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教育是省级期刊。
期刊名称：湖南教育
主管单位：湖南省教育厅
主办： 湖南教育报刊社
周期： 月刊
出版地：湖南省长沙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16开
ISSN： 1000-7644
CN： 43-1034/G4
邮发代号： 42-9
《湖南教育》：创刊于1950年4月16日。其前身为1908年创办的《湖南教育官报》。191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更名为《湖南教育月刊》的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了《学生之工作》一文，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摇旗呐喊。
有以下几处：
1、月刊，创刊于1993年，由湖南教育报刊社主办。
2、发明与创新，是湖南省发明协会主办。
3、湖南教育杂志社。
4、湖南省发报刊局。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1912年被译入中国①，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长期入选我国中学语文教材，超越了时间和不同意识形态的阻隔，是在中国最有普遍群众基础的法国文学名著之一。尽管在它之后，都德的其他作品也陆续译入，为数不能算很少②；但是关于都德，中国人记忆最深的，永远是普法战争，是《最后一课》。可以说，在汉语言说都德的语汇中，最具表现力的就是《最后一课》，她甚至可以作为都德的代名词，作为“爱国主义”的符码编入了近代中国人百年的经验史和情感史。法国人眼中或许更是擅写南方风情的温婉的都德，在中国语境中被爱国主义作家置换。尽管学者文人曾在以哀逝情怀叙写湘西风土的沈从文身上体认了都德的韵致，显示了他们对这位诞生于普罗旺司的法国作家的审美回应，而对于普通的中国受众，星光下牧羊人的柔情和赛甘先生的山羊遥远而陌生，只有《最后一课》和都德一起熔铸为爱国主义的代码，成为我们自己精神财富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对一个作家的接受，尤其是对一个异域作家的跨文化接受，有时会出现对这一作家的部分的强调或部分的偏废，它是接受者自主选择的结果，与接受者所处的历史文化现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法国文学史家朗松曾言，“每部代表作的历史都浓缩着生产该作品的民族以及接受这一作品的其他民族的兴趣史和敏感史”③。因此，还原一个作品的跨文化阅读中所牵涉的历史语境，考察其最初接受者的阅读敏感，有助于理解这一作品在相异文化中的机遇，同时也能揭示接受者自我在外来作品的本土化运作中的意义。
本文从《最后一课》最初的译本着手，结合其他早期出现的译本，分析这部法国文学名著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特殊文化语境中被接受时，中国本土文化的切身经验和民族情感的积郁怎样制约着译者，并通过译者的个人敏感穿透作品，奠定了接受之基，使这部作品成为几代中国人在割地赔款的阴影下，在亡国的现实危机中爱国感情表达的媒介。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胡适翻译的《最后一课》(原名LaDernireclasse)是都德作品汉译的第一篇，它最初刊登在1912年11月5日上海《大共和日报》，译名《割地》④。此后，同一译本又由留美学生编辑，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留美学生季报》在1915年春季号仍以《割地》之名重新刊出。1919年，亚东图书馆为已然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译者出版《短篇小说集》，以《最后一课》原题收入该译本。而后，这一译本又在二十年代初开始，在白话文进入基础教育的背景下，被收入由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成为都德这部作品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译本，最有力地参与了汉语语境中都德形象的构造。与胡译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同在1915年，同样在上海，创刊于1914年6月，以都市市民为读者对象，以娱乐休闲为旗帜的小说周刊《礼拜六》推出了署名“静英女士”译的《最后之授课》，是胡适译本之外今天所见最早的他译；由于《礼拜六》所牵涉的与《留美学生季报》不同的读者层，这一新译本的出现对于还原《最后一课》在中国的接受语境别有意义。此外，在上述两个译本出现之间的1913年，在长沙出版的《湖南教育杂志》刊载了标明“匪石译”的《最后一课》⑤，尽管经过文本的对比分析发现这个译本只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但是这一现象本身，和都德之同一作品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一再被选择被发现，都从不同层面显示着接受者社会集体意识在对异域文学作品移植和化入过程中的有力运作。
胡适译本初名《割地》，这一译名的选择就已准确无误地传递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强烈的情感信息，以一个词语的选用开启了本土经验、民族情感对都德的再创造。《最后一课》法文原名LaDerniereClasse，鲜明而贴近故事内容:一个学童对自己“最后一课”的深切记忆。在翻译时，译者与第一读者胡适，放弃了直接将其译为《最后一课》这样合情而又轻松的做法，而选择把这部作品最能激起他回应的故事的本质直接推向前台，“割地”一语道出了超出作品主人公孩子所能理解的，国土沦丧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激起的屈辱与悲愤。正是二十世纪初年承载着一系列割地赔款的历史，刻骨铭心地日夜感受着亡国焦虑的经验促使他做出了对这一词语的选择。在为译本写的短序中，胡适看似随意地交代了译名的变化，字里行间也清晰地透露了译者对都德作品的最突出敏感点:
著者都德生于公历千八百四十年，卒于千八百九十七年，为法国近代文章巨子之一。当公历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与普鲁士国开衅，法国大败，普国尽据法之东境。明年进围法京巴黎，法人力竭求和。赔款五千兆弗郎，约合华银二千兆元，盖五倍于吾国庚子赔款云。赔款之外，复割阿色司娜恋两省之地以与普国。此篇托为阿色司省一小学生之语气，写割地之惨，以激扬法人爱国之心。原名《最后一课》，今名乃译者所更也。民国元年九月记于美国⑥。
下笔所及，处处以法国反观“吾国”，涉及赔款，则折以“华银”，比照“庚子”。对于近代中国，“割地赔款”可以说是驱之不散的梦魇，是“亡国”命运的压迫，而译者本人正是在这压迫的痛苦中发现并感受了都德。所以，“割地”这一词语交织着接受者情感历史与现实的积郁，在都德作品的刺激下脱口而出，几乎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集体意识借青年胡适之手的“自由写作”。
当时的胡适以庚子赔款公费身份留学，在美国已经两年。这种经历和处境是他作为《最后一课》译者的独特资源。尽管被美国“泱泱大国之风”浸漫，并已渐生第二故乡的感情，故国之忧未能稍减。从他当时的日记和书信中屡屡可见其“远人焦思”随国内风雨而动。在给母亲的家信中，他多汇报异国见闻，记述友人仁善，学业长进，尽管也难掩对故乡局势的关切，对家境窘迫的担忧；而在对同辈朋友的书信中，在日记里，“亡国”之威胁与贫穷之压力是当时并悬于头上的双剑，尤其是侧身于优游的美国中产阶级社会里感受的贫穷，更加剧着对弱国、对亡国的体味。可以说，作为译者的青年胡适，是在某种极其个人化的背景中，独特地经验着亡国的惨剧和弱国的悲哀。在当时国人的眼中，他或许应是幸运的，庚款留学，脱离了以朝不保夕的小生意或卑微的教职谋生的苦境，来到“风俗极佳”、“无不有泱泱大国之风”⑦的美国。但是，这一幸运却又是宿命地使他感受亡国悲哀的根源:他的留学本身正是割地赔款的伴生物，他的“幸运”又正是家国不幸的镜子。因此，他的留学身份带给他的，不仅是美式生活陶冶的平和温厚，而且使他比一般中国人更痛切地体认割地赔款的情感意味。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压迫，而这压迫使他反省，分别写于1913年和1914年的《赔款小史》和《非留学篇》，见证了他对自身处境与家国命运的独特敏感。所以当他被都德的小说所感动时，他顺从自己的情感波澜，在翻译活动中注入了自己正在身历的经验，并借移译都德之作一浇心中块垒。
《割地》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上海的报纸，而报纸作为成熟中的都市生活的公共空间直接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敏感。胡适留学在美，长期处于“远人闻乱，心日夕不能安”⑧的境地，报纸是他借以关注故国的主要媒介。就在他翻译《最后一课》前后，1911年3月24日日记:“连日日所思维，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⑨。在1912年11月14日，则有“读英报纸论吾国事，中心如捣，又至邹秉文处读上海报纸”⑩等语，真实记录了青年胡适现实情感与国内危亡局势的呼应，而他对祖国命运的焦虑则成为他感受都德、接受《最后一课》的精神土壤。
胡适与《大共和日报》的联系，在于他中国公学时代的同学叶德贞，当时叶在这家创办于1912年初的报纸工作。在胡适的日记中，1911-1912年间曾频频出现与“德征”书信交往的记载。如:1912年9月28日，译《割地》期间(据日记载，9月26始，至9月29日译毕)，“夜作长书寄德征” ，9月29日“夜译《割地》成，寄德征，令载之《大共和》” 。10月14日，又见“得德征寄报甚多，一一读之。 ”可见，此时德征和报纸更直接联系起了在异乡的胡适与祖国。而故国的报纸对游子来说总是切盼而又深恨的——因为它常常传递着“国亡在旦夕”的哀音，加剧着远游者的焦思。查阅仅见的《大共和日报》1912年10-12月，《割地》题名与连日各版面警报般的标题相互呼应，彼此和谐，感染着那个时代知识者层体认亡国在即的高度紧张:10月27日社论《呜呼蒙古，竟为朝鲜继也》，10月28日评论《忠告濒死之支那》，10月29日《呜呼蒙古，呜呼青岛》——来自故国的消息声声入耳皆为泪，成为亡国危机下译者胡适以中国悲怀演绎异国之《最后一课》的基本语境。
同样浸润着故国焦虑、伴随译文发表的周边文本——译者的前言后记，更直接地体现了其作者翻译活动的意义指向:借“他者”之历史，写“自我”之现实。在前引译序中，他以法国命运对中国的比附，不仅使译文的读者更贴近都德，也使中国人遭遇的割地赔款的历史直接介入对外来文本的解读。比之前言，置于文后的“译者识”表现了青年胡适对都德短篇小说艺术的欣赏，但他最不能忘怀的还是作品艺术地表现的“割地之惨，奴隶牛马之痛”，并呼吁“读者勿轻易放过” 。胡适的译文为白话，简洁朴素，尽管有细节的删略，那以天真的孩童口吻传递的深挚的伤痛以其朴素平实打动了几代中国读者。在胡适译本对细节的删略中，有一点比较突出体现了译者的翻译策略，更值得注意，这就是对人名的尽量简化:第一人称叙事的主人公小佛朗茨之名在原文有三次出现，而译本从未出现。这一改变削减了由于陌生的名字带来的文化隔膜，拉近了本土读者与异国故事的情感距离，使读者更容易直接进入主人公的情境，产生超越地域与文化的呼应。尽管也要看到，在胡适译本以后的广泛传播中，译文载体——白话的崛起和译文作者的身份都可能是重要因素，但是译本本身及其产生之初的基本语境已然奠定了这一作品的总体接受指向，并给后世以深刻影响。
当胡适译本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时，处于欧战背景下的中国进一步从历史在现实的延续中再度选择了都德。如果说《留美学生季报》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涉及最为敏感的精英的社会阶层，那么，同期出现在通俗文艺期刊《礼拜六》的另一个译本则可能从不同层次揭示《最后一课》在中国被普遍接受的情感基础。
《礼拜六》是创办于1914年6月的小说周刊。在编者为其发刊写的“赘言”里有编辑者钝根的著名言论:“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 ”。它不仅解释了该刊所以命名的原因，也张起了健康休闲的旗帜。而在该刊创办不及一年，第38期(1915年2月20日)就有作者马二先生在其“寓言小说”，《赌》的“著者曰”中说:“时局至今，何暇更做小说，然小说未始不可利用以促起国民之迷梦 ”。在他的寓言中，子孙众多、曾广有财富的“华老头”家成了赌场，被来自“西村”的赌徒“英”“法”“德”“俄”“管领”，而又有阴险的紧邻“东方”的欺凌觊觎……
都德《最后一课》的又一译本，静英女士译《最后之授课》就刊出于同时期的1915年3月27日第42期。在此前后，关于战争、爱国、英雄的作品密集出现于《礼拜六》，如《血性男儿》、《爱国少年传》、《裸英雄》等等，小说实已成为“惊起迷梦”的工具，而不再追求使人“万虑全消”。第46期《裸英雄》的作者黑子呼应马二先生的感慨，说，“时局如此，吾人非特无暇做小说，且亦不忍作小说，……呜呼，强邻狼突，或战衅将开” 。刊登于同一期，署名“剑侠”的短篇小说《弱国余生记》则全然没有一般小说的艺术架构，只是用几百字，叙写了一个青岛少年在日德交战中家破人亡的惨剧。作者在后记中说，“此次日军德军战于青岛，我国人民被害者甚众，特识少年事以寄哀悼，愿我同胞毋忘此痛” 。编者钝根也特别为此篇加了“按语”，给后人留下了更多的时代印记:“剑侠此作投到时，日军初下青岛，及今登出，而日本之侵略手段已一日千里，要求条件之苛虐，浸浸有吞并中国之势。嗟我同胞，不起自卫，行且尽为亡国奴，何暇悲少年哉!”静英女士译《最后之授课》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使都德《最后一课》进一步参与了被时局激起的救亡合唱。这一文言译本本身也许在当时或以后都没有如同胡适译本的反响，而且如同许多当时的译文，它在刊出时甚至没有提到原作者的名字。但在都德的中国接受进程中，结合此时的《礼拜六》对民情民心的真实记录，原作者的缺席似乎更突出了《最后一课》与本土语境的深刻和谐，体现了都德这篇小说中国接受与再造的深厚土壤。曾以引导健康消闲为已任的《礼拜六》，与远在异国的留学生胡适一起，在国事危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笔报国”，并在唤起迷梦的努力中，使来自异域的声音汇入本土文化的激流，获得新的面貌与新的生命。
与《礼拜六》休闲不得继以救亡不同，《湖南教育杂志》的主办者是忠实的“教育救国论”者，他在国事艰危中更痛切关注外侮之下民族内在的痼疾，欲挖掘所以贫弱被辱的根源，并以教育疗救之。1913年初，署名“匪石”译的《最后一课》在该刊是以“教育小说”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译文基本上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 ，而发表时间仅在《大共和日报》刊出《割地》几个月内。这一速度与频率，再次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读者与青年胡适敏感共通的例证，也在《最后一课》的中国接受史上留下真实而富有戏剧性的一页。
纵观以上所见，《最后一课》入华的最初三年，都德已在本土特殊语境中成为中国人爱国情感激发和表达的媒介。而后，当胡适译本被选入语文教科书，它的接受随之进入了新的更广阔的空间。今日所见最早收入胡适《最后一课》全文的教材，由洪北平等编，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文范》在半年内出了四版；而1923年为适应新学制编的《国语教科书》在七年中印行曾高达112版，传播及影响甚远。在1932年，当出版这两种教材的商务印书馆毁于日本人的大火后，几个月内，它就推出了《国语教科书》的“国难后第一版”，并在一个月内连出了五版。收入了都德这篇小说的“国难版”教材的战火经历具有象征意义，它所掀开的将是《最后一课》中国接受新的一页:抗日战争的血与火将使它最终定型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代码，深深地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
参考书目《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让-伊夫.塔迪埃著，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胡适书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胡适文集》(卷9《早年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短篇小说第一集》胡适译，亚东图书馆1919年。《胡适年谱》耿云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胡适传》白吉庵，人民出版社1993年。《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年。《大共和日报》(1912年10-12月)。《湖南教育杂志》(第2-3年)湖南教育杂志社1913-1914年。《礼拜六》(百期汇订)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1921年。《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四年春季号)上海中华书局发行1915年。《白话文范》洪北平等，商务印书馆1920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顾颉刚、叶圣陶等，商务印书馆1923-1932年。《法国作家与中国》钱林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胡适与都德的〈最后一课〉》苏华，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中学语文教科书百年回眸》温立三，载《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3期。[日]樽本照雄，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年。
①关于《最后一课》最早的译入时间，近年研究界有一说为陈匪石译，刊于1903年《湖南教育杂志》，此说的缘起大概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施蛰存主编，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提供的错误信息造成的。事实上，1903年并无《湖南教育杂志》存在，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有另文做了考辨。现在掌握的情况，1912年胡适译本为首译。
②自1912至1918都德作品汉译的粗略统计数字为15篇(部)，其中《最后一课》重译或改写共计5次，其他几种译文分别是:江白痕《小子志之》，载1915年《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5期；梁荫曾《最后一课》，载《工读杂志》第1期(1917年5月)；段茂澜(末次之课程)，载《南开思潮》第1期(1917年12月)。
③转引自[法]让一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艺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第206页。
④需要说明的是，见于1912年11月5日《大共和日报》第10页的仅是《割地》的后半部分。当时该报版面为“四大张”八页，而11月5日则多了一张，可能此前还有一次这样的临时“附张”，刊出了《割地》的前半部分，但在笔者查阅的北图《大人和日报》中未见留存。
⑤《湖南教育杂志》创办了1912年6月，1913年1月刊出《最后一课》，译者署名“匪石”。《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在收录该译文时变动了署名，并把出版年误为1903年，致使不准确的信息流传。
⑥胡适《割地》译者序，首次刊出的《大共和日报》本尚未见前半部分，因此，此序文引自《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
⑦1910年致同学胡绍庭等，见《胡适书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16页。本小节未加注之片断引语皆出自胡适书信及日记。
⑧1913年致母亲，同上。
⑨1911年3月24日日记，《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第9页。
⑩ 1912年11月14日日记，同上，第70、53、54、57页。胡适《割地》“译者识”，见《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第1期(1914)，引自《礼拜六》百期合印本，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1917年。同上，第38期。 同上，第46期，1915年4月16日。胡适删去的原文内容均未出现于“匪石”译，而“匪石”增加的文字都是原文没有的。“匪石”的序跋文字也与胡适略同
我爱童话，因为孩子而炽烈地爱着。孩子们给了我快乐，我用童话把快乐送给孩子。 谢乐军有个别称叫乐乐，朋友都喜欢这样叫他。见到谢乐军是在湖南教育报刊社大楼下，从外表上乍一看，实在难以把他与一个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和童话刊物主编的身份联系到一块儿，但是只要一谈起童话，你就会感觉他真真正正是个童话大王。这一点，从他孩子般纯真的笑容和率真的举止就能看出来，童话让我永远保持着一颗真诚友好的童心，他说。不到20岁，谢乐军就开始了童话创作。20年过去了，他陆续创作了两百余万字的童话作品，创作童话对他而言，似乎是永远也掏不完的聚宝盆。我们不无好奇：你怎么总能写出童话来？谢乐军回答说：我的童话源于生活，生活是我文学创作的源泉。从说故事到写故事最初与童话结缘，源于二十年前谢乐军在乡村学校任教时。谢乐军的父亲是湖南省洞口县第二中学的一名普通语文教师，一生好学乐教，在家乡从教三十余年，年届花甲退了下来。当时有顶职的政策，十六岁的谢乐军在父亲的安排下，放弃两个月后参加高考的机会，走上工作岗位，成了洞口县的一名乡村老师。彼时，谢乐军执教的小学坐落在远离村庄的孤零零的山包上，学校里只有6名教师。他自幼酷爱美术，向往当画家，学校教室里雷锋等名人的画像全是他亲手所画。孩子们喜欢我，最先也是画的功劳，他们都爱看我画画，谢乐军跟学生们成了朋友，业余时间，他经常带着学生到野外郊游或写生。上世纪80年代初，乡村小学办学条件较差，课外读物缺乏，物质上的贫乏根本无法满足学生的求知欲。谢乐军每月都会从34.5元的月薪中拿出相当一部分来订购《好儿童》、《少年文学报》等报刊，为学生朗读报刊上的故事或新闻。可报刊有限的文学故事远不能满足孩子们的需求，不得已，他开始自己编故事。当初谢乐军编故事的素材，都来自学生的生活和自己小时候的记忆。由于父亲爱好诗词歌赋，古典文学功底深厚，受父亲影响，谢乐军从小就喜欢文学。比其他孩子幸运的是，谢乐军小时候就能读到父亲从学校借来的连环画，以及在省文联工作的二叔寄来的《小溪流》等儿童文学期刊，通过阅读，他拓宽了自己的知识面，视野也愈加开阔。二叔经常回老家写作，给我开'故事会'，绘声绘色地读自己的新作以及《鸡毛信》等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母亲虽只念过一年半私塾，却识字不少，能阅读书报，再忙也会抽空给我讲些'长发猩猩外婆'、'大力士黄毛爷爷'之类的神话传说。我的爷爷也是个擅长讲故事的老人，他爱讲'黑脸雷公'和我们当地传说的机智人物'谢又万'的故事。二十多年过去了，童年那段美好往事，至今仍镌刻在谢乐军的记忆中。通常，谢乐军会在头天晚上把故事编好，第二天讲给学生们听，偶尔也会边编边讲。谢乐军发现，自己编的故事有时比报刊上的更受学生欢迎。他把自编的故事整理一下，寄给经常订阅的那几本报刊，没想到还真的发表了。最初发表在上海《好儿童》杂志的童话《留金桥》，源于他家乡一个民间传说。那是孩提时代父亲讲给我的，这是一个'行善有好报'的民间故事，谢乐军将这个古老的民间故事进行提炼和加工，发挥想象，赋予其更深刻的含意，让故事获得了新生命。之后的一篇《喜鹊和八哥》的童话，是他根据童年时，亲眼看到屋后梧桐树上八哥抢占喜鹊的窝，两鸟展开生死搏斗，八哥把喜鹊赶走这一趣事，发挥想象改编再创作的。这是他早期的两篇童话。在小学任教期间，谢乐军利用业余时间，陆续创作了童话《三七二十八》、《兔大王与猴医生》、《换鼻子》、《小毛猴取经》、《四方框老师被软禁》等，所表达的主题大多与教育有关，如小孩做事要认真细心，不要盲目追时髦，要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和事，以及教师要灵活运用教育教学方法等等。至今，谢乐军仍然忘不了那些孩子和那所山村小学。爱童话更爱孩子谢乐军在乡村学校工作了近十年，教过语文、数学、美术、体育等各门小学课程，也做过少先队辅导员和共青团工作，后还在学区做过管理工作。在那段时间里，他写童话、小说、新闻、通讯及广播稿，陆续发表了三十多万字的作品，成了乡村家喻户晓的名人。他热爱文学，享受文学带来的创作快感，文学也让他的人生迎来转折。一次，我和同事们正在学校吃饭，县教委主任和办公室主任突然来到我们学校，找我谈话，问我能写童话会不会写材料，我当初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说写材料不比文学创作简单，这还能难倒我呀，让教委主任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原来，洞口县教育委员会需要一名文秘，得知乡村学校有一位发稿较多的名人，于是，县教委领导未通知任何人，就驱车前往谢乐军所在的学校，为的是一探这位众人口中笔杆子的庐山真面目。就这样，谢乐军很快被借调到洞口县教育委员会工作。工作一年多后，《湖南教育报》创办，面向全省招聘十多名编辑记者，谢乐军被顺利录用，因工作需要被分到《湖南教育》杂志从事编辑工作。两年后，怀着对儿童文学的兴趣和热爱，谢乐军又参与了《小学生导刊》的筹办。1993年，刚刚创办的《小学生导刊》想开设一个科普栏目，希望以较新颖的科学童话形式向小读者介绍科普知识。当时，《小学生导刊》向几个作家组稿，都感觉不到位，写出的童话不能两全：知识性强的，故事生硬；故事生动的，又没有兼顾到知识点……就在大家心急如焚的时候，谢乐军打算自己试试。凭借着以前做教师时对孩子们心理的把握，他从日常生活中找问题、找灵感，写起了马马虎的系列故事，想不到，童话出来后，马马虎很受小读者欢迎，科学童话专栏居然成了《小学生导刊》的拳头栏目。之后，他又开设乐乐童话专栏，动笔创作了长篇系列童话《奇怪的大王》、《魔术老虎》和《长翅膀的小汽车》，连载时间长达十余年。当时《小学生导刊》期发量最高400多万册，在社会和各中小学校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谢乐军说。谢乐军写的童话一直很受孩子喜欢，能写出这样的童话，主要取决于他有一颗爱孩子的心。他一直主张孩子快乐生活、快乐学习，在写童话时，他努力寻找让小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来表现，希望为孩子营造快乐的阅读环境。让小读者在轻松阅读中，分辨真、善、美，感受爱和阳光的快乐。为了让孩子们了解更多更好的中外童话，2000年，谢乐军从内蒙古妇联引进《中外童话画刊》，兼任主编。四年后，他筹办了《幼儿画刊》，致力于推行创作与编辑互动，期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2004年，他被湖南省作家协会儿童委员会推荐担任副主任，任职期间，他为我省儿童文学作家办了许多实事，组织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活动：编辑出版了《小虎娃儿童文学精品丛书》，将湖南老中青12位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集中推出，在全国受到关注；今年6月，又推出了《小虎娃儿童文学新人丛书》，将湖南12位从未出过书的颇有潜力的儿童文学作家汇集到一起；2008年，他又促成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举办大型儿童文学展，成立了湖南儿童文学创作基地，不定期地组织省内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小作者、读者相互交流；在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诞辰100周年之际，他还策划了大型纪念活动并组织了首届张天翼儿童文学奖评选工作，积极为小读者推出更多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和作家。现在，谢乐军虽担任着繁重的行政事务工作，但仍不忘抽时间创作，并以服务老一辈儿童作家、推出儿童文学新人、培养小作家为使命，辛勤地为儿童文学事业鼓与呼。童话带来的童话缘因为童话，一向不善言辞的谢乐军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事实上，童话不但让他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也给他带来了幸福的家庭。谢乐军告诉我们，跟妻子相识相恋也是童话牵的红线。他的妻子尹慧文也写童话，获过很多奖。妻子写的童话胜过我自己，说起妻子，他脸上流露出了几分自豪感。当初认识她时，她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在离我工作学校500多米远的乡中学教书。当时，曾有好心人想撮合，但她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委婉地拒绝了。好心人认为没戏了，但我却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她跟我有缘。谢乐军甜蜜地回忆着。那时，谢乐军在洞口县青龙学区工作，而尹慧文在青龙中学当老师，由于尹慧文跟谢乐军只有一面之缘，也不太了解，根本没留意过谢乐军，但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尹慧文的想法。一年国庆节，尹慧文在同学家做客，看到桌上有一本《小溪流》杂志，顺手拿过来翻阅，忽然她眼睛一亮，原来在一篇《大兔王的奇遇》的童话标题下，谢乐军三个字赫然映入眼帘。看完那篇童话后，尹慧文对谢乐军的印象大为改观。之后，两人便开始通信，请学生做秘密通信员，一起探讨文学与创作，他们合作写了《没有身份证的白天鹅》、《0的故事》等童话，均发表在《小溪流》、《少年文学报》等刊物里。1989年，谢乐军跟尹慧文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儿子小乐乐的出生，更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快乐。小乐乐很喜欢童话，为了给儿子送一份跟童话有关的礼物，谢乐军出版了系列童话集《长翅膀的小汽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乡村生活的思念。谢乐军说，儿子小乐乐有时比他的想象力还丰富，常常有意想不到的奇思妙语，比如把坏脾气装上开关啦，把老爸变成儿子上幼儿园、让儿子变成老爸去上班啦，蘑菇长成了摩天大厦等等，这为谢乐军和妻子创作童话带来了很好的素材。经常，一家三口共同创作童话，享受童话带来的乐趣。但对于中国孩子的健康成长，谢乐军不无忧虑：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眼界开阔、知识面也很广，网络功不可没。但网络给孩子们带来丰富信息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如上网成瘾，远离文学阅读等。现在的孩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太少，对琴棋书画以及传统节日印象淡薄，反而比较关注和重视西方节日了……他想通过写童话、讲故事的方式，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并能汲取健康成长的养分。他曾在一个月内给留守儿童创作一本卡通书《弹弓侠奇遇》，故事讲的就是一个留守儿童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自强不息、自我保护的故事。谢乐军说，他希望社会能更多地关注帮助留守儿童，希望所有的留守儿童能像一般孩子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我创作的时候不喜欢被打扰，中断的思路要很久才能再找到，现在的工作环境不太利于创作，近几年来，谢乐军由于事务繁杂，童话写得少了，尽管这样，谢乐军心中的童话梦仍然不曾泯灭，他一直有这么一个愿望：回到编辑岗位中，再做一本更好的童话刊物，写一点让孩子们喜爱的童话，为了孩子，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个愿望变成现实。
王树槐，人名，目前主要有三个人物，一是淄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二是湖南省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理事，三是邵阳市收藏协会副会长。
一、淄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个人简介
王树槐，男，汉族，出生于1960年1月，山东淄博市临淄区人，中共党员，山东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淄博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二、湖南省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理事
个人简介
王树槐 ，男，出生于1968年，湖南湘乡人。1991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历任《初中生》杂志和《湖南教育》杂志编辑、发行部副主任，湖南省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理事。副编审。1989年开始发表作品。200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个人爱好
1970年开始收藏，主要收集钱币、邮票、粮票，藏品颇丰，含部分珍品。
个人作品
已出版长篇小说《命运之角》，中短篇小说集《豁耳朵白额狼》、《生活在项伯梦里的老杨》、《划过心空的痕迹》，散文集《开花的梦》。散文《父亲的菜园》被选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命运之角》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一等奖，《豁耳朵白额狼》获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二等奖，小说《手套》获建国50周年征文二等奖。 作品主要有：《父亲的菜园》、《生活在项伯梦里的老杨》、《划过心空的痕迹》、《开花的梦》、《命运之角》、《豁耳朵白额狼》。 代表作《父亲的菜园》，已列入四年级下册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编辑本段三、邵阳市收藏协会副会长
王树槐 （1945— ）湖南双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职于湖南教育报刊社。1969年7月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勘探系，高级工程师，曾任邵阳市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系邵阳市收藏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不知道你说的哪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