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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廊坊科技发展的软实力
【摘要】本课题通过调研 总结 廊坊科技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状，发现截至目前支持廊坊科技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并不完善，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还相对缺陷，没有一套成形的廊坊科技风险投资机制，提出构建廊坊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科技风险投资机制的软实力在于应形成廊坊自己的城市社会资本，并进一步提出在城市化过程中，不同城市所形成的社会资本的不同存量，决定着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最后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存在形式及测量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科技发展;社会资本;科技风险投资;软实力
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科技创新在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支撑区域经济增长、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的基础性条件，是全球化条件下决定区域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廊坊地处京津走廊腹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在环首都经济圈、环渤海湾经济圈等大形式下，科技发展成为廊坊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那么廊坊科技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如何呢?
一、廊坊科技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状
目前廊坊科技发展经历了三个里程碑，三个阶段，即从市场环境构建到要素完善到协同发展阶段。
第一个里程碑是廊坊科技谷的建立，标志着廊坊科技发展的市场构建成功。在“十一五”期间以廊坊科技谷的建立为标志，廊坊进入科技发展带动区域发展的阶段。2007年初，廊坊科技谷被联合国列为“联合国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及国际合作示范项目”，是集 财税 政策、资源保障、资金融通、政务服务等方面的扶持于一体的科技创新与实现的场所。随后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中国制浆造纸研究所、国家热工流量仪表检测(研发)中心等单位的中试研发机构相继入驻廊坊科技谷。[1]但是，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的风险投资机构相对缺乏。
政府职能部门及风险投资公司的设立与运行，标志着廊坊科技发展进入要素完善的阶段。截至目前廊坊与科技发展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到社会团体，有廊坊科技局、中小 企业管理 局、中小企业投融资促进会，它们分工协作，共促廊坊科技创新与发展。而河北金冀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成立，是廊坊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2009年9月1日，由廊坊市科技局引进，由天津海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河北省科技投资中心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金1亿元，河北金冀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它是当时廊坊资产规模最大的科技风险投资机构，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和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2]截至2011年6月23日，在通过年审的河北省15家创业投资企业中，廊坊有4家，分别为廊坊开发区科技创业有限公司、荣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原廊坊荣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廊坊市发展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河北金冀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同一省份其他地区相比，廊坊市的风险投资企业数量相对较多。
第三个里程碑是廊坊与中关村科技园区域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标志着廊坊科技发展进入协同发展阶段。2011年7月2日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与廊坊市政府签署《区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建立区域战略合作关系。这将促进廊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布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打造廊坊生态型城市。同时，推动首都经济圈技术创新体系、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推动首都经济圈的发展。[3]
但是，笔者通过文献查阅和电话访谈廊坊市投融资有关部门、相关政府部门、风险投资公司，发现截至目前支持廊坊科技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并不完善，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还相对缺陷，没有一套成形的廊坊科技风险投资机制。
二、廊坊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科技风险投资的软实力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是指个人或机构通过一定方式筹集资本，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将其投入具有高成长潜力的未上市的创业企业，并通过提供管理服务参与企业的经营，以期获取企业创业成功后的高资本增值的一种资本投资方式。科技风险投资是指投资的对象是高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高新技术的风险投资对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高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起着必不可少的催化作用，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是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融资支撑，对区域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的培育、产业结构的调整、创新型社会的建设等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课题认为廊坊科技风险投资机制的软实力建设的关键是应形成廊坊自己的城市社会资本，健康的社会资本环境是引进货币资本的前提和基础。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
“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取得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中。”[4](皮埃尔••布迪厄，1970);“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5](科尔曼);“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6](罗纳德•伯特);“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罗伯特•D.普特南);“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这种规范从两个朋友之间的互惠性规范一直延伸到那些像____或儒教之类的复杂而精巧的教条，牵涉的范围十分广泛。它们必须能够用现实人际关系中的具体事例来说明。互惠性规范潜在地存在于我与所有人的交往之中，但它只是当我与我的朋友交往时才成为现实。”[7](弗朗西斯•福山);“社会资本是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实现经常性活动。”[8](埃利诺•奥斯特罗姆)“自布迪厄和科尔曼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社会资本概念，指的是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涉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9](边燕杰、丘海雄)
我们不能脱离西方学者提出这些定义的社会背景来理解社会资本，既公民社团的普遍存在，尤其在美国，各种身份、年龄、性格的人可以自由组织、参加任何社团――宗教的、道德的、专业的、普通的、正式的、非正式的等等。这些社团是非官方的，非经济的。西方学者把这个因素作为既定的。这些组织对提高其内部成员获得稀缺资源的能力上有很大的帮助，这种帮助促进了社会、经济良性运转。社会资本的托克维尔模型就证明了“志愿性组织一旦启动，是如何有助于提供社会资本和支撑合作的。组织的价值就在于保证个体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互动，从而创造合作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重复博弈。”[10]因此，维持这些组织运转的机制，或者是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动模式就被看作是社会资本。例如不管是普特南所举的信任、规范，还是科尔曼所说的义务和期望、信息 渠道 、社会规范等。而边燕杰所说的能力其实是获得社会联系的能力，能为其个体带来收益的是他拥有的社会联系，而不是建立这种联系的能力。况且有些能带来收益的联系不需要什么能力就能建立，例如家庭关系等。从西方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来看，他们都试图用社会资本来说明这些组织、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之间的关系，对成员个人获得稀缺资源的作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普特南正是看到美国公民参加社团活动在减少，所以才得出美国的社会资本在下降的结论。那么，究竟是成员之间的关系，或更多关系组成的网络是社会资本，还是维持这些关系的信任、规范，或是成员个体之间的互动模式：互惠、期望是社会资本呢?显然，这些学者都没有完全说清楚这个问题。
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关系网，这些关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诸如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约束下的关系，另一种是在诸如信任、 文化 、宗教信仰、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约束下的关系。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就是能为其所有者带来收益或收益预期的非正式制度约束下的人际关系、组织、组织际关系。组织本身就是一种关系，一种一个群体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结构关系。这样，社会资本就包括三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由一个群体为一定的非赢利目的而组成的民间组织;任何组织之间的非正式的组织际关系。我们把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称为微观社会资本。把后两者称为宏观社会资本。微观社会资本“是由于人们之间的接触、交流、交往、交换等互动过程而发生和发展的”[11]宏观社会资本则是通过成员资格获得的。
(二)城市化与社会资本关系
在城市化过程中，不同城市所形成的社会资本的不同存量，决定着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
有的学者认为“城市化(Urbanization)”不是自古就有的社会过程，而是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的必然现象，是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客观要求。美国社会学家沃思指出：“城市化意味着农村的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全过程。”[4]事实上，不同学科是从不同的角度定义城市化的。经济学强调的是产业结构的转变;社会学强调的是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转变;人口学强调的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从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和农村的主要区别在于城市的产业基础和生活、行为方式与农村不同。城市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产业基础，农业经济时代的城市产业基础是传统商业，工业经济时代的城市产业基础主要是工业，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产业基础则是多元的，比如现代工业、信息产业等现代第三产业。而农村的产业基础永远是农业。相应不同的经济基础，城市也有不同的制度基础。所以，我国城市化的重点应该是建构城市的产业基础和制度基础。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如果从整个国家来说，正式制度――国家制定的制度，一般表现为宪法、法律、制定国家决策的方式(投票人数和投票方式)，以及法官、法庭、警察、官僚机构等类似组织实施的管理条例(Philip Keefer，Mary M.Shirley 2000)，正式制度的设计对城市和农村都是一样的。因此在制度基础的构建中，非正式制度的构建尤为重要。非正式制度是指未得到正式机制支持的各种习惯、内化规则、习俗和礼貌等(Wolfgang Kasper，Manfred E.Streit 2000)，表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就是一种人文环境，是城乡区别的标志。非正式制度中社会资本存量多少决定着城市化的发展程度。
(三)城市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
目前所用的反映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一般都是城市人口所占比重这个单一的指标，不能反映城市化的产业基础，更不能反映城市化的制度基础。要想反映真实的城市化水平必须有一些重要的基础性指标。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市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管理水平、城市的环境质量及其可持续性等，尤其是产业水平和人们生活的非物质水平。人们之间健康、互信、和谐、自由、平等和安全的关系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微观社会资本基础;自由的组织、参与或通过民间非赢利组织来获得政府没有或提供不了的各种服务和权利保护是城市居民的宏观社会资本基础。如果前者在农村表现的更好的话，那么就是后者才是城市真正的吸引力。尤其是在消除了城乡的物质差别之后。也就是说高存量的微观社会资本不一定会必然带来经济繁荣。以独立、适量的民间非赢利组织为存在形式的宏观社会资本可以代表其成员和政府进行谈判、讨价还价。而这些谈判核讨价还价的结果就是正式制度，这样正式制度就充分体现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限制了有侵犯私权可能的政府行为。
如果一个城市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产业基础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又有相应的社会资本来满足人们的非物质需求，那么这个城市一定是人们所喜欢和向往的城市。
(四)城市社会资本的测量
既然城市社会资本存在于微观的人际关系和宏观的民间非赢利组织，那么它的测量也相应的采用不同的 方法 。
社会资本的建构靠的是信任。信任的表现就是合作。肯尼•思•阿罗认为“在那些经济发展落后的许多社会特征中，缺乏的是信任”[12]“经济学认为信任是在重复博弈中，当事人谋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在某种制度下，若博弈会重复发生，则人们会更倾向于相互信任。”[13]
那么怎样才能测量出人际关系的信任和合作程度，实验经济学的一些博弈实验为我们提供了测量方法，如Jean Ensminger1998年在东非的5个村庄所做的4种博弈实验。我们可以采用“基本讨价还价博弈”：“一个参与者被给予一笔固定数目的钱，以他(或她)自己选择的方式与另一个匿名博弈参与者分享。第二个参与者被告知第一个参与者收到的钱的数目和第一个参与者分给第二个参与者的数量。第二个参与者有拒绝第一个参与者的分配方式的权利，如果他拒绝，两个参与者都得不到任何东西。如果第二个参与者接受第一个参与者的建议，他们都可以得到建议者决定的分配数额。”[11]这个博弈模型可以测量出个体在利益约束下的合作意愿水平。
“信任博弈”：“试验者提供一定数额的货币，他(或她)可以保有或者与第二个参与者以某种方式分享。不管他(或她)对第二个参与者提出什么出价，这个出价都会被实验者乘以3，然后第二个参与者有机会向第一个参与者给出一个回报。显然，如果第一个参与者是信任他人的并且第二个参与者是值得信任的，两个人都可以拿走第一个参与者如果出价为0可以独自得到的数额的一倍半。”[11]这个博弈模型可以测量出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
既然城市宏观社会资本以民间非赢利组织的形式存在，我们就可以对不同城市所拥有的民间非赢利组织的数量以及它们的“①组织性，既这些机构都有一定的制度和结构;②私有性，既这些机构都在制度上与国家相分离;③非盈利性，既这些机构都不向他们的经营者或“所有者”提供利润;④自治性，既这些机构都基本上是独立处理各自的事务;⑤自愿性，既这些机构的成员不是法律要求而组成的，这些机构接受一定程度的时间和资金的自愿捐献。”[14]等方面进行测量、对比。我们还可以采用“公共产品博弈”来测量市民参与民间非赢利组织的意愿和积极性：“每个参与者被给予一定数目的现金，他可以把这些现金贡献出一部分或全部给一个‘团体项目’。他们共享出的分额会被实验者乘以2倍并在4个参与者之间平分。所有的贡献都是保密的，除了实验者之外没有人知道每份贡献的数目。”[15]
当然，这些都还有待于实际的操作。实践虽然困难，但是有了方法就有可能对城市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对比，进而进行改进和投资。
参考文献：
[1]廊坊科技谷
[2]廊坊市规模最大科技风险投资机构成立.
[3]中关村科技园与廊坊市建立区域战略合作关系.
[4]田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局限[J].社会科学研究,2001,1.
[5]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鸣与 经验 研究[J].新华文摘,2003,10.
[6]李惠斌,扬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A].锡德•斯考波尔.自上而下的拆散[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5.
[7]弗朗西斯•福山.社会资本、公民社会与发展[J].新华文摘,2003,7.
[8]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社会资本: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概念[J].新华文摘,2003,7.
[9]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中国社会科学,2000,2.
[10]李惠斌,扬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A].保罗•F.怀特利.社会资本的起源[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1.
[11]科斯,若斯等.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A].琼•恩斯明格.未开垦的实验经济学:为何制度会发生作用[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86-192.
[12]李惠斌,扬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A].锡德•斯考波尔.自上而下的拆散[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5.
[13]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7.
[14]莱斯特•M.萨拉蒙等著.贾西津,魏玉等译.全球公民社会――非盈利部门视界[M].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5]柯武刚,史漫飞.韩朝华译.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
本文系河北省廊坊市科学技术局研究项目“廊坊科技风险投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002313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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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创新科技园,是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高新区的重要发展导向,是推进国家高新区“二次创业”的核心工作,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关于创新科技论文题目，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关于创新科技论文题目
1.对中国在明代中期以后科学技术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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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与创新驱动
摘要：从历史借鉴和中外对比等视角，分析科技创新与上层建筑领域创新的关系，探讨如何消除科技创新的非技术障碍，以便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科技创新：创新驱动：上层建筑
历史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靠创新驱动。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往往首先由科技创新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而由生产方式、思想文化和体制机制的创新驱动，合力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当今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从科技创新到生产方式创新，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较好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适应。但在上层建筑领域，从思想文化到体制机制，却还有许多方面禁锢束缚着创新驱动力的发挥。本文将从历史借鉴和中外对比等视角，分析科技创新与上层建筑领域创新的关系，探讨如何消除科技创新的非技术障碍，以便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挥第一生产力的引领作用。
1 创新驱动的历史借鉴
人类的文明历史，主要从东方开始。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都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而同为世界文明发祥地的古希腊，则更具文明创新的特征。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物理学、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赫拉克利特的辩证唯物论、苏格拉底的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体系、柏拉图的理想国、伊璧鸠鲁的无神论、梭伦的政治改革和伯里克利的民主政治等等，无不对世界的科学、哲学、文化、教育、伦理和政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当然，这些成就并不完全是希腊人的发明，却体现了希腊人的创新。
14世纪到16世纪，是欧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并开始发展的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改变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封建观念和制度，在科教哲文等方面表现了许多创新理念。他们以“人文主义”为旗帜，开始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哥白尼、伽利略、培根、但丁、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莫尔、莎士比亚等代表人物，犹如灿烂群星，照亮了欧洲中世纪黑暗的上空，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18世纪是一个启蒙的世纪，一个继文艺复兴后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科学发现，以瓦特蒸汽机发明应用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但同时受到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严重障碍。面对“万马齐喑”的封建禁锢，不仅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思想家，哥德、席勒、笛福等文学家，还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加图等经济学家，边沁等法学家、伦理学家，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共同造就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纪。
启蒙运动作为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和文化创新，促进了欧洲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创新，激发了18世纪到19世纪欧、美、日、俄的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使“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语)。启蒙运动还孕育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的代表人物黑格尔等均诞生于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也促进了美国的独立，杰斐逊就是根据启蒙运动的理念起草了《独立宣言》，并激励美国人民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
人类进入20世纪，一场以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理论创新推动的原子能、无线电、电子信息、航天航空以及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技革命席卷全球。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普及，更是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等都产生着革命性的变革。由此产生的多元文化和多种经济成份的融合，正以浩荡之势，促进着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及组织结构的不断创新。
2 非技术创新驱动的中外对比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15世纪前曾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四大发明(活印、火药、指南、造纸)、五大技术(瓷器、纺织、造船、建筑、水利)都产生过世界性影响。然而当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技术革命、工业革命推动欧洲和美、日、俄等国家快速发展时，我们却一次次错过了发展机遇。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创新驱动的非技术因素严重束缚了科技创新能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2.1 思想文化的历史对比
中国是人类灿烂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特别在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出现了空前的思想活跃，形成了一批影响后世2000多年的独创思想和优秀文化。但自秦汉开始，统治阶级出于封建统治需要，先是“焚书坑儒”，继而“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将“三纲五常”的封建教义加以固化，在“万口一辞，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可知也”的思想禁锢下，民众中逐步形成唯书唯上、墨守成规的保守风气。“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观念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创新热情。相比之下，欧洲国家虽然也有上千年的“中世纪黑暗”，但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数次思想解放的洗礼，培育了深厚的创新文化。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勇于创新、宽容失败的理念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当然，欧洲国家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的形成，也是他们许多代人奋斗牺牲的结果，正是布鲁诺以生命的代价捍卫哥白尼的“日心说”，赫胥黎以“斗犬”精神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从此自然科学才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恩格斯语)。
2.2 科学素质的历史对比
中国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却又是一个国民科学素质不高的国家。据中国科协公布的2000年中国科学素养调查：中国每千人只有14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这一比例仅为美国的1/23和欧盟国家的1/15。造成这种差异，首先是教育理念和目标的不同。中国千百年来把读书做官作为目标，把四书八股作为教材，把朱熹的“集注”作为唯一标准，不能越雷池半步，使人们从读书起就被扼杀了创新精神，缺失了科学知识。而欧美国家办学以培养对社会有用人才为目标，教授内容也以自然科学、实用技术为主，人文思想也强调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因而培养了大批创新人才。如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就培养了培根、牛顿、达尔文、雪莱、亚当・斯密等著名人物和上百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次是对科学普及认识重视程度的差异。在我国，虽然对科技创新已高度重视，但对科学普及的相辅相成作用认识不足。创新型国家则把科普看作科技的应有之义，如各种专业博物馆为代表的科普场馆在欧洲国家数不胜数，更是市民的必去、常去之处，成为这些国家重视国民科学素质培养的生动风景线。
2.3 体制机制的历史对比
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本身缺乏对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制度性设置和安排，相反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对科技创新形成严重禁锢。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工作，形成了较完整的独立科研体系。但由于我国尚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期，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而在创新型发达国家，早在18世纪
就形成了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到19世纪，这些国家科技创新的企业主体地位、社会组织的管理功能和创新活动的市场竞争机制等，均已较为成熟完善。企业、社会组织和市场机制对科技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政府则主要从政策导向、税收杠杆和法律保障方面进行宏观引导、管理和规范。因而创新成果与市场直接接轨，更有利于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
2.4 法治环境的历史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视科技法规的建设，先后制定了《专利法》、《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著作权法》、《科学技术普及法》等科技法律，对我国的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但我国的科技法规大多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还不够深远，加上我国长期的封建人治影响，有法不依、知法违法等现象仍很严重。而在创新型发达国家，鼓励和规范科技活动的法律早在200多年前就形成体系，一些国家还在根本大法中鼓励和保护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普及。如美国在1787年宪法中就规定“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普及，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从而促进了美国的各种发明创造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并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生产力的发展，使之在20世纪初跃为世界头号强国。
3 思想文化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对策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科技、经济、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等不断创新而推动的。它们互相依存制约，又相互转化促进。当社会渐进发展时，科技的创新对生产力起主要推动作用，当量变积累到质变，进人飞跃发展阶段时，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的变革创新，就成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的更重要方面。在我国，由于改革开放和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集聚了足以产生部分质的飞跃的物质能量，因而也对上层建筑的制约因素提出强烈的改革要求。
就科技创新而言，新中国已建成多学科完整的科研体系，并拥有上万亿资产的科学仪器和技术装备，拥有3 30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国家统计表明，2007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达3 664亿元，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拨款达2 127亿元，应该说，我国的科技创新已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我国规模以上企业75%没有研发机构和研发活动。99，7%的企业没有专利申请和自主知识产权，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全国每年产生数万项科技成果，其转化和产业化率不到10%。这种不成正比的投入产出，说明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矛盾方面，已从物质条件的制约正逐步转为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等非技术因素的束缚。为此，提出如下对策。
3.1 弘扬创新精神。培育创新文化
创新精神是科技创新的灵魂，创新精神说到底是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世界观的本质体现。创新文化是科技创新的土壤，土壤深厚成果才丰硕。但在思想文化战线，我们面对的是2 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沉重积淀，封建文化残余的影响不容小视。这就要我们以思想解放大讨论为契机，深刻理解创新文化的内涵，并与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对其糟粕应坚决批判摈弃，对其精华应与创新文化加以有机融合，努力在思想理论、文艺创作、舆论宣传等方面确定创新精神和创新文化的主体地位，并在各级领导中带头加以宣扬，使之日益深入人心，逐渐蔚然成风。
3.2 加强科学普及，提高科学素质
纵观世界科技发展史，科技进步总是靠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两轮驱动的。科技创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哪个方面，科学普及也会跟踪到那个方面。胡锦涛曾指出“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但目前，相对科技创新而言，科普工作无论从领导重视程度、科普投入力度，还是人员队伍和设施建设，都明显是一条短腿。如财政投入，中央财政2006年对科普的投入还不到对科技投入的百分之一。科普工作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方面，要逐步消除国民科学素质较低对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制约，实现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就要对科普工作高度重视，特别是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能真正如中央领导所要求的“像抓发展那样抓科普，以抓科普来抓发展”，全民科学素质才会在较短时期内有较大提高，中国的科学发展才有最为重要的坚实基础。
3.3 明确创新主体。加快制度创新
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在现阶段，是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解放生产力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首先要有利于促进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通过体制机制的制度性安排，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骤：其次，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创新体系和市场激励机制;三是使创新人才包括创新型企业家的形成机制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规律。体制机制的创新，既要促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进一步适应，更要改革上层建筑中行政管理体制甚至政治体制中对经济基础的不适应部分，使相关的机构设置、管理职能、运作程序等更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需要。
3.4 完善法制体系，营造法治环境
完善的法制体系是科技创新的根本保障。针对目前科技创新的法制体系不完善、不够刚性及国民的法治意识淡漠等状况，一方面要进一步修订和补充相关法规，并注意在立法中坚持与时俱进、科学合理、公平公正，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在地方立法中要根据实际，使必须条款尽可能具刚性，使各方都有切实可依的法律准绳。另一方面，要大力开展科技创新法规的普及教育，使相关法规深入人心，从而切实增强法治意识。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
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驱动又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应系统推进，更要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抓住主要矛盾。现阶段，一方面，要下大力气继续抓好科技创新;一方面，要把更大的力量用于实现思想文化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才能取得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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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日货是明智的吗?
你的爱国主义情怀可以理解，在有条件、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是可以采纳你的建议。
举一个例子，日本生产的大开关（30安培）、小开关，手感很好，拆解进口设备上的，国外用旧的，比中国军用的都好，本人在军工企业工作过，实实在在地比较过。
浙江的民营企业也承认，同样价格下，同样是正品出厂，中国的产品比不过日本的。不但手感，要能在这样小的体积下，通过大电流，没法比。
军工企业生产的小开关，上海老国企生产的小开关也没法比。
例如下一代键盘，中国的现在工艺水平、现在的理论水平远在日本各大企业之上，日本大企业相当清楚，谁支持它登上国际舞台？江钢琴集团、星海钢琴集团、致嘉、美德理都十分清楚，他们连捎到国际乐器展览会都不肯干！！！！！！！！
你要他们去爱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