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企业管理 中,风险管理是指如何在项目或者企业一个肯定有风险的环境里,把风险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减至最低的管理过程,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下面是由我整理的风险管理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基于案例的跨国并购中的财务风险管理研究》
摘要:本文以我国跨国并购中的财务风险管理问题为研究对象,在分析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现状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吉利并购沃尔沃汽车、中国平安收购富通集团、联想并购IBM等并购案例中发生的财务风险带给我们的启示。最后,结合相关案例,从全面系统的并购战略设计、充分详实的尽职调查和灵活多样的交易架构设计等方面对规避跨国并购中的财务风险进行了深入思考。
关键词:跨国并购;财务风险;案例研究;风险管理
一.我国跨国并购的现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在改革开放之初实施“引进来”战略的基础上,国家积极鼓励企业实现“走出去”战略[1],即通过积极的并购(包括兼并与收购)等资本运作活动,以一种较为简洁的方式获得发达国家企业在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所拥有的先进 经验 ,并通过上述关键竞争要素的获取推动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纵观我国跨国并购的主要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2002年)是我国海外并购的高速发展期,以中银集团和华润集团联手收购香港康力投资有限公司为代表;第二阶段(2003年—2008年)是我国海外并购的震荡推进期,这一阶段既有京东方成功并购韩国HYNIX半导体株式会社从而介入国际高端 显示器 领域的成功经验,也有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在政治力量和公共关系的阻碍下未能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的失败案例;第三阶段(2008年—至今)是我国跨国并购的理性回归期,这一阶段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调整期,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造成了很多国际知名企业估值的降低,也为推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提供了难得机遇,中国企业在能源、汽车、机械等领域不乏成功案例。在积极推进跨国并购的同时,这一阶段的企业并购行为趋于理性,从简单的思考“走出去”逐渐向“并购的意义何在”、“并购的协同效应在哪里”、“如何实施并购后的跨 文化 管理”等跨国并购的现实问题转变。
并购是一柄双刃剑,在给企业提供发展的难得机遇的同时,又形成了一系列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潜在危机。从积极的方面考虑,并购对于企业发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第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拓展了市场的范畴,同时带来了竞争的全球化,通过并购可以帮助企业尽快介入国际市场、实现全球布局,也是企业应对经济发展变化的必由之路;第二,通过并购可以获得目标企业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品牌效应、销售网络、研发团队等关键竞争要素,可以延伸收购企业的产业链条、缩短企业在培育上述能力方面的时间,尽快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第三,通过跨国并购,可以拥有境外资源的所有权,从而为企业后续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但是,在积极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并购的过称也危机四伏。据统计,我国目前70%的跨国并购案例最终以失败告终,尽管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于政策风险、技术风险、知识产权风险、外汇风险、人力资源整合风险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财务风险始终是是否能够成功实施跨国并购的关键,有效地识别跨国并购中的财务风险,形成财务风险的集成管理体系是跨国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本文拟通过典型的跨国财务风险及其管理案例揭示跨国并购的主要财务风险点,进而提出规避风险的几点思考。
二.海外并购财务风险的典型案例分析
在我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的过程中,诸如吉利并购沃尔沃汽车、中国平安收购富通集团、联想并购IBM等典型并购的过程也是发生财务风险以及应对财务风险的过程,通过对上述并购案例的回顾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购过程中的财务风险:
(1) 吉利收购沃尔沃案例
北欧小国瑞典拥有以其安全性享誉世界的沃尔沃汽车,1999年,处于全盛时期的美国汽车FORT以64亿5千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沃尔沃,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福特拟出售沃尔沃的股权。彼时,2009年10月28日,来自中国的民营企业吉利汽车成为沃尔沃的首选竞购方。作为在中国市场处于中低端定位的吉利汽车,试图通过跨国并购成功运营沃尔沃这一世界知名品牌,这段跨国姻缘由于在企业匹配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并不为业界看好。按照交易结构的设计,吉利收购沃尔沃的价格为18亿美元,后续运营资金投入约9亿美元,而吉利的自由资金仅仅占到整个交易的25%左右,为了成功实施并购,吉利动用了5倍杠杆进行融资。此次并购为吉利带来了巨大的财务风险,其中吉利集团的负债总额由2008年86亿元人民币和2009年的160亿元人民币剧增到2010年的700多亿元人民币,相比吉利集团年均15亿元人民币左右的净利润水平,此次跨国姻缘给吉利集团带来的财务负担和财务风险可想而知,吉利并购沃尔沃的案例是否能够成为跨国汽车并购除“雷诺——日产并购”案例后的第二例成功案例仍需要时日加以验证[2]。
(2) 中国平安收购富通集团案例
2007年11月29日,中国平安 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中国平安人寿出于实现业务的全球布局以及学习世界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目的,决定启动对主营银行和保险业务的富通集团的股权收购工作。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化以及荷兰政府和比利时政府在关于富通集团股权处置以及资产分拆等环节的介入,中国平安人寿最初设计的通过并购富通集团股权实现其在资产管理、保险等业务领域的全球布局和业务互补的设想最终以失败告终。尽管中国平安人寿的股权收购失败案例可以归结为美国次贷危机等经济和金融形势的恶化,或者可以归结为政治力量在并购过程的介入,但是,在并购决策的过程中草率的尽职调查或许才是平安人寿并购失败的根源。在进行并购前的尽职调查环节,对富通集团的财务这一并购中的关键信息,中国平安人寿仅仅通过目标公司公开发表的数据分析并购的可行性,这一做法也导致富通集团得以成功隐瞒其高达57亿欧元的债务抵押债券。因此,缺乏详尽的尽职调查工作,无法有限识别目标企业的财务风险进而导致错误的并购决策,才是中国平安人寿并购失败的最大教训。 (3) 联想并购IBM案例
联想集团是我国最大的IT服务供应商,IBM是世界知名的信息服务供应商。由于个人电脑事业部在IBM中持续亏损,IBM拟作价出售其个人电脑事业部。为了在与戴尔、惠普等竞争中占据优势,并获得IBM的品牌效应和技术实力,联想集团决定对IBM的个人事业部实施并购。联想并购IBM案例在财务风险管理方面的成功启示在于:第一,在并购战略的总体设计和尽职调查阶段,联想聘请了麦肯锡作为其并购的战略顾问,聘请高盛为其并购顾问,聘请安永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其并购的财务和投资银行顾问;第二,为了规避并购的融资风险,联想集团采取了混合支付的形式,并通过引入泛大西洋等财务集团的形式有效化解了高负债率可能导致的财务风险;第三,为了规避并购的支付风险,联想集团采取了现金支付和股权支付相结合的支付方式,通过合理的现金和股权支付比例的确定,既规避了过度依赖现金支付导致的现金流风险,也规避了过度依赖股权支付导致的控制权稀释风险[3]。
三.规避跨国并购财务风险的策略性思考
通过上述跨国并购过程中主要财务风险的分析不难发现,全面识别并且有效防范跨国并购中的财务风险是并购活动能否成功的关键,财务风险管理能力也是我国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过程中亟待提升的核心能力之一。结合本文的研究成功,提出以下规避跨国并购过程中规避财务风险的策略性思考:
(1) 全面系统的并购战略设计。我国政府积极鼓励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终极目标不在于通过控制权的获取成为目标企业的股东,而在于通过成功的并购运作掌握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管理、品牌和 渠道 资源。因此,中国企业在实践“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进行并购的战略性设计,需要认真分析并购的战略协同效应、详细制定并购的整合运作方案。全面系统的并购战略设计的意义在于:第一,跨国并购的战略设计是并购方式遴选的重要依据。概括而言,跨国并购可以采取资产并购、股权并购和企业合并等主要形式,不同的并购形式为并购方带来的税务负担、连带责任等各不相同,例如基于关键技术获取的并购战略设计可以选择资产并购的方式,基于资源获取或者产业链整合目标的并购战略设计可以选择股权并购的方式。因此,并购方需要预先清晰界定并购的终极目标,从而选择合理的并购模式,规避因并购方式的不当导致的财务负担;第二,跨国并购的战略设计是确定融资安排的重要基础。现代并购由于交易标的较高,仅仅依靠自有资金往往难以满足交易需求,为此,并购方通常通过投资银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形式募集资金。资金募集的方式和额度需要充分匹配并购的战略设计,在并购融资方面,既需要考虑交易的标的额,也需要根据并购战略的需要预测并购后的资金安排,从而充分评估企业自身融资能力与并购战略的匹配性,防止在成功实施并购后由于后续整合阶段资金无法保证而导致的并购失败。
(2) 充分详实的尽职调查。尽职调查是指法律、会计、资产评估、投资银行等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在目标企业的协助下,对目标企业的财务数据、运营状况、法律纠纷等进行独立、客观、公允的评判,在此基础上对目标企业目前的技术能力、管理能力、盈利能力等进行综合评估,并对企业预期盈利水平进行预测,为跨国并购决策、并购的交易结构设计、并购相关协议关键条款的设计提供客观依据的过程。尽职调查是了解目标企业真实情况的重要环节,也是规避财务风险的关键。本文所述的中国平安并购富通集团的跨国并购案例中,恰恰是由于尽职调查工作的不充分,导致中国平安需要为草率的并购决策承担巨大的财务负担。为了有效规避跨国并购中的财务风险,尽职调查工作首先需要关注目标企业内部的资产完整性、真实盈利能力、资产抵押和质押情况,从而为合理的交易价格的确定提供依据;其次,尽职调查工作需要关注目标国的劳动关系法律、养老法律、税务法律、环境保护法律等与企业运作密切相关的法律规定,从而充分估计后续运营模式可能导致的资金需求;最后,财务尽职调查工作需要与技术评估等工作密切联系,从而有效识别企业潜在的或有负债,以预先实施财务安排。
(3) 灵活多样的交易架构设计。交易架构设计包括交易标的的决策、交易关键条款的设计、交易支付方式的确定等内容,合理的交易架构设计是有效规避跨国并购过程中财务风险的关键。在交易标的的决策环节,与国内通常根据资产评估价值确定交易对价的方式不同,跨国并购的过程中通常根据目标企业的息税前利润(EBIT)和合理的市盈率确定交易对价,由于并购双方在市盈率倍数认识的差异,估值调整技术(或称为“对赌协议”)是解决并购双方价值差异的常用对策。为了降低并购中的财务风险,并购方可以在初始交易对价进行一定让步的基础上,通过设置较为苛刻的企业利润指标、市场占有率指标、企业盈利增长率指标等估值调整方案对初始投资进行调整,从而防止交易对价过高导致的财务风险;在交易支付方式的确定方面,可以考虑设计交易支付的关键节点,使得标的对价的分步骤支付与并购的战略意义相匹配,以此适当的延长交易对价的支付期限,通过支付期的设计,使得目标企业的真实状况进一步呈现,从而降低并购方的财务风险;在交易关键条款的设计方面,为了降低直接成为目标企业股东而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可以通过债转股等交易结构的设计,为并购方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债权人安排后拥有是否成为目标企业股东的选择权,从而在经过债权人期间对目标企业的了解和考察后进一步降低并购过程的信息非对称程度,降低并购的财务风险。(作者单位:西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兰 天,郭有钦,当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财务风险的分析与防范[J].现代 财经 ,2009,12:82-86
[2]杨 玲,叶 妮,企业并购财务风险研究———以吉利并购沃尔沃为例[J].财会通讯,2013,3:121-122
[3]张琳若,企业并购财务风险与管理——以联想并购案为例[J].知识经济,2012,19:124-124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问题》
一、引言
商业银行是以经营风险为业务的金融机构,风险贯穿于其产生与发展的整个过程。实质意义上来讲,商业银行自身就是以“经营风险”为业务类型的特殊单位,它以“经营风险”为特征,获得盈利为目的,没有风险商业银行也无从盈利。商业银行承担风险的能力及意愿,以及控制和管理风险的能力,将决定商业银行的经营成败。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现状
截至2014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7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9%,负债总额160.0万亿元,增长13.3%;不良贷款余额1.43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60%。截至2014年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3.18%,较年初上升0.99个百分点。从总体信贷状况来讲,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不高。例如,2013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情况如表1和表2所示。
由表1可分析得到,2013年第一季度的不良贷款而言,第二季度的不良贷款有略微增长,第三季度与第四季度的不良贷款余额相对于第一、第二季度增长幅度较大。总体来说,这给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质量带来一定的影响。
大型商业银行(包括四大国有银行在内)、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额度在2013年各季度逐渐增多,只有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在略微有些减少,而在第四季度不良贷款却也在逐渐的上升。各类商业银行中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所占的比例最高,一直是金融业和国民经济稳定运行的隐患。损失类的不良贷款处于上升的趋势,因此可见,提高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仍不容忽视。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存在问题分析
1.信贷风险判断标准差异大。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和中小分支的县级分公司已经掌握了相应的贷款审批权限。数以百计的贷款审批和决策机构,根据不同的风险判断标准,近千人在贷款审批和决策的权利,贷款决策过于分散。与此同时,由于总行缺乏对各个行业、不同地区、和各类客户信用分析的经验和技能。他们需要的信息不足以做出决定,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同样的一个银行分支机构做出的信贷决策差异很大,在不同的领域造成更大的差异,很难形成内部统一的风险评估标准和风险管理理念。
2.信用评级基础薄弱。在我国,商业银行缺乏良好的信用评级基础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客户的财务数据真实性有待提高,企业信用评级情况很难得到真实反映;另一方面,由于核心的信用评级结果没有影响到贷款决策和贷款定价;此外,一线人员没有充分认识到信用评级系统的重要性,最终导致了有关财务数据不准确,不完整的评级系统,很难正确地反映信用风险。
3.客户信息财务数据积累不足。一方面,贷款客户的最基本财务信息数据来源不充分。如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信息取得渠道不畅通,导致银行进行客户评级、信贷数额确定等分析受到限制,分析不够深入;另一方面,客户非金融信息以及非财务信息收集和其他定性信息收集渠道、收集方式等的标准不够完善,执行缺乏标准的规程。
三、西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经验借鉴
(一)信贷业务强调个人责任
为了明确责任,将信贷责任及风险承担明确到个人,国外商业银行创新采用了将信贷审批决策权限授权于个人的做法。于此同时,赋予个人相应的责任,“有权必有责”“权责对应”,这种 方法 有利于明确责任,达到了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实现了将“业务风险”与“个人风险”联系在一起,实现风险责任到人,大大降低了风险集中程度,增强了个人的风险意识,有利于风险的分散与控制。
(二)实施授权分类管理
国外商业银行分类授权的管理方式是值得借鉴的,国内商业银行在进行授权时应充分考察各分支机构所处的金融市场和经济环境好坏、自身资产规模大小、盈利水平高低、资产质量状况以及风险管控能力的大小,再对各分支机构授权权限进行有依据得调整,过程中体现“分类管理”的原则。在对分支机构授权权限设置的过程中,参考分行绩效考核和风险监测结果,对授权权限实行动态调整。
(三)确立明确的风险管理目标
西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在明确风险管理的目标,指导业务的开展。对于市场定位、业务规划、风险管理目标的设定应紧密围绕银行的长期发展战略各相关部门和分支机构应分解、细化、明确、落实,要发挥风险政策审查评议功能,避免各自为政、目标含糊不清甚至相互推脱责任的事情发生。
四、加强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对策
(一)加快银行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基础。没有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是不能科学的风险识别、计量、预警和预防,更不用说建立完善的信用风险管理机制。为了建立信用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第一步是设计符合条件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就目前我国银行风险管理、风险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现状来看,应该首先建立一个完整的风险数据库,数据库除现有商业银行数据外,还应该包括贷款、金融公司、零售和信贷业务的相关数据,各类金融机构还应该包括所有子系统或分支机构,整个数据相关的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其次还应该建立相关风险数据库查询和相关技术,如早期预警和分析工具,只有用这种方法,我们才能提高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为进一步的风险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二)量化信贷风险管理
我国商业银行管理信贷风险以定量分析技术的合理性存在缺陷,提高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识别与衡量技术的关键是应用信贷风险计量模型。在借鉴适合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度量模型之外,我国要逐步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信贷风险度量模型,并且完善信贷风险管理的配套 措施 。
(三)信贷风险预警机制
以影响借款人宏观经济状况、微观主体的财务状况、主体非财务状况的数据为基础,运用相关计量及统计学方法建立风险预警模型。要建立较完善的信贷风险预警机制必须从建立全面的预警数据库着手。这个数据库包括三个层面的信息:一是宏观经济层面的信息,如宏观经济发展、消费、进出口贸易政策信息;二是中观水平层面的经济信息,如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产业结构、投资和经济发展数据的信息;三是微观层面的信息,如贷款企业的财务信息,现金流条件下,产品的市场供求信息等;四是商业银行信贷级别的信息,如行业及其改变信贷资产的库存数据等等。完善预警数据库建立之后,可以根据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运用分析模型等作技术分析,进行相应的预警分析。
风险管理论文篇三
《企业风险管理创新与中国海油自保公司案例研究》
自保公司作为企业进行风险 管理创新的重要工具,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与国际上的研究机构及自保公司行业对于自保公司的 发展所做的大量研究相比,中国企业对设立和运用自保公司进行风险管理的研究非常缺乏。由于缺乏自保公司的行业数据、实际 经验和其他相关信息,国内研究主要还停留在基本理论的阐述上,缺乏与 实践的结合,因此无法深入。本文将结合目前中国境内企业设立的唯一一家自保公司——中海石油 保险有限公司的实际案例来分析企业如何运用自保公司进行风险管理。
一、风险管理与自保公司
企业的生产经营因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而存在风险,即存在着经营结果的不确定性。这些风险广泛分布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各环节和各流程。企业的风险管理,应包括风险的辨识、评估、防范和控制,是防范这些风险的理念、措施、行为的集合。按照亚洲风险管理协会(AARCM)的定义,企业风险管理是企业在实现未来战略目标的过程中,试图将各类不确定因素产生的结果控制在预期可接受范围内的方法和过程,以确保和促进组织的总体利益的实现。
一般而言,风险管理有五种方式:回避、转移、减少、保留和利用。在风险管理过程中,当外部的风险转移方式无法满足或者无法完全满足企业风险管理的需要时,企业会寻求自保,即不通过传统保险而由企业自身对风险进行控制和转移。自保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风险全部自留、建立风险基金、提取风险准备、安排“股东保单”、进行风险融资以及设立自保公司等。其中,自保公司是以成立商业保险公司的方式来为企业风险管理服务,在实践中受到企业的欢迎。
自保公司是指一个由非保险公司拥有的真正的保险或者再保险公司,其主要业务是对其母公司或者关联公司的风险进行承保或者再保险①。自保公司是在企业风险管理创新中产生的一种典型的非传统风险转移工具,称为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简称ART)。自保公司的出现改变了企业传统的风险转移模式(见图1)。
母公司的风险转移策略可以通过自保公司与国际保险市场的直接接触而得到更好的贯彻。自保公司也通过参与这一风险转移流程而获得收益,包括获得承保收益和保费现金收益。
当然,自保公司并不适用于所有企业。一般而言,设立和运作自保公司要考虑风险单位是否符合大数法则,保费规模是否足够应付运营成本以及企业的内外部环境是否成熟等诸多因素。
二、全球自保公司的发展情况
全球第一家自保公司——凤凰保险公司②成立于18世纪中叶。20世纪20年代,一些大的跨国企业开始成立自保公司,到2004年,全球自保公司数量已经达到4800余家,保费规模达到560亿美元。自保公司行业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行业领域,其主要分布情况见表1。
全球500强企业的80%都拥有自保公司。设立自保公司的著名企业也分布于全球各地。表2列举了全球主要的设立自保公司的母公司情况。另外也有很多的组织、协会以及连锁企业等设立自保公司。
三、自保公司的作用
自保公司在企业实际运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企业直接与保险市场联系的专业渠道
自保公司的角色非常特殊,它一方面是执行集团风险管理策略的工具,同时也是一个商业保险公司,它在母公司集团(往往是非保险类企业)和商业保险市场之间具有共性,产生交集(见图2)。
由于自保公司在市场上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因此非常容易被商业保险市场所熟悉和接受,尤其是专业的再保险公司。自保公司与商业保险市场取得直接联系后,可以最快获得保险市场的最新动态和信息,对于企业制定合适的风险管理策略非常重要。事实上,很多自保公司的管理顾问公司会在每年末做一份针对市场情况和企业经营的风险管理策略建议,并向自保公司的母公司进行 报告 。
2. 全球化风险管理的工具
对于一个企业尤其是跨国集团而言,自保公司在其全球化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体现。
第一种方式是,对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项目进行统筹保险安排并参与风险管理。第二种方式是,实现企业制定的全球风险管理策略。作为一个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有项目的跨国公司,当企业对这些项目安排保险的时候,会受到各国保险监管和法律规定的限制。自保公司作为再保险公司则可以很正当地参与到其投资项目的风险管理中去,了解其风险转移的策略以及项目运作的信息。
3. 为母公司减少保费成本
自保公司的参与一方面可减少支付给商业保险公司的佣金支出,另一方面,可通过与国际再保险市场的谈判,获得优惠的再保险条件,从而降低再保险保费支出,减少母公司集团的总体保费成本。
自保公司如果可以直接出具保单,则可以减少支付给商业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开支。一般而言,自保公司的管理费用支出不会超过总保费的20%,换言之,保费收入的80%可以用于真实的索赔支出。
自保公司如果不可以直接出具保单,则可以利用长期稳固的再保险安排渠道增加与传统保险公司的谈判能力,降低手续费,从而降低摩擦性成本。
4. 建立风险储备基金
母公司可以通过自保公司建立长期的风险储备基金来应对长期的风险。虽然商业保险公司也会建立风险储备基金,但由于它并非承保一家的风险,因此风险基金并不一定可以保证用在本公司的风险上。自保公司承保母公司的风险,可以保证风险储备基金使用渠道的专门性,并且方便快捷。这种风险储备基金可以表现为风险储备或者累计利润。相对于建立内部安全基金而言,这是从母公司系统内转出而以商业化的方式合理存在的真金白银,随时可用来弥补可能发生的损失。
5. 获得更多的承保能力
自保公司为母公司的保险提供新承保能力,使母公司增加风险转移的宽度和深度。
自保公司的承保能力受到投入资本的限制,但自保公司的承保政策要比商业保险公司宽松,并且许多自保公司的管理公司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再保险安排项目来充分利用其承保能力。例如香港自保公司监管机构只要求单一最大风险单位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5%,中国海油自保公司在遵从这一要求的前提下,可以安排母公司的多个保险项目。
6. 减少商业保险循环周期对企业保费成本的波动影响
费率水平的高低可以反映保险标的风险的大小。保险费率水平会随着损失记录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经常性和规律性的波动,形成循环周期。因此,企业单纯运用传统方式购买保险来转移风险,保险的成本就不可避免地随之波动,这对于一个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而言是不利因素。自保公司的参与则可以有效地减少这种波动。自保公司承保一定的风险,通过稳定该部分的承保价格来增加成本的刚性,从而使得企业的保费成本稳定在一定范围内。
7. 增加母公司集团盈利能力
自保公司通过参与保险安排获得佣金收入、保费收入和现金收益。自保公司因为向国际再保险市场转移风险而从再保险公司获取佣金收入;通过自留母公司的风险而获得相应的保费收入;通过各种投资手段获得承保收入的现金收益。总之,自保公司的佣金、保费收入和现金收益最终将形成利润在报表中反映出来,也会反映在母公司整体的收入规模和盈利水平中。
8. 获得更宽泛的风险转移条件
不同资产、不同项目、不同地区乃至不同国家的保险条款都会不一样,甚至保单文字都不一样。尽管如此,母公司仍可以通过其自保公司在全球的保险合约对转移自留部分的风险提供更为宽泛、更具有灵活性的保障条款。例如,公司甲通过其自保公司的保险合约购买了限额为1亿美元的一揽子第三者责任保险,则这一保障适用于其母公司所有通过自保公司安排的项目。对于任何一个新增加的投保项目,都可以自动获得这一保障。
9. 为母公司无法在商业保险市场转移的风险提供保障
一个企业会根据其风险管理的策略将不愿意承担的风险转移到商业保险市场上去。但有些风险却是不可保的。有可能是因为市场上不提供这种保险产品,或者市场上可以提供这种保险产品,但所要求的保费成本又超过了公司愿意或者能够承担的限度,或者市场上可以提供这种保险产品,但并没有100%的承保能力支持,或者市场上能为这种保险产品提供的承保能力是不可靠或者不稳定的。中国海油自保公司在风险转移的过程中遇到类似的问题,例如安排井喷控制保险和井下工具保险。自保公司在对此类风险进行转移的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承保了“不可保”的风险。
四、中国海油自保公司案例研究
中国企业设立自保公司的步伐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中国境内尚未对自保公司有明确的监管规定,而香港是最近的自保公司注册地。2000年8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油”)在香港设立自保公司,公司全称“中海石油保险有限公司”(英文名称CNOOC Insurance Limited,以下简称CIL)。CIL最初资本金为200万港元,这是香港对设立自保公司的最低资本金要求。
中国海油是中国第三大石油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海上油气勘探开发、专业技术服务、炼油化工化肥、天然气及发电、综合服务、金融服务六大良性互动的产业板块,成为主业突出、产业链完整的综合型企业集团③。中国海油所从事的行业属于高风险行业,通常需要在国际能源保险市场安排保险,以转移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巨大风险。企业每年需支付5亿元人民币左右的保费,且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保费水平还在不断提高。
CIL在成立初期,由于自身承保能力低,商业保险市场提供的保险条件好,因此只是对母公司——中国海油的部分保险业务安排转分保,收取佣金,自留比例很小。
2001年“9·11”事件之后,国际能源保险市场的承保能力萎缩(见表3),中国海油同其他公司一样,面临保费成本大幅增加,保险保障范围却不断减少的境遇。免赔额水平从25万美元增加到100万美元,同时费率还上涨了25%。尤其是海上钻井所需购买的井喷控制保险,费率由4美元/英尺甚至增加到90美元/英尺。保费成本占总钻井成本的比例高达10%,远高于“9·11”之前1%的水平。
1. 根据市场变化,调整风险管理策略与经营策略
在保险市场承保能力急剧变化的形势下,中国海油审时度势,重新测算自留风险的大小,根据保险市场变化,做出了如下的风险管理策略调整。
1)对于油田财产保险项目,在当前的免赔额水平和费率水平下,赔付率将大大降低,CIL可以根据自身承保能力适当自留。
2)对于钻井保险项目,由于市场费率水平已经远远超过公司所能承受的成本范围,此风险属于不可保风险。因此,在对该种风险进行充分评估的基础上,CIL可以根据自身的承保能力,大比例自留风险,并收取合理水平的保费,通过长期的承保策略来降低巨灾风险的影响。
3)对于建造项目,鉴于风险较大,自保公司应谨慎自留风险。
4)随着公司发展步伐的加大,CIL应尽快参与到合资合作项目的保险安排中去,为母公司的全球化风险管理策略服务。
针对母公司调整后的风险管理策略,CIL对自身的经营策略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1)CIL以转分保或者风险自留的方式尽可能多地参与到母公司的项目中去,成为母公司风险管理的一个专业平台。
2)对于油田财产保险项目,CIL考虑小比例风险自留,对转移到国际再保险市场的风险收取一定的佣金。
3)对于建造项目,CIL考虑小比例自留或者全部转分保到国际再保险市场,同时收取一定的佣金。
4)对于钻井保险项目,CIL自留大部分的风险,以较低的费率水平来收取保费。同时规定赔付限额,将巨灾风险的影响最小化。
5)CIL参与到中国海油大型合作项目的保险安排中,不以获取保费或者转分保佣金为目的,而主要是通过CIL将这些项目的保险安排纳入中国海油的整体风险管理体系中,为今后中国海油做好全球风险管理策略和保险筹划做好准备。
6)自保公司利用自身的资源与出单公司进行谈判,将一般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收取的10%~20%的管理费控制在5%左右,降低了公司的保费成本。
经过4年时间,CIL的保费收入规模由最初的1000万港元增加到5亿港元,资本金也增加到2亿港元。资本金的增加使得CIL的承保能力不断增加,从而更加有效地执行了母公司的策略。
2. 借鉴国外经验,重视战略与管理,使CIL获得快速发展
总结 CIL快速发展的经验,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中国海油非常重视风险管理,为CIL的成立提供了战略准备和管理基础
中国海油从事的海上油气田勘探、开发和生产活动,属于高风险行业。中国海油从成立之初就很注重风险管理,为财产和项目购买保险以转移风险。企业内部不断完善的风险管理理念为自保公司的成立做好了战略准备。
此外,公司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设立专门的岗位,贯彻风险管理策略并授权处理保险业务。公司制定了专门管理法规对公司风险管理策略和保险政策进行明确规定。职能的统一和明确也为自保公司的成立和运作提供了组织和管理基础。
(2)长期与外国油公司合作的历史,为中国海油自保公司的成立提供了可借鉴的实例
中国海油自1982年成立以来,就与壳牌、BP、雪佛龙、丹文、哈斯基(Husky)、阿莫科等国际大石油公司合作。在合作中,外国石油公司按照惯例,对于油气勘探、开发和生产等项目都提出要购买保险并写入石油合同。例如,对油田财产一定要进行投保,并要求购买免赔额为5000万美元的包括油污责任在内的第三者责任险。中国海油在对外合作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保险的重要性,在风险管理理念方面逐步实现了与国际接轨。此外,外国油公司经常利用自保公司来进行风险管理,它们也愿意合作方的自保公司参与。这些为中国海油成立并运作自己的自保公司提供了借鉴。
(3)中国海油较早进行风险集中管理,成立内部风险管理公司,为自保公司的顺利运作提供了条件
在中国海油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的初期,外国石油公司是作业者,按照石油合同规定,所有的保险由作业者安排。随着中国海油逐渐成为作业者以及自营油田的出现,中国海油开始接手保险安排,并于1993年后逐步实现集中管理。风险的集中管理为中国海油建立整体风险管理策略提供了前提条件。
1994年,中国海油成立内部风险管理公司,对投保的保费进行内部统一核算,进行模拟化商业运作。这些有益的尝试为自保公司的产生和运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4)中国海油接触国际保险和再保险市场,为设立自保公司提供了信息和经验
中国海油从1993年开始正式接触国际再保险市场,包括知名的国际再保险公司和国际再保险顾问,这些再保险公司和保险顾问给中国海油带来了最新的国际保险市场的信息。尤其是国际保险顾问,如怡安、达信等,本身也是全球最大的自保公司管理机构,它们对自保公司的运作流程非常熟悉,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为中国海油自保公司的成立提供了很多咨询服务。怡安保险顾问公司更是一手促成了CIL在香港的设立。
(5)国际保险市场持续坚挺,为自保公司快速发展创造了契机
根据国际保险市场的统计结果,1970年以来,国际上的巨灾事件尤其是自然灾害不断增加,在2001-2005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些损失导致国际市场的保费水平居高不下(见图3)。在这种情况下,自保公司的收益水平也自然水涨船高。
虽然中国海油自保公司还是一个年轻的公司,但其今天的成就,是与中国海油20多年的努力分不开的。在中国海油不断向中下游和海外拓展业务的大背景下,自保公司也将配合母公司发展的需要,不断解决经营中面临的许多新问题,继续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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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与蔓延,是2019—2020年最大的“黑天鹅”灾害事件,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害和冲击。中国作为最早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冲击的国家,在全球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力量、中国速度、中国智慧和中国自信,为世界各国建立应对疫情机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为此,总结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成功经验,与世界各国共同分享中国的战“疫”经验,为全球疫情防控、应急管理、风险治理及国际合作提供“中国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及绩效:中国力量与中国速度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已经成为人类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成功典范,最突出之处在于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打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彰显了抗击疫情的中国力量。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点(图1)。
第一,统一领导,高效决策。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国家最高决策层果断的战略决策是战胜重大疫情的基础和前提,集中统一领导和“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思维及统筹抗疫部署是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的关键。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仅仅依靠个人、民间组织、地方政府是不可能彻底控制住的,需要具有战略眼光、全局意识、反应迅速、决策高效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发挥战略决策和统筹协调职能,全面推进疫情防控。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高效决策是中国迅速控制疫情并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关键。
第二,全社会动员,全民参与。强大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与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是战胜重大疫情的关键。依托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的社区和村组进行广泛动员,无缝隙、全覆盖,形成抗疫的社会动员体系;依靠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构建防疫的核心基层组织网络体系;广泛宣传,使广大民众充分认识到疫情的危害,增强广大人民群众防疫的自觉性;采取各种强有力的“硬核”措施,奖罚分明,严厉禁止和处罚各种违反公共卫生安全的行为。
第三,全国统筹,对口支援。一是弥补疫情防控重点地区抗疫物资不足的问题,充分调配全国资源,实现全国抗疫物资的统筹安排;二是增强人民群众的抗疫信心,通过多地大规模医护人员的支援、医疗资源的投入、抗疫物资的充足供给,增强了人民群众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决心和信心;三是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疫区与非疫区之间的分工合作,培养了地区协作、患难与共的精神;四是能够实现当地医院与全国医疗资源的有效对接、优势互补,形成规模化、网络化的应对方式。
第四,科技抗疫,保障有力。一是动员民用和军用高科技医疗设备集中投入疫情重点地区,保障先进设备的充分供给与高效配置;二是集中全国最优秀的专家和医护工作者,深入重点疫情一线,遏制住重点地区疫情扩散蔓延势头;三是利用5G、大数据技术构建全国新冠肺炎疫情数据采集、传输、处理与应用网络体系,提高数据传输效率,降低数据成本,提高了抗疫效率;四是综合集成交叉技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保障了抗疫的应急之需;五是发达的交通网络体系,为抗疫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交通运输保障,全国大量的抗疫和民生保障物资快速运达疫区,保障了抗疫物资和重要民生商品供应,稳定了社会秩序。
第五,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全国人民高度团结,积极配合并遵守政府制定的各种防疫措施,提高了抗疫效率,降低了各种治理成本。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广大医务人员不顾个人安危,英勇奋战,体现了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
第六,守望相助,国际合作。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在取得国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阶段性胜利的基础上,积极援助世界各国。例如,截至4月12日,中国已同153个国家举行83场卫生专家视频会议,中国政府和民间已经或正在向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多批急需的医疗物资援助,已有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同中方出口商签署防疫物资商业采购协议;中国已向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塞尔维亚和柬埔寨等国家派出多批医疗专家组,同时正在筹备向其他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派遣专家组;中国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疫情的能力,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中国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
都用上了;根据风险管理理论,风险管理技术分为控制型风险管理和财务型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是指如何在项目或者企业一个肯定有风险的环境里把风险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减至最低的管理过程。风险管理对现代企业而言十分重要。
控制型风险管理技术是指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企业存在的风险因素,积极采取控制技术以消除风险因素,或减少风险因素的危险性。控制型风险管理技术的主要表现为:在事故发生前,降低事故发生的频率;在事故发生时控制损失继续扩大,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财务型风险管理技术是以提供基金的方式,降低发生损失的成本。即通过事故发生前所做的财务安排,来解除事故发生后给人们造成的经济困难和精神忧虑,为恢复企业生产、维持正常生活等提供财务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