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的加速发展给现代社会带来了新的契机，人类迈入了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科技时代。下面是我精心推荐的大学科技论文1500字，希望你能有所感触!
论廊坊科技发展的软实力
【摘要】本课题通过调研 总结 廊坊科技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状，发现截至目前支持廊坊科技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并不完善，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还相对缺陷，没有一套成形的廊坊科技风险投资机制，提出构建廊坊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科技风险投资机制的软实力在于应形成廊坊自己的城市社会资本，并进一步提出在城市化过程中，不同城市所形成的社会资本的不同存量，决定着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最后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存在形式及测量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科技发展;社会资本;科技风险投资;软实力
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科技创新在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支撑区域经济增长、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的基础性条件，是全球化条件下决定区域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廊坊地处京津走廊腹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在环首都经济圈、环渤海湾经济圈等大形式下，科技发展成为廊坊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那么廊坊科技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如何呢?
一、廊坊科技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状
目前廊坊科技发展经历了三个里程碑，三个阶段，即从市场环境构建到要素完善到协同发展阶段。
第一个里程碑是廊坊科技谷的建立，标志着廊坊科技发展的市场构建成功。在“十一五”期间以廊坊科技谷的建立为标志，廊坊进入科技发展带动区域发展的阶段。2007年初，廊坊科技谷被联合国列为“联合国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及国际合作示范项目”，是集 财税 政策、资源保障、资金融通、政务服务等方面的扶持于一体的科技创新与实现的场所。随后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中国制浆造纸研究所、国家热工流量仪表检测(研发)中心等单位的中试研发机构相继入驻廊坊科技谷。[1]但是，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的风险投资机构相对缺乏。
政府职能部门及风险投资公司的设立与运行，标志着廊坊科技发展进入要素完善的阶段。截至目前廊坊与科技发展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到社会团体，有廊坊科技局、中小 企业管理 局、中小企业投融资促进会，它们分工协作，共促廊坊科技创新与发展。而河北金冀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成立，是廊坊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2009年9月1日，由廊坊市科技局引进，由天津海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河北省科技投资中心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金1亿元，河北金冀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它是当时廊坊资产规模最大的科技风险投资机构，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和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2]截至2011年6月23日，在通过年审的河北省15家创业投资企业中，廊坊有4家，分别为廊坊开发区科技创业有限公司、荣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原廊坊荣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廊坊市发展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河北金冀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同一省份其他地区相比，廊坊市的风险投资企业数量相对较多。
第三个里程碑是廊坊与中关村科技园区域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标志着廊坊科技发展进入协同发展阶段。2011年7月2日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与廊坊市政府签署《区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建立区域战略合作关系。这将促进廊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布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打造廊坊生态型城市。同时，推动首都经济圈技术创新体系、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推动首都经济圈的发展。[3]
但是，笔者通过文献查阅和电话访谈廊坊市投融资有关部门、相关政府部门、风险投资公司，发现截至目前支持廊坊科技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并不完善，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还相对缺陷，没有一套成形的廊坊科技风险投资机制。
二、廊坊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科技风险投资的软实力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是指个人或机构通过一定方式筹集资本，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将其投入具有高成长潜力的未上市的创业企业，并通过提供管理服务参与企业的经营，以期获取企业创业成功后的高资本增值的一种资本投资方式。科技风险投资是指投资的对象是高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高新技术的风险投资对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高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起着必不可少的催化作用，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是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融资支撑，对区域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的培育、产业结构的调整、创新型社会的建设等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课题认为廊坊科技风险投资机制的软实力建设的关键是应形成廊坊自己的城市社会资本，健康的社会资本环境是引进货币资本的前提和基础。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
“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取得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中。”[4](皮埃尔••布迪厄，1970);“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5](科尔曼);“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6](罗纳德•伯特);“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罗伯特•D.普特南);“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这种规范从两个朋友之间的互惠性规范一直延伸到那些像____或儒教之类的复杂而精巧的教条，牵涉的范围十分广泛。它们必须能够用现实人际关系中的具体事例来说明。互惠性规范潜在地存在于我与所有人的交往之中，但它只是当我与我的朋友交往时才成为现实。”[7](弗朗西斯•福山);“社会资本是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实现经常性活动。”[8](埃利诺•奥斯特罗姆)“自布迪厄和科尔曼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社会资本概念，指的是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涉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9](边燕杰、丘海雄)
我们不能脱离西方学者提出这些定义的社会背景来理解社会资本，既公民社团的普遍存在，尤其在美国，各种身份、年龄、性格的人可以自由组织、参加任何社团――宗教的、道德的、专业的、普通的、正式的、非正式的等等。这些社团是非官方的，非经济的。西方学者把这个因素作为既定的。这些组织对提高其内部成员获得稀缺资源的能力上有很大的帮助，这种帮助促进了社会、经济良性运转。社会资本的托克维尔模型就证明了“志愿性组织一旦启动，是如何有助于提供社会资本和支撑合作的。组织的价值就在于保证个体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互动，从而创造合作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重复博弈。”[10]因此，维持这些组织运转的机制，或者是组织成员之间的互动模式就被看作是社会资本。例如不管是普特南所举的信任、规范，还是科尔曼所说的义务和期望、信息 渠道 、社会规范等。而边燕杰所说的能力其实是获得社会联系的能力，能为其个体带来收益的是他拥有的社会联系，而不是建立这种联系的能力。况且有些能带来收益的联系不需要什么能力就能建立，例如家庭关系等。从西方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来看，他们都试图用社会资本来说明这些组织、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之间的关系，对成员个人获得稀缺资源的作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普特南正是看到美国公民参加社团活动在减少，所以才得出美国的社会资本在下降的结论。那么，究竟是成员之间的关系，或更多关系组成的网络是社会资本，还是维持这些关系的信任、规范，或是成员个体之间的互动模式：互惠、期望是社会资本呢?显然，这些学者都没有完全说清楚这个问题。
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关系网，这些关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诸如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约束下的关系，另一种是在诸如信任、 文化 、宗教信仰、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约束下的关系。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就是能为其所有者带来收益或收益预期的非正式制度约束下的人际关系、组织、组织际关系。组织本身就是一种关系，一种一个群体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结构关系。这样，社会资本就包括三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由一个群体为一定的非赢利目的而组成的民间组织;任何组织之间的非正式的组织际关系。我们把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称为微观社会资本。把后两者称为宏观社会资本。微观社会资本“是由于人们之间的接触、交流、交往、交换等互动过程而发生和发展的”[11]宏观社会资本则是通过成员资格获得的。
(二)城市化与社会资本关系
在城市化过程中，不同城市所形成的社会资本的不同存量，决定着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
有的学者认为“城市化(Urbanization)”不是自古就有的社会过程，而是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的必然现象，是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客观要求。美国社会学家沃思指出：“城市化意味着农村的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全过程。”[4]事实上，不同学科是从不同的角度定义城市化的。经济学强调的是产业结构的转变;社会学强调的是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转变;人口学强调的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从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和农村的主要区别在于城市的产业基础和生活、行为方式与农村不同。城市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产业基础，农业经济时代的城市产业基础是传统商业，工业经济时代的城市产业基础主要是工业，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产业基础则是多元的，比如现代工业、信息产业等现代第三产业。而农村的产业基础永远是农业。相应不同的经济基础，城市也有不同的制度基础。所以，我国城市化的重点应该是建构城市的产业基础和制度基础。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如果从整个国家来说，正式制度――国家制定的制度，一般表现为宪法、法律、制定国家决策的方式(投票人数和投票方式)，以及法官、法庭、警察、官僚机构等类似组织实施的管理条例(Philip Keefer，Mary M.Shirley 2000)，正式制度的设计对城市和农村都是一样的。因此在制度基础的构建中，非正式制度的构建尤为重要。非正式制度是指未得到正式机制支持的各种习惯、内化规则、习俗和礼貌等(Wolfgang Kasper，Manfred E.Streit 2000)，表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就是一种人文环境，是城乡区别的标志。非正式制度中社会资本存量多少决定着城市化的发展程度。
(三)城市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
目前所用的反映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一般都是城市人口所占比重这个单一的指标，不能反映城市化的产业基础，更不能反映城市化的制度基础。要想反映真实的城市化水平必须有一些重要的基础性指标。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市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管理水平、城市的环境质量及其可持续性等，尤其是产业水平和人们生活的非物质水平。人们之间健康、互信、和谐、自由、平等和安全的关系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微观社会资本基础;自由的组织、参与或通过民间非赢利组织来获得政府没有或提供不了的各种服务和权利保护是城市居民的宏观社会资本基础。如果前者在农村表现的更好的话，那么就是后者才是城市真正的吸引力。尤其是在消除了城乡的物质差别之后。也就是说高存量的微观社会资本不一定会必然带来经济繁荣。以独立、适量的民间非赢利组织为存在形式的宏观社会资本可以代表其成员和政府进行谈判、讨价还价。而这些谈判核讨价还价的结果就是正式制度，这样正式制度就充分体现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限制了有侵犯私权可能的政府行为。
如果一个城市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产业基础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又有相应的社会资本来满足人们的非物质需求，那么这个城市一定是人们所喜欢和向往的城市。
(四)城市社会资本的测量
既然城市社会资本存在于微观的人际关系和宏观的民间非赢利组织，那么它的测量也相应的采用不同的 方法 。
社会资本的建构靠的是信任。信任的表现就是合作。肯尼•思•阿罗认为“在那些经济发展落后的许多社会特征中，缺乏的是信任”[12]“经济学认为信任是在重复博弈中，当事人谋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在某种制度下，若博弈会重复发生，则人们会更倾向于相互信任。”[13]
那么怎样才能测量出人际关系的信任和合作程度，实验经济学的一些博弈实验为我们提供了测量方法，如Jean Ensminger1998年在东非的5个村庄所做的4种博弈实验。我们可以采用“基本讨价还价博弈”：“一个参与者被给予一笔固定数目的钱，以他(或她)自己选择的方式与另一个匿名博弈参与者分享。第二个参与者被告知第一个参与者收到的钱的数目和第一个参与者分给第二个参与者的数量。第二个参与者有拒绝第一个参与者的分配方式的权利，如果他拒绝，两个参与者都得不到任何东西。如果第二个参与者接受第一个参与者的建议，他们都可以得到建议者决定的分配数额。”[11]这个博弈模型可以测量出个体在利益约束下的合作意愿水平。
“信任博弈”：“试验者提供一定数额的货币，他(或她)可以保有或者与第二个参与者以某种方式分享。不管他(或她)对第二个参与者提出什么出价，这个出价都会被实验者乘以3，然后第二个参与者有机会向第一个参与者给出一个回报。显然，如果第一个参与者是信任他人的并且第二个参与者是值得信任的，两个人都可以拿走第一个参与者如果出价为0可以独自得到的数额的一倍半。”[11]这个博弈模型可以测量出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
既然城市宏观社会资本以民间非赢利组织的形式存在，我们就可以对不同城市所拥有的民间非赢利组织的数量以及它们的“①组织性，既这些机构都有一定的制度和结构;②私有性，既这些机构都在制度上与国家相分离;③非盈利性，既这些机构都不向他们的经营者或“所有者”提供利润;④自治性，既这些机构都基本上是独立处理各自的事务;⑤自愿性，既这些机构的成员不是法律要求而组成的，这些机构接受一定程度的时间和资金的自愿捐献。”[14]等方面进行测量、对比。我们还可以采用“公共产品博弈”来测量市民参与民间非赢利组织的意愿和积极性：“每个参与者被给予一定数目的现金，他可以把这些现金贡献出一部分或全部给一个‘团体项目’。他们共享出的分额会被实验者乘以2倍并在4个参与者之间平分。所有的贡献都是保密的，除了实验者之外没有人知道每份贡献的数目。”[15]
当然，这些都还有待于实际的操作。实践虽然困难，但是有了方法就有可能对城市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对比，进而进行改进和投资。
参考文献：
[1]廊坊科技谷
[2]廊坊市规模最大科技风险投资机构成立.
[3]中关村科技园与廊坊市建立区域战略合作关系.
[4]田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局限[J].社会科学研究,2001,1.
[5]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鸣与 经验 研究[J].新华文摘,2003,10.
[6]李惠斌,扬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A].锡德•斯考波尔.自上而下的拆散[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5.
[7]弗朗西斯•福山.社会资本、公民社会与发展[J].新华文摘,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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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中国社会科学,2000,2.
[10]李惠斌,扬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A].保罗•F.怀特利.社会资本的起源[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1.
[11]科斯,若斯等.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A].琼•恩斯明格.未开垦的实验经济学:为何制度会发生作用[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86-192.
[12]李惠斌,扬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A].锡德•斯考波尔.自上而下的拆散[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5.
[13]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7.
[14]莱斯特•M.萨拉蒙等著.贾西津,魏玉等译.全球公民社会――非盈利部门视界[M].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5]柯武刚,史漫飞.韩朝华译.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
本文系河北省廊坊市科学技术局研究项目“廊坊科技风险投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002313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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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的科技史
——简记工程物理系的科技发展历程
本篇主要记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建立、发展过程、科技成果以及我对这一历程中若干问题的分析和探讨。
一、工程物理系的成立原因。
首先介绍一下当时的国际背景。1955年，国际局势依然很动荡，刚刚诞生不久的人民政权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捍卫了祖国的安全，使自身得到了稳定。但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先天嫉恨”及朝鲜战场上的失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共和国开始实施经济制裁、政治孤立和军事威胁等手段，妄图用19世纪以来列强欺侮弱国的方式颠覆人民政权。而其中最为严重的和西方国家引以为“法宝”的就是他们手中的“核弹牌”，他们想以此来进行核垄断和核讹诈。
面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党中央毅然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以保卫祖国安全、打破西方威胁。1955年1月14日周总理同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谈话，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情况。1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研究了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并作出了上述决定。同时，会议决定由周总理亲自组织实施。
现在看来，当时作出这一决定主要还是为了研制我国自己的核武器，以捍卫祖国主权。核工业也几乎都是为了军事目的服务的，并没有形成后来有关核工业对国民经济重要性的深刻认识。这可以从当时核工业无一例外均为军工企业的情况看出。当然，这也是当时的危险国际环境决定的，国家安全是迫切而最为重要的一环。
为了开创和发展原子能事业，急需培养大批原子能方面的技术干部。在人才培养方面，采取了几项措施：
1、 由刘杰、张劲夫、钱三强、蒋南翔等组成领导小组，加强对原子能干部培养工作的领导。
2、 经国务院批准，由钱三强、蒋南翔负责，在苏联、东欧的中国留学生中，选拔专业相近的学生，改学原子能专业。
3、 1955年夏开始，在北大成立物理研究室（后改技术物理系），在清华筹建工程物理系。
4、 高教部于1956年9月组织了一个以蒋南翔为团长，周培源、钱伟长、胡济民等为团员的中国高等教育考察团访苏，了解苏联培养原子能干部的有关情况。
5、 1956年3月，周总理正式批复同意高教部的《关于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干部的方案及有关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确定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增设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专业。
（这其中第2、第4条显然得益于当时中苏交好的国际背景。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又同样面对西方势力的威胁，这让苏联这位领先一步的“老大哥”有意愿帮助中国开展有关工作，组成实质上的坚强联盟。由此可以看出国际大背景对国内一些具体事件的发生、发展是大有影响的。）
正如上列的人才培养措施所示，清华大学将成立工程物理系，这便是工物系成立的开端。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并不是由工物系及北大的技物系主要完成的。他们中有部分教师和学生参与了一些辅助性的外围工作，不是主力军。那项任务主要是由归国的爱国专家及他们抽调的科研人员在极为隐秘的情况下完成的。但工物系的成立起到了培养核能事业后备军的重要作用，这能够保证我国在这一关键技术领域长期发展从而间接起到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生活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成立工物系确实是党中央和具体项目领导小组成员的远见卓识。
二、工物系的筹建。
蒋南翔校长回国后，于1955年11月向国务院上交了访苏报告，拟定在清华大学设立实验核子物理、同位素物理、远距离自动控制、电子学技术、无线电物理、半导体及电解质、空气动力学、固体物理、热物理及稀有元素分离工艺共十个新专业。实际上，当时除远距离自动控制专业外，其余九个专业皆设立或启动于即将成立的工程物理系。
在师资方面，蒋南翔校长分别向高教部和北京市提出请求，为工物系配备优良师资。在中央的支持下，何东昌同志留任工物系系主任，天津大学的汪家鼎、石油工业部的李文才、留美回国的李恒德、留苏归国的张札等一些专家、教授、教师陆续调入了工物系。学校当时还从其他系和教研组抽调了许多优秀教师到工物系。蒋南翔校长在苏联考察期间，与我驻苏联大使馆有关人员商定了一部分留苏学生改学原子能专业，为师资作准备。
在招生方面，1955年以机械系工程物理专业招收一年级新生四个班，1955年9月，由北外俄语专修班调入一个年级新生一个班，1956年春由校内机械等系又调入55级学生两个班，组成一年级。同时于1955年秋由机械、动力、电机等系调入53级学生46人组成三年级，调入54级学生54人组成而年级。这样，初期的学生已经初具规模。
学校1955-1956年度第十一次校务行政会议和1956-1957年度校务行政会第一次会议，分别讨论57年本校基建任务和通过1957年房屋基本建设任务时，决定列入建设工程物理管，面积15000平方米。1958年7月建成，实际建筑面积12000多平方米。
在各种条件初步具备的情况下，1956年10月27日，1956-1957年度校务行政会议第二次会议“议决：成立工程物理系，由何东昌同志担任系主任”。
这就是工程物理系的成立过程。
三、建系到文革前。
在这一阶段，工物系从平地起家，艰苦奋斗，建立系领导班子，筹集教师队伍，设置各专业教研组及相应的实验室，开出了全部课程，建立了核反应堆，创建了核科学技术教学科研基地“200＃”，培养了我国首批核科技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在艰苦的核国防、核工业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工物系进入了第一个辉煌期。
在这个阶段，教研组是教学、科研实体，与专业或专门化一一对应。初期只是专业小组，1958年后才陆续正式成立各教研组，分别是：核电子学教研组，实验核物理教研组，加速器教研组，计量防护教研组，理论物理教研组，同位素分离教研组，核材料教研组，反应堆教研组，放射化工教研组。
当时条件极为艰苦，大多数教研组都可谓“一穷二白”，白手起家。比如说实验核物理教研组，当时实验课开课的工作量和困难都很大。要做核物理实验，先要试制探测器，气体探测器的试制是在真空专家何增禄教授指导下，从建立特殊的玻璃真空系统开始的。为准备闪烁探测器实验，先到北大、261厂学习制作碘化钠晶体，而当时他们也尚未研制成功。组内每人一个题目，想方设法去完成。终于一年后为物9班开出了第一批核探测器方面的实验课。
但尽管条件很差，教研组的教师和部分同学还是取得了非常优秀的科研成果。对于实验核物理教研组，1959－1960年，在苏联专家别尔金和科学院梅镇岳教授的指导下，开展了光核反应、中子物理研究，并以“真刀真枪”的方式，让学生在科研任务中作毕业设计。该组还解决了高温、高压、高辐射条件下的真空密封等工艺问题，在全国首先研制成功的核反应堆控制用的电离室，解决了苏联封锁的难题。对于核电子学教研组，一方面从基础教学做起，一方面和北大、原子能所一起，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研制当时国际水平的100道多道分析器和线性脉冲放大器。为了贯彻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方针，组织师生设计、制造单道谱仪，每套由高压电源、进位器、线性放大器、单道脉冲幅度分析器等组成，后来这套仪器转给了营口电子仪器厂批量生产。再比方说加速器教研组，1955年蒋南翔校长访苏期间从苏联购买了一台25 MeV的电子感应加速器，苏方派专家到我校指导安装调试和应用。25MeV加速器1958年底曾达到过额定指标，但不稳定。1959年苏联专家撤走时，加速器γ射线输出为零。1960年实验室依靠年轻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采用了磁场补偿方法，不仅使加速器工作稳定了，而且射线输出超过原设计指标50％。其间实验核物理组的工作人员利用该加速器开展了建系以来第一批核反应研究。1958－1962年还建成了400KeV高压倍加器，实验核物理的工作人员在其上开展了中子物理实验研究。1959年还设计、制造了我国首台5MeV电子感应加速器，1963－1964年出束。1965年建成了2.5MeV电子回旋加速器。教学方面，1956－1959年曾聘请苏联专家讲授加速器的原理，并编写了《粒子加速器物理基础》一书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的加速器教科书。计量防护教研组主要从事课程建设，同时配合200＃的建堆，参加了反应堆屏蔽的理论计算和设计工作。还结合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组织翻译了“反应堆屏蔽手册”等书籍。此外，理论物理教研组、同位素分离教研组、核材料教研组、反应堆教研组以及放射化工教研组也都取得了大量的科研成果，不再赘述。
在教师方面， 这一时期主要采取了四项措施来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由校内调入年轻教师，边干边学，边学边教，虚心向校内外的专家和书本学习请教；引进优秀人才,如从浙江大学、天津大学、留苏、留美的科研专家中抽调优秀人才;按德才兼备原则选拔优秀学生，进行培养，让他们学与教“双肩挑”，提前工作压担子，早日得到科研教学锻炼；聘请苏联专家。这些措施对工物系师资水平的提升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文革前工物系招收和部分调入的各级学生，坚持了高标准，录取分数和政治条件都是全校最高的。建系初期的教师、学生情况，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献身祖国原子能事业的向往和自豪，也充分说明了国家、学校对培养原子能干部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我还想谈一点关于专业调整变动的看法。这一时期，起初拟定在工物系设定十各专业，后来将放射性稀有元素工艺学专业调往化工系，远距离机械及自动化装置放在了电机系，电子学专业、无线电物理专业、电介质及半导体专业在1957年调入新成立的电子系。若将目光放到文革后，则会发现工物系的理论物理、固体物理、核物理教研组调往复建的物理系，生物物理研究室也调入了生物系，材料科学专业调入了材料系。
这一切变动无疑反映了校方对于各专业更为科学的认识与分类。从实际上讲，布局也确实更为合理，但却使工物系的规模不断缩小，专业、学生数也越来越少。起初庞大的工物系确实称得上是工程和物理的大结合，专业众多，系统庞大。但经历了几次调整之后工物系几乎只剩“核”了，也许这是专业的回归吧，毕竟原本就是为了“核”这一核心服务的，但却令现在的许多人对工物系是干什么的莫不着头脑。全是以核为中心难道仍可以称其为“工程物理”吗？系名似有不妥，应当与时俱进才对。当然，系内专业的变动也与国家方针有关。起初建系主要在于培养与核有关的各方面人才，无论无线电、半导体、热物理，还是电子学及自动化，只要与核相关、核工程实施中需要就全部纳入、统筹培养。实质上这是形成了一个团队，内部成员各司专业，一起做核工程的事便几乎不缺少其他专业的专业生了。这倒也是一种短期内满足国家迫切需求的方式，与国家意志相一致。但随着后来对各学科的深入认识，大家发现电子学、材料学等也各有一大片重要应用天地，其意义不亚于核工程，所以国家及学校逐渐进行了调整，以便更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和我国科技水平的全面进步。以工物系形式上的部分牺牲换来了更好地为国家服务，我想这也是值得的。当然，工物系也与时俱进地新建立了一些专业方向，拓展了核科学技术地应用和研究范围，这是后话。
四、文革十年其间
1966年5月到1970年五月教育工作陷入完全停顿地状态，大部分涓埃哦是下放到农场劳动。在此期间，由军宣队与工宣队组织的“革命委员会”领导全系工作，废除原教研组建制，实行班、排、连体制，强行系、厂并，将原工物系所属专业大部分并入试化厂200＃。所属教师参加该厂的“斗、批、改”及厂内有关的科研、生产、教学工作。
广大教师虽身受多种干扰，仍然想方设法多给国家做一点有益的教学、科研工作。广大学员来自基层，文化基础参差不齐。为了使学员们学懂、学好，教师们认真编写教材，深入工厂进行调查研究，结合实际讲解，还进行开门办学，理论联系实际搞技术革新，如带领学员们到水泥厂安装料位计、到燃料元件厂参加生产实验等。大多数学员很珍惜乱中难得的学习机会，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学员毕业后，很多人继续学习和深造，他们成了各领域的骨干人才。
文革中，科研处于半停顿状态，工物系取得较大进展的项目有两项：一是同位素离心分离技术的研究，改进型第二代离心机研制成功;二是加速器项目，1974年作为技术牵头单位参加了北京市组织的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会战，建成了国内首台医用行波电子直线加速器，并投入医院使用。
五、1977年到1995年。
消除文革的影响，尽快恢复教学科研秩序；调整、改革，探索、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求得新的发展，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广大教师开始学习使用计算机，更新实验仪器，重新编写课程讲义、实验讲义，恢复、调整和重建大部分实验室。
随着核工业的逐步复兴，为了满足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的人才需求，从1992级开始每年招收第二学士学位“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一个班。为适应我国核电发展的需要，还为大亚湾核电站等单位举办了多届继续教育培训班。
这个阶段，工物系有“核电子学”，“反应堆物理”和“智能物理仪器”等三门课程被评为清华大学一类课，“核电子学”教材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和核工业部优秀教材特等奖，“离心分离理论”教材获国家优秀教材奖。
在此期间，科研也逐步有了较大发展，完成了国家“六五”“七五”科技攻关项目中的铀同位素分离研究、核电安全分析等13各课题，以及“863”高技术项目――快中子反应堆方面的课题、实验工业CT研究等。承担了“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大型集装箱无损检测技术”、“海关大型货物在线检测用加速器”、“铀同位素分离技术”等的研究。
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984年10月，工物系与海淀区联合成立了以研制开发工业核仪表为主的新技术企业“北京华海新技术开发公司”，这个公司是中关村和学校的第一批新技术企业之一。它对成果转化、新技术企业的兴起以及核技术的推广应用，起了一定的带头作用。
六、1996年至今。
1995年9月成立了核技术研究所，撤销教研组设置。与此同时，实施了系管教学、所管科研的机制。系机关也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化。这些系内体制和管理机制的改革对工物系在新时期的更好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力。
在“九五”“十五”期间，工物系完成了“九五”攻关项目、“十五”专项项目――离心法分离同位素的实验研究，“九五”攻关项目、“H986工程”项目――移动式大型集装箱检测系统的研制；“十五”攻关项目、“985”项目――大型高能工业CT样机的研制等等。基础研究方面，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型工业螺旋 CT 关键物理与技术问题研究”；和物理系等共同承担的973项目“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HXMT”取得较好进展。还承担了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低温等离子体辅助制备纳电子期间单元机理的研究、球形环等离子体电流非感应建立及维持的研究”。教育部重大平台“公共灾害防治科技创新平台”等课题。这些只是具有代表性的较大项目，工物系另外承担的项目还有很多，这里不再详细列举。
1996年开始对大型集装箱检查系统进行成果转化。通过1997年同方公司投资组建的企业（即现在的“威视股份”）的形式实施集装箱系统成果转化，在成果转化过程中探索出了“带土移植，回报苗圃”的新模式，推出了固定式、车载移动式、组合移动式系列集装箱检查系统。
工物系研制的煤灰分测量技术、低温启动器装置等的成果转化都取得了新进展。2005年，为了促进学科发展、促进公共安全科技成果的转化，组建了以开发公共安全产品为主的辰安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在这一阶段，实验室水平进一步提高，且数量增加。新建成了“等离子体科学与聚变实验室”，“公共安全科学与技术实验室”。“电磁兼容实验室”等。“粒子技术与辐射成像实验室”被定为国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物理分离实验室”被评为清华大学一级实验室。各实验室都新增加了很多先进的仪器设备。
七、个人感受。
工物系的科技成果成绩斐然，，而它在科研体制方面的探索业是有很多优秀成果的，如系管教学、所管科研的新型体制的建立，定向生培养模式以及与时俱进地调整专业设置、更好地适应社会和国家需要等等，都极有借鉴意义。这些也是工物系领导和教师地智慧结晶。而科学建制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科技史资料中得到这一启示。
当然，我认为工物系还应当在一些方面进行改进。作为大一学生，我不可能深入了解到科研、管理方面的内容，只能就教学方面从我作为学生的角度谈一点感受。我认为工物系应当在大一上下学期都增加一两门专业概论性质的课程，而不是推迟到暑假小学期时才开始。这样能让学生更早、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将来所从事地专业，了解其需求的各种能力，更有针对性地指导自己平时地学习。这样的话我想大家的积极性和效率会更高；其二，我认为系里应当多组织学生参观实验室，简要介绍相关设备的功能、原理和应用，以及实验室的主要科技成果和历史，而不是让学生自己去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安排与督导，大家可能会很少去关注那些看起来冷冰冰的仪器设备什么的。我认为组织统一参观可以开阔学生视野、启迪学生思维，这对学生的成长时大有益处的;其三，应当尽早（如大一）向学生介绍将来转也的各个研究方向，以便学生心中有底，平时能够更多地去了解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对将来选择那个方向结合自身特点作出更为合理的判断，从而避免掉推研时在短期内盲目地去跟风，既不了解研究方向，也不知道自己地兴趣点。
工物系已成立五十多年了，五十多年以来，在工物系工作过的教职工上千人，在工物系学习过地学生近万人，系友中有23名两院院士，13名共和国将军，一批党和国家领导干部、海内外学者、企业家，还有一大批在国防和国家重点单位的各种岗位上辛勤奉献、成绩卓著的无名英雄。工物系书写了半个世纪的辉煌篇章。
在新的征途上，我想工物系一定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祝福工物……
工物系 核71班 马晓
2007011769
参考书目：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建系50周年纪念文集》 王金爱/刑振华/戚群力主编 2006年9月
《清华大学与中国近现代科技》 杨舰/戴吾三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年1月
一、高校缺乏动力
科技成果转化对高校教师评职称、写论文往往没有多大帮助，科技成果转化在应用科学技术研究课题中没有考核指标。众所周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一个较为漫长费力的过程，如果转化科研成果还不如多做几个国家重点课题，那么科研机构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二、企业对接高校困难
就目前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现状来看，企业和高校对接非常困难，“很多高校技术要作价入股的话，流程大概要走半年到一年，企业‘怨声载道’，一些项目甚至根本就开展不下去。众所周知，前沿科技往往具备较强的前瞻性，需要和时间赛跑，如果说因为对接困难，导致错过了最佳时机，那么科技成果的经济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三、资金问题；存在回报周期长。比如登月费用回收可能十年，甚至几十年、上百年；存在投入大、资金困难，比如哈勃望远镜造价200个亿都不止。也就是有的科研成果投入大、周期长，致使资金是最大的难点。解决的办法，只有将中产阶级的钱拿出来。如果资金充足，也就是俗话说有了钱，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就不存在难点，就没有如何解决的问题了。即：说一千道一万都是钱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