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书法兼之画法》，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11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2、《明清西方油画传入中国研究》（论文），载《美术》2004年第1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3、《让名画重放光彩》（论文），载《美术》1999年第9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4、《清代中国与朝鲜绘画交流蠡论》（论文），载《美术观察》2005年第1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5、《从“更爱山居写白云”到“如今老作江南客”》（论文），载《美术观察》2004年第5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6、《20世纪上半叶来华外籍美术教授与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论文），载《美术观察》2003年第5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7、《中国最早的油画家史贝霖》（论文），载《美术观察》2002年第3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8、《关乔昌与钱纳利的艺术竞争》（论文），载《美术观察》2001年第2期，中国艺术研究主办。9、《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留学生与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上、下）》（论文），载《美术观察》2000年第6、第7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10、《从西方的中国热到中国外销艺术的西化》（论文），载《美术观察》1999年第2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11、《传教士与明清中西绘画的接触与传通（上、下）》（论文）载《美术观察》1999年第10、第11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12、《西方绘画东渐中国第二途径研究》（论文），载《美术观察》1998年第7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15、《宋元绘画中的文字与图像》（译文），载《美术》1992年第8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16、《中国瓷器与18世纪中西经济美术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论文），载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装饰》2005年第1期，第2作者，清华大学美术美院主办。17、《20世纪中国油画宿耆冯钢百》（论文），载《文艺报》2000年6月1日第4版，中国作家协会主办。18、《钱选与元代青绿山水的文人化》（论文），载《荣宝斋》2005年第6期，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出版。19、《黄公望与元代山水画之变》，载《荣宝斋》2005年第2期，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出版。20、《晓峰烟树乍生寒》（论文），载《荣宝斋》2004年第4期，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出版。21、《论吴门画派画风》（论文），载《荣宝斋》2003年第6期，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出版。22、《元代山水画的文人化、人格化》，载《荣宝斋》2003年第2期，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出版。23、《吴门画派涵义论辫》，载《荣宝斋》2002年第5期，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出版。24、《澳门与明清西方油画东渐中国》，载澳门《文化杂志》第56期，澳门文化局2005年夏季出版。25、《从贸易画看清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论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50期，澳门文化司2004年春季出版。26、《20世纪中国早期油画大师冯钢百的生平与艺术》（论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49期，澳门文化司2003年冬季出版。27、《玻璃画：中西绘画交流的镜子》（论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45期，澳门文化司2002年冬季出版。28、《从西方的中国热到中国外销瓷绘画艺术的西化》（论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40/41期，澳门文化司2000年春季、夏季合刊出版。29、《中西绘画交流的纽带》（论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39期，澳门文化司1999年夏季出版。30、《一种特殊的中西绘画交流形式》（论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35期，澳门文化司1998年夏季出版。31、《传教士与明清中西绘画的交流》（论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34期，澳门文化司1998年夏季出版。32、《明清中国油画发展蠡论》（论文），载台湾《艺术家》2002年第3期。33、《中国最早的西洋画家史贝霖》（论文），载台湾《艺术家》2000年第8期。34、《清代初期山水画中无笔法与明暗法》（译文），载台湾《艺术家》1997年第7期。35、《中国早期油画大师冯钢百》（论文），载《中国早期油画大师冯钢百》专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8月出版。36、《日本美术教习与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兴起》（论文），载《中国美术教育》2003第3期．37、《欧洲、日本美术教授与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拓》（论文），载《中国美术教育》2003年第4期。38、《色彩与生命的交响》（论文），载《画廊》2001年第3期，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39、《明四家与吴门画派》（论文），载《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6卷，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40、《明代晚期的山水画与人物画》（论文），载《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6卷，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41、《西方绘画东渐中国第二途径研究之评述》（论文），载《艺苑》1998年第3期。南京艺术学院主办。42、《陈之佛工艺思想研究》（论文），载《艺苑》1997年第4期，南京艺术学院主办。43、《八大山人花鸟画艺术风格研究》（论文），载《艺苑》1990年第4期，南京艺术学院主办。44、《八大山人荷花图辨伪》（论文），载《艺苑》1991年第1期，南京艺术学院主办。45、《王蒙及其书斋山水研究》（论文），载《艺术探索》2005年第1期，广西艺术学院主办。46、《中国古典艺术在欧美的传播和收藏研究》（论文），载《中国书画》2004年第5期，中国书画杂志社出版。47、《集古录发微》（论文），载《贵州文史从刊》1993年第1期，贵州文史馆主办。48、《为天地立心，为生灵寄情》（论文），载《文化参考报》2005年3月8日第5版，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49、《评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论文），载《中国文化报》2000年6月1日第3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50、《面向21世纪的审美教材》（论文），载《广东教学报》2000年第8期。广东省教育厅主办。51、《论八大山人花鸟画的艺术风格》（论文），载《朵云》1990年第4期，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52、《石涛赝作考》（论文），载《朵云》1992年第4期，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53、《欧阳修文化年表》（论文），载《夷陵·宜昌·欧阳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版社出版。54、《欧阳修与集古录》（论文），载《夷陵·宜昌·欧阳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55、 KWAN KIU CENG E GEORGE CHINNERY，载REVISTA DE CULTURA 1999H SERIE MACAU.56、《艺术欣赏·美术（上册）》（教学参考），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57、《艺术欣赏·美术（下册）》（教学参考），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58、《论杨守敬在日本书坛的地位与影响》（论文），载《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59、《山亭远眺图》（论文），载《中国名画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60、《北齐娄睿墓壁画·出行图》（论文），载《中国名画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61、《鸿门宴图》（论文），载《中国名画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62、《八大山人花鸟画的空间结构》（论文），1997年10月参加上海博物馆主办“清初四大画僧国际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63、《人文景观设计》（论文），载《第十一届国际洞穴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科学院1993年8月出版。64、《立体主义绘画简史·序》（论文），载《立体主义绘画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独撰。65、《中国古典艺术在欧美的流失与收藏研究》（论文），载《国际视野中的中国艺术论文集》，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组织委员会2005年3月出版。66、《人文景观设计》（论文），载《第十一届国际洞穴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科学院1993年8月出版。67、《中华帝国时代中国与韩国的绘画交流关系》（论文），2004年2月参加上海复旦大学主办“中国与东亚汉文化圈国际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68、《中国古典艺术在欧美的流失与收藏研究》（论文），2003年12月参加深圳国际水墨论坛第二次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69、《中国瓷器与十八世纪中西经济美术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论文），2003年11月参加澳门基金会主办的“16-18世澳门与中西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 在会议上发表。70、《西方绘画东渐中国第二途径研究》（论文），载《造型艺术研究》1999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主办。71、《美术留(游)学生与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论文），载《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72、《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艺术史方法论》（论文），载《美术观察》1998年第2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73、西洋画的引进与西方绘画艺术在中国的传播 阮荣春 胡光华 中国美术研究 2006/0174、美术教育史上的一大转机 中国美术研究 2006/0275、社团蜂起与变革中国画的论争 中国美术研究 2007/0176、三足鼎峙的民初画坛 中国美术研究 2007/0277、佛教天堂的圣洁形象 中国美术研究 2007/0378、清末民初中国工艺美术的变迁 中国美术研究 2007/0380、风行一时的通俗美术 中国美术研究 2007/0481、画坛三重臣 中国美术研究 2007/0482、西画壁垒的坚守者与中西合璧的典型 中国美术研究 2008/0183、乾隆皇帝半身油画肖像研究 中国美术研究 2007/0484、论文《书法兼之画法》，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11期，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85、论文《中国瓷器与18世纪中西经济美术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载《美术研究》2005年第4期，中央美术学院主办。86、论文《论绘画材质之变与元代山水画观念和技术之变》，载《美术与设计》2007年第1期，南京艺术学院主办。87、论文《中国瓷器与中西经济美术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装饰》2005年第1期，清华大学美术美院主办。88、论文《蓝瑛及其武林派的山水画》，载《中国书画》2006年第8期，中国书画杂志社出版。89、论文《论澳门与明清西方油画东渐中国》，载澳门《文化杂志》2005年秋季刊（总第56期），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出版。90、论文《关于中国外销瓷器绘画的西化在18世纪中西经济美术文化交流与互动中的作用》，载《中国陶瓷工业》2004年第6期。91、论文《王蒙及其书斋山水研究》，载《艺术探索》2005年第1期，广西艺术学院主办。
有关巴金的小说《家》的论述
《激流三部曲》是巴金的代表作，它包括《家》（1931年在《时报》连载，1933年5月开明书店初版）、《春》（1938年3月开明书店初版）、《秋》（1940年4月开明书店初版）。作品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揭示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及其罪恶；也描写了革命思潮激荡下的年青一代，歌颂了他门的觉醒和抗争。
作品以“五四”新思潮冲击下的四川成都为背景，写了豪门高氏的腐败和溃烂。表面上它是诗书传家，历代为官，实则家内各房之间明争暗斗。家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维护封建礼法，压制一切新生事物，不惜牺牲青年的幸福和前途。作者歌颂了青年的反抗精神，鞭挞和批判了封建家族的罪恶。
《激流三部曲》以《家》为代表，以其强大的感染力和批判精神，曾教育和激励过无数青年走上革命之路。在《家》里，作者描写了众多的青年男女的形象，表现了他们的压抑、反抗和斗争。高家三兄弟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人物。
大哥觉新，是《家》中第一个重要人物，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主人公。在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熏陶和毒害下，觉新失掉了反抗精神。他善良、待人诚恳，受过新式教育，在他心中善恶和是非的界限是清楚的。但他不敢反抗，用“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对待一切。觉新与表妹钱梅芬恋爱，就因为两位母亲在牌桌上斗气，钱母用拒婚来做报复手段，便扼杀了这段恋情。对此，觉新并不反抗，父亲为他订了李家的亲事，他只能点头表示顺从，然后回房蒙头大哭。他不反击，也不想反抗，只悲悼自己的命运。然后结了婚，忘掉了另一个少女。在这个大家庭里，谁都可以在觉新身上出气。两个弟弟做了祖父、叔伯父不高兴的事，便责骂觉新，命令他去管教弟弟，他便按长辈的话去做。如觉慧参加学生运动，被祖父训斥，觉慧分辩了两句，祖父便叫来觉新，加以训斥，并叫他看管弟弟。觉慧对此不眼，依然要出门去，觉新也没有办法，只是说：“结果不过是我多挨几次骂就是了。”在哥哥的感比下，觉慧同意暂不出门。觉新是旧礼教下的受害者，值得同情；但同时他又扮演了一个旧制度维护者的角色。他的不抵抗，再典型不过的是瑞珏的死。祖父死后，陈姨太为了“复仇”，造出了“血光之灾”的迷信说法，不许瑞珏在家里生小孩。虽然觉新觉得是“一个晴天霹雳”，但还是和平地接受了，没有一句反抗的话。尽管两个弟弟极力反对，多方劝阻，觉新还是把瑞珏送到城外荒郊的茅屋中去，不敢承担“不孝”的罪名。瑞珏就是这样死了，被封建迷信断送了生命。对于两个弟弟，觉新是爱之甚深的。他的性格也是复杂的。诸如觉民的逃婚，觉慧的离家出走，他都曾暗中支持。觉新是以巴金的大哥为原型塑造的形象，作者对他充满了爱和同情。
觉民和觉慧，则是家庭的两个叛逆者，两个人道主义者，是高家两个出门不肯坐轿子的人。他们接受“五四”民主精神，敢于反抗家庭，反抗封建的束缚，有正义感，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在婚姻问题上，觉民不像大哥那样逆来顺受、任人摆布，敢干自己决定恋爱和结婚。与琴相爱，这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用逃婚抗拒包办婚姻，使祖父屈服，为他解除婚约。最后，得到个人的幸福，不像觉新和梅那样成为悲剧，表现了觉民的反抗精神。觉慧更为勇敢，他参加学生运动，办刊物，宣传“五四”精神。反对大哥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在这高家的封建堡垒里，他“不顾忌，不害伯，不妥协”，是民主力量的代表，最后离开家庭，表示与腐朽、反动的大家庭决裂。
如果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觉民与觉慧的性格上，有很大差异。觉民更为成熟，办事也更为冷静、沉着。例如，在逃婚的前前后后，周密安排，取得成功。觉慧则更为激烈，更为热情，虽然不乏幼稚的表现，他毕竟是高家最富斗争性和反抗精神的人物。他是作品中第二个主要人物，是作者笔下新思想的代表。比起觉慧来，觉民的心胸不够宽阔，对剑云的冷淡，带有妒忌的味道。沉浸在和琴的爱恋中，对周围有些冷淡，连民主运动也很少参加。而觉慧则更热情坦诚，勇于斗争，有时不免急躁，但那年青人的激情，最为可贵。他最富正义感，全力帮助觉民的逃婚，对于祖父的恼怒、三叔的教训、继母的央求、大哥的劝说，都不动摇，终于使觉民取得斗争的胜利。表现了觉慧性格中可贵的方面。觉慧与鸣凤的恋爱这件事，反映了觉慧性格的一个方面。写觉慧与鸣凤的感情，小说中极为细腻真实。开始，觉慧头脑中出现了两个少女的面影，认为“这简直不是爱，不过好玩罢了”。他也明白丫头和少爷不可能恋爱，幻想呜凤变成琴那样的地位。觉慧心中，这仅仅是爱的萌芽，或者说，他还不完全懂得爱情。后来，鸣凤对他倾诉了自己的感情，这深深感动了他，使觉慧感到鸣凤的纯洁和伟大，从而产生了爱情。但这毕竟是少爷与丫头恋爱，觉慧只深深埋藏在心中，很怕别人知道。或者说，由于地位的差别，觉慧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这时，由于鸣凤的被逼投水，爱情突然间失去了。这对党慧影响很大，他几乎要自杀，他的离家出走，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作者描写了觉慧的矛盾和痛苦，也有着阶级的烙印，表现了他那反封建的不彻底性。
在小说里，作者还描写了几个遭遇不幸的少女；梅的悒郁而死，瑞珏虽贤慧却命运悲惨，鸣凤以投湖表示反抗，婉儿被逼出嫁。这些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作者还写了琴和许倩如，这是时代觉醒女性的代表，尽管在《家》中，琴的觉醒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毕竟显示了进步的力量。
在艺术上，《家》是非常成功的，而且表现了作家的风格。首先，《家》在情节结构上，有自己的特色。从全书看，并没有一个贯串始终的故事，除了描写学运和兵变作为背景外，作者主要讲了高家三个青年的恋爱故事。把三个故事编织起来，加以巧妙穿插，使它们似断似续地发展，构成了全篇。高家三兄弟的爱情故事，涉及到四个女性，而三个故事是交叉进行的。从情节线索说，开头十节，主要是介绍人物，然后才慢慢展开故事，推向高潮。拿觉新的故事说，第6节介绍了觉新，提到他与瑞珏结婚，有了儿子，只说这不是他爱的“她”。第7节，从琴的口中，讲出了他和梅的爱情，他们的被拆散，以及梅的回到城里，又放下了。到20节，兵变围城的时候，梅才在高家出现，与觉新邂逅相遇，发展了他们的爱情纠葛。梅离开高家公馆后，就又放下了，到书中再说到梅，已是亡故后觉新去办丧事了。觉民和琴的恋爱故事，也是如此，琴在书中出现比较早，他们的相爱却在后边，而且是缓慢地发展。到觉民被祖父逼婚，才急转直下，正面描写他们的爱情，而逃婚则构成了《家》的高潮。觉慧和鸣凤的故事，也是如此的。在他们的恋爱故事断断续续推进中，往往还插入些其他的人和事，丰富了人物和故事，作品并不是单线发展的。
如果从全书着眼，第9节以前，是故事的开始，介绍几个主人公的同时，故事也开了头。从第10节起，是故事的发展，缓慢地讲青年人的恋爱故事，逐步推向高潮。到27节后，小说进入高潮，几件事连续发生：鸣凤投湖，觉民的被逼婚和逃婚，梅的死，瑞珏的死。全书的矛盾达到顶点。最后几节是结尾，觉民抗婚的胜利，觉慧的离家出走，收束了《家》。有些没完的故事。留待《春》里去发展情节了。《家》不大讲究严谨的结构，巴金说：“我只有一个王题，没有计划，也没有故事情节。”又说：“我每隔几天奋笔写作的时候，我只知道我过去写了多少，写了些什么，却没有打算以后要写些什么。脑子里只有成堆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我的创作方法只有一样：让人物自己生活，作者也通过人物生活。有时我想到了写一件事，但是写到那里，人物不同意，‘他’或‘她’做了另外的事情。”（《关于〈激流〉》）作者使一个个人物活起来，随着他们的行动发展故事，人物是生动的、真实的。而全书却没有完整的故事，仅由一些主人公的片断故事构成了全篇，表现了主题。《家》的结构，情节安排，是受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的。虽然巴金自己说，他受左拉、屠格涅夫的影响很大，但实际上他受中国小说的影响也是极明显的。《家》的情节结沟，就是受了《红楼梦》的影响，甚至带有模仿的痕迹。当然，时代不同，作家笔下的人物不同，巴金的写法也是大异于前人的，他是有才能的作家，对于古人仅仅是学习，而不是生吞活剥。
其次，人物刻画上，巴金的主要方式是叙述。作者以讲述故事的方式，展开人物，描写人物。在《家》里，作者也运用了心理描写的方法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像第3节，描写觉慧朦胧的爱，第28节，呜凤自杀后，觉慧心情的刻画，都使用了心理描写的方法，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但从全书看，比较多的人物形象，是在讲述故事中表现的，由于故事的深切动人，人物依然很成功。例如第6节，原来的标题是《做大哥的人》（初版各节均有标题，后来删掉了），作品讲了觉新的故事，都是作者叙述的。这里没有大段的人物、景物描写，也缺少心理刻画，更多的笔墨是叙述。像觉新结婚的一段，他父亲用拈阄的方式为他选中了李家姑娘，为他订婚，叫他准备。书中是这样叙述的：
不到半年，新的配偶果然来了。祖父和父亲为了他的婚礼特别在家里搭了戏台演戏庆祝。结婚仪式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他自己也在演戏，他一连演三天的戏，才得到了他的配偶。这几天他又像傀儡似地被人玩弄着，像宝贝似地被人珍爱着。他没有快乐，也没有悲哀。他只有疲倦，但是多少还有点兴奋。可是这一次把戏做完贺客散去以后，他却不能够忘掉一切地熟睡了，因为在他的旁边还睡着一个不相识的姑娘。在这个时候他还要做戏。
觉新懦弱的性格，他的苦闷，都在平淡的叙述中表现出来。在《家》里，作者有时用人物对话讲故事，实则也是叙述，不过是换了一种叙述的方式。在第7节，梅的故事就是在觉民、觉慧、琴、剑云几个人谈话时，琴讲出来的。通过琴的口，讲了当初梅的母亲拒婚的真正原因：“原来有一天她在牌桌子上跟现在的大舅母有了意见，自以为受了委屈，才拿拒婚的事来报复。……大舅母对拒婚的事情很不满意。后来大表哥同李家小姐订婚的消息传出去，你大姨妈也很不高兴。她们两个人就闹翻了，甚至于断绝了来往。”老一辈人的斗气，就断送了下一代人的幸福。事情是通过第三者的口追叙的，但却从一个侧面衬托了觉新的性格，揭示了他们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
擅长叙述，在讲故事中展示人物性格，这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巴金在学习欧美艺术手法的同时，也很好把握了叙述的本领。在《家》中，故事讲得生动、深挚，通过一个故事，刻画了人物性格，展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巴金还擅长叙述场面，例如，第15节写除夕，第18节写耍龙灯，第19节的月夜荡舟，都有极大的场面，作者讲述得有条理，有章法，叙述场面的本领是很高明的。就拿对高家除夕的记写说，场面那么大，人物那么多，在作者笔下，却井井有条。先是高家的大小主人拜神祭祖，老老少少，肃穆安静，叩头放爆竹，而后长辈退去，少主人们放花炮，嘻笑玩耍。然后写高家三兄弟去给姑妈拜年，在琴的家里，遇到了梅。在封建大家庭中，除夕之夜是极热闹的，作者叙述这大场面，能够那样头绪清楚，生动逼真，是不容易的。仅从这一节，也见出了作者的功力。
最后，小说的语言也很成功，写出了自己的特色。巴金说：“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在生活里有过爱和恨，悲哀和渴望；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有我的爱和恨，悲哀和渴望的。倘使没有这些我就不会写小说。”（《关于〈家〉》）这些话是很真实的，他的小说，尤其是《家》，显得冷静不足，热情有余，语言往往少含蓄，读后觉得一泻无余。我们读《家》，能感到作者与小说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有共同的爱和憎，作者仿佛就生活在他们之中。因此，要说的话，总是尽情倾诉出来，不说完就不痛快，语言满带着感情，带着一股力量。我们就拿第40节，觉慧临走前的晚上，觉新与三弟的对话为例，如果是别的作家，恐怕觉新就不说那么多了。而在《家》中，觉新一再叮嘱弟弟，叫他出门当心，问他行李收拾好了没有，问他衣服够不够，问他路上的菜够不够，问他钱够不够，告诉他读书的钱没问题。依依不舍，手足之情溢于言表。在小说中，巴金很少评论自己的人物，而是热情地讲人物的身世和遭遇，讲他们的不幸和欢乐，而作者的爱憎，都在讲述中尽情诉说，尽量倾泻。作者跟书中人是朋友，也和读者是朋友，他的语言，总带着一股激情，这正是青年读者所欢迎的。所以，巴金的小说，特别是《家》，得到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热情欢迎，这怕与他语言上的成功有很大关系吧！
“三部曲”的《春》和《秋》，继续豪门高家的故事。《春》在进一步暴露封建家族制度罪恶的基础上，着力描写了年轻女性所受的压制和摧残，也写了年轻人的觉醒。觉民和琴的成熟，淑英的成长，成为作品的主线。《秋》不仅写了高家的败落和崩溃，也写了年轻生命在秋日风霜后的生机勃发，在迎接新的春天。《激流三部曲》集中控诉了封建宗法社会的罪恶，通过高家这一个缩影，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而新人的觉醒和斗争，也正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作者为他们的呼喊，替他们唱出了赞歌。
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
觉新是一个新旧掺半的人物，他接受了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但也对封建家庭的腐败不满，性格上具有较突出的两重性：在旧家庭中是个暮气沉沉的大少爷；在与觉慧、觉民等年轻人在一起时，又是一个渴望新生活的青年。由于他承受着太重的旧文化的因袭重担，在封建意识的压迫和自我思想矛盾的痛苦中，无力自拔。他在梅林里的憧憬，他在洞房外月下的独叹，他在面对梅前来避难时借酒抒怀，点点滴滴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懂风情，有学养，会思考有灵气的觉新形象。而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做出了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选择。这选择恰恰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种悲剧的意味更加耐人寻味，其实， 觉新的思索结果常常是源于长房长孙的所谓“责任”，处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责任”往往是封建制度的一种无形的工具，其不合理的部分让觉新倍尝心酸，屡受沧桑。而也是这种责任感的驱使，当弟弟要离开这个“家”，奔向光明时，他又掏出了与死去的瑞珏共同为三弟准备的盘缠。不要小看这一笔的处理，他使整个高觉新的思想轨迹清楚明白的呈现出来，使人物的层次变得丰富而，统一。难怪当三弟怒斥大哥无能的时候，瑞珏挺身而出说：“他不是这样的”。理解他的人知他是顾全大局，顶天立地的男儿绝不是无能无用之辈，看过全剧，观者当与瑞珏一样理解了觉新吧？赵志刚在这部戏中的表演稳中推进，真实朴素，层次分明。再赞！还有一个塑造得相当成功的人物是鸣凤，鸣凤的纯洁美好，历来是《家》中颇受喜欢的人物。而青年演员陈是的表演没有之前一些演员的轻浮和过分的卑微，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她的清纯，不着点染的神情以及舒展自然的形体处理，也成为了该剧的一个亮点。
觉新是封建制度的继承者，同时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
作为在“五四”之前成家立业的人，她接受了封建正统观念，奉为行动的准则。被克明选为接替他挽救高家命运的人。同时，他又是封建制度最大的受害者，双方父母的小小意见，毁灭了他和梅的婚姻，愚昧的封建迷信，又夺去了他爱妻的生命，虽然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对他有所触动，但他难以摆拖封建思想的束缚。（他本来跟梅是青梅竹马的一对，有一天梅的母亲在牌桌子上跟现在的觉新的母亲有了意见，自以为受了委屈，才拿拒婚的事来报复，他们也没有反抗，痛苦的接受了，觉新娶了瑞珏，梅后来郁郁而死；瑞珏生产的日子近了。这件事情引起了陈姨太、四太太、五太太、和几个女佣的焦虑，起初她们还背着人暗暗地议论。后来有一天陈姨太就带着严肃的表情对克明几弟兄正式讲起“血光之灾”来：长辈的灵柩停在家里，家里有人生产，那么产妇的血光就会冲犯到死者身上，死者的身上会冒出很多的血。唯一的免灾方法就是把产妇迁出公馆去。迁出公馆还不行，产妇的血光还可以回到公馆来，所以应该迁到城外。出了城还不行，城门也关不住产妇的血光，必须使产妇过桥。而且这样办也不见得就安全，同时还应该在家里用砖筑一个假坟来保护棺木，这样才可以避免 “血光之灾”。五太太沈氏第一个赞成这个办法，四太太王氏和克定在旁边附和。克安起初似乎不以为然，但是听了王氏几句解释的话也就完全同意了。克明和大太太周氏也终于同意了。长一辈的人中间只有三太太张氏一句话也不说。总之大家决定照着陈姨太的意见去做。他们要觉新马上照办，他们说祖父的利益超过一切。这些话对觉新虽然是一个晴天霹雳，但是他和平地接受了。觉新回到房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瑞珏，瑞珏也不说一句抱怨的话。她只是哭。后来瑞珏难产，她叫着觉新，要他进来，可是封建思想和两扇大门却把他关在了外面，瑞珏终于死了。） 他终于明白了，这两扇小门并没有力量，真正夺去了他的妻子的还是另一种东西，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这一切全压在他的肩上，把他压了这许多年，给他夺去了青春，夺去了幸福，夺去了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两个女人。
高觉新形象是巴金的独特创造和发现。这一形象有极其深刻的典型意义。高觉新是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树立的一个痛苦的灵魂的典型形象，在他身上表现出新旧社会交替嬗变中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揭穿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封建文化的极端腐朽、残酷和虚伪。高觉新是一个受害者，同时他又间接损害和毁灭自己所爱的人。他的悲剧命运说明，在反封建斗争中，妥协、调和、屈从是绝无出路的，从而宣告了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的彻底破产。2002年全国文艺界为了在今年祝贺巴金老人100岁华诞，筹措拍摄20集电视剧《家•春•秋》，曾征询巴老的意见，巴老说：“坏人别太坏，觉新要活着。”巴金理想中的高觉新是慈善的、性情的，他理想中的家庭是温馨的、互爱的。我国古语云：人之将老，其言也善。诚哉斯言
关于浅析《译坛宿将》卞之琳的译海生涯及翻译思想的论文
卞之琳(1910-2000)，江苏溧水人，是近现代著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曾师从徐志摩，是新文化运动中新月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1929 年，卞之琳从上海浦东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接受大学教育。除了在诗坛名声大噪之外，卞之琳在外国语言文学和翻译领域也获得了卓越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他受聘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文学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为我国翻译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因而也被称为“译坛宿将”。
一、平民优等生，求学兴趣足
卞之琳并非生于名门贵族，其祖父是学徒出身，早年为避时乱从溧水举家搬迁至海门，在当地靠开染坊维持生计。卞之琳的父亲卞嘉佑多次参加科举而不第，加上家中染坊生意光景一年比一年差，以至家道中落。并不富裕的家庭环境没有影响卞之琳热切的求学之心。他八岁入读新式小学，十七岁时入读上海浦东中学，两年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英文系。从小学至大学，卞之琳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是名副其实的优等生。从北大毕业，卞之琳先后执教于保定的育德中学和济南的省立高中。抗日战争刚爆发，他到访延安，应好友邀请临时执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约一个学期。1940 年，卞之琳受聘于西南联大，在外文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卞之琳到南开大学外文系担任教授，并赴牛津大学作了十八个月的客座研究员。新中国的成立，让卞之琳更乐于奉献祖国高等教育事业。他先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担任了三年教授，后转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最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从事研究工作直到退休。纵观卞之琳的求学与职业生涯，外国语言文学及文学翻译一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他的人生成就与价值也多反映于此。
早在上海浦东中学求学期间，卞之琳就表现出了对英国文学的极大兴趣。1926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莎士比亚故事集》，这是他与莎士比亚作品的第一次接触，也让他萌生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初步想法。此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用了大半生的时间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例如《莎士比亚悲剧四种》、《紫罗兰姑娘》、《窄门》、《英国诗选》等，一举奠定了卞之琳在中国译坛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卞之琳的早期翻译将他的翻译能力与诗歌创作紧密结合，翻译了大量诗歌。诗歌翻译也是后人研究卞之琳翻译思想与实践的重要切入点。
二、诗歌翻译难，神形兼有备
卞之琳的诗歌翻译作品大多收录在他的《英国诗选》中。在这部著作的序言部分，卞之琳不仅总结了多年形成的翻译思想，还分析了一些特殊的译诗选择。在研究如何将英文诗歌翻译成中文时，卞之琳强调：“将英文诗歌翻译成中文，不仅要使译文看上去是译自英文，又要使译文在中国读者那儿能产生如同在外国读者那儿产生的欣赏效果，此外还要让中国读者读起来朗朗上口。”卞之琳之所以对译诗要求如此之高，还在于他丰富的译诗经验，而这些理论上的要求又反过来充分指导了卞之琳翻译实践的进步。如果仔细阅读卞之琳的译诗作品就不难发现，卞之琳译笔之严谨、选词用句之确切，不仅达意也可传神，将原作的音、意、形、神忠实地再现出来。例如英国著名抒情诗人托马斯!格雷的代表作《墓畔哀歌》，在卞之琳的译笔下写成：“晚钟响起，白昼报丧，牛群迂回，吼声起落，牧人回家，脚步踉跄，将整个世界留给黄昏……”托马斯·格雷以这首诗表达了对一位逝去农夫的.绵长哀叹。卞之琳准确把握住了格雷的创作目的和内心的哀思，因此在译文中也充分表现出了舒缓纡徐、凄凉哀婉、平实朴素的风格。至于原作的诗文格律，卞之琳采取了移植的方式，基本做到了亦步亦趋或者一一对应。此外，在《英国诗选》中，卞之琳译诗作品忠实原作的地方也是随处可见。实际上，在中国译诗界，能既忠于原作形式又忠于原作内容的翻译家并不多见。绝大多数翻译家在译诗实践中经常照顾了形式却损失了内容，或者照顾了内容却没了形式。卞之琳在两全其美方面是比较成功的。这得益于他对信达雅的深刻理解。他曾提出：信作为翻译的基础，是不允许译者随意增减译文内容的，但是信并不能完全代替原文;由于中西语言文化上的固有差异，达与雅在翻译中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在丰富的理论支撑下，卞之琳在翻译实践道路上才越走越好。
三、莎翁如有知，必赞之琳妙
卞之琳在他漫长的翻译生涯中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如《紫罗兰姑娘》、《莎士比亚悲剧四种》、《窄门》以及《英国诗选》等。同时，他还根据自己的翻译经验和对诗歌的浓厚兴趣，创作出了《鱼目集》、《十年诗草》和《三秋草》等一系列具有西方特色的诗歌作品。通过多年来对翻译工作的潜心钻研，卞之琳总结出了一套与众不同的翻译理论，并将这些心得体会和理论成果运用到他的《莎士比亚悲剧论痕》、《布莱希特戏剧印象记》等书中。卞之琳撰写的翻译理论和文学评论书籍对我国翻译工作的发展有着积极影响。
卞之琳为人熟知的翻译成果主要是他对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翻译。他被国内翻译界普遍认为是研究莎士比亚文学的专家。虽然没有资料记载卞之琳开始从事翻译工作的确切时间，但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的翻译工作开始于 20 世纪初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翻译的《西窗集》。当时《西窗集》译作在北京大学校内广为流传，颇受校内青年学生的喜爱。这也被人们视为卞之琳翻译工作的开端。从此，他便致力于翻译工作，并一发不可收拾。1988 年，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四种》被公开出版发行，这代表了当时国内研究和翻译莎士比亚文学的最高水平。在大多数国内外学者看来，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四种》与《莎士比亚悲剧论痕》是国内研究莎士比亚文学里程碑式的两部著作。卞之琳在翻译上的成就始于他对翻译的浓厚兴趣。从卞之琳在浦东中学读书时起，就对英文有着浓厚兴趣，并在中学毕业后报考了北大英语系。事实上，卞之琳对英语的兴趣还得追溯到 1926 年，当时在海门的卞之琳偶然间在别人那里看到一本《莎士比亚故事集》，他被这本书的精彩内容深深吸引，从此，他喜欢上了英国文学。上大学后，卞之琳在北京大学度过了几年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毕业后，卞之琳一直过着四海漂泊的生活，但他始终没有因为环境因素放弃过对英国文学的热爱。
四、完美不可得，极致终可期
卞之琳的翻译经验十分丰富，他在翻译领域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他从来不会遵循某种固定的翻译理论或翻译模式。他曾说过，虽然自己多年来从事翻译工作，却没有依赖翻译理论。然而，卞之琳在翻译工作中，并不是毫无根据随心所欲地进行翻译，而是有他自己对翻译的理解和看法。正如他在一篇译序中提到，翻译英文诗歌时，要达到十全十美几乎不可能。因为诗歌与小说等文学体裁不同，它在创作时需要考虑到全诗内容、形式、韵律和意境的和谐统一。因此，译者在翻译诗歌时，很可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原诗的完整性和协调性。虽然卞之琳对诗歌翻译的完美性并没有太大信心，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对诗歌翻译的兴趣。他认真研究诗歌翻译的方法，试图在尊重原诗的基础上使译诗更加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