桀骜不驯
思想家刘小枫曾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四组代群：“五四”一代、“解放”一代（三四十年代生长，五六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四五”一代与“游戏的一代”。学者何家栋也有类似观点，他将20世纪中国思想家大致分成五代：世纪之交的一代、“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和世纪末的一代，而这个道统的主链是梁启超——胡适——顾准。
当我们问及冯兰瑞，她属于哪一代知识分子时，她回答说，“按组织规定，1937年七七事变前参加革命的，都算红军。我是1934年初二被迫辍学后参加星光读书会，1937年春天参加自强读书会、救国会，勉强可以算‘一二九’一代吧。后来就是‘三八’式，我1938年1月入党。算‘三八’式也可以。”
冯兰瑞1920年9月生于贵阳的一个小康之家。在青年岁月，她和那个时代的优秀青年走着相同的思想之路。那一代人的追求，是争取民族解放，实行民主制度，发展经济，建设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以及争取个人的自由和解放。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贵阳时，11岁的冯兰瑞就跟随姐姐上街游行，大同学高呼“誓死不当亡国奴”的镜头深深印在她的脑海中。而到上高中时，她已三次被学校开除，第一次的起因是同教师辩论，第二次是因为挽留校长，到教育厅请愿，第三次则是因为与教会学校的“洋教士”发生冲突。
这个桀骜不驯的女子，终于在第三次辍学后不再上学。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名言帮助她作出了选择。从星光读书会、自强读书会到“重庆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她逐渐成长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这个时期对她人生道路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六舅谢凡生。这个长她7岁的舅舅，1931年离开家乡贵阳去了上海。舅舅请她父亲劝外婆允许他外出上学，他在信中说：“我的前途是要靠我自己来创造的。”在他，这意味着要走革命之路。在11岁的冯兰瑞心中，这有着某种人生启示的意味。爱好音乐、选修小提琴的舅舅，在上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后遭遇逮捕，酷刑夺去了他的左腿。
当亲友们将谢凡生营救回家乡时，冯兰瑞也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舅舅给她的最大影响，是让她有机会看到许多进步书籍，比如高尔基的《母亲》、绥那菲莫维奇的《铁流》等等。其中，《地底下的俄罗斯》、《俄罗斯十女杰》是她印象最深的两本。
1938年初，18岁的冯兰瑞在重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白天在外搞青年救亡运动，晚上刻蜡版印文件。
1940年，为逃脱国民党的多次追捕，冯兰瑞终于前往当时进步青年心中的圣地——延安。中央组织部分配她到中共中央青委，参加编写青年运动史。在完成十年内战青运史的同时，她还写了一本《徐特立传》。1946年秋，冯兰瑞与李昌结婚。随着战局的变化以及李昌工作的调动，她先后在张家口的《晋察冀日报》、华北军区《战友杂志》、上海《青年报》（担任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国青年报》、《哈尔滨日报》工作。青年时期的冯兰瑞一直让自身随着革命的洪流前进，到1954年时，她终于有了一点自己的职业选择。时任《哈尔滨日报》总编辑的她，兴趣从报刊编辑向学术方面转移。她放弃了报社的领导岗位，考入中央高级党校（即日后的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
文革中，“走资派”冯兰瑞和“黑帮”李昌在河南干校被分别监督劳动改造，但她一直没有中断看书学习。1974年，西方国家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当时于光远找到回京治病的冯兰瑞和几个人合作，选编《马恩列斯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书。此后，在国务院政研室和社科院，冯兰瑞都是在于光远的领导下工作。多年共同的经历让他们之间形成了深厚的友谊。
刀光剑影
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建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个由他领导的“秀才班子”，后来被“四人帮”称为“邓记谣言制造公司”。冯兰瑞亲身经历了这个只存在四载的机构的风风雨雨，她清晰地记得政研室先是同“四人帮”继而和“凡是派”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她前几年所写的回忆文章“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在文中，冯兰瑞对政研室负责人之一胡乔木在“批邓”运动中的动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周总理去世时，我们都很悲伤。毛主席去世时，大家却很迷茫，不知道国家会怎么走。”冯兰瑞说。在“四人帮”倒台后，批邓仍在继续。1977年2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两报一刊”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文中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但就在这个当时的“最高指示”发布后没几天，首都经济学界就在于光远的倡导下召开了第一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冯兰瑞说，会议实际上就是用行动突破“两个凡是”。1977年至1978年，经济学界举行过四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这些讨论，构成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部分。
除参加会议外，冯兰瑞还与苏绍智合作，在《人民日报》发表多篇文章，如《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此文获198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等等。以后冯又参加了政研室集体写作《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这是一篇按劳分配理论讨论总结性的文章，经过邓小平审阅，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于1978年5月5日于《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全国各大报同日转载，中央台即日广播。
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之争已与今日的热门话题相距甚远，人们很难领略其中的风险、艰辛和要害。理论争论的背后，是社会发展的实际困境。冯兰瑞说：“当时工人的生活非常困苦。我们政研室去一些地方调查，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那时候实行平均主义，八级工资制级差很小。民间流传‘四个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快干慢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奖金取消了，计件工资也停了。缺乏激励机制，大锅饭无法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生产上不去，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在冲破“凡是派”的障碍后，思想理论领域仍有无数暗礁。在冯兰瑞看来，1979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思想解放的高峰。而且，从1976年“四人帮”垮台到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前半段，可以说是上个世纪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第一次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有过一段暂短的自由思想争鸣。她近年来多次提到思想理论界的坎坷的开端——“阶段风波”，就发生在理论务虚会闭幕不久以后。
在这次务虚会上，冯兰瑞与苏绍智有一个联合发言《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文章后来在《经济研究》的1979年第5期上发表。他们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必然要经过发展程度不同的若干过渡阶段。该文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两位“理论权威”指责他们，说此文“否定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多次开会组织批判文章，而且不许发表作者的反批评。当时有“三中全会以来第一个割理论界喉管事件”之称（这时，张志新临刑被割喉管之事刚刚报道）。直到中央文件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对这篇文章的指责才告结束。
李锐与冯兰瑞在1940年的延安相识，他曾对这些往事评价道，“我常感到，当年从大后方去延安的女同志多矣，能够像冯兰瑞这样，如此英勇奋斗，决不向‘左’的权势弯腰，在学术上获得如此成就，真是太少了。”
冯兰瑞在自己的最新文集中感叹道，历史是不能忘却的，人们往往“忽略了存在于平静沧海万顷碧波下的险滩暗礁”。本想尘封往事的她，近年来又拿起笔，记录她曾经历的思想战场的刀光剑影。
修竹成林
社会主义有没有失业、劳动力是不是商品，这样的话题早已消失在今人视野之外。但在80年代，这仍是意识形态的禁区，而且影响到经济体制改革的诸多举措。冯兰瑞很早就关注这些话题，阐述自己的看法。她是国内最早研究劳动就业理论并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1980年发表的《劳动就业问题六议》等文章，指出我国现阶段不可能消灭失业，1988年，她率先提出以劳动力的市场配置取代行政配置，并明确了劳动力的商品性质。
为了研究体制改革和劳动就业问题，冯兰瑞曾去四川、安徽、浙江三省进行经济调查。她记得有一次在芜湖，看到那些“集体家庭宿舍”，每个不到20平米的房间住着两三家人。各家一张床，床前挂着布幔“隔开”。床头地上放着煤球和炉子、锅瓢碗盏、脚盆、脸盆和便盆。职工居住条件之恶劣，惨不忍睹。几家夫妻子女男女老幼同住一室，诸多不便，经常吵架和发生矛盾，就像恩格斯描绘的贫民窟。这些情景，“促使我不能不去关心、去研究他们的劳动工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想到一眨眼就是20年。”
冯兰瑞后来的研究工作，越来越进入社会现实层面。1993年，已73岁高龄的她，进入新的研究领域——社会保障。针对当时“多家分管、条块分割、政事不分、缺乏监督”的状况，她提出应“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1996年她发表了《中国第三个失业高峰的情况和对策》，该文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国内外报刊转载摘登和引用的达30多家，并于1997年获《新华文摘》第一届“我印象最深的文章”作品一等奖。
在新世纪，她的研究从城市化、允许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深入到公民的迁徙问题，由此写了一篇题为《恢复“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权利——对修改宪法的一点建议》，在《同舟共进》第6期发表，并送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参考。
今日的冯兰瑞依旧思维敏锐，关心国事。在聊天中，她提及去年沸沸扬扬的“郎旋风”。在她看来，郎咸平提出了国企改革中的问题，但并非首创。一些学者在10年前就对此有所关注，比如历史学家秦晖曾经连发四篇“论公平至上”，吴敬琏也曾提出要防止权贵资产阶级的出现。
关于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冯兰瑞也有自己的见解。她在几次会议上提出，要防止有人打着反“新自由主义”的招牌，来反对改革。“这个改革不仅仅是经济改革，也包括其他领域。”
我们在冯兰瑞的口述历史中穿梭了3个小时，85岁的她依旧神采飞扬。最后，她向我们，也向所有后辈提出两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这或许也是贯穿她的学术生涯的命题。
离开冯老的家时，我们在院子里看到一片小竹林。她将自己的屋子称作“倚竹斋”，典出清代诗人黄仲则的《都门秋思四首》。1972年，一家人陆续从干校和边陲返京。造反派走后，院子里满是垃圾、杂草和碎石，假山、凉亭、喷水池都破败不堪。每到黄昏寂寥或中夜不寐，她就想起黄仲则的“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一次香山之行让她发现，原来北方同样宜竹，于是就在东侧窗下栽种了一株毛竹。现在，竹已成林。
少年时代在北安、克山读书。1946年3月参加革命，在黑龙江日报做拣字工，后来做通联干事、记者、编辑、总编室主任。1954年起任黑龙江广播电视副台长兼总编辑、省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哈尔滨日报副总编。1955年9月至1957年12月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之后任省委宣传部副处长、处长、办公室主任、省委第二书记秘书。1972年重新工作后，任省革委宣传组工作人员、副组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1986年2月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1988年1月被选为副省长。后任黑龙江省第六届政协副主席。
尚志市苇河镇有4个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行政村，他们分别是用革命英雄李兆麟、赵尚志引、张化一和穆景周名字命名的兆麟村、尚志村、化一村和景周村。全镇13个村，有4个英雄村，这种现象在哈尔滨市独一无二。 英雄穆景周，曾是哈尔滨日报社社长。记者到苇河镇采访英雄村，正在编辑镇志的老干部李春林告诉记者一件大事儿：英雄穆景周曾是哈尔滨日报社社长，并随手递过一本《尚志县志》。据记载，穆景周是光复后民主政府派往苇河县的第一任县长。1946年1月中旬，穆景周到任的第三天，遭到当地反动武装的突然袭击，在四棵松村被秘密杀害，时年55岁。穆景周，1891年出生在阿城市永增源，即现在的永源镇。毕业于哈尔滨商业学校，后在市滨江小学任教，1923年2月到9月曾任哈尔滨《晨光报》主笔。1926年6月，穆景周应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书记吴丽石邀请，以国民党哈尔滨市特别支部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办起了《哈尔滨日报》，穆景周任社长，吴丽石为总编辑。《哈尔滨日报》名义上为国民党的机关报，实际上成了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的机关报。该报把反日斗争作为重点，不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东北的阴谋。1926年10月，吉林省警察厅以搞赤化宣传的罪名，查封了《哈尔滨日报》，穆景周等遭到通缉。1926年冬，穆景周在大连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穆景周按党的指示参加了“南昌起义”并随军到了广东省。其后，穆景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直到1945年光复后，穆景周才通过学生，时任松江省哈东专员公署专员的何延川介绍，重新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原苇河县政府决定，将穆景周就义地———四棵松村，命名为景周村。尽管穆景周当年创办的《哈尔滨日报》与1945年中共哈尔滨市委创办的《哈尔滨日报》没有联系，但丝毫不差的“哈尔滨日报”5个字，以及同为党领导下的宣传报道工作，还是让记者不能忘怀。 4个英雄村，兆麟村和尚志村位于苇河镇内，化一村和景周村则处于较偏僻山区，但分别以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创造了全省著名的土特产品、地板块和食用菌基地，走上了共同的小康之路。 景周村距苇河镇最远，全村有7000多亩耕地。党支部书记吕高义介绍，全村有一半的耕地用于土特产品生产，经济效益非常显著。景周村种了2000多亩山芝麻，每亩效益相当于一般大田作物的两倍，2000亩地差不多相当于全部耕地的效益。这个村还种有500多亩平贝，按最低价格计算，每亩的效益是大田作物的七八倍，也接近一半耕地的效益。吕高义的言下之意是，最偏远的景周村已进入苇河镇最富裕的村屯之列。化一村原为三块石村，1945年原苇河县公安局长张化一被土匪杀害，当地政府为纪念他而将三块石村命名为化一村。化一村有9000多亩耕地，却拥有近万亩林地，老支书董文久在化一村任职30多年，不但创办了全市最早的菜籽生产协会，让一大批农民早早致富，还坚持30年栽树不止，为化一村留下了一座绿色银行。今天的化一村，已形成了药材、木耳和蔬菜籽种等三个主导产业。也正是在化一、景周等村的主导下，苇河镇成为哈东地区最大的土特产生产及流通基地。与景周村、化一村相比，坐落在苇河镇内的兆麟村和尚志村则显得人多地少，但由于区位优势，两个村的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相对活跃，经济发展也领先一步。兆麟村党支部书记倪基银说，两个村相当多的村民都从事工副业生产，其中有100多个地板块生产大户，他们从俄罗斯等地收购木材，加工成地板块毛坯，十多万立方米地板块行销全国各地，使苇河镇成为全省最大的地板块粗加工基地。倪基银说，兆麟村和尚志村的地板块生产，产生了大量废弃物———木屑，过去扔掉都没有合适的地方，而现在却成了抢手货，原因是以木耳为主的食用菌生产迅速展开，由前几年几百万袋增加到今年的1.5亿袋。因此，苇河镇也成为全省较大的木耳生产基地。倪基银说，兆麟、尚志两村村集体积累均超过了百万元，两村村民几年前就已免交农业税费。去年，这两村村民人均收入达到4500多元，比山里的化一、景周村高出六七百元，但从近年的发展来看，4个村的村民收入正逐渐接近。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的名誉会长为穆青（新华社原社长）、邵华泽（人民日报社社长）、徐光春（中宣部副部长）。顾问为南振中（新华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孙忠同（解放军报社社长）、王晨（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徐心华（经济日报社社长）、梁衡（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第一任会长为新华社研究员蒋齐生。1995年8月起，由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范敬宜担任会长。会长委托、理事会议通过社团法人代表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新华社研究员胡颖。主要负责人还有徐祖根（新华社摄影部主任）、许必华（新华社高级记者）、舒野（经济日报社高级记者）、张芬之（新闻出版报社总编辑）、卢吉安（湖北日报社社长）、高兴烈（深圳商报社总编辑）、王建男（哈尔滨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罗昌林（重庆日报社副社长兼重庆晚报社总编辑）、苏继常（新疆经济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王继栋（吉林日报社高级记者）、蒋铎（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等。
我想通俗易懂地直接问答你这个问题，过深的东西就不多说浪费你的时间了。
在我国，报纸既是一种媒体，又被当作舆论工具，当作国家公器的。所以，自从报纸在我国诞生以来，就一直被国家养着，成了国营事业单位。就是有奶水吃，饿不死。因为国家需要报纸为宣传服务。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报纸作为一个传播产业必然也受到影响。国家逐渐放弃了一大部分报纸，断了奶水，让他们自生自灭，自己养活自己。于是很多报纸就要学会自己赚钱了，自己靠报纸来养活自己，就有了报纸经营，建了很多公司比如广告公司、发行公司、信息咨询公司、传媒文化公司……有的还成立了报业集团，搞大了呢。反正就是利用报纸资源创收挣钱。这就是报纸的市场化运作。
我国绝大多数报纸都市场化了，只有人民日报和各省区的党报，国家还在养着，作为党的喉舌在用着。
你该明白了吧？祝你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