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未褪去几千年的古典气质，现代风情又在十里洋场的上场演绎，一切事物不乏精致又充满新鲜味道。
各色传奇人物也在民国时期轮流登场，在这段乱世岁月里，演绎了一场绝代风华、曲折离奇的不朽传奇故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一本演绎着近百年古典与现代美学的杂志，于1926年2月15日走进了中国百姓的生活，这本杂志叫做《良友》，它在上海这座极具魅力沿海城市的文化推力下，形成了“海内外凡有华人之地，无不以一睹《良友》为快”的盛景。
《良友》的巨大影响力
《良友》诞生于春寒料峭的上世纪20年代，当年这本杂志创刊号的封面，就是有着电影皇后之称的胡蝶，她是那个年代里上海滩最具魅力的女性。自从这本画报在1926年2月诞生以来，直到1945年10月停刊，她就像一位诞生于上海新思想潮流中的女性，伴随着风雨飘摇的民国，走过了将近20年的时间。据资料显示，《良友》总计出刊174期，每期销量都高于4万余份，这让《良友》成为了近代上海乃至整个民国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
在当时，有人这样描述《良友》画报的畅销：“《良友》无人不读：主妇、现代女性、工人、巡捕、老头子、掌柜先生、戏院的顾客、茶室里的茶客、学生、小学生；《良友》无所不在：在茶几、在厨房、在梳妆台、在收音机旁、在旅行唱片机上、在公园里……”
在这份画报中，人们能够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女性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也能看到近代中国又有着怎样的社会风貌，文化艺术，她像一本中国年间的老照片画册，记录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普通大众的生活所需，女性服饰、文化、思想的变革。
《良友》并没有只对当时的中国人展示着近代民国的社会变迁，当年世界广为流传这样一则评论：“ 《良友》一册在手，学者专家不觉得浅薄，村夫妇孺也不嫌弃高深”，诞生于上海的《良友》，以其百科式大画报的丰富内容销往世界五大洲。
据说当年凡是有华侨居住的地方，总能够看到《良友》的身影；有些国外图书馆，也通过收藏《良友》的方式，作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良友》对女性魅力的诠释“《良友》的封面，从创刊开始，一直以年轻闺秀或著名女演员、电影明星、女体育家等的肖像作封面的。”
既然《良友》能够赢得遍天下的美誉，那么这本杂志在风靡上海滩的同时，究竟有怎样不为现代人所知的魅力呢？这本画报在创办之际，上海已经开始弥漫着摩登元素的气息，人们将摩登生活作为一种社会时尚，加之五四运动的成功，让上海的女性运动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良友》创刊之时，女性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尤其是在上海这个极为容易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地区，女性解放运动更是深入人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登场的《良友》，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女性摄影视角，将民国时代的女性魅力完美、准确地诠释在世人面前。
《良友》为数不多的男性封面
在这本画报书刊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少数几个星期的画报封面与抗日战争有关以外，《良友》总共174期的画报封面，其中有161张封面，以当时的女电影明星、名媛、女学生、歌舞表演者的照片，作为画报的封面女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虽说已经迎来了女性思想解放潮流，但是在大众的传统观念中，女子仍然不得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否则这类女性就会被归于“不正经”女性的行列之中。
《良友》封面女郎的出现，给这种传统禁锢思想猛烈一击。因为出现在这些画报上的女郎，她们可以是德才兼备的名媛，也可以是朝气蓬勃的女学生，更可以是接受过良好教育，活跃在各大社交场合的明星。
从这个时候起，女子不必再做“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名媛小姐，他们不必遵守封建社会中那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礼数。
在画报女郎的影响下，许多年轻女子不再将抛头露面，打扮精致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当作是一种耻辱，她们更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像胡蝶、陈云裳当红女演员一样，成为新时代女性的一员。
可以说，《良友》的出现，让民国时期的女性认识到，现代女性形象不应是居于传统闺阁，只懂得相夫教子的女性；现代女性的新形象，应当穿着得体、打扮精致，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私人公共空间。就这样，这本画报杂志帮助上海女性打破了原有的女性封闭状态，让她们开始建立起现代社会标准下的都市新女性形象。
《良友》对服饰文化的影响“《良友》百分之九十多的封面都是都市时髦女郎、贵妇人或电影女明星照片，而封面之后占据显著位置的……《良友》后来政治报道对象有所扩大甚或转变，但那仍然是由一种时尚意识所决定的……政治报道之后，就是更具时尚气味的比如世界风俗写实、旅行游散记、中外体育、中外电影、名人婚宴、明星行踪乃至都市日常生活指南等，这些内容实际上和政治报道一起构成了《良友》独特的时尚报道体系。”
《良友》不仅改变了民国时期女性的精神世界，她也对近代女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就表示现在，上海女性穿着服饰的改变上面。中国封建社会深受儒学、理学的思想禁锢，尤其是理学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将女性的穿衣打扮都限制在了一个极其具有约束力的框架之中。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女性应当恪守礼仪，她们的衣领必须紧扣起来，长裙必须拖地，女性一旦将肌肤袒露在外边，就表示这个人是不被社会所容，丧失了“妇道”之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即便经历了思想解放潮流，女性仍然不乏旧时代的穿着者。
《良友》率先打破了这一禁锢，在这本画报的杂志中，妇女们穿上了轻薄贴身的旗袍，再搭配一件长马甲与短衫，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旗袍就此诞生。
在《良友》发行初期，旗袍的长度仍然长至脚踝；然而到了30年代初期，旗袍的长度已经允许女性裸露出整个小腿；到30年代中期，以前宽松直线型的旗袍，其裁剪方式改为可以展现女性身体曲线的收腰旗袍，起跑两侧的衩也越开越高，这让女性若隐若现的大腿更加具有魅力。从画报旗袍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上海近代女性逐步摆脱了封建时期的传统穿衣模式，这与他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有着莫大联系。
除了旗袍以外，这本画报中经常刊登一些外国的西洋礼服，还有更加突破传统观念的游泳、骑马等女性的运动服装。为了让中国女性与世界时尚接轨，《良友》也会不定期地刊登一些纽约、巴黎、伦敦这些有着世界时尚中心之称的服装时尚发布会。
欧美服装的流行元素、时尚潮流悄然传入中国，中国女性也开始尝试黑色的小礼帽，更加凸显身材，简单又美观的夏季时装。《良友》对女性物质生活的改变其次，《良友》对于上海女性的影响，还表现在这一时期上海美容护肤品的繁荣上。旧时代的女性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性，已经拥有可以到社会各界工作社交的机会。当一个人融入到社会圈子中去的时候，她必然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外貌，尤其是对于自古以来就有爱美之心的女性而言，外貌上的打扮、改变，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在这样的心理召唤下，画报中开始出现教女性如何对自己的头发、眼睛、嘴唇、指甲进行创造的广告。
当然，有些专注于美容护肤品的商人，也开始向《良友》投放广告，据资料统计，这本画报中关于美容护肤品的广告占有极大比重。各类新型美容护肤品纷纷登场，旁氏白玉霜、三花牌香品都成为了上海女性排着长队积极抢购的女性必备护肤品。
美容广告投放量最大的当属1931年的迪安公司，这家公司以自家美容商品为题，在《良友》画报上推出了10种系列产品，从女性所用的美容水、面香粉、胭脂、画眉笔，再到护手霜都有所涉及，从这些广告就可以看出，这个年代里女性美容产品得到了丰富发展，女性对于自己外貌的注重也更上一层楼。《良友》对女性精神生活的改变
《良友》画报创始人伍联德最后，再来谈谈《良友》给当时上海的女性，所带来精神生活上的改变。自从上海对外开阜后，这座城市成为了西方舶来品和西方文化的巨大输入口，商业经济的繁荣，讲西方社会独特的生活方式传入了上海。
《良友》兴起的时间，正值上海电影业繁荣发展的时间段，所以这份画报中的重要内容，就以当时国内外著名影星的新闻有关。
由于与电影相关的新闻颇多，看电影也逐渐成为了近代女性的一种娱乐消遣方式。除此之外，《良友》还与上海多家照相馆合作，刊登一些充满时尚、写实的摄影照片，所以在那个年代里，如果哪位女性拥有一张在上海照相馆拍的照片，是最值得大肆标榜、炫耀的事情。《良友》这本旧时杂志，在悄无声息间改变了上海女性的生活，解放了她们的思想，也成为了民国年间近代女性生活的记录者和呈现者。
随着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和电视剧《三十而已》的热播，“30+”女性自信自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引发广泛认同。在近百年前，也有一群“姐姐”在文字的海洋中乘风破浪，竭尽全力发声，向女性同胞传递温暖和勇气。
1944年，张爱玲特意谈及一本风靡沪上的女性时尚杂志《玲珑》，说它一面传授美容秘诀，一面教女性如何严防男性攻击。
这本颇具女权意识的杂志创刊于1931年，核心理念是“提倡社会高尚娱乐，增进妇女优美生活”。它的受众主要是受过教育、思想相对先进的女性，它虽不是中国第一本女性杂志，却是第一本直呼读者“姐妹们”而非“君”的女性杂志。
早在1915年，商务印书馆就发行了面向女性读者的《妇女杂志》，涵盖社论、文学、艺术、家政等诸多领域，在全国乃至海外畅销，直至1937年停刊，它仍是民国时期发行最广、时间最长的女性杂志。
《妇女杂志》固然有进步意义，却被部分学者评价为“充满男性说教的厌女刊物”，毕竟，在该刊发行早期，能识文断字的女性只是少数，一些掌握话语权的男性知识分子纷纷变成“女德讲师”，在刊文中细数女性的不是，一面抱怨传统女性既没尽到妻母本分、又抱残守缺如家庭蛀虫，一面嘲讽接受西方教育的新女性是流连社交场合、只懂莺歌燕语的“花瓶”。
其实不只《妇女杂志》如此，“厌女”几乎是当时中国所有女性杂志的基调。在刊文中为弱势同胞仗义执言的女性，不仅会被一些读者批判挑起性别对立、扣上“仇男”的帽子，还可能招致对其发言身份的攻击。这种窘境，直到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伦常、再度反思妇女问题后才逐渐好转，《玲珑》正是这一阶段的产物。
探讨婚恋也是《玲珑》永恒的话题，其中不乏独身主义女性现身说法，劝告为婚姻感到迷茫的女性同胞，“良禽择木而栖，若无良木，也可以不择。”
《玲珑》刊登的《怎样玩玩男子》一文，成为当时女性的“恋爱宝典”—与如今备受诟病的“好嫁风”不同，该文不是教导女性如何迎合男性，而是充满“姐很高贵，渣男不配”的底气，风格活泼，调侃意味十足，即使放在如今的网络语境也不过时。这期的《玲珑》还别开生面地提出“现代女子之三从四德”：从自己的志向、从众人的公意、从人类的公理；公德、私德、节俭的美德、好学的美德。
1936年，《玲珑》刊登《这时代需要哪一种女性》一文，或许可以看作当时新女性的标准，“有能力、有思维、能够劳动，拥有强健的体魄、新颖的思维、不做‘性’的依附、娶亲不要妨碍前程。”在这类文章中，作者普遍强调女性要实现经济独立、灵魂远高于外貌。
此外，《玲珑》也向沪上名媛广泛邀稿，如创刊号中的《我的交际》一文就出自名媛梁佩琴之手，她在文中说：“女子交际要抛开‘一见钟情’的弊病和‘男子都很优秀’的见地。”这与之前男性在《妇女杂志》中嘲讽新女性是“花瓶”形成绝妙的互文。
谈及交际，《玲珑》还有对“女性友谊”的探讨，说女性挚友间的情感绝不亚于兄弟之情或男女之情，可惜很多女性出嫁后就彼此疏远了。
《玲珑》从外观到内涵都领先于它的时代，甚至领先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女性杂志的“继承者们”忘了它在女性议题上的先锋意义，只顾延续它浮华的一面。翻开如今国内的女性时尚杂志，满眼都是奢侈品的广告，除了利用“粉丝经济”收割“饭圈女孩”的钱包，它们似乎都在蛊惑读者沦为消费主义的洗脚婢。两相对比，让人感慨万千。
女性杂志作为全国流行性报刊，以它独特的魅力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随着现代科技日益进步，我们可以从手机电视上获取外界资讯，报纸杂志渐渐没落了，但是杂志在发行初期地位很高，像陈独秀先生创办的《青年杂志》，影响了当代大批青年学子，《妇女杂志》作为第一个报道女性的杂志，成长之路更是艰辛。
一、创办杂志早期之路并不顺畅，守旧派进行破坏
《妇女杂志》创办于1915年，由刚刚经过内部改革的商务印书馆创办，刚开始办《妇女杂志》就受到了很多守旧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女性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抛头露面的不成体统，甚至在刚刚出版的时候还有人进行抵制，但是在那个文化动荡的年代，新思想和旧传统相互交融碰撞，还是有不少女性朋友敢于购买。
二、早期内容倡导女性朋友要懂得生活，解放自己
这本杂志最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认为男女是平等的，是自由的，不应该受到他人的践踏和攻击，作为新时代的女性，既要懂得包容丈夫，更要敢于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出来，要将旧思想通通丢下，要讲文明，将自己打造成新时代的女性，去拥抱新的生活，不能将自己的丈夫作为自己全部的动力，要有自己的空间。
三、《妇女杂志》创办时间长达17年之久
这本杂志虽然在初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但是在新思想的解放潮流之下，这本杂志渐渐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除了女性朋友购买这本杂志之外，也有许多想要通过杂志了解女人的男同志购买，我们必须承认，这本杂志带给了女性很大的帮助，一直发行了17年之久，在民国期间，对女性的影响力最大。
总结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想象这本杂志当时创办时的艰难处境，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本杂志，看到我们的国民是怎样一步步闯出新的天地，国人民智不开发，教育得不到发展，整个国家就会处于一种弱势的状态，永远也强大不起来。
该部分为第一卷到第六卷，本部分主编为王蕴章与朱胡彬夏。从民国肇造开始，介绍各类进步思想的书刊均易成为畅销书。各地出版商抓住商机，以办新派杂志为时髦，而此中更以沪上出版商为甚。但民国初期报界有癸丑报灾一事在前，由之人人自危。因办妇人杂志其内容多以宣扬妇人自强、男女平等及妇人议政等，其言辞不甚刻薄，故而有些报馆则转向此处。或也可挂妇人杂志之名，行消遣文学刊物之实。于是在数年间，《妇女时报》（有正书局、1911）、《女子世界》（中华图书馆、1914）、《中华妇女界》（中华书局、1915）等层出不穷。商务印书馆也在1915年推出《妇女杂志》以抢占市场。自《妇女杂志》创刊至1920年，本志主编由当时鸳鸯蝴蝶派名小说家王蕴章担任。王在此时兼任同社《小说月报》之主编，故而对本志仅可在文章内容上进行调整，至于在社说处立论，则未曾有。王在本志创刊号上仅是发表了一篇《可中亭传奇》，此后也仅在小说等非引导性的栏目上发表文章。本志在此数年间完全提倡贤妻良母主义一点上打转。 在此期间，商务馆亦延请当时女界名人胡彬夏在1916年任该志主编。胡彬夏一般又写作朱胡彬夏（朱为夫姓），此人为第一批留日女留学生，为下田歌子“贤妻良母主义”之信徒及与秋瑾齐名之爱国人士。此人在“贤妻良母”之处为极好之典型。并对杂志之结构稍作适合女学生阅读之调整。《妇女杂志》早期提倡“贤妻良母主义”的主要内容为；使该时代女性在保有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规范之余，并依着科学新知来主持家政，并以家庭改良为要务。“吾妇女欲见重于人，必先为家国社会有所兴作焉”，而“女子可做之事，改良家庭”，“改良家庭即整顿社会”（胡语）。 本部分为第七卷到第十一卷，章锡琛为主编。《妇女杂志》早期的贤妻良母主义其内容相对旧礼教，是极大的革新，但在五四运动时，这种内容对杂志销量造成了较大损害。后有罗家伦等对于该杂志提出批评。于是本志于1919年年末宣告革新（11期宣布主张妇人解放，1920年内文全部改用白话文）。并在1921年年初更换主编。 商务馆馆方本欲使当时任《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兼任《妇女杂志》主编一职，沈固辞之。后此一职由章锡琛担任。章任此职，很大原因是其时钱智修举荐。章在任本志主编前对妇女问题研究不深，但该编辑部有一批得力作者，如；周树人、周建人、沈雁冰、蒋凤子、吴觉农等。章锡琛也以“瑟庐”等笔名译介一批国外文章。在此一年间，编作者逐渐将该杂志的基调由持家转向妇女问题研究讨论。并将此前杂志的位置由引导者转向与读者交流。于是在此期间，杂志销量由五四前的每月两三千份陡然升至此时的每月万份以上，成为“开我妇女杂志界的新纪元”。 但该志以激进态度编辑杂志终非长久之计，其时社会上学界对该杂志之立场多有不忿，此时1925年1月之《新性道德专号》乃成为导火索。章锡琛及周建人因《新性道德专号》中的《新性道德是什么》和《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等文遭到陈大齐等学者批判。商务馆深感事由重大，于是此后即对杂志稿件严加审查。章、周等不得不改变办刊策略，然为时已晚，至该年度第八期，章刊登启事，宣告辞职。后此人离开商务馆另办开明书店。 本部分为第十二卷到第十六卷上半年，主编为杜就田。这部分为妇女杂志内容的低潮期，内容主体为妇女读者来稿。每刊大约二到三个专题，每个征稿专题下大约七至八篇征文，每篇征文约三五千字。内容从女学生的学校生活到持家经验等，每期登载专题大约有两到三月的招募稿件时间。在本阶段，《妇女杂志》沦为“征文杂志”，杂志主体悉为征文，也多次出现出版延期及杂志中错漏字多发现象。不过好在此时杂志内容得到了大批妇女读者的支持，因此前内容在较多女读者看来“欧化色彩较重”、“白话比文言文尤其难懂”（《对于妇女杂志的希望》，11卷12号），还有读者表示，此前杂志内容较多，信息量过大，难以把握，阅读时有压力（同上）。于是在杜就田的折衷办刊路线下，此时的本志以低端路线得到了广大文化层次中等偏上的女学生的支持，并保持了此前的销量。1930年，杜就田提出辞职，离开商务印书馆，本杂志也由此进入下一阶段。 本部分为十六卷下半年到十七卷完结，页面版式调解为第七卷到第十一卷时式样，全书使用同一页码。杂志结构仍使用前一时期的，但作者部分回归。使本杂志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质量得到有效回升。本阶段主编为叶圣陶（1930/7-1931/3）与杨润馀（1931/4—1931/12）。在本阶段中，商务馆为改变《妇女杂志》之颓势，调叶圣陶为本志编辑。但此时商务馆大环境趋向保守，“五四”知识分子多转投开明书店。商务馆出走至开明书店者数量较多。新主编也无意对杂志结构进行整改。 虽在叶执掌主编时，巴金，章锡琛等也为本志撰稿，但大局已颓，且商务大环境对进步知识分子并不理想。于是叶圣陶在1931年即辞职转投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其作者群亦随之转去该志。此后主编由杨润馀担任，其族兄为经济学家杨端六。亦有研究者指出，此时行主编实务者为金仲华，杨为挂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