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是我国的立足之本，其发展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尽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还不能称为一个农业强国，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农业经济，我国在农业生产效率以及生产技术等方面都与之相差较远，加之我国土地资源相对不够集中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农业经济造成制约。由此可知，大力发展我国农业经济刻不容缓，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与世界接轨的必然要求。
1我国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之一的农业经济，不仅在保证社会安定的基础上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还在实现社会公平效益上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自古就以农业大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界，一旦农业经济落后势必阻碍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进而影响我国的国际地位。另外，我国农业人口比率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就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结果可知，我国农业人口占据全国人口总数的50.32%，农业劳动力市场十分广阔。鉴于此，可知农业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所在。中央对“三农”问题尤为重视，并在十八大上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以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为核心目标，以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为动力，着力强化政策、科技、设施、人才和体制支撑，要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促进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开展，持续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业资源利用率，促进农业农村经济良好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农业经济在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且结合我国现阶段处于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阶段，以农业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民经济发展任重而道远，只有通过创新农业技术和模式来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才是现代化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进而才能从根本上推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2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
2.1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呈现出飞速发展状态，一些较发达地区已初步实现现代化农业经济，然而完善的农业经济需要与之相应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政策制度尚存缺陷，有待完善。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劳动力，目前我国农业人口比例依然较大，其社保制度相对以前来说大为改善，但依然不够健全，还处于探索阶段，甚至一些落后地区的农村养老有形无实，这使农业劳动力无法安心于农业生产，一部分年轻劳动力放弃农业而进城务工，阻碍了农业经济发展。由于我国今年来比较重视工业化生产，使得对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视精力分配较少，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程度相对与工业来说较为缓慢。农业经济结构在比较单一，网络化也较差，使农产品的市场扩展受到阻碍。较为薄弱的农业基础设施如农村道路质量低、无法承载大型载重车辆等问题，农田灌溉水质较低，电力较低等问题都对农业经济发展造成阻碍，另外信息化覆盖面不够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2.2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所遇问题的原因分析
首先，传统模式的生产经营是导致我国农业经济现代化发展较慢的直接因素。由于区域性所形成的农业发展水平差异充分说明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区别，在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效益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而一些落后地区则依然受到传统自然经济影响而进步缓慢。其次，国家对现代化农业的导向性不够，尽管政府已经出台一系列的惠农政策与制度，但在实际实施中并未像计划一般顺利。加之一些农村党组织相对不够健全完善，整体观念和综合素质较低，使村级建设发展较慢，进而影响惠农政策等的执行，致使农业经济发展受阻。
3我国未来农业经济的发展趋势
建立现代化农业经济体系是时代的要求，只有着力将我国农业经济打造为具有市场化、科学化、商品化以及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特点才能高效快速地推进我国农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放眼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经济，其均有适应自我国情与发展状况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分析可知，只有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经济发展道路才是发展之道，未来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对土地资源等进行科学有效的利用。
3.1我国未来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型农业经济
随着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土地资源广泛开发，二者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凸显出来，土地与环境资源保护已越来越被重视起来，科学合理地对资源进行可持续利用，并在此基础上研发多品种农业经济作物来实现生态农业经济目标。并通过以农业经济为核心来开发周边产品，如农业观光旅游、农作物文化节等项目，以此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充分开发利用，进而平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同时也是我国生态农业经济转向新阶段的标志。
3.2多元化立体化农业经济是我国未来发展的趋势
所谓立体化农业经济，就是将生产空间划分出空间层次结构，分别在广泛性、深度和高度等不同层次的空间开展相应的农业经济项目，以对农业资源进行充分开发利用。这种多元化的立体农业经济模式相较于传统平面型农业有效降低了生产投资成本并成功使各层次间的多种农产品供需形成良性内部循环，并且一些项目搭配还能够提高农产品在加工、储藏、运输以及销售等环节中的价值。
3.3我国未来发展将趋向于科学化集约型的农业经济
集约型农业经济指在一定面积土地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通过采用较先进的技术措施来进行精耕细作的农业经营方式。集约型农业经济大致分为劳动集约、技术集约和资金集约三大类，结合我国国情来看，多以劳动集约和技术集约为主，资金集约则依然还在进行试点实验中。劳动集约有效地解决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剩余的问题，为社会安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技术集约则有效提升了劳动力的知识与技能水平，实现了农业经济的劳动技术集约化，生产意识生态化，生产设备的科技化以及农产品的市场化。我国农业经济目前已走在高效高产的道路上，全面实现科学化集约型农业经济势在必行。
4推进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措施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所在，只有有效推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和世界地位大幅提升。以下针对推进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措施提出几点建议。
4.1坚持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发展措施，并进行产业化经营管理
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发展，就是结合我国国情与基本情况，将现代化技术运用到农业经济建设中去，通过先进的现代科技来对农业加以改造、对新型农作物加以研发来提升现代农业体系、用现代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来管理引领农业经济发展，加大力度提升我国农业的水利机械化、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进而促进农业经济各因素如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以此提升农业经济的总体效益和竞争力。农业产业化经营管理需要通过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和经营模式来更好地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高步伐，进而提升农业经济效益，是有效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产业化力量不仅能充分发挥扩大农业市场、发挥市场经济优势，更能够有效促进农业经济的深化。农业产出率和利用率的不断提高能有效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的竞争力和经济效益，这大大推动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步伐。
4.2实施科技兴农战略、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随着科技在农业中的应用，其逐渐成为现代农业经济的关键因素。科技兴农战略在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承担着重要作用，能进一步创新农业体系并深化农业科技体制的变革。鉴于此，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创新速度以保证农业技术的研究创新能使科技发展适应农业发展需求，与此同时还应定期开展农业科技培训、交流与推广活动，将新技术新观念渗透到一些落后地区中去，来确保我国农业经济的全面进步发展。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不仅是实现现代化农业经济的基础与前提，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三农”问题。通过城乡发展力度的加大和有效统筹，配以各种惠农政策的实施，能吸引更多的农民参与到现代化农业建设进程中来，进而形成良性循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的共同发展与繁荣，为未来成熟的现代化农业经济奠定良好的基础。
总之，我国只有重视并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才能有效提高国民经济水平，并提升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经济发展道路，推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生态化发展并配以立体化集约化经营管理先进观念，将推动我国尽快迈向成熟的现代化农业经济道路。
参考文献：
[1]唐勇.浅析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及现状[J].农业经济，2012-04-15.
[2]关明文.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分析[J].农业经济，2013-02-15.
[3]许卫星.我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J].安徽农业科学，2014-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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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1年—1952年)：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农村金融工作，促进土地改革后农村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的实现，经政务院批准，于1951年8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农业合作银行。其任务是按照国家计划办理农业的财政拨款和一年以上的农业长期贷款，扶持农村信用合作的发展。农业合作银行成立后，对所赋予的财政拨款和长期贷款业务基本上没有开展，1952年由于精简机构而撤销。
第二阶段(1955年—1957年)：
为了贯彻国家关于增加对农业合作化信贷支援的要求，根据当时农业生产发展情况和参照苏联做法，经国务院批准，1955年3月成立中国农业银行。其任务主要是办理财政支农拨款和农业长期贷款与短期贷款，贷款对象主要限于生产合作组织和个体农民，贷款用途限于农业生产，其他农村金融业务仍由人民银行办理。1957年4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国农业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合并。
第三阶段(1963年—1965年)：
1963年在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中，国家采取加强农业的措施，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支援。为了加强对国家支农资金的统一管理和农村各项资金的统筹安排，防止发生浪费资金和挪用资金的现象，1963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批准建立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建立中国农业银行的决定，这次农业银行机构的建立，从中央到省、地、县，一直设到基层营业所。但是，在精简机构的形势下，经国家批准，1965年11月，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合并。
第四阶段(1979年—1994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明确提出“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大力发展农村信贷事业。”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通知》，决定正式恢复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后的中国农业银行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农业银行的主要任务是，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农村金融事业。 第五阶段(从1994年4月起)：
1993年12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通过改革逐步建立在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监督和管理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密切配合、协调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部署，1994年4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从中国农业银行分设成立，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与管理等政策性业务与农业银行分离，农业银行开始按照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逐步探索现代商业银行的运营机制。1996年8月，国务院又作出《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建立和完善以合作经营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经营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农业银行认真贯彻执行《决定》的有关精神，在矛盾多、时间紧、压力大的情况下，统一思想，顾全大局，积极支持农业发展银行省级以下分支机构的设立和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的改革。1997年，农业银行基本完成了作为国家专业银行“一身三任”的历史使命，开始进入了真正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化的新的历史时期。
在加快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研究的整体框架中，对土地流转及其方式的研究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完善的土地流转机制和发达的农村土地市场有利于拓宽农村的投融资渠道从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土地信托正是一种新的、有效的土地流转方式，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此，国外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研究。下面拟对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概括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国外关于农村土地信托问题的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关于土地信托的实现基础 信托形式的运用需要以明晰的产权界定和权利的可转让性为基础，土地信托也不例外。国外在研究土地信托问题时也离不开这样的基础。 首先，在土地产权界定方面，一开始，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以私有制为前提，认为只有完全的私有产权，才能促使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下的合理流转；只有土地私有制才能实现土地信托。在土地私有条件下，土地市场的建立受其他要素和商品市场变化的影响，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使得农业人力资本要素处于边际生产状态的农民放弃土地。当金融市场认可土地的担保功能时，利用土地信托将成为农业资金要素的重要来源。 但是，西方的土地产权理论演变，经历了一个从重“所有”到重“利用”的转变。这种趋势具体表现为：在经济关系上，土地所有权表现为“单纯的土地所有权”；在立法上，改变了以往把土地归属放在首位的做法，开始注重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土地的开发；土地所有权开始逐步证券化[1]。同时，土地利用要符合宏观效率的思想逐步兴起。一些学者积极倡导社会和团体主义的土地所有权理论，以取代土地所有权绝对性理论。如德国耶林在《法律的目的论》中指出：所有权行使的目的，不应当仅仅为“个人利益”，应同时为“社会利益”。法国学者迪吉则主张“社会连带说”，认为“土地所有权并非为土地所有人之利益而存在，仅为增进人类之共同需要而赋予保有土地者之社会机能而己”。随着所谓的“现代土地问题”的产生，“个人和社会协调”的所有权思想开始出现，澳大利亚的麦克尔森(Miehaelson)指出:“所有权只是独占性的权利，而不是一个不受干涉的个人权利”。也有的学者把所有权概括为“一种排他的权利而不作为一种绝对的权利”。 西方学者还认为：土地产权制度的基本作用就是通过激励机制诱导农业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决策，并进一步影响农业经济活动的绩效。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土地产权制度，理性人就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反映。诺斯指出：“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对于不稳定的产权，实施很差的法律，进入壁垒以及垄断性限制，利润最大化企业倾向于具有较短时间中较少的固定资本，并将倾向于较小的规模。最为有利可图的业务可能是在贸易再分配活动或黑市上。这一组合很难导向生产性的效率”[2]。 可见，西方关于土地信托的研究是建立在土地私有的前提下的，这与中国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农户只有使用权的国情不同，但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为土地使用权是土地产权的一部分，明确农户对土地的使用权仍然可以建立所谓的“有保障的产权制度”，从而作为土地流转的基础应用于土地信托。 其次，在土地的可转让性方面，国外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对转型国家的调研。因为这些国家的土地产权不够明晰，使用权的转让受到诸多限制，土地无法在市场机制下合理流转，从而给完全市场机制下的土地信托形成障碍。这些研究对指导中国的农地制度改革很有启发意义。美国的罗伊·普罗斯特曼(1996)[3]通过实地调查，对中国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做了认真研究，认为土地使用权权属不充分，权能不明确。土地使用权属不充分，使土地使用权流转无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而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移会使资源配置更有效，并刺激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投资，减少农户的风险规避行为。同时还提出:“一些地方采取行政手段推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2期2007年第2期(总第146期)岳意定，刘志仁等：国外农村土地信托：研究现状及借鉴行规模经营，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和集体组织为了便于控制农村土地，便于转为非农业用地。” 而俄罗斯讨论了农业用地可转让性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和分歧：对潜在土地所有者的技术要求，对非居民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在信贷违约的情况下向抵押权人转让土地的限制，个人土地所有权的上限，土地股份及其转让的方式。该研究提出应在俄罗斯实行这样的转变：土地股份可通过购买或租赁的方式转让，而后者更为适用。一份土地股份就是一种选择权，可以被出售、购买、继承等。股份的所有者对分配土地有绝对权利。这种机制使得法人实体希望获得大面积的农业用地以累积所需数目的股份然后用于分配。研究还指出，租赁是农村地区的一种特别补充机制，所有者更偏好于租赁土地股份而非实物土地。 补充： 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土地管理改革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提出了“市场导向的耕地改革”（MLAR）计划以及自愿土地流转机制，并要求实行土地书名与登记制度，明确土地的所有权。但国外的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措施虽有一定作用，但并不一定能保证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首先，这种土地书名与登记制度虽然大量减少了无主土地并促进了带有可转让财产权的土地的供给，但这无法保证土地产权市场的发展。因为对于追求利润的贷款者来说，所有权证明并非获得贷款的充分条件，稳定的土地收入水平才是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更有甚者，农户可能不愿意用其土地所有权作为抵押品。从而得出结论，土地所有权并不是获得使用权保障的唯一方法，应参照不同的背景和地方偏好，建立更加灵活的体系（Dwniz Baharaglu,2002）[5]。此外最近还有学者（Saturnino M.Borras JR，2005）[6]以菲律宾为例，用实证方法检验了与市场导向的耕地改革以及自愿土地流转机制有关的变量，得出一个预测结果：MLAR模型用于菲律宾不仅无法促进分配改革，而且会破坏潜在的国家主导的土地改革政策。这也映证了Dwniz Baharaglu的 结论。 从国外的这些研究可以看出，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信托，实现土地的有效流转，土地使用权必须实现可转让，当然，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这种转让性的实现形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二、关于土地信托的目的和作用 由于西方国家土地的私有制和自由流转性，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农村土地的使用方式正在发生转变，不断从农业用地转变成非农用地。为了保护土地资源，国外很多学者对于农村土地用途的控制进行了研究，如Donald M. Mcleod等(1999)[7]就根据美国西部农村的实际提出了土地使用控制的三种方式：分区制、购买发展权、集群式发展，并建立了土地使用控制方式的选择模型。土地信托方式就是出于保护土地资源和公众利益的目的用于实 践的 。 在美国和英国，无论是局部性的、地域性的还是全国性的土地信托都是一种很有影响的非盈利组织，它和私有土地主们一同来保护他们的土地以达到保护和利用土地或者其他公众利益的目的。它们保护土地的工作对于他们所从事或者协助土地交易的社区和地域非常重要。这些交易包括土地的获取、保护、管理协定，或者其他的能够从土地上获取的实际资产的一些利益。 补充： 此后，西方学者们就对这种土地流转形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且建立了各种决策模型：其中Philip J. Bacon等（2002）[8]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贝叶斯网络理论建立了一个BN模型，该模型主要是为了保证农村土地使用的可持续性。这个模型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人员的观点、土地类型、土地使用的选择、成本和利益的标准。这个BN模型不是最优化模型，而是帮助专家分析有关土地的数据。该模型的使用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关于土地类型的标准和土地使用的选择，这个阶段是为了评估对现在的土地使用的满意度；第二个阶段是关于改变土地使用的成本，改变成本需要考虑风险和银行利息、管理、财产的让渡等因素，这可用一个模型来评价土地管理者改变土地使用后的满意度，即： 在成本支付期内改变的满意度=长期预期的满意度－总的改变成本/成本支付期 而Julie Ann Gustanski(1999) [9]基于伦理经济学建立了一个土地信托保护决策支持模型（ILCOS），他认为土地的使用方式是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反映。尽管土地信托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保护土地资源，但是每一个土地信托机构都有自己的设置和地域。所以，他对伦理经济学政策模式在土地信托保护方面的整个过程给出了一个总体的概念，从而总结出土地信托的决策支持的环境模型。这个模型由5个大块组成：土地的使用和环境、社会经济、计划与获取的评估、决策制定的方法、积极的决策制定。该模型主要提出和检验了美国和英国的土地信托与保护私有土地因果关系上的模式，以开发一种可行的决策支持工具。此外，Roger Coupal和Any Seidl（2003）[10]还研究了在税收基础上的土地使用选择的影响，分析了发展农业用地和农村居住用地的相关成本及其对财政结构的影响。 追问： 请问这位大哥,标题是什么?引言是哪些?
关于农村改造 农村改造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短短几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村改造被称为“就地城市化”。近几年，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专家表示，“农村因素”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而且在来年及以后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还会增强。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农产品供求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在粮食增产情况下出现农产品供求失衡的局面，表明影响农产品供求格局的因素在发生变化，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城市化、工业化的影响将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从供给来看，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更是有目共睹。其一，耕地面积减少成不可逆转之势。随着工业化从沿海向内地推进，喊“建设指标太少”的声音也已从沿海蔓延到内地，能否保住满足粮食基本需求的耕地量将成为未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博弈的焦点。其二，谁来补粮食生产缺口成疑问。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东南沿海发达地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粮食生产大幅减少。到目前为止，东部地区减产后的缺口主要靠中西部地区在补充。但是，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诸省份正在步入快速工业化轨道，它们不仅不可能再为东部地区弥补缺口，而且自己是否能达到粮食供求平衡都面临严峻挑战。其三，随着大量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出外打工，农村“三化”（村庄空心化、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加剧。未来农业劳动者的主体是谁将成重大问题。 事实上，农村改造计划的实施，大的一方面是正确、有效的。农村改造计划推动我们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几年的变化、发展，农村的经济就会有显著的增长，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改善。原来破旧的房子大多被拆除，改建。外来小企业主也可以在村里租用厂房，开设工厂，给本地的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缓解当地的就业压力，增加当地村民的收入，同时也引入外来务工人员，带动本村住房业和饮食业的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速度也一直很高。因此,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说,这是一个世界奇迹。村里也有很多年轻人到各个大城市打工、赚钱，回来建新房子，定居。城市化直接推动了农村改造，农村改造也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两者是相辅相承的。 建设和改造新农村,需要农村的基层政权和广大农民在加快经济发展、改善自然环境的同时,建立起一种适合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观念.一旦这种观念能够形成并深入人心，就能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层面上发挥其广泛、持久的影响。广大农村至今保持着数千年农耕时代的历史记忆和根脉，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源所在。中国的现代文明就是从农村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农村改造要重视文化建设，而农村的文化建设贵在创新。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意见》也指出，要根据时代的特点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变化，不断充实活动内涵，创新活动形式。只有创新，才能不断增强农村文化发展活力，才能实现农村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中国目前整体国民素质水平还较低，而这个群体多来自于农村。虽然，国家教育制度不断地完善，教育也不断普及，但农村人口的素质水平还是偏低。这应该与他们长久以来生活的周围环境息息相关。大多数农民的收入着重用于改善家庭的物质生活，而精神文化生活却存在着一个大缺口。要改变农村人口的知识教育程度或许不是难事，但是要改变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决非易事！农村的改造计划，一开始不会很顺利。很多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反对改造，他们的收入本来就不多，旧房子拆除重建，虽然有补贴，但还是需要一笔资金。这对普通农民来说，会是不小的经济负担。也有人向有关部门投诉，至少增加点补贴，但结果还是被迫接受。加上，除了住房的重建，大部分水果林地和一部分庄稼用地也被规划到改造范围，有的变成商业区，有的是商品房，还有墓园。 有消息说，村委会那边有意也将村里靠近河边的大片农田规划到改造范围。那里集中了村里大部分农田，几乎对全村的农民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事情。所以目前，关于农田改造这件事，还一直拖着，得不到合理的解决。 换个角度看，农村改造不仅涉及土地，更牵涉以土地为生的失地农民，它既会影响农业经济发展，又和社会稳定紧密相关！所以，农村改造在规划思想上要充分考虑本区域现状，结合地形地貌和风土人情，因地制宜，体现“以人为本”理念。在规划原则上要实事求是充分集中民智、珍惜民力。要根据村里的经济水平，充分尊重村民的规划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