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著名日报之一。1902年6月17日满族正红旗人英华在天津法租界创刊保皇派报纸，创办人英敛之﹐富商王祝三(郅隆)为主要经济资助人。该报有代派处65个，除国内大中城市外，在南洋、美洲、日本等地也有代销点。日印四、五千份，是当时华北地区一份最引人注意的大型报纸。主要股东有资本家柴天庞、王郅隆、朱志尧、北京天主教堂主教樊国梁、法国公使鲍渥、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严复等。该报除在政治上持保皇立宪立场外，并带有封建买办色彩。自言敢于揭露和攻击清政府的一些弊政，"替穷苦大众说话"，注意反映下层社会的疾苦。英主张变法维新﹐《大公报》遂在北方言论界初露头角。《大公报》突出新闻特性﹐编排醒目美观﹐注重培养人才。尤其是社评﹐力求言之有物﹐见解独特﹐对时政有所批评﹐很快名闻国内﹐《大公报》也一跃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和舆论界的代表之一。1927年以后﹐《大公报》总体上对国民党持支持态度。“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大公报》主张抗日﹐并发表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情况。为了应变﹐《大公报》开始筹备南方各版﹐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天津版于 7月底停刊﹐上海版12月13日停刊。《大公报》同人分赴各地办报﹐先后有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重要的重庆版自1938年12月 1日起出版﹐销售额最高近十万份。它坚持抗日立场﹐鼓舞民心士气﹐对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1941年4月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获荣誉奖章。1941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王芸生接任总编辑﹐曹谷冰﹑金诚夫﹑徐铸成等领导《大公报》。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上海版于1945年11月1日复刊﹐天津版12月1日复刊﹐香港版1948年3月15日复刊﹐重庆版继续出版。《大公报》一度支持过国民党的内战政策﹐1948年后因立场有所改变受到当局迫害﹐重庆版一度被强行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公报》重庆版﹑上海版先后停刊。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旋又恢复原名﹐迁至北京出版﹐主要报导财政经济和国际问题﹐1966年9月10日停刊。香港版出版至今。
1908年回国，张季鸾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因反袁世凯被捕。出狱后，在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
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1942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身后有文集《季鸾文存》传世。张季鸾先生文笔犀利酣畅，在标题制作和版面安排上有独到之处。他和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张季鸾幼年时有点口吃，还体弱多病，但文章却写得又快又好。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季鸾到日本去留过学，学政治经济学。1926年9月1日，他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组建了“新记公司大公报”，同时《大公报》复刊，进入新记时期。他做起了《大公报》的总编辑（时称“主笔”）。在具体的办报活动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
1924年找到昔日留学老友张季鸾、胡政之二人，提议办新闻机构：出一张日报、一份周刊，并办一家通讯社。计划出资5万，办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的独立商业报刊。但由于张季鸾所在《中华新报》迅速倒闭，张北上出任陇海铁路会办，此议搁置。1925年，国闻通讯社与《国闻周报》陷入困境，胡政之遂寻求吴鼎昌帮助，吴此后每月出资300--400元维持，并在此刊物上不定期发表文章。1926年，中原战事吃紧，张季鸾失去陇海铁路会办之职，蛰居天津。胡政之邀其主持国闻周报，张没有答应。时逢《大公报》停刊，于是三人再次合议办报。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名为合组公司，实际上只是吴鼎昌一人出资5万元，胡、张二人出劳力（以后还给重要骨干送荣誉股）。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辞去《大公报》社长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