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新的防御战略指导思想为核心 中央军委从国家利益出发，适时调整和完善了我军军事战略方针，根据我国的国情，必需坚持和发展积极防御战略指导思想，这是我国信息化战争的核心指导思想。积极防御这一战略方针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赋予它新的内涵，要与时俱进，去研究新问题、新特点，迎接新挑战，树立新观念。 1、要严格服从政治的需要 由于信息化战争的手段能够对战争全局产生重大影响，战争的决策者必需从国家利益的高度为出发点，准确判断战争威胁的性质、程度、方向等情况，根据政治和外交斗争的需要，决定在军事上的反应程度。因此，军事行动必需以国家政治斗争目的为依据，即战争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斗争的需要，确定信息化战争的军事目的、作战目标、作战方法、指导原则等，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筹划军事行动，确实做对慎重组织、严格控制、不打则已，一打必胜、速战速决，要使敌人屈服或让步，为政治解决创造有效的条件。 2、要周密谋划战争全局 信息化战争的战场上情况多变，战场空间广阔。各种武器装备既综合运用又自成系统，同时军事战争与政治、经济、外交的手段融为一体，作战保障复杂，技术性强。所以战争决策者必需具备高超的指挥才能和精湛的谋略艺术，对信息化战争进行全面周密的谋划。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一要创造有利的作战环境，在战争力量的使用、作战手段的选择、各种斗争方式的配合，特别是地形和气候条件的利用方面和精心谋划，积极创造战机，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赢得战争的胜利；二要充分预见各种复杂情况，针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做好准备，才能从容应对，积极谋取和保持战略主动权，达到灵活随机应变取胜的目的；三要主动把握战争进程，注重战争阶段的谋划，要有连贯性，以便给敌人连续不断的攻击，不给敌人喘息和还手的机会，力争速战速决。 3、要注重综合整体的威力 信息化战争不仅是诸军兵种作战能量的联合，而且是各种作战力量、各个作战空间、各种作战方法、各个斗争领域的大融合，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集中和发挥国家的整体威力和综合效能。要打好一场信息化战争，就要掌握好两个突出的特点和要求，一是在技术上既要组织自己的信息化作战，又要对付敌人的信息化作战，更要注重发挥整个社会的技术优势，特别是信息优势，形成整体综合作战能力；二是在地域上，必需把国家的整体优势聚合在交战的主要地区，形成整体合力，构建陆海空天电五维一体的战场体系，最大限度发挥整体威力，信息化战争。 4、加强信息化战争的准备 信息化战争具有爆发突然、进程短促、战场广大、体系对抗等优点，几乎没有双方态势优劣、力量强弱转换的时间和空间，战争开始之际就有可能进入战略决战的高潮。战争的胜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前的各种准备。这也就是常说的有备无患。在信息化战争中，只要善于积极筹划备战，营造有利的战略态势，就能打赢高技术的信息化战争。信息化战争准备的内容非常广泛，对我国来说，主要是政治、经济、军事和高科技方面的准备。 二、以谋求打赢信息化战争理论创新为前提，大力培养新型军事人才，努力创新发展军事理论；为履行军队历史使命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要着眼信息化军队建设；牢记使命、锐意进取、扎实工作，围绕重大现实问题，突出针对性，研究性和实效性，在解决军队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上下功夫，拿出有效管用的创新成果来。 1、改善军事理论创新机制，抓住有利的机遇，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机制：一要激励军事理论创新精神，营造人人爱科学，学科学，争当科技专家的良好氛围，用科学理论、方法、知识来发展军事理论；二要改善军事理论创新的条件，运用虚拟实验技术，建立作战实验室，把电脑推理和专家经验相结合，为军事理论创新提供新的空间和方法；三要营造宽松的军事学术争鸣环境，要造就敢于提出新思想、新概念、新理论的军事人才；四要建立健全单键激励机制，使各种优秀人才和有价值的成果脱颖而出，不论学历、资历、年龄、职位，只要有创新成果的人才，就能得到奖励重用。这样就形成了、人人创新、关于创新、敢于创新的新局面。 2、积极探索制胜的作战理论，从更广阔的视角，突破传统领域，研究新问题、新理论，切实摸索出我军在新世纪新阶段如何发挥“力量保证、安全保障、战略支撑、重要作用”的思想和方法，为我军有效履行新使命提供理论指导。 3、扩展我军理论创新成果，必需紧跟世界新军事潮流，着眼面临的种种重大现实困难，突出针对性、前瞻性和有效性，加紧创新如何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指导理论，研究如何按照信息技术发展建设信息化军队，并健全信息化战争的国防动员机制等，切实拿出实在管用的理论指导成果，为我军官兵履行新的使命，驾驭信息化战争提供科学的思想武器。 三、以科技强军战略为条件。打什么样的仗，就要什么样的军队。在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要坚定不移的执行科技强军战略，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才能在新军事变革中抢占先机。 1、以信息技术创新为动力，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加快以信息技术为主要的创新步伐，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提供科技支撑力，促进机械化武器向信息化武器系统推进。 2、提高军队信息技术含量，就是要依靠信息技术建设军队，把军队现代化的着眼点放在提高部队信息技术含量上，充分发挥信息的作用，改变旧观念，确立信息化在军队建设中的中心作用，利用信息革命的成果武装军队，全面实现“看得见，传得快，打得到、打得准”的作战能力。 3、建立信息化的装备体系，就是以信息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C4ISRK为核心的装备体系。未来的信息化战争就是体系的对抗，谁的装备体系出现缺陷，谁就吃亏。我军必需在信息化建设中加大投入，构建信息化研制平台，控制和利用好信息资源，以信息流控制物质流，让研发的武器装备向更精确、更灵活、更可靠、更及时的方向发展，随时应对复杂的信息化战争。 4、强化信息化作战训练，加强培养信息化作战人才，提高军队信息化素质。这主要表现为：一是信息意识强烈，具备获取信息的强烈愿望，关于运用多种方法、手段采集信息；二是信息技术水平较高，熟悉敌我双方的信息武器的技术性能，并熟练的使用它；三是熟练掌握处理信息的方法，关于在鱼龙混杂的信息海洋中正确区别各种信息。 四、实现武器装备跨越式发展。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研制新武器，二就是利用信息化技术对原有的旧武器进行升级改装，使之能适应未来的作战要求。这两条路我们都要走，而且都要走好。 五、以实施人才战略工程为保障。要驾驭信息化战争，人才是关键。新型军事人才需要有良好的全面素质，具有复合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 1、要树立新型军事人才制胜观念，实施人才战略工程的目标是“五支人才队伍建设”，具体是指要培养大批具有良好的全面素质的指挥官队伍、参谋队伍、科学家队伍、技术创新专家队伍和士官队伍。因为信息技术和知识已经成为重要的战斗力，作战要靠信息化人才来谋划。 2、确立新型军事人才素质指标要求，信息化战争对未来的军事人才有了很高的要求，我认为，未来的军事人才必需有“优秀的政治思想素质、深厚的军事理论素质、灵活的战略思想素质、先进的军事技术素质、高超的军事指挥素质和深邃的洞察力、准确的预测力、果断的决策力、灵活的协调力、及时应变能力和大胆创新能力。”一句话，要培养新型高素质人才必需关于运用新的科技成果、科技手段和先进的国家成功经验，追踪高技术前沿，执着追求、敢为人先、打破常规、抓住机遇，迎接新抢占，找出新办法。 3、改进新型军事人才培养模式。一要充分发挥院校的渠道作用。走开拓国民教育培养新式人才的路子，实现三个转变：一是教育投资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走出一条投入少，产出多，以质量效益为核心的集约化培养模式。二是培养内容由单一型向综合型转变。三是实现培训方法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打破专业限制，院校界限，实现教学力量与信息资源共享，借助地方院校、科研单位，集中各方面优势培养特殊人才。二要充分发挥重大演习平台作用。在没有战争的年代，演习就是考核、检验评估指挥员素质的最佳平台。要想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战争中应对自如，就必需在一次次演练中磨砺、摔打、培育、提高，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三要尽力开拓多元化培养途径。
国防科技与军事是密切相关的两个领域。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军事上的需要促成了国防科技领域的形成与发展；国防科技的发展为军事提供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手段，在此同时还会促使军事领域不断发生变革，甚至导致出现军事革命；军事上的变革和战争提出了新的需要又会给国防科技发展以新的推动力。国防科技与军事之间相互关系的这种机制或逻辑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近几年来，新军事革命问题成为人们关心的热门话题。实际上，新军事革命正是上述客观规律在军事高技术迅速发展这一特定条件下的反映。当然，国防科技与军事的关系还会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
一、军事上的需要是国防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
社会的需要是科技发展的动力。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5页)。同样的，作为整个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防科技，则是社会的特殊需要———军事需要的产物，而且这种需要比任何力量都更能把国防科技推向前进。
自从国家产生以后，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以及维护和获取国家的根本战略利益，便产生了国防和国家间的战争。为了巩固国防或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各国都力图掌握更先进的军事技术手段，于是便组织专门力量研制武器装备，国防科技便由此产生。由于新的武器的发明和使用可以造成军事上的巨大优势，从而使得“最幼稚的公理论者”，也从“手枪战胜利剑”的铁的事实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防科技对于军事及战争的重要影响，因此国防科技便愈来愈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正如科学学创始人丁·贝尔纳所认为的：“自古以来，改进战争技术，一直比改善和平生活更需要科学。这并不是由于科学家具有好战的特性，而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比其他需要更加急迫。各国君主和政府不那么乐于向其他研究工作提供津贴，都乐于向军用研究工作提供经费，因为科学界能研制出新的装备，而这种装备由于十分新颖，在军事上极为重要”。这里如实地指出了为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研制武器装备，是国防科技发展的动力和主要任务与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50年代至80年代末，在长达40余年的冷战岁月，美苏两国进行了激烈的军备竞争，两国都执行优先发展国防科技的战略，并要求国防科技部门为军队研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在战术技术性能上超过对方的先进武器装备。在军事需求的强烈刺激下，两国的国防科技发展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达到了极度的繁荣。许多其他国家在这种临战状态下也被迫采取相应的对策加速国防科技的发展。据统计，到80年代中期，世界各国每年的国防科研经费累计高达800～1000亿美元。就这样，在冷战的军事需求的推动下，国防科技发展进入了军事高技术时代。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主要国家都调整了军事战略，压缩了军费开支，军事需求从原先既追求武器装备的数量又重视其质量转向主要追求其高质量，国防科技也因此而进入注重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新时期，即进入了“打什么仗需要什么武器就能研制出什么武器”的新时期。
自90年代初开始，美国国防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及三军，每年都要研究并提出美军的军事需求，同时根据这种需求制定和调整其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计划。例如，1996年，美军又确定了新的未来11大军事需求，为满足这些军事需求还分别制定了国防科技“基础研究计划”、《国防技术领域计划》和《联合作战科学技术计划》，这些计划对所要研究发展的科学技术领域及武器装备所要达到的性能要求都有明确的规定。俄罗斯、日本及西欧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由于未来的军事需求主要是关于信息战能力的需求，因此有关国家的国防科技发展正紧密围绕夺取信息优势的信息战技术、C3I系统和精确制导武器等军事高技术开展研究工作。
综上所述，国防科技完全是在军事或国防的需要的推动下不断获得发展的。国不可一日无防，国防不可一日无科学技术。展望未来，世界各国的国防科技都将在军事需求的不断推动下，继续不断地获得发展，并随着军事需求的高技术化而日益走向高技术化。
二、国防科技发展对武器装备的影响
军事上的需要导致国防科技的发展，而国防科技发展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必须不断研制出新型武器装备，因而必然对武器装备，即对军事技术手段产生重大影响。
总体上看，直接从事武器装备研制的国防科技对武器装备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决定性的。这集中表现在：使武器装备的原理和种类不断多样化、结构逐渐复杂化、性能日益得到提高。
由于国防科研的开展，使许多新的理论、原理和技术被用于武器装备之中，从而不断出现一批又一批概念全新的武器装备。从利用机械能杀伤敌人的冷兵器到利用化学能的近代火器(包括枪、炮、普通炸弹、氢弹、中子弹、激光武器、电磁微波武器)，甚至是利用生物遗传密码对付敌人的生物武器等，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无一不是国防科研的重要成果。从种类上统计，国防科研大致已使武器装备从冷兵器时代的20多种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200多种，现在又进一步增加到1000种以上。
随着武器装备的种类越来越多、概念越来越新，其结构也越来越复杂。早期的武器仅由几个零部件构成，后来发展到包括数十个、数百个零部件，现在已增加到数千个、数万个甚至上千万个零部件，其复杂性增加了若干个数量级。
在武器装备的性能方面，集中表现在国防科技的发展使武器装备的作用距离和作用范围不断扩大，可靠性日益增强，射程、威力(精度和杀伤半径)、机动性和生存能力都在逐渐提高。
现代雷达的探测距离已达数十公里至数千公里以上，现代的侦察探测 装置可以在数百里之外甚至4万多公里的同步轨道上监视地面的目标。如美国的KH－12照像侦察卫星在几百公里轨道上对地面目标的分辩率为01米，一次照像即可覆盖数百平方公里的地面区域。
至于战斗武器系统性能的提高，更令人惊叹不已。例如，在作用距离或射程方面，采用增程技术可使火炮的射程从20多公里增大到50公里以上。在命中精度方面，采用制导炮弹可使射击精度达0．3米，各种导弹的射程则可依据需要任意控制，其中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已达1万多公里，命中精度在10米以内；采用空中加油技术可使军用飞机作远距离的甚至是作不着陆的环球飞行等。在杀伤力方面，国防科技已使单件兵器的杀伤威力大得惊人。
武器系统杀伤力的提高，主要是由于新的国防科研成果被用于武器系统，使其各方面的性能都得到明显改进的结果。军事运筹学建立了一系列理论模型来确定武器的杀伤效能与有关性能之间的关系。比较典型的一个数学模型是：式中：a、N1、λ1、P1依次为一方武器的作战效能、数量(如火炮数或坦克数)、射速和每发弹的杀伤概率：N2、λ2、P2则依次为另一方武器的数量、射速和杀伤概率。从上式可见，只要提高自己所掌握的武器的性能，就可以明显提高其作战效能。通过采用精确制导技术、高爆弹药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例如，美国的155毫米榴弹炮，由于采用了“铜斑蛇”激光制导炮弹，使其对坦克的命中概率比使用普通非制导炮弹提高了2500倍。现代坦克和大口径火炮由于采用了自动装填机、计算机火控系统，反应时间由数十秒缩短在10秒以内，射速提高了一倍以上。现在研制的坦克、飞机、军舰等的机动速度和战场灵活性都有了明显提高，而且普遍装备有电子对抗设备，甚至采用崭新的隐身技术来对付敌方的攻击，以确保自己的生存。
现代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对武器装备性能的影响是全面的，而且使其性能改进的范围之广、程度之高是过去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所研制的一代又一代的新式武器和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实践证明，为一种武器所提供的高技术含量赵多，其性能越好，战斗效能就越高。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等核武器的摧毁能力是众所周知的，各种高技术常规武器的打击能力也在海湾战争中得到了充争证明。现在，配备有先进电子设备和精确制导武器的6架F－111或3架F－15战斗机就能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300架B－17轰炸机才能完成的作战任务，而8架F－117A隐身战斗机只要配备2架空中加油机就能完成75架非隐身作战飞机和支援飞机才能完成的空袭任务。更有甚者，一艘现代大型攻击型航空母舰的作战能力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全部海军舰队攻击力的总和。
现代国防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正在并还将导致更多更新的高技术武器装备问世，如计算机病毒、电磁微波炸弹和炮弹等信息战武器以及天基和空基高能激光武器、无人作战航空器、微型侦察探测器、微型攻击机器人等。这一切将使未来的军事领域发生深刻的变化。
三、国防科技的重大突破导致军事上的变革
国防科技发展可为军事或战争的需要提供必不可少的武器装备。与此同时，国防科技发展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即战术技术性能得到极大提高的新技术或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成功往往会导致军事领域发生变革，或发生军事革命。这种变革涉及军事理论或军事学说的各个方面，而且接照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观点，军事理论的变革主要体现为作战方式的变革和军队编制构成的变革。
(一)新武器强制性地引起作战方式的变革
所谓作战方法，就是战争过程中的用兵方法，即组织兵力、兵器实施战斗的方式或方法。作战方法种类繁多，如按行动类型区分，有进功方法、防御方法等；按行动规模区分，有战略、战役和战术范围的作战方法；按军兵种划分，有空战、海战、陆战、坦克战、炮战、化学战等作战方法。军事史表明，所有这些作战方法都是由武器装备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就有什么样的作战方法。正如恩格斯所提出的：“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87)从古至今，要在战场上有效地杀伤敌人以及抵御敌人的进攻，必须依靠手中的武器并充分发挥武器的效能，因此作战方式、方法必然会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而变化。
当青铜器和铁兵器出现以后，远古时期没有队形的搏斗便被有严格组织的战斗队形———“阵”(如古罗马军队的方阵)所取代。
弓箭发明以后，较远距离的射箭便成为一种作战方式，而且使古代战车及骑兵受到威胁，于是出现了专门的步兵及步兵战术。
火药的发明，迎来了军事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使用火药的火枪、火炮发明并用于战争以后，先后出现了线式战术、散兵战术及线式和散兵相结合的战术。而且，随着军事技术的改进，巷战的方式方法也在发生变化。老式的建筑街垒和防街垒的方法被炮弹和炸药所粉碎。18世纪60年代以后，舰载线膛炮、无烟火药等伴随着蒸汽动力舰船技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从而出现了成一线纵列队形进行集火射击的海战方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坦克、飞机和航空母舰等一系列新式武器装备获得了迅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相继产生了飞机、火炮和坦克相配合、梯次快速装甲集群突击的闪击战术及大纵深作战方法，还出现了空中战役、空降作战、战略轰炸等新战法。战列舰在海战中的地位最终被航空母舰所取代，舰载机的制空作战讲座－35－中国国防科技信息1998年第3期和空中轰炸攻击作战成为争夺制海权的关键。由于多军兵种的诞生，多军兵种的联合作战逐渐变成了主要的作战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由于以探测技术、C3I系统、电子战技术等信息技术的精确制导武器等为代表的军事高技术的崛起和发展，正在军事领域引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其中作战方式的变革尤为引人注目。海湾战争和波黑战争都表明，使用精确制导武器的中远程精确打击作战、空袭与反空袭作战、争夺电磁频谱使用权的电子战等已成为现代战争的典型作战方式。
现在已可以断言，随着国防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以计算机病毒等为手段的攻击计算机互联网络、通信系统、金融系统的信息战，以及用各种“软杀伤”武器或“硬杀伤”武器摧毁C3I系统的指挥控制战即将成为未来高技术战争的崭新作战方式。
(二)新武器引起军队组织编制的改变
随着武器装备的不断发展，军队的军兵种结构及规模(包括编制人数和武器装备的数量)也不断发生相应的变化。恩格斯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指出：“随着新的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展，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53)实际上不只是火器如此，各种新武器的发明也都会带来类似的变化。
新武器装备导致新军兵种的诞生和旧兵种的消亡，已是公认的历史事实。
从古代到20世纪初，军队一直由陆军和海军组成，而且以陆军为主，兵种也不多。步兵是最老和最基本的兵种。步枪发明以后，手持冷兵器格斗的步兵被步枪手所取代，步兵逐渐形成了班、排、连、营、团、师的组织体制。火炮用于战争，导致了炮兵的出现。随着化学武器、坦克、通信设备等各种武器和技术装备的出现，陆军中又增加了防化兵、通信兵、装甲兵、工程兵、侦察兵等兵种。机枪、坦克和装甲车辆大量装备部队使在战场上驰聘了几千年之久的骑兵退出了战争舞台。海军由于任务的特殊性一直是一个独立军种。潜艇、导弹、核武器及航空母舰的发展，使大炮巨舰主义成为历史。主要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海军航空兵这一海军新兵种的建立使海军舰队的构成由以战列舰为中心变为以航空母舰为中心。
飞机的研制成功并用于空战标志着空中战场的开辟。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步显示出飞机这一新装备的重大作用，随后空军这一崭新的军种在各国纷纷建立。军用飞机的发展又引起空降兵的出现，同时促进了高炮、防空导弹和雷达的研制，进而导致了防空兵的问世。此外，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核弹头及其运载装置的发展，一些核大国还组建了战略火箭军或战略核部队这一新军种。
据预测，随着信息战技术和军用航天器(包括各种侦察卫星、作战卫星、军用空间站、军用空天飞机等)及空间武器系统(天基定向能武器、动能武器、电磁脉冲武器等)的发展，未来很可能出现全新的信息战和天战等更新的军兵种或作战部队。
为了合理地利用多军兵种的各种武器装备更有效地进行作战，以增强进攻和防御能力，许多国家又组建了包括多军兵种的合成军。新武器装备的出现除了引起军兵种类型的变化之外，还会引起军队中各国兵种构成比例和军队规模的变化。
一般而论，新武器装备的新技术含量高，性能较优异，但结构复杂，造价昂贵，因此各国只能根据需要和可能组建相应的军兵种，并随着国防科技和经济发展逐步增大技术性的军兵种在整个军队构成中的比例。以前苏军为例，20年代各军种的比例是：陆军98．6％，空军0．5％，海军10％，30年代末上述比例依次变为75．2％，12．8％，9．7％，其余2．3％为新组建的国土防空军。这种比例一直保持至50年代末。60年代以后，由于新武器装备的发展，战略火箭军组建，上述比例发生了重大改变。到80年代末，前苏军的军种结构为：陆军45．2％，空军10．7％，海军10．7％，防空军12．3％，战略火箭军7．1％，边防军5．5％，内卫军8?％。不但如此，陆军、边防军、内卫军等都是由多军种组成的合成部队。美军的技术军兵种比例也逐渐增大，80年代末，美陆、海、空三军的比例为35．9％、27．0％、27．9％，此外还有9．2％的海军陆战队。至于兵种的构成比例，也大致是技术兵种比例逐渐增大。如现在不少国家都组建了强大的装甲兵、电子战部队等。
由于新武器的性能发生了质的飞跃，从而使部队的战斗力越来越强。现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相比，取得同样的作战效果，所需兵器兵力只及第二次大战时的10～20％。另一方面，由于新武器的杀伤力、破坏力极大，使用大量兵器兵力容易造成更大的损失，并增大后勤保障的难度。因此，从必要性、可行性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等各方面因素出发，各国军队的规模及编制单位的构成就越来越小。
部队的战斗人员虽然在减少，但由于武器装备结构越来越复杂，维护保养任务和消耗量越来越大，因此军队的工程技术人员、后勤保障人员等均在增加。例如，战时美军部队的战斗人员和保障人员的比例为1：3，有时甚至达1：5。平时，美军正规部队中有一半为文职人员。
一方面部队的战斗人员在减少，另一方面部队的保障人员在增加，这似乎存在着矛盾。如果在保持部队拥有可靠的战斗能力条件下，尽量减少武器装备和战斗人员的数量，则技术保障和勤务保障任务量均可明显减少，保障人员数量也可减少，从而保证整个部队的规模缩小。这正是目前各国军队确定组织编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总之，随着国防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武器装备的日益现代化、高技术化，军队的组织编制将进一步从数量规模型转变为质量效能型，从人力密集型转变为科技密集型。
中国的军事战略和理论
"……坚决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的神圣职责……"———胡锦涛概 述中国的军事理论家制订了一项实施理论推动下的改革框架,以建立一支能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军队.这一理念强调现代信息技术作为力量乘数的作用,从而使解放军能够在中国边境以外更远的距离上实施精确打击的军事行动.通过汲取外国战争,尤其是包括"持久自由行动"在内的,美国领导的战役的教训,苏联和俄罗斯的军事理论,以及解放军自己尽管很有限的作战历史经验,中国的军事计划人员正在寻求改造整个中国军队.
这些改革的速度和规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解放军仍未在现代战争方面经受检验.这种作战经验的匮乏使外界对解放军在实现其军事理论抱负方面进展的评估复杂化.中国的高级文职领导人当中的内部评估和决策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基本上缺乏直接的军事经验,因而在发生危机时更可能会做出错误的估计.这种失算同样会带来灾难,不论其所依据的是毫无作战经验的指挥官的建议,还是脱离现代战场现实情况的"科学"作战模型.
军事战略指针
中国并不发表与美国的《国家军事战略》相当的文件.因此,外部观察家对领导层有关动武的思考或影响到解放军兵力结构和理论的应急情况,都缺乏直接的洞察.对权威性的讲话和文件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依靠一系列总原则和称为"军事战略指针"的指导来计划和管理军队的发展和动用.
解放军并没有提供这些"指针"的内容供外界研究.学术研究表明,目前的"指针"很可能可以追溯到1993年."指针"反映出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和苏联解体对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影响,为10年来解放军的很大一部分改造奠定了基础.然而,一次次讲话,权威评论和新的军事训练指导方法都表明,1993年的"指针"的一些内容最近可能经过了修改.这些修正看来反映出中国对其所处的安全环境和现代战争(即"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性质的看法,中国军事现代化方面的进展和从中汲取的教训,从"建设"用于信息时代的现代战争的军队向为了"打赢"这种战争而训练的转变,以及中国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底色.
"指针"的作战或"积极防御"成分看来保持完好.按照"积极防御"所主张的防御性军事战略,中国并不发动战争,或者进行侵略战争,而是仅仅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
然而,北京有关对其主权或领土攻击的定义模糊不清.在中国现代战争的历史所充斥的实例中,中国领导人都声称,军事上的先发制人是战略防御行动.例如,中国将其对朝鲜战争(1950年—1953年)的干预称之为"抗美援朝战争".类似地,权威说法还把与印度之间的(1962年),与苏联(1969年)和与越南(1979年)的边境冲突称为"自卫反击".这种逻辑表明,如果动武能够维护或推进其核心利益,包括其领土要求(例如解决台湾问题和尚未解决的边界或海上的领土要求等),中国就可能会发动军事上先发制人的打击,也许是在远离其边境的地方.
中国正在制订一项先发制人的战略吗
10年来,随着解放军从一支以步兵为主和力量投射能力有限的军队转变成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资源的比较现代的军队,中国获得了武器系统,采纳了使之能够在周边地区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攻击(包括突然袭击)的作战理念.
·截止到2006年10月,解放军第二炮兵的武库中有大约900枚短程弹道导弹.由于获取了苏—30攻击机和F—10战斗机———两者都装备着各种精确制导武器———中国的进攻性空中力量得到了改进.解放军还正在加强信息战,电脑网络作战和电子战能力.而这些能力都可以用于先发制人的攻击.
·解放军的作者们说,当遇到更加强大的敌人时,先发制人是必要和合乎逻辑的.中国的军事理论材料强调,静态的防御不足以在现代军队的高速和破坏力基础上保卫领土.其结果是,解放军的作战理念寻求阻止敌军集结和利用进攻性打击来掌握主动权,从而使敌人不知所措.解放军的理论家们认为,有效的防御包括在敌人领土上,赶在其能够动用之前摧毁敌人的实力.
中国获得了力量投射资源,包括远距离的军事通信系统,空中指挥,控制和通信用飞机,耐久力很强的潜艇,无人战斗机(UCAVs),以及新的精确制导空对地导弹.这些都表明,解放军正在形成采取先发制人军事行动的更强实力.解放军的训练注重"出其不意的"远程打击训练或针对敌人海军舰只群的协调一致的空中/海军打击.这也可能显示出,它打算赶在本地区爆发危机之前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选择.
根据解放军的《战役学》文件(2000年),一旦敌对行动开始,"'积极防御'的要旨就是主动歼灭敌人.……虽然从战略上讲,要以积极防御为指针,但'在军事战役中'重点要放在掌握主动和积极进攻上面.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积极防御的战略目标".
除了开发歼灭敌军的实力之外,解放军还正在探索动用有限武力的选择方案.中国的战役理论把这种选择定义为武力的"非战争"用途———政治胁迫的延伸,而不是全面的战争行为.1995年和1996年在台湾海峡进行的两栖演习和导弹发射就是武力的"非战争"用途的实例.然而,这一概念还包括空中和导弹打击,暗杀和破坏等.这种文章突出显示了中国做出错误估计的可能性,因为任何这种行动的打击对象,即使不是范围更加广泛的国际社会,都会视之为战争行为.
有关战争的一项全面观点20年来,中国的文职与军事战略家一直就现代战争的性质问题进行辩论.这些辩论汲取中国战略传统及其历史经验内部的来源,以提供对"军事革命","非对称战争"和"信息化战争"的看法.这种辩论突出表明了中国对战争的非动能手段的兴趣,以及经济,金融,信息,法律和心理工具在中国的战争计划工作中的作用的增强.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文件《军事战略科学》(2000年)突出表明了中国军方全面和多方面的战争观点.文件说:"战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还是政治,经济,外交和法律战线上的全面竞争."
最近,中国的军事战略家对国际法越来越感兴趣,把它当作在战斗前对敌手产生威慑的一项工具.在台海背景下,中国可能会利用一场信息战,把第三方的干预描绘成按照国际法属于非法.中国还试图影响国际舆论,使之有利于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曲解,通过在学术意见和国家观点中放弃长期公认的航行自由规范,而接受有关在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其上空,可能还有外层空间享有更大主权的解释.
非对称战争
确认和利用非对称性是中国战略和军事思维的一个根本方面,尤其是作为一支较弱的军队打败比较强大的军队的手段.自从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和"联军行动"以来,中国的军事战略家一直注重采取非对称对策来利用技术上占优势的对手的弱点.1999年《解放军报》的一篇社论明确阐述了这一点:"占绝对优势的强大敌人当然并非没有较弱的一方可以利用的弱点.……我们的军事准备的直接宗旨必须是找到利用强敌弱点的策略."中国对非对称战争选择的探索可以在其大量投资于弹道和巡航导弹系统方面看到.这些系统包括先进的反舰巡航导弹,水下作战系统(包括潜艇和先进的水雷),太空对抗系统,电脑网络作战和特别行动部队.
中国军事战略中保密性和诡计的作用
中国军事战略中对在冲突中掌握主动权和使敌手不知所措的注重,带来了对在战略,作战和战术层次上采用诡计的重视.中国的军事理论材料把战略诡计定义为"引诱对方形成错觉……并在造成人力和物资方面的最小代价情况下,以一种有组织和有计划的方式产生各种假象,从而使自己获得战略上的优势地位."
除了信息战和常规的掩护,隐蔽和诡计之外,解放军还汲取中国的历史经验,并从战略和诡计在中国的治国之道方面所起的一贯作用中汲取智慧.最近几十年,解放军内部重新掀起研究孙子,孙膑,吴起和商鞅等中国经典军事人物及其著作的热潮.这些著作全都包含有关运用诡计的戒律.
中国共产党对保密性的严重依赖与军事上的诡计共同作用,限制了国家安全决策,军事实力和战略意图方面的透明度.然而,过度的信心可能是由于军事领导人迷恋于战略和诡计所带来的捉摸不定的好处.此外,指挥官用来对付敌手的技能也可以用于掩盖解放军系统内部的坏消息的传播.而这种传播是中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因此,保密性和诡计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给中国的敌手,而且给中国领导人造成迷惑
A 如何破解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安全困境”？
一、我国面临怎样的安全形势
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是我国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当前，我国不仅依然面临着政治、军事、外交等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而且面临着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严重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台独等分裂势力的存在，东海、南海等周边又存在着一些复杂而敏感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我国安全形势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互动增强，是我国安全问题的时代特点。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不断发展过程中，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境内外人员和信息流动日益增多、加快，一些国内问题处理不当就可能演变为国际问题，一些国际问题传导到国内也可能诱发社会稳定问题，维护国家安全的复杂性增大。
随着时代进步国家利益不断拓展，我国加快发展中出现不容忽视的新安全问题。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 能源和其他一些重要战略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上升。我国海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保护与利用、海上通道安全、太空安全与信息安全、海外重要资源产地安全，以及海外同胞和华人财产生命安全等面临的威胁，已经十分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二、在当前形势下应当如何运用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利益
我国安全形势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迫切要求我军加快发展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需要具备多样化军事能力。
为了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就必须密切关注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切实把我军的职能任务搞清楚，把军队发挥作用的方式及行动样式搞清楚，把军事力量建设的要求搞清楚，切实提高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可以说，国家利益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我军职能使命之中，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扩展到哪里，我军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就应该延伸到哪里。
军事力量运用的方式多样化。面对不同的安全威胁，需要着眼国家总体战略目标，采取灵活快速、合法必要的军事行动，确保有效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我军职能作用的发挥，既可以通过特定的作战行动，也可以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或准军事行动；既可以采取威慑、防御、进攻等传统军事行动样式，也可以采取国际维和、军事合作、军事宣示、人道救援、反恐斗争等新的军事行动样式。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但军事手段始终处于核心和支柱地位。同时，在我军能力建设上，凸显了应对危机、遏制战争的新特点。
部队战斗力建设的要求多样化。各部队在战斗力建设上，应当按照所面对的战略方向、结合所担负的战略任务、立足自身的现有条件，有重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实施。当前，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是我军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我们应确立在复杂情况下有效捍卫祖国统一的战斗力标准，以此指导、推进和衡量各项准备工作。同时，还要把解决现实威胁与应对未来挑战结合起来，围绕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把军事斗争准备放在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战略构想中来运筹，确立不同阶段、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部队的战斗力建设标准，确立军兵种部队和各种武器装备的发展战略，以军事斗争准备实践检验军事变革成效，以军事变革成果提高军事斗争准备质量，不断把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引向深入。
善于从政治高度和国家发展全局观察分析安全形势、思考处理军事问题。军事服从政治，军事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当今时代，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法律等的联系更加紧密，在战略层面上的相关性、整体性日益增强。我们分析判断形势、指导军事工作、指挥军事行动，不仅要从军事上考虑问题，更要注重从政治高度和国家利益全局出发，看工作筹划指导是否符合国家发展大局的要求，是否符合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拓宽国家安全视野和军事战略视野，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战略意识，确保军事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坚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推动军队建设整体发展。发展新型军事能力，核心是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抓住发展重点，统筹发展全局，通过局部跃升促进整体发展。当前，要紧紧抓住制约战斗力增长的深层次矛盾和瓶颈性问题，积极推进军事理论创新、军事技术创新、军事组织体制创新、军事管理创新，使作战指挥体系、作战力量构成、武器装备发展、部队管理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建设不断取得突破。大兴军事训练热潮，围绕军事斗争准备，注意分类指导，进一步加强针对性训练，积极稳妥地推进一体化训练，努力推动我军军事训练向更高层次发展。
军事实力是维护国家利益、履行国际义务的坚强后盾。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军事上从来都坚持自卫的立场，一贯慎重使用武力。 面对新的国家安全形势，我们要把慎战与善战、自卫与反击、军事力量的战争运用与非战争运用紧密结合起来，突出维护战略机遇期的主动性、应对危机的灵活性和战略指导的预见性，积极拓展战略运筹空间。既要关注战争的筹划和实施，做好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充分准备，又要注重预防危机，通过有效运用军事手段，努力慑止危机，及时化解危机，有效控制危机，以适度的军事斗争行动达成战略目的。
B 联系实际论述大学生军训的重要意义
大学生进行军训和军事理论学习是高校国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国防教育与科学文化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心理素质教育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校的国防教育是通过集中军事训练，上军事理论课和分层次的多种形式国防教育，以及课程之外的国防知识演讲、竞赛、军事夏令营等军体活动来体现的，无论在德育，还是在智育、体育等方面，都为大学生成才提供了一个新的载体。它不仅有助于良好道德的形成，而且拓宽了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了体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起到了其它教育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可塑性强，接受能力快，特别是刚迈入大学校门的学生，他们充满对大学的好奇和渴望，大学时期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造和形成的关键时期。高校的国防教育有着广阔的空间，使学生在军事课程之内接受系统国防教育，充分发挥着国防教育在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通过基本军事技能训练能磨练意志品质，并提高身体素质和精神面貌。十几年的寒窗苦读使他们长期处于脑力劳动状态，再加上各种主客观因素，普遍存在心理素质脆弱，视力下降，身体素质差等问题。而高校的军事训练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它集中训练的特点是，严格、紧张、统一、有序。这对于刚刚走出家门的大学生来说是对自我极限的挑战，军事训练很好的培养了他们顽强拼搏和集体主义协作的精神，增强他们的组织纪律观念和集体荣誉感，为他们的大学生活乃至将来的工作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大学生学习军事理论对完善学生知识结构具有重要作用，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从自身安全出发，都把自己的最新科技成果运用到国防上，大学生通过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可以亲身感受到自己所学专业和知识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从而极大的激发他们刻苦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可以增强勇于向困难挑战，勇攀科学高峰的意识。
普通高校的军事课，教学方法和手段先进灵活。目前，高校国防教育基本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相结合，利用多媒体教学，结合教学内容及要求制作教学课件，形象生动，增强了学生的感性认识，提供最新最快最先进信息，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课外国防教育活动灵活多样，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使学生产生浓厚兴趣，保证国防教育在高校具有稳定和长效功能。
《国防教育法》指出：“学校的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在高校开展以学生军训、军事理论课教学和课外多层次多样式国防教育活动，是按照国防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适应我国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和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需要，是提高学生全面素质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搞好高校国防教育具有深远的意义。
学生是国防建设的后备力量，随着军事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未来战争是技术的抗衡，是人才的较量。而这些人才的培养，仅仅靠军队院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地方院校来培养。青年学生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生动最具活力的群体。他们的素质高低，国防观念的强弱，将对社会起到巨大的“辐射”作用。作为后备兵员的储备，对改善现代军队兵员文化、科学技术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学生是祖国的未来，通过学校国防教育所积淀形成的道德行为、意志品德，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成为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新人，是一件利国利民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所以，军事课在普通院校开设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C 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防和军队跨越式发展道路
新世纪的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在国际局势总体缓和局部动荡，国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世界新军事变革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发展与困难同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克服困难，促进发展，是摆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历史性课题。十六大报告对此作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为新世纪国防和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也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要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确保全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工作的首位，为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证；要进一步完善党委制度、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民主集中制度、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支部建在连上等一系列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人类文明正在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战争形态正在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受其影响，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军事变革正在蓬勃兴起。信息化是新军事变革的本质和核心。我们要主动应对挑战，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以加强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创新战争与战略理论，探讨着眼于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作战理论，发展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努力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双重历史任务。
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全面提高我军战斗力。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要以此为统揽，在全面提高我军战斗力上下工夫。在军事斗争准备基点上，要由工业时代战争条件向信息时代战争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跨越；要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争夺质量优势，在军队建设上由人力密集型和数量规模型向科技密集型和质量效能型转变；坚持以人才为本，重点抓好指挥军官队伍、参谋队伍、科学家队伍、技术专家队伍和士官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要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深入开展科技练兵；加强军队院校建设和改革，全面提高军队的科学技术素质；要以结构调整和完善政策制度为重点，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军编制体制改革，使之与信息化战争需要相适应。
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落实这一方针，一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要在这个大局下思考和谋划国防和军队的发展，使国防投入、军队数量与规模控制在国力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军队要继续把支持和参加国家改革和建设事业作为服从大局的实际行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民造福、为国兴利。二是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努力加强国防建设，使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达到确保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要求。同时要把国防和军队建设当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形成全民办国防的格局。三是形成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要两头兼顾、协调一致。国防建设要充分考虑经济建设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国防资源的利用率。国家在进行经济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充分考虑国防和军队的需求，做到既促进经济发展又增强国防能力，达到富国强兵的辩证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