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论文》（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2783, 国内标准刊号：CN10-1033/N）原名《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是由教育部主管，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的学术刊物，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年）。主要报道工程与技术科学领域内具有重要意义和创新性的最新成果。
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我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较早，古代科技正是在此时迈开较大步伐的。至唐宋时代，我国在几乎所有的科学文化领域里都有重大的成就。伟大的四大发明中除造纸外，其余三个均是在这一时期成熟和推广应用起来的，形成我国历史上科学文化与经济繁荣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
然而，从明代以后，我国的封建社会就进入了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专制主义越来越残酷，越来越厉害。在专制主义制度下，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马克思在评价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经这样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四大发明在欧洲石破天惊，既是欧洲封建社会的催命符，也是近代资产阶级诞生的助产婆。
然而在中国，火药不是用于军事，而是用于驱鬼避邪；
指南针则成了测“风水宝地”，定“龙头凤窝”的迷信工具；
印刷术则主要用于印制《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起到了修补封建社会城墙的作用。
即使在唐宋盛世，我国科学技术也多是在畸形中发展的。
如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就是在炼丹过程中发现的。
炼丹的目的一是寻求长生不老之“仙丹”；
二是想用普通金属炼成金银，以获取财富。炼丹充满迷信色彩，其反科学性是确定无疑的。
科学在迷信中诞生，但未能战胜迷信，最终科学成了迷信的奴仆。
古代天文学同样是迷信的孪生子。封建统治者一向重视天文学，除了制定历法的需要外，主要的原因在于统治者信奉“天人感应”，认为从天象可知人事。所以许多与制订历法无关的天象如日食，月食，变星，彗星，古人都倍加注意。把自然现象和专制统治连在一起，使天文学纳入了政治学的轨道，留下的仅仅是一些观察而已。
中国航天事业自1956年创建以来，经历了艰苦创业、配套发展、改革振兴和走向世界等几个重要时期，迄今已达到了相当规模和水平：形成了完整配套的研究、设计、生产和试验体系；建立了能发射各类卫星和载人飞船的航天器发射中心和由国内各地面站、远程跟踪测量船组成的测控网；建立了多种卫星应用系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立了具有一定水平的空间科学研究系统，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培育了一支素质好、技术水平高的航天科技队伍。
中国航天事业是在基础工业比较薄弱、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和特殊的国情、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独立自主地进行航天活动，以较少的投入，在较短的时间里，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和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中国在卫星回收、一箭多星、低温燃料火箭技术、捆绑火箭技术以及静止轨道卫星发射与测控等许多重要技术领域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在遥感卫星研制及其应用、通信卫星研制及其应用、载人飞船试验以及空间微重力实验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
1949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当时生产关系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而尽快提高生产力还需依靠科学技术.因此,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呢?“一辆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因此, 建设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郑重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8〕 因此从1956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156个重点项目也投入了建设.这表明, 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然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没有被切实贯彻执行,阶级斗争仍被看作是当时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沿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始终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此,毛泽东偏向了重视思想战线的政治斗争,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更多地被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这不能不说传统政治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9〕 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再论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毛泽东却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上.
今天，当人类豪迈地飞往宇宙空间，当机器人问世，当高清晰度数字化彩电进入日常家
庭生活，当克隆羊多利诞生惊动整个世界，当人们在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神奇功能而叹为观止
的时候，你是否了解化学工程的一个分支学科——分离科学——的优异功效在现代科学技术
发展中的贡献与地位呢？
信息科学、材料科学和生物工程被誉为当今三大前沿科学，新材料还被誉为现代文明的支柱
之一。这是因为没有花样繁多、品种齐全、功能奇特、高纯度的新材料，所有的高新技术只
能是空中楼阁，电脑、机器人、宇宙飞船等都只能是天方夜谭，所以不管怎么样的高新技术
，都是要以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进而分离或合成出高纯的材料为基础的。化工分离纯化技
术作为科学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人类的各种需求变成现实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现代分离
技术已经可以使产品的杂质含量低于十亿分之一，被誉为现代分离能手的溶剂萃取（液�液
萃取）就是现代分离技术中的一种。例如在核燃料的后处理中，用萃取分离技术对被辐照过
的核燃料进行处理，提取人工核素钅不�239，其中铀和钚的收
率均可以达到99�9%。去除强放射性物质的效果（去污系数）可以达到106~108。
“溶剂萃取”作为一个名词，也许很多人不太熟悉，但作为一种实用的分离方法，却早已被
人们应用于实践中。溶剂萃取用于无机化合物分离的历史是有案可查的。1842年皮尔哥德(P
eligot)首
先发现用二乙醚可以从硝酸溶液中萃取硝酸铀酰。随后人们又在实践中发现了其他一些无机
物也能被某些有机物所萃取，并据此初步建立了半经验的液�液平衡的定量关系。到19世纪
末，能斯特(Nernst)利用热力学基本原理对液�液平衡关系进行了进一步阐述，提出了著名的能斯特分配定律，该定律为萃取化学和化工的发展奠定了早期的理论基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人们开始将萃取分离技术应用于有机化工和石油化工领域中，如用酯类萃取剂萃取醋酸，用
液态二氧化硫作为萃取剂从煤油中去除芳烃。20世纪30年代，人们试图将萃取分离技术应用
于稀土元素的分离，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40年代，原子能工业
在战火中诞生，基于生产核燃料的需要，萃取分离技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中均得
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磷酸三丁酯作为核燃料的萃取剂得到应用后，萃取分离技术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阶段。随后，萃取分离技术在稀土的分离、湿法冶金、无机化工、有机化工、医
药、食品、环境等领域不断得到应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到现在，萃取分离技术几乎可以涉及元素周期表中的所有元素，已成为分离技术中的主要成员之一。因此，只要你认真了
解一下萃取分离技术的辉煌历史，就会被其优异的功能所吸引。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现代科学技术也在从大科学技术时代向超大科学技术时代转变。这个时代的科技发展既有别于个人主导下的小科技时代，也有别于政府主导下的大科技时代，而是一个以企业科技创新为主体的多元化的科技发展时代，超常规科学技术的发展将逐步取代常规科学技术成为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
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型时期，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正面临着一次严峻的挑战和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机遇。科技发展的超大科技时代必然引起各国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调整。作为一个关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研究人员，本人愿在此与广大网友就“超大科技”问题及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建设问题与网友进行互动与探讨，以期为国家发展献计献策。
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亟待开展
“人创造历史，却对自己正在创造的历史茫然无知。”西方哲人的这句名言陈述的好像正是我们面对的现实。100多年来，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史学传统的文明古国，在近代化的大潮中颠簸沉浮，进退失据，至今仍然处于追赶先进的路途上。因此，对于自己的近代史，往往觉得乏善可陈，不堪回首，或不屑一顾，或无暇顾及，或有意回避，甚至刻意编造。近代与古代的强烈对比，尤以科学技术史为特出，加之一段时期极左思潮的泛滥使人们讳言近现代史，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古代科学技术史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主流，近现代科技史则少人问津，在相当程度上仍隐身于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中。
近代科学技术自19世纪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曲折过程。从19世纪中叶自强运动中开始的“师夷之长技”和“求强求富”，到20世纪初年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潮，从50年代的“向科学进军”，到20世纪末叶的“科教兴国”战略，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给予了多少希望、梦想和憧憬！ 15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显著的，但在全人类共同创建的现代科学技术大厦中，中国人的贡献还相当有限，中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中国应该如何发展科学技术，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实现“科教兴国”的历史重任？面对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不仅要深入了解和借鉴科学技术发达国家的经验，还必须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力求准确地把握科学技术的特性及其发展机制，总结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致力于解决眼前的科学和技术问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时候，却很少系统地探讨和总结我们一二百年来科技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长期以来，我们对如何推进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缺乏应有的认识。结果，我们不仅不易充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反而可能重复旧的失当的政策和举措。因此，在面临重任和挑战的今天，系统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不但是学术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现实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