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少年才子，新月派诗坛俊彦，青年时期钻研古史和古文字学，成为学术界推崇的古文字学、考古学和历史学家，惜未及老年而凋丧。他留下了激情四射的诗作，古文字界堪称独到的著述，还有满堂稀世奇珍的明清家具。其一生起伏跌宕，可称名士也。陈梦家1911年生于南京，16岁考入中央大学，即开始写诗。从20岁到23岁，陈梦家先后发表了《梦家诗集》、《铁马集》、《梦家诗选》等诗集。专家评论陈梦家诗作的特点是空灵而非刻画，如他18岁时写的《一朵野花》（节录）：“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不想到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陈梦家20岁时，编选了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林徽音、卞之琳和他自己在内的18人的80首诗，是为《新月诗选》。40多年后，陈梦家的夫人赵萝蕤谈到《新月诗选》时说：陈梦家作为编者，为诗选写了几千字的序言，“他用还是相当稚嫩而近乎华丽的辞藻阐述了新月派有关诗歌的观点。这部不到三百页的集子选载了十八位诗人的作品，几乎没有例外都是篇幅不多的描写爱情和景物的抒情诗，内容、风格都表现了极大程度的一致……”赵萝蕤中肯地评价：“梦家是新月诗人中的一名健将和代表人物，他师事徐志摩和闻一多两位先生，但他没有徐志摩那样精深的西方文学造诣，也绝没有闻先生对祖国、对人民的强烈政治责任感。”2007年夏，再次与陈梦熊院士在冠英园长谈。陈老讲，三哥梦家从小就有傲气，认为二哥梦士不如他，爱发牢骚，父亲因此反而不看重他。陈梦熊上小学时，三哥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读书，已是知名诗人。陈老说：“我在小学时成绩平平，上初中时还有些懵懂，好几次被抓到校长办公室‘吃大菜’（单独训斥）。上了高中好多了，那时三哥在北平，我写给他的信，他都要批改，划出错别字和赘述的语句，给我寄回来，我服气！“三姐和三姐夫曾留学法国，他们常与学界名人雅集，探讨学问，态度蔼然清雅。三哥和我耳濡目染，对以后的为人、为学之道影响很大。虽然三哥和我年纪相差六岁，感觉上差了十几岁。三哥有天生的艺术感，他把对人生，对自然界的感悟，细密巧妙地表现在诗歌上。家里堆满了三哥新出的诗集。他常与方玮德、卢寿楠等人谈诗论道，如潇潇细雨，淅沥绵长。”闻一多虽然认为他的这名弟子“过于名士派”，但也毫不掩饰他的欣赏：“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夫，陈梦家要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诗人陈梦家发长齐肩，不同凡俗，仙仙然有出尘之致。写诗为学，陈梦家都出类拔萃。同事评论他，“学问和口才都颇出众”。 1932年底，陈梦家到北平，经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刘延芳介绍，在该学院听课一段时间。1934年，他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读古文字学，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和唐兰。此时的陈梦家一副俊美、儒雅的书生模样。不久，陈梦家与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赵萝蕤结婚。陈、赵两家是世交，双方的父亲都有一笔好字，做得好诗，又是研究神学的同道，与司徒雷登均为好友。赵萝蕤聪颖俊秀，少年时在苏州景海师范学校读书时，跟音乐教员陈冕珠学钢琴，而陈冕珠正是陈梦家的四姐。婚礼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办公室举行，凡此种种，一时传为美谈。史学大家钱穆回忆，赵萝蕤周围“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此时，陈梦家结识了小他三岁的同好王世襄。王世襄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家境宽裕。王家在大学附近的成府路刚秉庙东，有一个20余亩地的园子。王世襄在这里种葫芦，制养蝈蝈的瓠瓶，还养鹰、养鸽子和狗，雅聚各类玩家。陈梦家夫妇也搬到这个园子住过。他们雇一个工友做饭，白天各自上学，晚上集于乡野的园子，十分畅快。陈梦家喜爱红日衔山，鸡鸣野径的山村古风，可抵天白扰攘的尘梦。陈梦家和王世襄都收藏明清家具，两人乐此不疲，倾囊以求。建国前后，两人在北京常有来往。2008年，94岁的王世襄回忆，当年他到陈家，陈梦家赶紧把新买的家具或漆器拿给他看。王世襄说：“你买的这个太便宜了，归我了。”王世襄买到新奇的物什，陈梦家也缠着他要。“文革”前，王世襄见陈梦家放在家里的明清家具都用绳儿仔细地拦着，笑道：“好，你这儿比博物馆还博物馆。”可叹的是，陈梦家在1966年死于人祸，而王世襄几遭灭顶之灾，几度沉浮，至今笑谈往事，头脑清晰。对明式家具的收藏与研究，成为晚年王世襄的重大文物研究成果而享誉海内外。2007年国庆，驻足上海博物馆从赵萝蕤弟弟手中购得的陈梦家明清家具前，不由感叹人生聚散不常，物为主人人为仆。 1936年6月，住在北平佟府的陈梦家发表“梦甲室商代地理小记”系列第一篇《隼夷考》。文中说：“《后汉书·东夷传》有九夷之名，而无‘隼夷’；‘隼夷’之名不见于经典，余最近始于甲骨上发现之。”陈梦家从训诂、字形和音律上详加考证。这是陈梦家一改诗人的恣意挥洒，全身心倾注于谨严的古史和古文字学的早期论文。“七·七事变”不久，梦家和梦熊一起逃离北平。陈梦熊在西南联大上学时，陈梦家在西南联大文学系当讲师。陈院士回忆：“那时的英文和中文课，所有的教授轮流上课，罗常培、朱自清的课都有。三哥教书，我上过他的课，讲得不错。三哥不愿纠缠政治，对我担任学生会干事会副主席的活动直摇头。”1944年秋，陈梦家由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哲学系金岳霖教授推荐，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讲授古文字学，为期一年；而陈梦家的目标是遍访散落美国显贵之家和坊间的青铜器，编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青铜器图录。在美国的三年里，陈梦家走遍博物馆，寻访古董商和有藏品的私宅，把能接触到的藏器一一看过，照相，整理详细资料。此时，陈梦家夫妇风闻闻一多先生遇害的噩耗，不胜悲痛。师生二人都作新诗，又都转而研究古籍，当年闻一多和陈梦家“常常为了一个字的解释，争得面红耳赤。”此后，陈梦家的书房一直悬挂着闻一多的照片。1946年，陈梦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他的执著与成果得到美国文物界人士的赞赏。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劝他永久留在美国，要为他谋一份适合他的工作，而陈梦家归国、回到清华大学的心切。他留下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的妻子，于1947年秋回国，任教水木清华。回来的第一年，他为学校购买了许多文物，成立起“文物陈列室”。赵萝蕤回忆：“他和所有的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所有这些资料现在都保存在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国初期，陈梦家夫妇分别在清华和燕京大学任教，生活安谧。据巫宁坤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陈梦家“夫妇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里，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陈梦家调到科学院考古所。1956年，陈梦家搬到东城区钱粮胡同。他是个兴趣盎然、朝气和忧郁并存的人。在家忙工作的时候多，有时干些日常的力气活，他兴高采烈。他个性分明，不喜种花，不喜照相，不爱听音乐，却喜爱各种戏曲，喜欢写戏曲评论和泛论文艺的文章。陈梦家个性豪爽，水岸林下是他的得意之处。他喜欢朋友，交友甚多，经常访友。素雅的茶具，几人高谈阔论，舒缓心绪，得半日之清闲。他看似文弱，身体却很好，每天伏案工作10到12个小时，不知疲倦。像陈梦家这样有诗人气质的学问家，心怀坦荡率真，他从多年文字学研究的角度，对实行汉字简体化、拉丁化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广开言路，结果招致“章罗联盟反对文字改革急先锋”的弥天大祸，困为右派。陈梦家忍受巨大痛苦和压力，将心志寄托于学术研究。1960年，他被派往兰州，协助甘肃省博物馆整理武威汉墓出土的简册，由此开始汉简研究，1962年著成《武威汉简》一书，又重新继续西周青铜器断代的研究，赶写器铭考释，并计划一年内完成《西周青铜器断代》和《历代度量衡研究》两本专著。日以继夜的学术耕耘被“文革”一夜间摧毁，一位极具才华的学者被无休止的轮番批斗击倒了。他选择了自尽。40多年后，陈梦熊院士谈起最后见到三哥的片断，仍是岁月淘不尽的泪光：“大约是1966年的8月25日上午，我接到电话通知，立即赶去隆福医院。他已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不省人事，医生正在抢救。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也是无言的诀别。几天以后，我在地质部也成了批斗对象。他经抢救多活了几天，终于在9月3日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55岁。”梦家与梦熊出身教育之家，长于博雅超逸的文化圈，他们成为学者后，坎坷和磨难又何其相似：“三反、五反”运动，陈梦家因给清华购买文物而遭难，陈梦熊因负责野外调查的装备购置而遭劫；陈梦家在“反右”中落难，陈梦熊虽未被划为右派，也伤痕累累；“文革”陈梦家命断黄泉，陈梦熊九死一生，终于熬过严冬，迈上学术生涯的巅峰。兄弟两人的曲折遭际折射的是一代学人的命运。1930年，19岁的陈梦家写过这样的《葬歌》（节录）：“我贪图的是永静的国度，/在那里人再也没有嫉妒；/我坦然将末一口气倾吐，/静悄悄睡进荒野的泥土。”2006年7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华书局和北京国际字研究会联合举行“纪念陈梦家先生学术座谈会”，纪念这位诗人和科学家诞辰95周年和逝世40周年。陈梦家，这个名字依然闪烁着青铜一样的光泽。
陈梦家（1911～1966），浙江上虞人，生于南京。曾用笔名陈慢哉，中国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在三十年代的诗名很大，曾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一起被目为“新月诗派的四大诗人”。他16岁开始写诗。其诗先学徐志摩，后学闻一多。1929年10月，在《新月》杂志发表处女作新诗《那一晚》，引起诗坛瞩目。后又以“陈漫哉”为笔名发表大量新诗。1931年1月，编成《梦家诗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同年9月，又编成《新月诗选》出版。其诗重视表现“自我”，注重音韵和谐及整体匀称，善于吸收格律诗特点写自由诗，对新月派的形成和发展影响较大。著有诗集《梦家诗集》、《不开花的春》、《铁马集》、《在前线》、《梦家诗存》、及其他学术研究等多种专著，是后期新月派享有盛名的代表诗人和重要成员。
1927年夏，陈梦家高中尚未毕业，就考入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法律系。这时他正做着一个十六岁少年的天真的梦。他是这样描绘他当时的生活的，作为这些梦之花的结果的，则是一些自由体的小诗。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在中央大学任教的闻一多与徐志摩。从此，他的生活道路已注定与这两位老师的影响紧紧联系在一起了。闻一多1927年秋到中央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文学，陈梦家常去听课。闻先生讲授的英美浪漫主义诗歌与诗歌格律化理论深深打动了这位少年诗人的心。闻一多对这位天资聪颖的学生尤为器重，曾屡次对朋友称道，师生结下了终生之谊。1928年起，陈梦家在创作中“开始以格律束缚自己”，这些诗“有个相似的外貌：它们都属于一个节奏，它们都切划得一般整齐。”（《〈梦家存诗〉自序》） 1928年秋，闻一多离开中央大学。次年，徐志摩应中央大学校长张君谋之聘，任外文系教授，讲授欧美诗歌。陈梦家的才华得到徐志摩的赏识，诗作《那一晚》由徐志摩推荐，以“陈漫哉”的笔名揭载于《新月》月刊2卷8号上，这是他首次公开发表作品。陈梦家早期的创作，受徐志摩那种用“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茅盾：《徐志摩论》）的诗风影响甚深，也有一些诗是模仿闻一多的（如《葬歌》模仿《也许》）。他的诗虽兼具闻诗格律谨严与徐诗轻俏流丽之长，但当时他艺术修养上没有徐志摩那样精深的西方文学的造诣，思想意识上一时也缺乏闻一多那种对祖国的强烈政治责任感，所作却都似微弱的幽幽的恍如海上的声音（《〈玮德诗文集〉跋》），给人以轻渺、空疏之感。 1929年夏，安徽桐城人方苞后裔方玮德进中央大学外文系学习英国文学，与陈梦家结为诗友。1930年前后，以他们为核心，集合了一批青年诗人。同时，陈梦家的同学梁镇、沈祖牟等人也由徐志摩推荐，常在《新月》月刊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南京诗人群的形成，成为后期新月诗派的先声。受闻一多、徐志摩诗歌理论的影响，1930年1月，年仅19岁的陈梦家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卷7期上发表诗论《诗的装饰和灵魂》，宣告了指导他诗歌创作的完整的艺术主张。诗歌理论首先，他认为诗就其本质来说，“是美的文学”，即“诗应当是可以观赏的歌咏的思味的文学”，因此，“诗必须具有其独具之形象与灵魂。”其次，他将诗的成分，“简要的可从其性质分为两种：一是外在的形式，就是韵律，”“一是内在的精神，就是诗感。”在诗的形式上，他主张用美术和音乐的调配，便因美观的格式与和谐的音韵所生出的美感，衬托“诗的灵魂”。同时他又指出：“诗的灵魂－－就是诗的精神--应当较之外形的修饰更其切要。”诗在内容上“不仅是一些平凡的描摹与感慨，更其要有哲学意味。”第三，在风格上，突出地强调“诗，要其有自然的格式，自然的音韵，自然的感情”，要“哲学意味溶化在诗里”。陈梦家的新诗理论，纠正了前期新月诗派偏于强调形式因素的倾向；承认“诗感的来临是因于内心接受外物印象的击应”；在诗美学与新诗艺术规律上，继承了前期新月诗派“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于赓虞：《志摩的诗》）的主张，并作了更为深入有益的探讨。但他在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即创作目的与创作动力问题上，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这较之前期新月诗派用诗歌艺术表现“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徐志摩：《〈诗刊〉并言》）的认识大大后退了一步。陈梦家的这种反功利主义的艺术观显然是与他的老师徐志摩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大革命失败后，在思想与创作上，徐志摩由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单纯信仰”的追求而“流入怀疑的颓废”。（徐志摩：《〈猛虎集〉自序》）虽然他对国民党新军阀的独裁统治有所不满，却同时又藉口“不崇拜任何的偏激”，“不能归附功利”（徐志摩：《〈新月〉的态度》），写下如《西窗》这样的攻击革命文学运动的诗歌。这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十年内战时期政治立场的反映。陈梦家当时身为徐志摩的入室弟子，与徐氏时相过从，头脑中不免打下徐志摩思想的印记，所以他跟在徐志摩后面亦步亦趋地宣传反功利主义的艺术观，攻击“所谓革命的新诗是变为无次序的无音韵的杂乱的烦嚣的呼声”（陈梦家：《诗的装饰和灵魂》），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因素的。悲伤然而，20世纪30年代初，激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使身居于深墙大院高等学府内的陈梦家面前，也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0年初，陈梦家写下《秦淮河的鬼哭》一诗，描绘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城的恐怖阴森的画面。诗人蛰伏在内心深处的爱国心驱使他怀着“一束隐忧”从“年青人的颓废病”中回眸视悲惨的现实人生。然而，他的教养、他所生活着的社会圈又常常使他没有勇气去进一步正视这个丑恶的、凄凉的社会。他不得不“再去做梦”，在诗苑里“幻想”和“徘徊”（见《五月》）。陈梦家这种精神状态，是后期新月诗派中一大批中上层小资产阶级诗人思想倾向的代表。 同月，陈梦家的第一部诗集《梦家诗集》由新月书店出版，书很快销售一空。不少杂志发表了书评，连广东汕头一家不太知名的刊物《滨海文艺》都发表了专论，使陈梦家的诗名大噪。1931年7月，《梦家诗集》增选后再版发行。这一时期，陈梦家还曾创作过一些散文与小说。他所作的中篇小说《不开花的春天》，1931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小说用书信的形式叙述一对青年的爱情故事，曲折地反映了陈梦家苦闷的内心世界。 1931年夏，陈梦家毕业于中央大学，获得律师执照，从南京小营移住市郊兰家庄。7月，应徐志摩之邀赴上海，住天通庵，负责编选新月诗派的主要代表作－－《新月诗选》。陈梦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选出前、后期新月诗派主要诗人的代表作共十八家八十首，把这些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社会地位与政治思想倾向的诗人在艺术流派的体系上联系起来。他在这部诗选集的《序言》中，从新诗发展史的角度，总结了新月诗派的艺术理论，指出新诗十多年来的成绩犹如长江的涓涓的水源，尚“在山涧里悄悄走着生命无穷的路”，而新月诗派“自己相信只是山涧中一支小小的水”，在“忍耐的开辟新的路子”。并表示“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差不多是我们一致的方向”，“态度的严正又是我们共同的信心”。他的这些理论主张未出徐志摩艺术思想的巢臼。1931年9月，徐志摩将《诗刊》交予陈梦家主编。11月19日，这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诗哲”在济南附近的党家庄触山坠机身亡，导师的临终遗言与悲剧性的命运引起陈梦家内心的震动和深沉的思索。他在徐志摩逝世后的第四天，创作了新诗《致一伤感者》，批判了感伤主义的思想情绪：伤感在穷人是一件奢侈的事，/快乐在人手上，也在人心上。/－－世界不全是坏的。不久，陈梦家在其主编的《诗刊》第4期《叙语》中对后期新月诗派创作的题材走到今天太狭隘了的现象深为不满，表示很想把新诗的内容更要扩大。这一些，预示了他创作思想转变的资讯。 1932年1月，陈梦家编完了老师徐志摩的遗稿《云游》集，整理了自己19丑年夏季后的诗稿，结集为《铁马集》，便毅然停办了后期新月诗派的刊物《诗刊》，结束了交织着迷惆与痛苦的学生时代。正当陈梦家规划自己未来生活的时候，“一·二八”战争爆发了！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寇的隆隆炮声震醒了深埋在诗人心底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战争的第二天，他即与同学刘启122旅旅部，参加抗日宣传工作。陈梦家等人随122旅旅部自南翔经刘行、嘉定、杨行、顾家宅、真如、大场一线向蕰藻浜前线挺进。1932年2月1日军队进驻南翔镇时，陈梦家在车站伫立三天三夜，目睹无家可归的妇孺老幼在雨雪中踉跄行走，沪宁线上的难民行列蜿蜒长达数十里。他心如刀绞，写下《哀息》一诗，发出“谁教我们这样的？”的责问。1932年2月13日，部队在季家桥与日寇雪中大战。122旅第5、6团任前锋，与敌寇肉搏终日。陈梦家等亲临火线，抢救伤患。他看到勇敢的中国士兵们在弹雨中无畏地冲杀，挂彩的伤患染成了血人，有的战士牺牲时仍保持着托枪瞄准的姿势。田野上到处是抗日志士的新坟。在战士墓前，陈梦家写下了动人肺腑的悲壮诗篇－－《在蕰藻浜的战场上》：在蕰藻浜的战场上，血花一行行/间着新鬼的坟墓开开在雪泥上：/那儿歇着我们的英雄－－静悄悄/伸展着参差的队伍－－纸幡儿飘。/苍鹰，红点的翅尾，在半天上吊丧。现躺下了，他们曾经挺起胸膛/向前冲锋，他们喊杀，他们中伤，/杀了人给人杀了，在都睡倒/在蕰藻浜的战场上。交给你，象火把接着火，我们盼望，/盼望你收回来我们生命的死亡！/拳曲的手握紧炸弹向我们叫：/那儿去！那儿去！听我们的警号！/拳曲的手煊亮着一把一把火光/在蕰藻浜的战场上。 他还在季家桥前线用民歌的风格写下《老人》一诗，描绘农民对故土的热爱。这些在抗战前线写下的史诗般的作品，是“一·二八”事变珍贵的实录。诗人在构思时“有意摆脱所有形式的羁绊”（《〈梦家存诗〉自序》），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标志陈梦家新的创作阶段的开始。2月下旬，陈梦家从淞沪前线返回上海。3月，应闻一多先生之邀到青岛大学任闻先生的助教，并在闻先生的指导下，开始研究甲骨文。4月，陈梦家修改他在淞沪前线所写的诗，结集为《陈梦家作诗在前线》。 1932年夏天，闻一多与陈梦家相继离开青岛去北平。临行前师生登上泰山，敞襟临风，饱览祖国山川的秀色，这在陈梦家的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9月，闻一多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陈梦家也由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刘廷芳推荐，到该院学习。后为院长赵紫宸所望重，并与其爱女赵萝蕤女士缔给良姻，成为终生的知友与伴侣。1932年10月，日寇的侵略魔爪已伸向关内，整个华北处于危急之中。是月22日，陈梦家应邀在北平青年会南厅发表题为《秋天谈诗》的讲演。在讲演时陈梦家大声呼吁：“让我们个人的感情渐渐溶化为整个民族的感情，我们的声音化作这大群人哀泣的声音，不只是哀泣，还有那种在哀泣中一声复兴的愿望。”1933年初，日寇的铁蹄终于践踏在热河的土地上，陈梦家义愤填膺，决心自行出榆关到前线为保卫祖国效力。1月13日，方纬德、瞿冰森等同学在北平东城灯市口燕京校友会召开欢送会。次日凌晨，陈梦家离北平经古北口奔赴塞外。途中目睹奇丽峻伟的塞北风光，爱国的赤子之情油然而生。他根据那时的观感所作的《古北口道中》、《承德道中》等诗篇，诗风雄阔奔放，别是一番气象。 《往日》、《泰山与塞外的浩歌》1933年3月初，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热河不战而失，整个华北处于危急之中。陈梦家满腔的报国热忱付诸东流，他悲愤地从前线返回北平。是年9月，他到安徽芜湖任广益中学的国文教员，住在狮子山青阳庐。在芜湖陈梦家创作了两部气势磅礴、构筑宏伟的抒情长诗《往日》与《泰山与塞外的浩歌》，达到了他诗歌创作的顶峰。《往日》是用长诗形式回顾自己经历的作品，分《鸿蒙》、《昧爽》、《陆离》三章，风格奇幻瑰丽，多姿多彩，是一部浪漫主义的力作，显示了诗人过人的才气。八百行的长诗《泰山与塞外的洽歌》更是新诗苑中的一朵奇葩。火焰般迸喷的爱国主义激情如崩云裂岸的浩荡大江奔泻于一气呵成的湍急的诗行间，令人目不暇接。此诗苍凉悲壮，论者以为兼有“李白诗中的涵养”和“岑参边塞诗的气魄”。它是作者回顾当年在山东登临泰山与出塞抗敌时的观感而作。它与同时所作的《西山野火》、《黄河谣》等爱国主义诗篇不愧为我国新诗史上的佳作！1934年1月，陈梦家的诗集《铁马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同月，陈梦家赴北平为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专攻古文字学。这时他的主要精力已移向学术研究，但课余常在津、沪《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及《文艺月刊》、《新诗》月刊等报刊上发表诗作。他后期的诗作，诗风老成，技巧纯熟，但已失却了前一阶段的激情，表现一种“想在百袖衣上捉虱子，晒太阳”（《小庙春景》）的闲适自如的意趣。1935年8月，陈梦家从他历年所作的100馀首诗中精选出23首，结集为《梦家存诗》，以作为其“七年写诗的结账”。他在诗集的《自序》中总结了自己创作道路的成败得失，倾诉了自己心目中的审美理想。然而，诗人不久即放下了他的诗笔，使我们无以领略他心中所盘旋的诗美的极致了。陈梦家在艺术上的成就，一直为文学史家们所称道。陈梦家自称最欢喜抒情诗，他的主要艺术成就确在抒情诗上。在创作中，他首先着力的是塑造特具个性的抒情形象。综观陈梦家的诗作，可以体味到一个飘逸的虔诚的青年诗人的总体形象。每个作家都在他的创作中实践他的美学追求，诗歌这种精致的文学形式尤为集中地体现了作家的审美理想。穆木天说陈梦家的诗“好如一片秋空，具有着静闲的优然的美”（《〈梦家诗集〉及〈铁马集〉》），确实道出了它的审美特征。阅陈梦家的诗，处处感受到一种纯练而质朴的美。陈梦家的诗意境和风格虽淡如轻烟，“却不陷于一看兴尽的境地”（希隽：《论〈梦家诗集〉》），给人无穷的回味。他的诗具有丰富的哲学意味与深沉的内蕴。陈梦家的诗歌创作，无论在艺术思想还是表现手法上都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甚深。他尤为推崇布莱克那种“在简易的外表后面隐藏着深刻的人生见解”的诗风（见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对于布莱克诗中所弥满的那种略带神秘感的哲理情趣，陈梦家也深得其中三味。英国诗人霍思曼好在结尾处出奇制胜、造成馀味无穷的艺术效果的所谓“戏剧的拂拭”的技巧，以及布莱克用重叠复遝的诗句表现情感的手法，都被陈梦家巧妙地运用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显示了他的艺术造诣。陈梦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诗名很大，曾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一起被目为新月诗派的四大诗人。1936年在伦敦出版的第一部英语版的中国新诗选本－－《中国现代诗选》中曾选入他的诗。陈梦家评论徐志摩在新诗史上的历史贡献时说：在这小小十年中，志摩先生尽了他的力在创造新诗的风格，并介绍西洋的诗歌……不光是诗的形式，就在内容上他主张溶合一切，让诗代表时代或民族不可错误的声音，也成为一个人灵魂真实的歌唱。（《（诗刊）叙语》）陈梦家对新诗的贡献也是在这些方面。但正如臧克家所评价陈梦家的：“他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年轻，高才，缺乏的是实生活，是人生艰苦的磨炼。”（《我的诗生活》）因而他的歌喉始终没有融人大时代的群众的合唱中。1936年9月，陈梦家获硕士学位，留燕京大学中文系任助教，从此全力专注于中国古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在闻一多先生的指导下，不少后期新月诗人如孙毓棠、俞大纲、孙洵侯都由诗人成为学者，走上同一条路，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或兴趣的转移，而是出自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诚如闻一多先生所自述的：要当“杀蠢的芸香”，“因为经过十馀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给臧克家先生》）。这也是陈梦家所孜孜以求的。考古学家陈梦家1937年7月，抗战爆发，陈梦家由闻一多先生推荐，到长沙清华大学教授国文。是年秋，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秋，经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介绍，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1947年夏，曾历游英、法、瑞典、丹麦、荷兰等国。他在国外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与惊人的毅力，备尝艰辛，致力于收集流散于欧美的我国铜器资料。1947年秋，他拒绝别人劝他留住美国的要求，毅然启程回归祖国，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转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并兼任考古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考古学报》编委、《考古通讯》副主编。建国后陈梦家先生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身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古文字学、年代学和古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在国内外赢得很大的声望。他业余与诗人郭小川、艾青等时相过从，并写过文艺短评与咏物写景的小诗，很受读者欢迎。1957年，陈梦家先生被错划成右派，但政治上的打击并未使他治学的毅力稍减。就在那些最严峻的日子里，陈梦家仍在工作室里埋头工作。他用了十年时间，将故宫的九百张铜器拓片与夏商周“三代”的著录一一核对。然而，这位为新诗发展与学术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的诗人与学者，竟于1966年9月3日在林彪、“四人帮”的政治迫害下含冤逝世，年仅55岁。1978年1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京举行了陈梦家先生追悼会，对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榨出自己的血甘心酿别人的酒”（《自己的歌》），陈梦家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人民将永远不会忘怀这位赤诚的诗人与学者。
1997年的应该是1996年的版本重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出版了第一版，在1991和1996年分别对其封面进行修改，内容无变化。所以你说的1997年版应该是1996年那个版本。1998年对其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修订，成为修订本。修订内容如下：
一 “本章年表”中的瑕疵及补订
（一）前后表述不一致
1．“第四章通俗小说（一）”正文中说：“1912年同年出现的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还有李定夷的《霣玉怨》，三人被称为‘三鼎足’。”（第71页）该章所附“本章年表”1914年条下写道：“7月李定夷《霣玉冤》由国华书局出版”（第100页）。
补订：李定夷所写的是《霣玉怨》，而非《霣玉冤》。
2.“第十章 茅盾”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条下说“2月《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第184页）；“第十四章 小说（二）”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条下又说“1月茅盾小说《子夜》（长篇）由开明书局出版”（第257页）。
补订：经朱金顺先生考证，开明书店共出版两种《子夜》初版本，一种是1933年1月出版的平装本，一种是1933年4月出版的精装本。[3]
“本章年表”先是说《子夜》初版于1933年2月，后又说初版于1月。有两个“证据”似可证明前一说法。一是茅盾本人在回忆录中说：“《子夜》初版印出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初，我从开明书店拿到了几本样书后,就在二月四日和德沚一起，拿上《子夜》，还带了儿子，到北四川路底公寓去拜访鲁迅。”他还在引用瞿秋白《读子夜》时加注说：“瞿秋白此评写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这是实际出版的时间,开明版《子夜》的版权页上印的初版时间是三三年四月。”[4]二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一本“民国廿二年二月”开明书店版《子夜》。然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为再版本，并非初版；据朱金顺先生说，他收藏的《子夜》三版本版权页上，标明“民国廿二年一月初版发行”。此外，1933年2月3日《鲁迅日记》载“茅盾及其夫人携孩子来，并见赠《子夜》一本”。倘若如茅盾所言“《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那么，以当时印刷周期，这年2月3日茅盾怎能赠送《子夜》一书给鲁迅？因此，该书初版于1933年1月。不过，1月出版的，只是《子夜》平装本，因为，茅盾回忆说，他赠送鲁迅的是平装本，“精装本尚未印出”。那么，精装本初版于何时？1933年6月19日《鲁迅日记》有“午后保宗来，并见赠精装本《子夜》一本”。5说明，此时《子夜》精装本已出。目前，精装初版本较罕见，陈子善先生说，他曾在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的“增田涉文库”见过1936年茅盾赠送增田涉的精装初版本，此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一本，其出版时间均为1933年4月。
3．“第十三章 沈从文”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条下有“10月《边城》（中篇小说）由生活书店出版”。（第292页）
“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条下却写道：“同月沈从文《边城》在《国闻周报》第11卷第11期连载，至第16期止，单行本本年9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第219页）
补订：沈从文的《边城》由上海生活书店于1934年10月出版。
4．“第十二章 巴金”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条下有“夏 作《雾》。连载于《东方杂志》第28卷第20至23号”。（第272页）
而“第十四章 小说（二）”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条下却写道：“10月始 巴金《雾》（中篇）连载于《东方杂志》第28卷第19至第23号。”（第333页）
补订：巴金的《雾》在《东方杂志》的连载开始于第28卷第20号，页码为第89—102页。
（二）表述与史实不符
5．“第六章 新诗（一）”所附“本章年表”1926年条下说：“5月 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发表于15日《晨报副镌·诗刊》。”（第144页）
补订：（1）经查《晨报副刊》，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发表于《诗镌》第7号（1926年5月13日出版）。（2）把徐志摩、闻一多等在《晨报副刊》编办的诗歌周刊称为“《晨报副镌·诗刊》”，不妥。尽管徐志摩等当事人以“诗刊”称之，如《诗刊弁言》（发刊词）、《诗刊放假》（终刊词），但考虑到①闻一多曾亲自为这个诗歌专刊画了刊头画，画中写着“诗镌”二字（无“诗刊”），②“《晨报副镌·诗刊》”的简称“诗刊”容易与1931年徐志摩等创办的《诗刊》相混淆。故，建议以《诗镌》或《晨报副刊·诗镌》称之。
6．“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所附“本章年表”1934年条下写道：“同月沈从文《边城》在《国闻周报》第11卷第11期连载，至第16期止。”（第169页）
补订：经查《国闻周报》，《边城》全文分11次分别发表于1934年1月1日—21日、3月12日—4月23日《国闻周报》第11卷第1—4期、第10—16期。
7．“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所附“本章年表”1933年条下写道：“12月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第219页）
补订：《大公报·文艺副刊》于1933年9月23日创刊。创刊前一日，《大公报》曾刊登《本报增刊“文艺副刊”启事》：“本报现约定郑振铎，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梁思成，金岳霖，余上沅，杨金甫，沈从文诸先生及林徽音女士，编辑《文艺副刊》。”[6]可见，当初《大公报》社约定的《文艺副刊》编辑有10人之多，而沈从文只是其中之一，且排名倒数第二位。当然，这并不能推翻一些研究者认为此时由杨振声和沈从文共同负责编辑《文艺副刊》的说法[7]，因为，把郑振铎、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等“前辈”列入编辑名单，有可能：一是为了借助其名声，二是他们参与编辑但不负主要责任，实际上的主编只是杨、沈二人。那么，有没有可能“12月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从现存资料看不出这点。周作人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要撰稿人。查《周作人日记》，1933年9月10日记载：“（下午）四时往达子营三九（号），应沈（从文）君茶话之约，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作文事。”从同年10月开始，周作人的日记中，几乎每月都有出席《大公报·文艺副刊》聚会的记录。如10月22日，“午（和俞平伯）同往北海漪澜堂‘文副’之会，来者今甫、从文、废名、余上沅、朱孟实、振铎等共八人”；11月26日，“午往丰泽园应《大公（报）》‘文副’招，来者金甫、从文、平伯、佩弦、西谛、健吾、巴金、梁思成君夫妇等”。[8]在《周作人日记》中，每次都先述“今甫、从文”之名，显见杨振声、沈从文是聚会的主要人物。而与会之人，都是当初《大公报》约定的《文艺副刊》编辑，由此更可见，也许沈从文所做具体编辑事务较多，但这并不能说明就他一人是主编，事实是杨振声、沈从文两人负责主编。这是我们在介绍《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时，应该予以说明的。（至于1933年12月之后是否由沈一人主编，已不在本文讨论之内）
8．“第十六章新诗（二）”所附“本章年表”1931年条目载：“1月徐志摩主编《诗刊》创刊（本年9月移交陈梦家主编），创刊号发表梁实秋的《新诗的格调及其它》。”（第287页）
补订：（1）徐志摩并未在“本年9月移交陈梦家主编”《诗刊》。理由如下：
第一，第三期《诗刊》版权页标明“二十年十月五日出版”，也就是说，第三期直到1931年10月5日才出版；而刊登在这期的《叙言》是徐志摩撰写的，从其内容也可知，这期由他主编。因此，直到1931年10月5日第三期出版，徐志摩并没有把主编移交其他人。
第二，1931年下半年，由于任教于北京大学等高校，徐志摩多数时间住在北平，虽然数次回上海探亲，但他毕竟对于编辑部设在上海的《诗刊》编务已多有不便。正是考虑到这点，徐在第三期《诗刊》“叙言”中公布了两个收稿人和通讯地址，第一个是“邵洵美上海二马路中央大厦一九号”，第二个是“徐志摩北平米粮库四号”。这说明：直到第三期出版之后，徐志摩仍然没有把《诗刊》移交陈梦家主编，否则，他为何不公布陈梦家的通讯地址？
第三，1931年12月，陈梦家在为《诗刊》第四期撰写的《叙语》中说：“三期的《诗刊》刚露出一点嫩芽，对花园起始照管的人听了上帝的吩咐飞上天去，他在那里？”所谓“对花园起始照管的人”，就是徐志摩。也就是说，按照陈梦家的说法，“三期的《诗刊》刚露出一点嫩芽”，徐志摩就死了（“听了上帝的吩咐飞上天去”）。此说颇可疑。倘若陈梦家所说无误，则直到徐志摩遇难的1931年11月19日，《诗刊》第三期尚未编辑就绪（“刚露出一点嫩芽”）。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三期已于徐志摩遇难前一月出版。由此也可推断，陈梦家话中的“三期的《诗刊》”有误，应为“四期的《诗刊》”。也就是说，陈梦家那句话，不能证明他担负了第三期的主编。
第四，陈梦家主编的是《诗刊》第四期。关于这点，陈梦家在刊登于第四期卷首的《叙语》中有清楚的交代。此外，从1931年12月他写信让胡适把徐志摩遗留在北平的《诗刊》稿件寄给自己[9]，也可见第四期由他主编。
（2）经查《诗刊》创刊号，梁实秋发表在该期的文章标题为《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而非《新诗的格调及其它》。
二 正文中的瑕疵及补订
9．修订本仍以初版本中王瑶先生1985年所写的《序》作为序言。王瑶先生在《序》中谈及“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有关现代文学史的著作”时，列举了其中三部“较早的著作”，即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28年）和周作人《中国新文学之源流》（1932年）。
补订：（1）胡适那篇文章的标题，出现了两种写法，一为《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一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该文系胡适应邀为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而作。据《胡适日记》，1922年2月6日：“开始做《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一文。”3月3日：“回家，作文，到十二时，居然把《五十年的中国文学》做完了。”3月7日：“《五十年之中国文学》抄成了，又改作一节。”3月10日：“孑民先生有信，他很赞许我的《五十年的中国文学》。”10可见，在胡适那里，该文多数时候题为《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1923年2月，该文被收入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由申报馆出版，题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4年3月，该文收入“五十年来之世界文学”由申报馆出版单行本。需注意，据1924年3月申报馆印刷发行的单行本，其封面标题为《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而正文中的页眉却写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很可能由于这个缘故，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的阿英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论文集”所列《胡适文存二集》的目录中，写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而“专著”所列目录中却作“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据查，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胡适文存》时，此文标题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后来，此文标题大都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比如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2003年9月出版的《胡适全集》。
既然如此，《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是几乎通行的写法，王瑶先生并没有像某些读者认为的“写错了胡适那篇文章的标题”。但王瑶先生认为这篇文章发表于1922年，却有误。由前引《胡适日记》可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写于1922年2—3月，初稿写完后，胡适还先后请蔡元培、鲁迅为此文提意见，1922年8月21日鲁迅致信胡适说：“大稿已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11]需要指出，在上海书店1987年3月影印出版的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扉页，有一段上海书店的出版说明，声称该影印本据“1922年2月初版本影印”，这显然有误，应据“1923年2月初版本影印”。
（2）周作人那一部书的题目应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2]。
10．“第六章 新诗（一）”在谈到早期白话诗人时写道：“新青年社中的沈尹默（1883—1971年）和新潮社俞平伯（1900—1990年）、康白情（1896—1958年）、傅斯年（1896—1950年）。”（第95页）。其中，康白情的生卒年有误。
补订：直到20世纪80年代，康白情的生卒年仍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可能由于这个缘故，初版本没有注明其生卒年。进入90年代后，陆续出现了一些考辨康白情生卒年的文章。经管林等考证，康白情生于1896年，卒于1958年[13]。修订本显然采纳了此说。管林是康白情建国后在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时的学生，后长期任教于该系，故其言本应可信。但，2006年12月华南师范大学举办了“康白情新诗创作研讨会”，与会的60多位专家学者中有些是康白情当年在华南师院时的同事、学生，他们对于康白情生于1895年、卒于1959年没有提出异议。[14]
管林根据当年与康白情同事的老教师的回忆，以及康白情生前写的有关材料，认为:“康白情于1896年4月9日（即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诞生于四川省安岳县来风乡井家沟的一个地主兼商业的家庭中。”[15]后来论者都从此说。笔者在华南师范大学查阅的康白情档案，也与管林的这一说法吻合。
但，康白情的卒年应该是1959年而非1958年。据笔者在广东省档案馆和华南师范大学查阅的相关档案，1958年4月8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将康白情定为“一般右派分子”，同年5月康白情在华南师院办理退职手续后不久回家乡。曾专程前往四川省安岳县采访的范奎山说：“康白情的亲友回忆说,他死在巫山县他当年为军阀当幕僚的朋友家中，病死原因是得了霍乱，时间是1959年。”[16]
11．“第九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1927年春创办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第156页）
补订：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1927年条下载：“春 与胡适之邵洵美等筹设新月书店于上海。”[17]学界大都从此说，修订本亦不例外。而实际上，新月书店创办于1927年7月1日。有两则史料为证：
① 1927年6月29日、30日和7月1日，《申报》连续三天刊登《新月书店开张启事》，明确说，新月书店“定于七月一号正式开张”；
② 7月2日，即新月书店开张次日，梁实秋主编的《时事新报·青光》刊出署名“严家迈”的《新月书店参观记》，详细报导了刚开张的新月书店情形，文中说：“胡适之、徐志摩等所办之新月书店，本月一日开张。”
12．“第十四章小说（二）”介绍刘呐鸥时，附注其生卒年为“1900—1939”。（第251页）
补订：大陆文学界一般认为刘呐鸥生于1900年，卒于1939年。持这种观点的有邵伯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马良春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谭楚良《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陈安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许道明《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而台湾地区学者大都认为他生于1905年、卒于1940年。[18]
首先说生年。姑且不看台湾地区学者判定刘呐鸥生于1905年的理由，《读书》（1998年第10期）发表了彭小妍《刘呐鸥1927年日记──身世、婚姻与学业》。据刘呐鸥1927年日记，他的出生日期是1905年9月22日。这个记载应该不会错；1905年也不可能是1900年的误记。因为，日记中说“1912年7岁入盐水巷公学就读”、“1918年13岁毕业进入台南长老教中学”……刘呐鸥在日记中误记一次是可能的，多次误记就不大可能，更何况刘呐鸥所写的是日记。可见刘呐鸥于1905年9月22日出生。
关于刘呐鸥被枪杀一事，1940年9月4日《申报》刊登了《福州路昨日血案 刘呐鸥被击死》，兹摘录关键的一段话如下：
被击殒命之西装男子，经查悉名刘呐鸥，福建人，年四十一岁，为一新文学家。中日战前，曾任南京中央摄影场编导部主任，旋于去年任日方与亚院文化局所设之中华影业公司总经理。
除死者年龄与刘呐鸥不符之外，姓名和主要事件均相同（刘呐鸥祖籍福建）。
并且，同年9月5日《申报》有一条报道说，“因恐刘呐鸥被杀后，某方团体今日拟施报复暴行”[19]，警务当局采取了戒备。说明，9月4日报道的刘呐鸥被杀事件非虚。
因此，刘呐鸥于1940年9月3日被枪杀于上海为实。
13．“第十六章新诗（二）”中说：“新月派诗人曾试图引入多种西方诗体……转借十四行诗的试验，却产生了一批成果，如孙大雨的《决绝》、饶孟侃的《弃儿》、卞之琳的《一个和尚》、朱湘的《十四行英体》之十二、陈梦家的《太湖之夜》、罗念生的《自然》、李惟建的《祈祷》等。”（第361页）据此，显见著者视罗念生为新月派诗人。
补订：罗念生不是新月派诗人。理由：（1）除朱湘外，罗念生与徐志摩、陈梦家等新月派诗人素无往来；（2）罗念生没有在新月派编办的刊物发表过诗作；（3）1929年罗念生赴美留学，直到1934年才回国，是时新月派已解体。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