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义
网络小说是指利用网络如BBS、Web界面连载发表的小说，与一般的小说比起来，网络小说的语法会更近口语并充斥网络流行语，另外除了文字内容，利用符号图案排版等进行变化也是其特色。网络小说是网络小说的主要形式。
二、发展
在中国网络发展最快的那几年鲜有好的小说出现，是因为当时作为网络小说第一大的网站对小说的原创并不关注，而后随着几大原创小说联盟的逐渐强盛网络小说才真正的抬起了他的头，网络小说的形成是因为网络时代人们对阅读娱乐的需要和追求正在转变又加上有商业公司的推动使得网络小说如鱼得水一般蓬勃发展目前中国网络小说的数量正逐步取代其他的小说类别成为中国第一的小说群。可以推诉到西路小说具体时间记忆已经模糊，最早的网络小说其实是论坛形式的YY小说，当初只是游戏之做最早崛起的几个团体分别是天鹰小说（已倒闭）幻剑书盟等，因为起源相同所以初期关系相对不错，后来因为起点的出现相成了三足鼎立的形态．因为盛大的加入使的起点一枝独秀．第一本书已经很难追究如果说有记载的比较早的书就该是天魔神谭了吧。
1、理想时代
中文网络小说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底和1991年初。1990年11月28日，中国正式在SRI－NIC（斯坦福研究所网络信息中心）注册登记了中国的顶级域名CN，开通了使用中国顶级域名CN的国际电子邮件服务，迈出了中国互联网的第一步。
1991年王笑飞在海外创办了中文诗歌网。中国留美网络作家少君，1991年4月在网络上发表《奋斗与平等》，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一篇中文网络小说。1997年11月2日的凌晨，老榕在四通利方（新浪前身）论坛里发表了一篇名为“10.31大连金州没有眼泪”的文章，在短短的48小时之内，几乎传遍了整个网络。这是网络小说初次在传统媒体上比较有影响的登台亮相。
发展到1998年，电子公告栏（BBS）上出现了蔡智恒所著的第一部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中文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1998年第6期《天涯》就刊登了一篇"佚名"的网络小说《活得像个人样》。由于这篇网络小说在电子公告栏上多次辗转张贴，原作者据说为邢育森。此外黄易的《大唐双龙传》、莫仁的《星战英雄》也风靡一时，小说门户网站如黄金书屋以及各种各样的个人网络书屋纷纷而起。1999年开始，更多的小说网站如榕树下、收费小说网站博库等大量成立。从21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网上阅读和写作；小说网站在经历了发展，整合，兼并，以及其他困难和波折之后，在新的建站模式和网络技术基础上走向成熟，网络小说本身也出现了分化，2000年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2001年今何在的《悟空传》、2002年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和林长治的《沙僧日记》等优秀的作品不断出现。此后的几年里，个人博客的成熟和不断壮大更是掀起了一场全民的写作运动。
2、商业时代
在网络还处在门户为主时期 读者发现新的小说类网站大都是通过雅虎等门户进入，或者是通过各站间的友情链接。友情链接几乎是很多网站发展新成员的唯一方式，新网站进入困难。在这种大环境下，黄金书屋利用先发优势牢牢占据了网络书站老大的位置。号称“上网读书不识黄金书屋，再称网虫也枉然”。 在2001年11月的时候，宝剑锋等爱好玄幻写作创作的作者在西陆创建了玄幻小说协会。并于2002年5月筹备成立小说性质的个人网站，并改名为原创小说协会—起点中文网，简称起点中文网。在2002年5月15日，起点中文网成立的那一天，江南武士闯进了起点庆祝成立聊天群，大肆批评起点当时的书库系统，说得起点一干人等哑口无言。最终赢得了这场宿命之战的胜利，篡夺了起点网站建设的大权，将宝剑藏锋江南，并从此自号“藏剑江南”。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后世史学家对此大为感慨：“一次偶然的机会。。。几个人的相遇。。。改变了小说网站的命运”。 读写网是第一个实行网上收费阅读的玄幻书站（当时并没有VIP这个提法），而且是一建站就奔着收费去的。2002年2月读写网试运行,9月正式运行。建站的同时，发布“为推动原创小说的发展，本网计划向作者支付网络刊载的稿酬，欢迎原创作品加入”的声明。由于读写网建站的时机比较好，那时正是短信联盟最火的时候，通过短信代收费获得了大量的收入。当时，由于网站的建设人员过于急功近利，目光短浅，规模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2002年底，中华杨和苏明璞等一批网络写手，离开铁血，成立了“明杨·全球中文品书网”。首次提出了VIP的概念。通过中华再起等热门作品，吸引了大批会员。到2004年4月1日，随着新版VIP阅读器的推出，起点VIP作品总数增加的100部，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说，都远远超过其他网站。在起点的公告中称“经近半年的不断努力和发展，其中稿酬最高已经达到创记录的千字40元（即单章节2000人次订阅，就稿费而言已与国内出版稿费持平），数十部作品稿酬收入在千字20-40元间，起点累计发放稿酬已近十万余元，仅3月份起点VIP作者稿酬冠军就得到超过4000余元的月收入。”
目前网文江湖基本上是以幻剑书盟为代表的CCBA(中国小说联盟)与起点中文网南北对峙，而起点的优势明显。
三、特点自己总结。…………………………………………
四、对网络小说的传播学思考
相对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体而言，网络是大众传播中速度最快的，它具备大众传播的所有特点。然而，互联网的出现，也使传统的大众传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以往印刷技术与广播技术之间的清晰界限正在逐渐消失；我们正从媒介缺乏的状况转为媒介过剩的状况；正在从将传播内容灌输给大众的传播转变为针对群体或个人的需求设计传播内容的窄播；正在从单向的媒介转变为互动的媒介。互联网改变了传播的一些基本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它重新定义了大众传播的概念。尤其是网络的大众传播是建立在人际传播基础之上的，同时，网络还有了社区类型的小众传播，比如“讨论社区”就反映出更多的人类传播的原始状态。也就是说，虽然网络传播仍然属于典型的大众传播，但它已分明有了人际传播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人际传播特征的出现并不是大众传播的倒退而恰恰反映出人类传播的进步。小说，作为一种人类信息与思想的重要传播方式，它也受制于传播媒介的变化与影响，因此，网络的出现也改变着小说。人们更看重网络小说读写的原因也正在于，通过网络人们能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对于情感的传达、传播、交流的需要，而且不需要花费太大的精力与太多的金钱，因为网络小说是一种“无纸化”的写作与阅读。
受众即读者，用在小说上即指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作品的阅读者。到了网络小说时代，这个群体的身份与地位正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网络小说强大的媒介传播优势，加上它所具有的人际传播的某些特征以及依据高科技的传播手段，使它天然具备了对以往小说传播功能的补救与优化作用，网络小说在小说的大家庭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网络小说也使“沉默的大多数”（即读者）变得不再沉默，它打破了过去长期形成的写作权力过分集中的模式，满足了人们发表观点、抒发情感的需要，从根本上解放了受众。由人民小说出版社出版的仿BBS情感小说《风中玫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受众参与写作的例子，人民小说出版社结集出版的这部小说，是将“风中玫瑰”的帖子和网友的帖子共同收录之后形成的，这是由作者和网友共同完成的小说，是最典型的读写互动小说。网络中出现的极为普遍的“接龙小说”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比如新浪网与《中华工商时报》合作的《网上跑过的斑点狗》也是一次著名的在公共空间中的读写互动尝试。在网络时代，“人人都可以短暂地充当艺术家”已不是神话。网络解放了人，网络小说解放了读者，这种解放从大的背景上讲，实际体现了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消解，给精英与大众精神上带来了一种平等状况，这种解放是有意义的；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对于个体的一次难得的解放，人们终于可以从商品的枷锁中挣脱出来，从技术理性的控制中找到一处心灵自由的空间。虽然这一空间的存在形式是非物质的、虚拟的，但在精神上，人们获得了自由。
网络这种新媒介的产生既是一种传播技术的进步，也反映出作为新的传播工具网络媒介的“人性化”特征。当小说与网络这种新的传播媒介相结合，从而以新的文本传播方式被创作与阅读的时候，就本质上来看，它并没有改变小说的基本特性。网络小说写作仍然遵循着老套的小说创作方法：从情节的构思酝酿到故事的素材来源，从基本的遣词造句到复杂的表现手法，从思维想象的能力到创作灵感的激发，从基本的形象塑造到社会生活的描绘，从个体情感的表达到审美理想与对社会人生的评介等，无不照旧。网络小说同以往小说的不同只在于它因为借助于网络，从而更多地表现网络技术与印刷技术的不同，它可以将文字、声音、视频、图像等以“超文本”形式链接起来，从而给读者提供更大的阅读空间与想象空间，带来更为丰富的娱乐兴趣与享受，将个体的欲望满足延伸到无限无穷的层次之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具有社会意识形态性的小说丧失了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实际上网络小说的意识形态性只是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分散化，每个人都以其个人的意识形态话语来组成整体的社会意识形态话语，而且这是一种更加真实的社会意识形态话语。因此，我们认为，网络小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把人们从创作到欣赏的诸多局限中解放了出来，改变了小说原有的制作与传播方式，但网络小说本身除去网络媒介的技术因素却仍然遵循着小说自身的创作与发展规律。当然，“媒介即是讯息”，介质的变换，必然使小说这一概念原有的定义或外延发生一些变化；另外网络小说的存在的确也给维护整个小说生态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由此所引发的冲击也同样是深层次的。如果说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小说批评四要素问题，是从作者、世界、读者、作品几个方面对小说内部生产的运行机制进行了一次较为完整的论述，从而大大扩大和激发了小说研究的理论视野，引发了小说研究的一次革命性进步，那么网络小说的出现则要求我们从更为广大的空间区域去研究小说，尤其要更多地从小说之外的领域去研究小说所受到的影响、面对的问题。借用布尔迪厄的一个提法，这就是一个“场域”研究的问题。“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在网络时代，如何处理小说场与其他场之间的关系，如何应对小说场内各系统之间的占位关系及其变化，这应该引起小说理论界的足够重视，这是我们今天不该回避的理论问题。用场域的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各种关系中进行思考，网络与小说的联姻，只是为小说又提供了一个新的生存的场域空间，给小说研究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切入点。它只是改变了小说的一些表达形式，而没有改变小说本身。
五、网络小说的问题及其救治
自古以来，小说一直作为一种高雅的、贵族化的艺术形式而受到尊崇与膜拜，中西方大体如此。如：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与“兴观群怨”将诗的价值与作用表述得淋漓尽致；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进一步把文章的地位、价值与作用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西方，虽然柏拉图为了“正义”与“德行”试图将诗人逐出“理想国”，但他仍然坦承“自幼就和诗发生了爱情”；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是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并由此将诗看作是比历史更真实的论述，开拓了西方抬扬诗歌与小说的历史先河。小说作品的“卡塔西斯”（净化）作用，陶冶性情，化育人心，培养道德，开拓视野，滋润了无数孤寂而痛苦的灵魂，为无数生命燃起了希望的光芒。一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有相当大的成分都得益于小说对于社会运动、政治变革、思想启蒙的直接作用；面对现实的罪恶与残忍，人们总会到小说与艺术中去寻求幸福与慰藉；小说的审美之维以其与现实社会的格格不入，也总是会被理论家们用来作为反叛麻木、病态社会的锐利武器。无论现实如何移转，小说艺术永远都执着于美与真理，引领着人类幸福与前进的方向，保存着人类最后的希望。然而网络时代的到来，似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传统的小说，创作者较少将心思花在读者身上，而是更多地将关注的视野放在主体情感的灌注、主题的开掘、题材的选取、结构的安排、语言的修饰等这些作品本身的问题上去。因而才有了朗吉弩斯对于“崇高体”的论述，恩格斯关于戏剧“三融合”审美标准的看法等文艺理论原则的提出。作为一种良性循环的结果，在这种小说观念支配下，前网络时代的作品有思想深度，关注社会人生的深层问题，具有宏大叙事的特征。作家受到社会格外的重视，经济与政治地位普遍较高。然而今天，网络小说，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性几乎被消解殆尽，“重感性”“求刺激”“伤风化”的作品大行其道。网络时代，只有消费的逻辑，没有了真诚的信仰。写作是需要有知识储备的，需要有起码的人生阅历与文字修养，然而，小说网络化时代，这些已不重要。网络小说、博客写作已经将小说推向了“泛小说化”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的文字公布于众，通过互联网广泛地散播。小说历来所推崇的崇高、深沉、美德、正义、人情等价值已经被逼到最不起眼的地方，取而代之的是低劣的文字在诉说着低级趣味的故事。蔡智恒这个最早靠网络写作成名的人曾经坦言：“我并没有很好的小说底子，所以写东西是靠热忱而不是凭实力。”仅靠热忱而缺乏实力成就了痞子蔡，却败坏了小说。毋庸讳言，网络小说正处于幼年时期，它较之博大精深的传统小说有其自身的缺陷与不足。它的泛滥的自由必然会导致小说的沦落，上网者以匿名身份与他人进行交流或表露情感，其中很多都是一种临时的表演，是一种无法信任的真实，而在个性价值实现方面，过度的偏激与无节制也常常使小说成为互相叫骂的工具，亵渎了小说的神圣性。基于此，有人从网络小说的多媒体技术给小说创作带来的隐患角度认为，网络写作削平了小说的意义浓度，抑制了读者阅读时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而网络小说在创作审美上的缺陷则表现在：一是创作主体的缺失性动机，二是媚俗取宠的审美心态。欧阳友权从一个总体的高度认为，网络小说的缺陷与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艺术质量不高，让人只见“网络”不见“小说”，或者有“小说”而没有“小说性”；二是网络写作的技术依赖问题，网络只是一门技术，小说则是源于人的精神，技术只是小说借助的工具，它应该受驭于小说的艺术目的，为创作者遵循艺术规律插上创造的翅膀，创作者不可以技术优势替代艺术规律；三是网络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作者承担感的缺失问题。网络小说的确存在着太多的问题，但网络小说的兴盛我们却无法否认。有人将传统小说与网络小说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传统小说是经过几千年文火慢慢熬出的一锅老火汤，那网络小说便是一道时令小菜，新鲜，时尚，虽不如汤的实用，但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有其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坚实土壤。事实如此，网络小说现存的不足与缺限的确不用怎么大惊小怪，正如法国小说批评家蒂博代所说：小说不能归结为若干部杰作，“如果不是由很快就默默无闻的成千上万个作家来维持小说的生命的话，便根本不会有小说了，换句话说，便根本不会有大作家了。”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网络小说写家的存在，没有庞大的网络小说阅读群，那么今天的小说就会是处境尴尬，举步维艰，一时被大炒而特炒的“小说的终结”问题也许真的就会变为既成的事实。本文相信，网络小说作为现时代的小说，是对这个时代表达方式和情感情绪的真实记录，崇高与美将以其深沉的情感魅力和人生逻辑终究会重新得到读者的尊崇与爱戴，而作为消费者的读者也不可能仅仅满足于欣赏一些肤浅的感性的文字，“写出好的作品”也仍然会是大部分作家毕生不变的至上追求。网络小说必将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评论家的事业则是替小说的这一未来呐喊助威。
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问题不仅是 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命题，也是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命题。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走西方化路线还是走民族化路线？人们一直存在争议。如何从理论上总结民族化与西方化之得失，对此理论界也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历史地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西方化与民族化倾向纠葛缠绕、交替消长的曲折过程，对“西方化与民族化”这一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进程中反复出现的基本命题进行反思，并结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状况正面提出“世界化”观念。本文从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分析出发，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和西方化实践都是失败的。进而，本文在理论上论证，民族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民族文学是完全与与西方文学异质的文学，两种文学语码完全不一样，缺乏对话性；西方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用西方式文学和西方文学对话，对话跨越了中西鸿沟，但却使我们失去了自我，他们的对话对中国文学总体构不成实际意义。对话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了解、彼此促进，真正的对话应该是建立在彼此有共同的问题需要探讨的时候，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国文学遇到的问题开始具有“世界性”，这个世界性问题正是真正的跨文化文学对话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文学要解决的问题和当今世界文学要解决的问题有了同构的关系，中国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世界文学有了借鉴意义，同时世界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中国文学也有了学习价值。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文学在面对这些世界性问题时，它的解决方案哪些是独创的，只有这个独创的东西，才会为世界文学所需要。所以，我说，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根本的根基不是从西方拿来的问题，也不是从民族传统中继承的问题，而是在这些之上，孤独地面对当下社会的“现代化”这个现实，并且拿出自己独创的艺术表现方案来，我们要独创的艺术表现图式，这个图式，它是独创的才是世界的。所以，我反对民族化，也反对西方化，而主张提“世界化”，首先我们就是世界的一分子，然后是在这个分子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东西，这个东西本身就有世界性。
一、“西方化”及其历史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2]，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
“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殊鲜。[4]”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却几乎把那些古代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核心动机是在“西方化”上。
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经过文革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人爱诗的人在文革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之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5]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时有位老作家就说：“近年来有些年轻作者的创作脱离生活，一味追求所谓‘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西化论者面临的压力很大，至少不比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时遇到的小。是以，20世纪8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做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了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定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
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青年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的，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过：不仅仅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6]
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8]读了这段引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对它进行‘大的变革’呢？‘说书人的腔调’作为一种小说技巧为什么就不是现代性的呢？”显然，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是来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国“小说观念和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产生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不是现代小说，话本小说必须接受“现代化转型”的看法。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论界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中的“现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简单地从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漠视出发对它产生了“非现代性”的定性。
西化思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居主导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的格局不能不说多和它它有关，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一些致命欠缺，这个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论家所说：“（1）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2）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3）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9]。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在其生长、发展的近一个世纪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题（启蒙主义的“人的文学”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在叙述模式上的现代叙述学转换，也是向着西方而去的。
故事情节，背景，展开的方式，人物的设定，从中你学到了什么，从有关人物最后的结局你又了解了什么。有些对话，句子同样也有一些特殊的意义。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理解写出来。就这样，大概就差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