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发表经验分享】《地理科学》南北双核+CSCD核心期刊
《地理科学》是地理学领域 国内三大顶级期刊之一（《地理学报》、 《地理研究》、《地理科学》），致力于 地理学研究的精品成果刊载。
因此期刊从 初审、外审、校对刊载等环节都相对严 格。初审十分关注研究成果的前瞻性、创 新性及学术规范性问题，研究成果在质量 上（研究深度）达不到期刊的定位标准， 一般很难进入外审环节。
外审一般会选则 2-3位外审专家审阅，审稿周期一般基于 外审专家的审稿速度而定，快的几天甚至 几周就结束，慢的有的等3-4个月，这个 时候需要主动联系编辑部工作人员，编辑 部人员很nice,会帮您催一下外审专家或 者更换外审专家。
针对审稿，一般如果外审专家中 有以为提出退稿，稿件一般会在外审后之 间退掉，但是这个期刊的好处是都会把外 审意见详细告诉作者以供作者参考修改 （不收取审稿费）。
对于创新度较高但问 题较大的稿件有可能经过修改后再审，这 个时候需要认真对待外审专家的每一条意 见，争取做到一一修改回复。
针对质量尚 可的稿件，则经过相关修改后可进入编辑 排版状态。我个人感觉编辑部编校人员是 一个值得我们科研人员好好学习的群体， 他们对于语言的严谨性，逻辑的合理性， 学术的规范性等方面经验都相当丰富，建 议每一位投稿者在该过程中一定要好好吸 收她们提供给我们的宝贵经验，这是提升 我们写作水平很好的学习机会。
稿件出版周期一般在 8-12 个月之 间。
笔者在读书过程中，对以下两件事，感受颇深。一是《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的《序言》中亦言及其早年读书时发生的一件事。1928年，杨先生读高级中学时，已开始对《墨子》和《墨经》作探索。“因为看到当时许多学者对《墨经》随意改字，不顾上下文句，作出种种不同的新解释，为了想纠正这个不良学风，写成《墨经校勘研究》一文，投寄北平燕京大学的《燕京学报》，当时即收到学报主编容庚的亲笔回信，认为论文很有见解，切中时弊，准备采用，但因自下一期起，改由顾颉刚先生担任主编，原稿已转交给顾先生，今后请直接与顾先生联系。我接信后十分高兴，认为既经决定采用，我自己毕竟还是个中学生，可能文章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因而立即写信给顾先生，说明自己是中学生，如有不妥之处请发表时改正。此信寄去后不见回信，等到新的一期学报出版又不见刊载。我为郑重起见，再写挂号信给顾先生催询，并且说：‘如果不能发表，请把原稿退还，因为我没有留下底稿’，又是长期得不到回音。我感到十分遗憾，第一次写成的论文就如石沉大海那样消失了。我从此没有再对这件事作进一步的追问，我想顾先生将来会后悔的。”后来，杨先生讲到：“我想可能顾先生顾虑到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一个中学生的文章评论不少名家的失误，怕出什么问题;又因为容庚已有回信，又不便退稿……我今天重提此事，因为现在我编论文集没有我所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不免感到有点遗憾。” 二是，王玉哲先生《古史集林》(中华书局，2002年)一书代序中有一节题为《一段小小的波折》，是说1940年先生从联大毕业后，投考北大文科研究所。根据学校规定，必须交一篇论文。而王先生于1938年春读大学二年级时，选了刘文典先生的“庄子”一课，做了一篇读书报告，题为《评傅斯年先生“谁是齐物论之作者”》一文。王先生认为《齐物论》是慎道的著作，不是庄周的说法，提出异议。先生说：“当时颇得刘文典先生的赏识……我这篇文章在联大教室间有所传阅。联大教师如冯友兰、闻一多等先生都读到我的原稿，极为称赞。顾颉刚先生以前同意傅先生的说法，在读了我那篇文章后，也改变过来，并主动推荐寄到《逸经》杂志。因为傅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学者之一，未经他同意我暂不发表。所以，我又请顾先生把稿子索回。罗常培先生正主编《读书周刊》需要稿件，对我说，他想把我的文章拿去请傅斯年先生作个答辩，与我的文章同时刊出，我同意了。可是傅先生看到我那篇文章后很生气，不但不与答辩，而且对我的意见很大。”因为该篇文章，给王先生带来不小的麻烦。先生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时，“听说傅先生在审查我的论文时，一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的报考论文提出来，对别的学生说，这类学生我们不能录取，他的城市气味太浓，不安心刻苦读书，专写批驳别人的文章。”“后来听说录取会议上，傅先生本来主张不录取我，为了照顾其他先生的意见，最后把我录为‘备取生’。” 清末民初以来，是中国学术史上又一个令人称羡的黄金时代。中学与西学学术思想激烈碰撞，在新旧学术嬗递的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圆融通博且富有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不断擘划着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而文前提到的傅斯年、顾颉刚先生自然是学术界普遍公认的两位大师级学者，但杨宽先生的“遗憾”、王玉哲先生的“风波”却均与两位大师级学者有直接关联。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提到民国时期学术史上的另一件事情。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公量先生批判丁谦的《穆天子传地理考》，“引证虽详，不免傅会”，“其言迂阔，不为典据”，“不问《穆传》之真实与否，不审古代交通之辽阔与否，昧于变迁之道，视古今如一辙。以此治学，莫不乖失，徒滋繁锁，以眩耳目耳”(《穆传之版本及关于穆传之著述》，《禹贡》半月刊，1934年第2卷第6其)。1935年他发表《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评论》(《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4期，)一文，对顾实先生《穆传》西征地理问题所作研究的评价：“这种《东莱博议》式，或者还够不上《东来博议》式的讲疏，其荒谬，其腐臭，无以复加。简直在卖弄笔墨，渎乱古书。借古人的题目，发自己的牢愁。这种全然不根据史事，而托诸空言，以二十世纪极文明的人类社会，加于两千年前极不文明的人类社会而津津乐道之，既不是采科学的态度，去阐明古代的民族与文化;也不是采艺术的态度，来讲述古代的传说与神话，对于这，我们是无法批评的。”张先生又说：“我们可以把顾实先生此种历史观，题作显微镜式的历史观，不惟于《穆传》没有积极的合理的解释，反而消极地增多意外的葛藤，给后人以无数摧廓的麻烦。”张公量先生发表以上论文时，尚为北京大学在校学生，年轻气盛，其对丁谦先生、顾实先生《穆传》西征地理研究的批判，言辞犀利，真可谓“无以复加”。 张先生可谓较杨、王二位先生幸运，今天当人们认真拜读张先生这篇脍炙人口的大作之余，自然会引发更多的学术思考。如果发生在今天，张先生的大作即使可以发表，也肯定要在文字上经过“认真”修改。学术界普遍遵循的法则，往往是有破有立，张先生的宏文虽然亦可以说“切中时弊”，“很有见解”，但火药味十足的学术批判，自然很难令今天的学术界所接受。建国后，中国的古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郭沫若先生乃新中国成立后在古史研究中成就非凡的一代史学大家。郭沫若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不断结合新材料，对自己以往的学术观点进行修改和补充，而其研究思想史的两部姊妹篇之一《十批判书》，书名即有“批判”二字，而该书第一篇则为《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郭先生说：“我在一九三〇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应该的，也是颇合事宜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页)以下，郭先生在《关于文献的处理》一节讲到：“《周易》固然是无问题的先秦史料，但一向被认为殷末周初的作品。据我近年来的研究，才知道它确是战国初年的东西，时代拉迟了五六百年。我在前把《周易》作为研究殷末周初的资料，当然是完全错误。”(《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在《关于卜辞的处理》一节，郭先生讲到：“我自己要承认自己的冒昧，一开始便把路引错了。第一我们要知道，《殷周制度论》的价值已经不能够被这样过高的估计了。王氏所据的史料，属于殷代的虽然有新的发现而并未到家，而关于周代的看法则完全是根据‘周公制作之本意’的那种旧式的观念。这样，在基本上便是大有问题的。周公制礼作乐的说法，强半是东周儒者的托古改制，这在目前早已成为定论了。以这样从基本上便错误了的论文，而我们根据它，……这是应该严密清算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页)凡此进行自我批判的文字，在郭沫若先生的论著中，随处可见。通读以上文字，我们可以领略到一位史学大家敢于不断修正错误，在自我批判中不断向真理靠近的博大胸怀。 在我们今天看来，学术批评，并非什么新名词。梁启超先生曾把盛清学者的学风概括为十大特点，其中第七条和第八条与今日所说的学术批评有关：“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辩诘以本题为范围，词旨务在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史学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按照梁先生的解释，清人“辩诘”学问遵循以下几条原则：一是相互“辩诘”的对象不拘一格，只要学术观点不一致，即使师生之间也可以相互辩论;二是相互辩论的内容不应该抛开“辩诘”的主题;三是要充分尊重对方的意见。以上原则迄今仍未学术界所遵循，并成学者普遍认同的学术规范。然而，目前学术界的确也存在令人担忧的现象，学者之间的相互吹捧和恶意攻击，不仅违背了学术批评的基本规范，而且严重玷污了圣洁的学术空气，给学术研究造成极大的危害。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现实生活中，文化界常常扮演着不大光彩的角色，正直的学者集体失语，突然冒出来的名人却不时语惊四座。学术腐败已经到了令人忧惧的地步。在此背景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以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论为主的综合性大型期刊《社会科学评论》，应运而生。《社会科学评论》一再强调“本刊尊重科学、倡导个性、反对学术迷信，欢迎一家之言，本刊将以高的起点，新的理念，开创一种积极而理性的评论风气。”毫无疑问，《社会科学评论》的创刊，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 近年来，《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2期、2007年第4期、2008年第2期、2009年第2期连续刊发了笔者的《论唐嘉弘先生的学术贡献》、《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走出夏史研究的误区——评沈长云的夏史研究》、《目前古史研究中的“信古”、“复古”倾向评析》等一组长文，其中《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由于网上已全文发布，读者自然不少。何先生不久给笔者打来电话，虽未谈到什么问题，表示要写一篇反击的文章。后来听《社会科学评论》编辑部编辑王向辉先生说，何先生的确寄了一篇回击文章，但由于所论问题，远离主题，没有发表。但不久笔者就看到了何先生发布在百度贴吧上的题为《不懂就不要装懂——驳周书灿的史学怪论及其脆弱根基》的长文。何先生的回击的确起到了以泄个人私愤的目的，后来网上陆续出现了一些大肆对本人进行人身攻击的跟帖，诸如“苏州大学的周书灿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读书，不会做学问，但是很能在学术界投机钻营的小混混。我们的大学管理体制和学术体制也太差劲了，居然让这个小混混弄到了博士学位和教授头衔。真的可悲!”，“周书灿学问和人品都很差!学问不扎实，专门投机取巧、浑水摸鱼。自以为了不起，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狐假虎威，到处树敌。现在就连他的导师朱凤翰先生也不认他这个学生了。他在河北师院混了几年，把人都得罪光了，还跟一个女学生闹出桃色新闻，搞得名誉扫地，混不下去。他又在湘潭大学混了几年，名声很臭。我们本科生都不愿意选修他开的课，据说许多研究生还骂他流氓。这种人到哪个单位，哪个单位就要倒霉!同志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终于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周书灿人品太差，众所周知，走到哪里都会激起公愤。”“周书灿是个流氓加无赖”。以上言论，是否真实，自然只有知情人才会准确评说，但至少可以说明何先生的反批评，严重违反了学术界所应遵循的“辩诘以本题为范围，词旨务在笃实温厚”的基本学术规范，实属梁启超先生所批判的那种“盛气凌轹，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的“不德”之举。由此看来，笔者《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一文所招致的麻烦则远远甚过杨宽先生的“遗憾”和王玉哲先生的“风波”。
陆家羲是中国组合数学家，生于上海一个贫苦市民家庭。父亲是个收入低微的小商贩，母亲没有职业，靠给别人缝洗衣服弥补家计的不足。他是这个家庭的独子，5岁开始上学，先后在上海正德小学、声扬中学和麦伦中学读书。他十分珍惜父母亲辛劳节俭给他提供的读书机会，从小就勤奋好学，成绩优秀。初中毕业后，因父亲去世家境困窘而中断学业，并到公共汽车五金材料行当徒工。工余时，他仍孜孜不倦地读书自学，立志日后要攀登科学高峰。上海解放后，他考入东北电器工业管理局的统计训练班。短期学习后，于1952年5月被分派到哈尔滨电机厂生产科担任统计工作。在此期间他自修了高中课程和俄语，并广泛涉猎天文、地理、文学、哲学、伦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1957年在职考入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接受高等教育。1961年毕业分配到包头钢铁学院担任助教。高校调整时该校下马，他被调入包头市教育系统，先后在包头市教育局教研室、包头8中、包头5中、包头24中以及包头9中等校担任物理教师直到逝世。
在哈尔滨电机厂工作期间，一次，他阅读了一本名为《数学方法趣引》的书——这是对他一生道路有决定意义的一件事。这本书是我国老一辈数学家孙泽瀛编写的数学普及读物。书中所介绍的两个问题——“柯克曼女生问题”和“斯坦纳系列问题”强烈地吸引了他，使他产生了跃跃欲试的愿望。此后，对这两个组合设计问题的追求再也没有同他的生活分离。
他的本行专业不是数学。尽管数学是理工科的基础课，但对从事数学研究工作是远远不够的。50年代末期的中国也还没有开始对组合数学的系统研究，没有中文的参考书。他也难以找到向这方面求教的行家。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和条件下，他靠顽强的毅力而闯入组合设计领域。
对于一个外行来说、起步时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女学生问题”如果对于较小酌阶数，还可以作为一种数字游戏，以拼拼凑凑的方式去寻求答案。但随着阶数的增大，设计问题的成功已远非碰运气所能奏效的了。在众多的(甚至近乎天文数字的)可能排列组合中去搜寻少得可怜的正确组态真犹如大海捞针，即使是现代高速计算机也难以完全胜任。这里的关键是要掌握现代设计理论的方法和工具。意识到这一点，他感到首先必须去艰苦地学习，才能尽快地进入前沿而想方设法地学习。笔者曾经有幸在他生前于1983年大连会议上听他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从一名数学外行最终得以入门进到组合设计的前沿，一要感谢孙泽瀛先生的小册子，它确实对我是一个有趣的向导；二要感谢那些可供不同层次读者学习的专业书籍。我没有时间也不需要从头到尾去读大部头的专论。我是带着问题学，实用主义式的。我当然还要感谢国内外数学界前辈和同行的工作，他们的文章为我打好了基础，也使我从中借鉴了不少好的方法。”这就是他所选择的学习道路和研究方式。
这既是一条捷径，也是一条艰难的道路。进入大学后，他借阅有关的书籍，逐一学习自己不懂的数学概念、术语、方法，学习组合设计理论的方法。他边学边实践，搞懂了就去联想、构思，从实用中尝到甜头，提高信心，再进一步学习。这个期间，他先后学习了近世代数、初等数论、0—1矩阵理论、有限几何、差集理论以至正交拉丁方理论等多个数学分支。热切地追求真理的愿望和顽强执着地向既定目标迈进的精神，使图书馆、资料室、走廊灯下、校园僻静处都成了他的数学天地。在这个天地中，他的辛劳勤奋不仅使他以优异成绩取得物理专业的毕业文凭，而且完成了他自己的第一篇数学论文，在攻克“柯克曼女生问题”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工作以后，他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为了能在认真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再在自己心心思念的两个数学问题上投入力量，他投入了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不分日夜、没有节假、理发周期一再增长、简单的饮食乃至婚姻大事也一直被忽略到37岁的年纪。人们都知道居里夫妇的实验室，既类似马厩，又宛若马铃薯窖。但是谁又能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的艰难程度相比呢？陆家羲一家4口挤住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小屋内，这既是卧室，又是厨房和写字间。室内仅有一些陈旧的家俱和寒酸的衣物。唯一的一张可写字的桌面要让给上学的女儿用。他是趴在多处贴补了旧报纸的破土炕上演算着世纪性难题!包头地处边睡，信息闭塞，资料缺乏。为了查阅文献，他除了通过各方面关系与一些高校的图书资料部门取得联系外，还不时要千里迢迢自费进京。他唯一的业余爱好是欣赏京剧唱段，但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他的京剧唱片换成了英语唱片。他的一切：家庭生活、时间、精力和有限的金钱都完完全全地付给了唯一的目标——攻克尖端、他逝世后，他的女儿在“悼念爸爸”的短文中遗憾地写道：“爸爸，您走得这样匆忙……您前几年提出要照一张全家福，可一直没抽出时间。如今，我们只有把这张全家福印在心上了。”他的妻子曾说：“……是祖国和人民将他培养起来的……他所以不分昼夜地拼，更重要的还是要干出成绩来报效国家，报效人民。”
从1961年到1983年，他共撰写了20余篇研究论文。这些论文除6篇于他去世前后在美国《组合杂志》上发表外，其余均在国内投稿，但结果不是退稿就是石沉大海。
当然，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数学会有关同志曾于1984年专门就此查询了陆所投稿件的处理情况，发现有的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文革期间，一些学术性刊物已处于实际上停刊的状态)；有的是稿件本身的原因(信息的不灵，时间的滞误使国外已枪在前面)；也确实有的应归咎于审稿方面(对问题的价值的不理解或判断的失误。最不能让人原谅的是对第2、3两篇的轻率处理，它使我们丢掉了在RB［3，1；V］和RB［4，1；V］方面的优先权)。但不论是哪种因素，对当时的陆家羲来说都是不公正的打击。面对这一再的挫折和不幸，他没有气馁，更没有自暴自弃。对接到的退稿，他或是加以修改，充实后再投、改投，或是更上一层，对新的高度发起下一轮冲击。
他所受到的不公正还不止这一方面。在极左思路泛滥和文革灾难时期，他时常受到一些人的巩笑，说他是“傻子”，有“精神病”；他还被指责为追求名利、不务正业；甚至有一段时间被扣上“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的帽子，送到干校去集训，接受批判，进行劳动改造……研究成果的不被承认，生活上的窘困，政治上的受压抑，统统压到了他那高度近视的、饱经沧桑的身体上。但是，他以惊人的顽强挺住了，凭着对事业的追求，凭着振兴中华民族的一颗耿耿爱国之心，他含辛茹苦、百折不挠，终于迎来了胜利的喜悦。1983年7月，他应邀在全国首届组合数学会议(大连)上报告了他的研究成果，受到与会中外学者的一致称赞。国际组合论界权威性刊物，美国的《组合论杂志》A辑分别在1983和1984年的两期上，以总共99个印刷页的惊人篇幅连载了他的6篇论文“论不相交的斯坦纳三元系大集”。我国数学界的一级刊物《数学学报》也在1984年底全文发表了他解决“柯克曼女生问题”的重要论文。为了使他能更好地从事前沿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开始商调他去任教，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拟邀他去合作研究。美国《数学评论》杂志主管编辑则函请他担任该刊的评论员。1983年10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国数学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破例邀请他作为唯一的中学代表并在会上作报告。
1983年10月30日晚，他从武汉返回包头家中，兴奋地向他的妻子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这几个月来内心的感受：研究成果所受到的重视国内外学术界给他的赞誉，自己进一步攻关的打算……。他妻子事后追忆说，她第一次见到他笑得这样爽朗，这样欢快!是的，他笑了，但是这已是积劳成疾的他的最后笑声。当夜凌晨，他带着成功的喜悦和未竞事业的遗憾长逝了!
他不幸早逝后，国内外数学界许多专家学者、学校、部门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示惋惜、悼念。包头市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授予他特级教师称号。在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吴文俊等主持的首届刘微数学讨论班上专门安排了一个介绍他的研究成果的学术报告。1984年10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召开表彰大会，授予他自治区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底，国家科委又将他的大集成果评为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也是他理所当然应当得到的荣誉。
1984年9月，我国组合数学界组织的“陆家羲学术工作评审委员会”对他的斯坦纳三元系大集工作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众所周知，1960年Bose等证明了t＞1时欧拉猜想不成立；1961年，汉纳尼给出并证明了k＝3和4时的B［k,λ；v］设计存在的充要条件。这是区组设计理论中的两大举世闻名的成就。陆家羲关于大集的成果可以与上述两大成就相媲美，并将同它们一起载于组合数学的史册”。国际著名的组合数学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门德尔森在83年7月访华时赞扬陆家羲的上述成果是“组合设计领域中20年来的重大成就之一”，称他是“一位很好的组合学家。”多伦多大学校长在来信中则称陆是“闻名西方的从事组合理论的数学家”。对陆1961年至1965年未得发表的关于柯克曼女生问题的解决方法，威尔逊等国外学者也表示了极大的兴趣。1988年8月，根据国内外学者的倡仪，在安徽屯溪召开了以纪念陆家羲先生为主旨的“区组设计国际会议”，中国数学会并委托内蒙古数学会组织有关专家编辑出版《陆家羲遗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