清代诗人杜汉街对荡口景色的赞美，想来那时荡口就很让墨客心仪。这里也是吴门才子唐伯虎、沈周、文徵明等常来之地，因为这里有座“真赏斋”，主人华夏是位著名收藏家，也是才子们的同道好友。那晚，唐伯虎偕美女在鹅湖月下泛舟，留下了 “柳含雾气濛濛重，月荡湖光愰愰明。翠幙坐船红拂妓，鹅肫荡口欲三更” 的诗作。而文徵明不仅多次往还，还为真赏斋画了两幅同名画作，他们是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
向晚的古镇，常被比喻成一首首温婉的小令，将诗意的水乡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坐在古镇的长廊之下，看云起云落，船来舟往，烟雨聚散，是一种都市体验不到的奢侈，也是一种现实版的“诗和远方”，所以都市人趋之若鹜。其实，今天宁静安谧的古镇，古时候却都是商业繁华热地，这些古镇临近都市、出行便利，又无车马之喧；拥有各种生活之便，市镇繁荣又能享受宁静安适。西塘古镇别具特色的长廊，最早便缘于一个商家为满足客人遮风避雨之需而搭建，他的善举为其带来了好名声、好生意，引得众商家纷纷效仿，由此廊棚与廊棚相连，绵延而成为一条千米长廊。更有人在临河一侧安置靠椅长凳，供人休憩，在营造良好购物环境的同时，也成为古镇的一道独特景观，折射出那个时代人本意识、服务意识的觉醒。
江南古镇或傍水而建，或有水环绕，大多古镇则有小河汩汩流过；有河就有桥，因为桥下要行船，因此古镇的桥大多是拱形桥。如果说，水赋予了小镇以诗意和灵气，那么桥则为隐鱼郊野的小镇添了一份通达。
甪直 ，一向被称为江南“桥都”，在一平方公里的镇区内竟有石拱桥72座。这些桥分别建于宋、元、明、清，现有41座得以保留。这些桥形制多样、造型可以各异，有多孔大石桥，单孔小石桥，有较宽的拱桥，也有窄窄的平顶桥。桥多，是因为水多，甪直处于阳澄湖、淀山湖、澄湖、金鸡湖、独墅湖“五湖”之中，多条河流环绕小镇，居中的一条直河沟通了六个方向，水陆相交，组成了一个大大的“甪”字，“甪直”之名由此而来。
所有的古镇都浸润于水，运河之东的同里古镇，选址和甪直异曲同工，小镇环抱于同里湖、九里湖、叶泽湖、南星湖、庞山湖等五湖之中，被誉为江南“小威尼斯”。现代园林专家陈从周的一句“同里以水名，无水无同里”，揭示了同里与水的密切关系。整座古镇被15条小河分隔成七块陆地，这七块陆地又被49座古桥连缀成一个整体。明代，一些风雅文人在这里聚会，一起评出了“同里八景”： 九里晴澜、林皋春雨、莲浦香风、西津晚渡、水村渔笛、东溪望月 ……几乎没有一个不沾着湿漉漉的水汽。
小桥与流水，串连起了古镇，也串连起了 历史 的风情。从周庄、同里、甪直、乌镇，到西塘、南浔、荡口……，无论哪座古镇，有水必有桥，河上的古桥一座连一座，犹如翱翔在五线谱上的一串串音符，构成了一首旋律悠扬的乐曲。自然，桥的主要价值在于交通的意义，并非只为满足眼睛，但作为一种综合了文化艺术的劳动创造，各式各样的桥梁也维系着人们的审美、文化、生活、习俗与愿景。
在同里，镇子里每逢有人家办喜事，披红挂彩的迎亲队伍一定要吹吹打打地过几座桥。第一座叫吉利桥。在这里，新郎须按照旧俗完成婚礼的第一环节——“一背二抱三牵手”与新娘一起走过 吉利桥、太平桥、长庆桥 ，在鞭炮齐鸣、鼓乐齐奏和亲友邻里的贺喜声中，完成传统婚礼。在城市里，婚礼早已被酒店司仪的固定程式所取代，只有在古镇，久远的传统还有着延续的土壤。同里古镇的“吉利、太平、长庆”三桥，呈品字形鼎足而立，其间相距不过数十步，“走三桥”的习俗早在清代就已流传，凡婚嫁、祝寿、庆生、孩子满月，人们都要走一走三桥。
当地民谚曰：
走桥，作为江南水乡流行的习俗，始兴于明清。明代的《走三桥词》曰： “细娘吩咐后庭鸡，不到天明莫浪啼。走遍三桥灯已落，却嫌罗袜污春泥。” 那时的走桥，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一种祛病方式，在其演变过程中，逐渐衍化为一种内涵更为丰盈的祈福习俗。在乌镇，走桥就演化成了一场全镇人参与的祈福活动。元宵节的晚上，人们吃完夜饭，便三五成群，提着花灯，开始了一年一度的走桥。随着参与人群越聚越多，走桥队伍蜿蜒成了一条长长的灯龙。与同里不同，乌镇人的走桥，不少于十座桥，且只能一路前行而不能走回头桥，因此走桥之前需规划好路线，人们边走还要边念走桥谚语： “元宵夜走走桥，人生太平百病消；小孩子走走桥，聪明活络念书好；小伙子走走桥，事业兴旺步步高；姑娘家走走桥，青春靓丽更苗条；老人家走走桥，鹤发童颜身体好。” 从内容看，显然是新编的俗谚。
最早开放的古镇周庄，四面环水，全镇依水成街，桥街相连，船桥相望，特有的水环境造就了周庄的灵秀风韵和独特的人文景观。如今，被陈逸飞纳入画框的“双桥”已成为周庄的文化标志。双桥有自己的名字，跨越南北市河的叫“世德桥”，另一座横穿银子浜的叫“永安桥”。桥名透露着小镇人的价值认知，而造形质朴、构造精巧的外形，也显示出水乡人崇尚自然、与世无争的生活情趣。
古镇最重要的桥梁的周边，往往环绕着酒肆茶楼，这里人流密集，游客络绎， 美食 荟萃，往往是小镇的文化经济与信息中心。坐在临河的酒馆茶肆里，人们或品茗，或小酌，把酒临风，举杯望月，一边欣赏桥下船影波光、桥畔岸柳行人，一边随意闲聊，散淡闲适之中最是小镇迷人的风情。
周庄中市河的西口，有一座建于清雍正年间的单孔石拱桥——贞丰桥。桥两端连接着贞丰弄和西湾街。桥下有一家“德记”菜馆，有一个很魅惑的绰号——迷楼。据说，当年老板的独生女儿阿金，容貌清丽如出水芙蓉一般，当垆卖酒，芳名远播，远近食客闻香而来，菜馆生意很是红火。民国才子陈去病、柳亚子等南社成员，那时也频繁出入德记，酣饮畅谈之余，亦饱餐秀色。他们在此指点江山，诗兴勃发，激扬文字，日积月累竟汇集了百余首诗作，遂辑成了一本《迷楼集》。“迷楼”之名也就成了德记菜馆的别称。今天，迷楼里的一组蜡像，无声地向人们讲述着百年前的这一故事。
- END -
作者：庄若江
庄若江，江南大学教授，市政府智库成员，吴文化江南文化研究专家，全国人文社科系统优秀科普专家。历任中文系主任、影视传播系主任、文学院副院长、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江苏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无锡江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全民阅读促进会副会长等，长期从事地域文化研究、两岸三地文学比较研究和影视剧策划创作，曾为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解读吴地文化，受到高度评价。
著有《城市文化论》 《说吴》《吴文化内涵的现代解读》等21部著述，在各类期刊发表论文140余篇，多次获省部级、市级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另有大型人文纪录片文本《说吴》《惠山祠堂群》《诗画江南》，电视剧《江南望族》，电影《锡城往事》，舞剧《中华酒歌》《千年运河》《风雨锡商》等文本创作，曾获第六届国际纪录片选片会“十大金奖”、最佳撰稿奖、文学艺术突出贡献奖等。
审核、发布 ： 张一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