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来自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耳聋者的听力或许可以逆转。
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如何在耳朵中令那些对听力至关重要的细胞重新生长。
研究团队指出，病毒、遗传学甚至现有药物都可能引发耳朵内少量的毛发再生。
不要小看这些毛发，它们是抓取噪音的第一步。随着年龄增长，当人们过度暴露在较大噪音之下，这些毛发被“杀掉”后并不会自然地重新生长出来。
一旦失去，内耳中的这些毛细胞就无法再生，从而导致永久性的听力受损。
这些毛细胞会对振动做出响应，从而产生微动，并导致神经冲动信号发送到大脑。我们就是在大脑中将其解释为声音。
然而，在其他动物中，比如鸟类、青蛙和鱼类，其内耳周围的细胞（称为耳蜗）则可以变成毛细胞。
尽管科学家尚不清楚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但这很可能是由蛋白质信号传导所驱动的。
研究人员表示，这很有趣，但谈到耳蜗再生，哺乳动物在动物王国中绝对是一朵奇葩。的奇怪之处。科学家分析了其中一种被称为ERBB2的蛋白质，它对新生小鼠的毛细胞有着重要影响。
以往研究表明，ERBB2会参与到新毛细胞的生长。
但最新试验结果证实，那些能够表达ERBB2蛋白质的细胞更可能成为毛细胞。
另外，研究人员还测试了能够触发ERBB2产生的病毒带来的影响。
他们对小鼠进行了基因修改，使其过度地表达ERBB2蛋白，并给予它们能激活该蛋白质的药物。这些药物曾被用于刺激眼睛和胰腺中的细胞再生。
所有这些方法都导致更多的毛细胞产生，相关报道目前已发表在《欧洲神经科学杂志》上。
主要作者帕特里克教授说：“修复听觉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一系列的细胞事件。你必须让那些感官毛细胞再生，这些细胞必须正常运作，并与必要的神经元网络连接。这项研究表明，信号通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激活，这意味着耳蜗具有再生的新方法，最终能够恢复听力。”
据不完全统计，在美国受听力丧失影响的人数约3750万人，英国达1100万人，在中国更多。
这虽然老龄化的正常现象，但它也可能来自病毒感染、糖尿病、耳伤和过度暴露于嘈杂噪音环境等问题。有研究显示，在子宫内接触过烟雾的儿童和以及婴儿，其聋哑的可能性是其两倍。尼古丁会干扰神经中的化学信使，告诉大脑听到的是什么声音。所以，吸烟也会刺激中耳的内层。
不过，科学家对毛细胞的研究，将在未来为听力障碍者带来福音。
联觉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它使大脑同时以多种感官的形式处理数据。例如，有通感的人可能会听到声音，同时也看到它们是彩色的漩涡。这种情况还不完全清楚，但它被认为是遗传性的，它影响的女性多于男性。
联觉并不常见，根据美国心理协会（APA）的数据，这种情况只发生在2000人中的1人左右。这种情况在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中更为普遍；据《今日心理学》报道，这些职业中约有20%至25%的人有这种情况。著名的通感艺术家包括流行歌手洛德，小提琴家凯特琳霍娃，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和大卫霍克尼。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作曲家奥利维尔·梅西恩和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也可能有联觉，根据《美国心理学会》的说法，
，“联觉”一词来自希腊语中“共同感知”的短语根据心理学今天的报道，超过60种通感被报道。大多数有这种症状的人至少经历两种联觉。最常见的联觉类型是字形-颜色联觉，即字母或数字似乎在书写的页面上着色或在头脑中可视化为有色。
一些其他联觉类型包括：
联觉的原因最早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研究的，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对这种情况的研究才半途而废。从那以后，许多神经科学家都对这种情况进行了研究，并且根据《美国心理学会心理学箴言》上的一篇文章，
例如西蒙·巴伦·科恩的研究，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研究联觉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联觉是神经联系过多的结果。通常，每一个感官都被分配到大脑中的不同模块，交叉交流有限。科恩男爵提出，在有联觉的人的大脑中，墙壁被打破，模块之间有更多的交流。然而，科罗拉多州纳洛帕大学的心理学家彼得格罗森巴赫认为，联觉不是重新排列大脑结构，而是发生在单一感觉区从大脑的多个感官区域得到反馈。通常，来自多传感器区域的信息只返回到适当的单传感器区域。格罗森巴赫说，在有通感的人身上，信息会变得混乱。
安大略省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心理学家达芙妮·莫雷尔提出的另一个理论是，每个人都有这些联系，但不是每个人都使用它们。Maurer建议，那些使用连接的人是那些经历联觉的人。
2016年发表在《欧洲神经科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上的一项针对17名参与者的小型研究发现，那些有联觉的人可能在特定的声音和圆形或棱角形之间有更强的心理联系。”这项研究的合著者、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的神经学家克里斯·萨蒂安博士在一份声明中说。直到现在，还不清楚苏
中国神经科学的现状和发展策略
何士刚
一、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正在进入世界水平
我国神经科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林可胜等在协和医学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冯德培，张香桐等人也为中国神经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本文中，笔者分析了神经科学的几个重要杂志，如《神经科学》(Neuroscience)，《神经生理学期刊》(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生理学期刊》(Journal of Physiology)，《比较神经内科学期刊》(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和《欧洲神经科学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中“中国制造”的研究论文，试图展示我国神经科学的现状，探讨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及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文中的数据完全来源于Medline检索。虽然作了最大的努力试图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如为保证计算的只是“中国制造”的论文，只有中国本土单位为署名单位的论文才被统计），但仍不免会有一些遗漏或收集了一部分“合资产品”。当然，用论文数来评价科学研究水平可能有失偏颇，但这毕竟是一个客观指标，相信这些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中国神经科学的发展，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我国神经科学工作者进入世界水平始于80年代末。暨南大学解剖系Luo, CB (or Yew, DT)和第四军医大学鞠躬88，89年相继在《神经科学》上发表了论文。第四军医大学李继硕，同济医科大学Ma, WY在91年，鞠躬在92年相继在《比较神经内科学期刊》发表论文。过去五年中，笔者统计的几本重要杂志上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数量有显著增加，从过去十几年徘徊在每年1－3篇到近五年来的每年十几篇。2003年，中国科学家在这些杂志上发表论文总数达到22篇（图一）。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界最高水平杂志上，中国神经科学家的工作也不断出现。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郭爱克，中科院研究生院陈霖相继于2001，2003年在《科学》（Science），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李朝义，张旭分别于2002年，段树民和蒲慕明于2003在《神经元》（Neuron），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周专，段树民和蒲慕明分别于2002年在《自然·神经科学》（Nature Neuroscience），中科院生
化和细胞研究所裴钢于2002，2003年，清华大学谢佐平，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周专分别于2003年在《神经科学期刊》（Journal of Neuroscience），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李朝义，段树民分别于1999年，2003年，中科院研究生院陈霖于2003年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论文。这说明我国神经科学研究的规模有所扩大，质量有显著提高。
图一、中国科学家历年在神经科学重要杂志发表的论文数（不包括香港、台
湾地区）
二、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很大差距
这样的成绩固然喜人，但我们毫无理由为此而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笔者比较了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日本，德国2003年在神经科学重要和顶尖杂志上的论文数占某一杂志论文总数的百分比（图二）。中国整个大陆地区发表的论文数只和香港或台湾地区接近。日本和德国2003年的论文数是中国大陆地区的10－20倍。这样的差距触目惊心，与中国在世界上大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这种差距主要反映在我国和其他国家对神经科学投入的差别。科学研究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较发达国家要低，生命科学的投入在整个科学研究中所占比例也低于发达国家，神经科学在生命科学中的比例更低。如此几个比例下来，我国神经科学的投入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中国科学院在生命科学的投入仅占20％左右。基金委生命科学的比重虽较大，但有递减的趋势，从2001年的34.56%到2002年的33.87%，在其中神经科学仅占4.46%（2001年），而2002年下降到了
3.90%（基金委的统计限于网上公布的面上项目资助情况）。考察美国科研经费的投入和分配，NIH的经费近五年来增加了一倍，其中只和神经科学有关的两个研究所（精神健康研究所和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所）的比例占了整个NIH的12%强，加上其他研究所中和神经科学相关的内容，NIH经费中15%以上用于神经科学研究
的估计可能并不过分。相比之下，我国对神经科学的投入实在是太悬殊了。
图二、2003年各地区论文数占杂志论文总数百分比
进一步分析发现，高质量论文也基本集中在上海、西安、北京、广州、武汉、山西、河北等少数几个单位，而发表在顶尖杂志上的15篇论文中，有11篇来自同一单位，中国科学院一个今年才发展到13个课题组的研究所－神经科学研究所。
三、发展中国神经科学的策略
值得庆幸的是我国近几届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知识经济的重要性，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因此，教育、科研经费的迅速增加已经是一种共识，但对于增加的经费和资源如何更加合理的配置和使用，也许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为，首先要提高整体研究水平。上述数据分析表明，我国现有的可以产出高水平研究的单位还局限在几个城市中的一小部分单位。如果我们不能迅速扩大研究的群体和规模，很难想像我国能成为神经科学研究的大国（更不要说强国）。因此对于资助生命科学研究的部门，应该借鉴世界强国的策略，确立生命科学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调整生命科学中学科间的比例，以期逐渐接近资源的合理分配。
当然在目前整体研究资源比较局限的情况下，集中部分资源，保证现有的高水平研究机构能够保持并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以期在国际重要和顶尖杂志上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影响，提升我国神经科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纵观科学发展的历程，有着优秀文化的研究机构往往会在科学发展中作出重要贡献（如开文迪许实验室）。而我国神经科学研究的现状，除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开始逐步形成规模外，绝大多数单位都是三、五个课题组的小模型独立研究。在这种情况下，难以产生科学家之间的协同效应及突现性质（emerging properties）。作为政府调控单元，也许应该鼓励形成数个高水平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神经科学研究机构，但这决不是说要搞重复建设，数个不同的研究机构应该有不同的侧重。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听取、尊重科学家们的意见就尤其重要（对于科学决策，梅林教授介绍的NIH基金评审机制非常值得借鉴）。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迅速使中国神经科学研究达到国际水平是至关重要的，并可以通过三方面的策略实现。
一、迅速加强对神经科学的投入。
二、在提高整体研究水平的同时加大对优秀群体支持的力度。
三、形成几个高水平的，有一定规模和研究特色的神经科学研究机构。
奥运金牌、世界小姐花冠说明我们国家正在变得更强壮、更漂亮。科学研究进入世界水平可以说明我们国家也在变得更聪明。没有聪明的头脑的支持，漂亮只是表面的，强壮只是暂时的。因此在关注奥运金牌和世界小姐的同时，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也应该以更大的热忱关注科学研究的进展，使科教兴国的战略真正显现在日常生活中，使我们的国家更强盛，人民更聪明，更健康，更漂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