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艰难的探索，形成了比较完整、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是他创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上，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新突破；在实践中，它推进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今天，我们在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和继续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重新回顾和认真学习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进一步阐明这一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及历史地位，对于总结和吸取二十多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和肯定邓小平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作的巨大贡献，对于在新世纪进一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深入地分析了我国政治制度的内在结构，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区分为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这就突破了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与具体的领导制度等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从而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前提
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一般来说，政治制度包括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的政治制度两个部分，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一个社会形态阶级本质的内在反映，而具体的政治制度就是指政治体制，它包括机构和人事设置、决策程序和机制、各个权力机构之间职权的划分和相互关系以及权力运行的形式和机制。或者说，政治体制是以国家政权组织为中心的各种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规范的总称。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要受基本政治制度的制约，是基本政治制度的外在表现和日常实施。同基本政治制度相比，政治体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对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更为直接，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的程度影响着基本政治制度的实施和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形态的变更而发生根本的变革，一旦建立则具有相对稳定性，而政治体制则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体制与基本政治制度往往存在着不大适应或不协调的现象，尤其是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建立的初期或者尚未巩固和健全的时期，政治体制往往弊病较多，使二者出现不适应的状态。因此，需要从实际出发，对政治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使之不断完善，以便与基本政治制度的要求相适应。对政治体制的弊端，如果长期不进行调整和改革，将最终导致基本政治制度的扭曲以至蜕变。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基本政治制度对政治体制的根本制约性，又要看到政治体制对基本政治制度的巨大反作用。通过调整和改革，使二者基本相适应。
我国建国以后，基本上是照搬原苏联那一套由列宁始创、后又经斯大林进一步强化的中央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似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就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必然要坚持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政治体制问题成为难以触动的禁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尤其是邓小平，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邓小平谙熟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联系和区别，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具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1]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符合我国的国情，不存在改革的问题，必须继续坚持，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基本性质。与此同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2]，“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3]。邓小平这里讲的“具体做法”和“具体制度”就是指政治体制，也就是说政治体制可以改革而且必须要改革，否则会影响基本政治制度的实施和完善。
邓小平提出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相区别的观点，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一观点的理论贡献在于，既触动了以往在制度问题上形成的禁区，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理论前提。同时，明确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区别和联系，也为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既可以避免有人因思想僵化，借口否认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而抵制改革的“左”的错误倾向，又可以避免有人以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有弊端，进而趁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认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右的错误倾向，从而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邓小平深刻地分析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与领导者个人作用的关系，指出了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认为体制问题是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根本问题，这就切中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要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突破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建立以后，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具体政治制度来保障和巩固，这些具体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和发展的法定规范，它对于保证领导核心决策科学化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党在建国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制度建设并没有引起重视。十年动乱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制度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邓小平在制度建设与个人作用的关系上，明确地肯定了制度建设对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总结“文革”这一全局性严重错误的历史经验教训时，许多人偏重从个人责任方面进行总结，有此人甚至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敏税地发现了这一错误倾向。他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成因时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4]，“我们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因此，制度总是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6]。邓小平由此得出结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7]因此必须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制度约束才是具有根本性的约束。邓小平以上这些重要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于科学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对于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起了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有利于统一全党对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为此，邓小平深入地研究了制度建设的根本内容，就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及具体制度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设想。一是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组织制度、监督制度和生活制度等。二是在实际操作中明确提出了人事制度改革的内容。如***的考核奖惩制度、离退休制度、选举聘任制度、回避制度、交流制度、财产申报制度等。并提出把注重实绩的平等竞争机制公开引入***人事制度，努力实现干***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三是重申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党内各项制度，指出党中央要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尤其是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制约和监督，“关键是形成集体领导”[8]。
邓小平把制度建设提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他创造性地指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并把制度建设纳入改革开放系统工程的总体布局中来考虑，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引导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实践证明，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更为根本的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
三、邓小平深刻地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指出这两方面的改革是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因此必须同步进行。这一重要思想为我国全面改革的总体布局和当前进一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也有普遍借鉴意义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总是同作为经济基础的经济体制相联系的，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总是要求政治体制发生相应的变化。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迟早要形成与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体制，它涉及到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的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高瞻远瞩，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作了一系列精辟的、前瞻性的论述。
任何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和程度不同的风险。不改革，没有改革的风险，但是有不改革可能积累的风险和危机。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通盘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改革的紧迫性与渐进性的关系 从时间角度看待渐进性概念，可以把渐进性理解为一种过程的延长，看成事物发展的自发演变趋势，甚至可以看成是需要等待时间。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则把渐进性过程理解为总体分解式的改革、结构关系的调整和分阶段实施的改革，本质上是逐步到位的改革，而不是一步到位的一揽子改革，其中包含着争取时间、缩短时间和赶超时间的要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有着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时间要求，有着很强的时间压力，所以必须抓紧时间、缩短时间和赶超时间。这是一个大前提。在这一前提下，政治体制改革有多种方案可以选择。最主要的有两种方案：一个是一揽子改革计划方案，另一个是渐进性的、分步实施、整体分解式的改革方案。这也是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和中国改革在推进步骤方面的主要区别。一揽子的改革方案，在改革操作上无疑是最节省时间的。但这种改革方案实施的难度过大，成本过高，且对改革操作的要求也高，一旦把握不好，改革中容易出现社会动荡和挫折。道理说来也简单，改革总是有成本的，改革过程的时间跨度越小，时间越短，单位时间内分担的改革成本也就越高，对社会成员的利益触动也就越大，改革失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而言，它表现为紧迫性与渐进性的双重特征。一方面，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但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封建传统影响源远流长，而且建国后在很多方面也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很大领域，仍然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有较大距离，也严重滞后于日益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这些都显示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尚比较落后，而且发展不平衡，公民的参政议政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还普遍不高，特别是传统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仍具有强大的运行惯性，这一切都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努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另外，对于转型期的我国来说，社会政治的稳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外部条件，这也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应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渐进性的双重特征，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改革政治体制，又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实际出发，循序渐进，逐步地加以发展和完善。既不能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就好高骛远，盲目超越发展阶段和现实条件，也不能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就坐等条件的成熟而缺乏应有的主动性和开拓性。总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一个既积极主动又稳步推进的过程。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是有风险的。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实施涉及各方利益结构的调整，具体利益的变动会给方案实施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改革方案本身就考虑到政治改革和发展的这种风险，并有效地规避风险。 政治体制改革的不确定性是指无法预测未来事件发生的状况。如投掷钱币，每次投掷是出现正面还是反面是不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结果有时会有悖预期的目标，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受各方利益、观念、行为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本身充满不确定性。另外，政治体制改革进程还受许多突发事件的影响，如前苏联流产的对戈尔巴乔夫的军事政变，导致独立国家联盟的形成和前苏联的解体。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导致一些东南亚国家发生政治危机。这些经济的、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外交方面的突发事件，使原来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充满不确定性。事件的不确定性，可以带来额外的收益或者意外的损失。 政治体制改革要估计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程度。任何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和程度不同的风险。不改革，没有改革的风险，但是有不改革可能积累的风险和危机。有的改革所花成本小，可控制，风险小，收益较大；有的改革成本大，费力不小，但是前瞻的可控制性不明朗，风险高，收益并不高；有的改革可能成本大，费力大，但是效果明显，收益也高。因此，每项改革，对其成本、收益、各种不确定性、风险都应当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评估，以便进行方案比较、统筹把握，保证坚决推进改革、降低成本、收益最大和避免风险。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存在很大的艰巨性和风险。一般地说，高度发展的政治民主最终有利于社会稳定。但是，政治体制作为上层建筑，它总是涉及一些敏感的问题。如果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操作不慎，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这是因为：第一，新旧政治体制转换时期的矛盾容易引发不稳定因素。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权力运行机制上的推陈出新，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新旧体制的因素同时存在，相互间存在矛盾，处理不好，容易诱发不稳定因素。第二，政治参与过当容易引发不稳定因素。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政治参与的扩大，而政治参与不适当也会引发不稳定因素。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极其广泛的社会动员过程，它把亿万人民群众引导到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来。在这场变革中，社会成员有着自己不同的利益要求，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还没有高度发展，政治组织系统和政治沟通渠道还不可能十分完善的情况下，不良的政治要求就容易引发政治动乱，影响社会的稳定。民主的发展过程容易引发某些不稳定因素，这就使我们陷入两难境地。 这种不稳定性带来的损失甚至破坏，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风险和成本。 一种政治体制本身就需要成本。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机构和运作成本最小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支付成本，改革的过程则需要选择支付成本最小，又能达到改革目的的转型安排。集中要支付成本，民主也要支付成本。因为事事要协商，每个人都要事事投票，或者意见总是统一不起来等等，集中过程就需要大量的成本支出。极端的民主化体制，成本也是高昂的。因为计划机关和各级领导需要集中信息，制定、执行和下达指令，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统计、计划、决策、执行和包揽所有事务的政治组织体系，加上决策可能常常失误，极端的集中体制，其成本也是高昂的。从经济学角度讲，哪种体制在时间和范围的总体上成本最小，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再比如从改革过程和方式来看，在精简县乡村吃皇粮的冗员时，是政府包起来，一直养到退休，还是创造创业的条件，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分流？改革的成本大不一样。因此，哪种改革方式是成本最小的，是我们研究和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时需要考虑的。 （三）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制定应该遵循的原则 许多学者认为，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一个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计划方案，这是一个缺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也不可能一两个五年计划期内就可以完成，或是一代中国领导人能完成的事业。这可能是一个二十年左右乃至更长时间的事业。这里就有一个长远构想和短期衔接的问题：五年之间怎样衔接，一代领导人与下一代领导人之间怎样衔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确实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总揽全局、统筹把握、合理规划，才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和成功。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过程，所以，应当有一个渐进性的发展规划，对于近期的任务、中长期的目标、具体的方法和步骤等等，都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思考，合理确定。 首先，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应当遵循这样一些原则。一是科学性原则。就是要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体现世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要求，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更多地借鉴和吸取世界政治发展中创造的文明成果，更好地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基本要求。这是能否有效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政治前提。二是连续性原则。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并不是要终止原有的政治改革和发展进程，另起炉灶，而是要承前启后，在承认历史、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制定新的政治体制改革战略规划。三是可行性原则。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制定的目的在于执行，改革方案的实施必须具备方案实施的现实条件。因此，在制定改革规划时必须充分估计各种因素对改革实施的影响，注重可行性分析，使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建立在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否则，改革方案再好也无法实现。四是预测性原则。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在时间概念上是以实现发展目标为诉求的政治行为，是对未来政治民主体制发展趋势的一种预先分析和选择，这种预先分析和选择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成败。因此，必须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进行科学的预测和统筹。 其次，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作为一种决策过程，是对各种解决问题的需要和可能、途径和方法的选择过程。从程序上来说，方案制定包括问题的界定、目标的确立、方案的设计、后果的预测和方案的选择五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阶段或环节。制定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必须首先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目标，这是制定改革规划的第一步。改革目标是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措施实施所达到的效果。改革目标是政策制定的指导目标，也是方案设计和方案择优的基础。为了保证改革目标的正确性，确立目标时，需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改革目标的指向性。改革目标必须表达准确，有定性或定量的目标，对切入点和重点、内涵与外延必须界定清楚，并有目标的时效要求，建立具体的衡量标准。二是改革目标的可行性。改革目标的制定应高于现实，又必须是在现有条件下，通过一定努力可以实现的，具有可行性。三是改革目标的协调性。改革目标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目标的有机结合，是总目标和子目标的多层次的目标体系。改革方案制定者要根据实际情况，在各个目标之间选择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合理确定目标结构，尽量减少各目标之间的冲突与摩擦，使之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四是改革目标的规范性。 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制定出来后，还要对其进行可行性论证，以确保方案的顺利实施。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可行性，即方案被抉择机构或决策相关的群体接受的可能性。二是经济可行性，需要多少成本，即获得政策资源（包括一般性资源和特殊资源）的可能性。三是社会可行性，主要是政治文化发展基础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群体阶层的认可度和参与度。事实上，改革方案制定的目的在于规划民主政治长远的发展问题，可行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改革方案抉择的最基本的依据。政治体制改革规划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必须有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智囊团对其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这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保证。 （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与未来展望 为了保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要认真考虑各种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可操作性和阶段性。改革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是方案过于理想化，没有可操作性。有的改革方案很完美，看了以后很振奋人心，但是无法实施。主要问题在于理论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差太大，或者舶来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二是改革方案从部门出发，专门化、片面化，没有考虑此项改革的外部关系或者与之相联系部门的联动，从而使专项改革孤军作战，其他改革和措施不能配合和配套。三是改革有急躁情绪，急于求成，不分主次，不分程序，胡子眉毛一把抓。事实上许多改革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的，每一步达到一个目标，分步骤实施和完成。政治体制改革至少要考虑这样一些因素：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协调；政治体制改革与其他相关体制的配套改革；必要的妥协和利益结构的协调；改革的阶段性要求和长期性目标。 许多学者包括国外的学者建议，中国应当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其实，不分每个阶段的任务和重点，笼统地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成本高、风险大，效果并不理想。我们认为，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转型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中国经济政治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程度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我们认为至少需要四十年左右的时间。 第一阶段，从1979年开始到2001年，改革纵向控制的计划体制，理顺价格形成机制，发育和发展各类要素市场，使价格和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从计划调节转向市场调节；改革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转变政府调控方式，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国有企业资本社会化，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阶段的经济体制的转型已经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 第二阶段，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到2020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用十八年时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部分。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设一个现代民主和法治的政治体制。我们认为，从2002年到2020年可分为三个子阶段：一是2002年到2010年，重点是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财政税收体制和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进行一些国家权力和司法机构，人大、政协和司法体制的改革；二是2011年到2016年，用六年时间，重点是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完善人大、政协和司法体制，形成现代的权力制衡机制；三是2017年到2020年，在前两阶段培育社会组织和发挥宗教建设和谐社会的作用以及公民素质提高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包括对社会有益的宗教体系，形成现代的公民社会。 实施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完成本报告提出的框架性改革目标，距2020年，还有十四年时间。在这样一个改革期内，与五年计划相适应，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还会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改革目标的实现不可能在一个五年中一蹴而就，需要将改革目标分解为一个又一个改革的战略任务并依此确定改革阶段，这不会使改革目标的实现显得遥不可及，反而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这样有利于围绕目标，突出重点，凝心聚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划分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子阶段并不是随意进行的，其依据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根据在完成总的改革战略任务过程中不同时期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进行的划分。具体而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划分战略阶段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十七年战略期内的总目标、总任务。第二，各子阶段改革战略的重点，如第一子阶段中，改革的重点是行政管理体制。第三，改革战略所需要的时间和阶段性。有的改革方案在实施一段时间后，由于政治社会情况的变化、改革重点的转移、外部突发事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会作出一些调整，这就需要在划分战略子阶段时，留有充分余地。第四，改革子目标和部门改革目标衔接配套。改革总方案的实施需要多部门、多渠道、全方位推进，由于每个部门、环节在其中的地位、作用不同，其改革目标也各有特点，实现时间也会不相同。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全额由财政供养和财税体制的改革，既有联系，又需要两方面合作互动，联手推进。 十七年的改革，将是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与构建民主政治体制双重协进。特别是通过改革这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顺利完成，使国民经济从规模和质量上再上一个台阶。 第三大阶段，到2020年时，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初步完成，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善和成熟，人民更加富裕，国力更加强盛，人民素质得到提高，官员和公务员的素质也大为提高，在这样的基础上，从2021年到2040年，再用二十年的时间，进一步完善第二阶段形成的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