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 名：读书
刊 期：月刊
主管单位：中国出版集团
主办单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执行主编：黄 平 汪 晖
总 编：汪季贤
社 址：北京美术东街22号
邮 编：100010
电 话：
国际刊号：ISSN 0257-0270
中国刊号：CN11 1073/G3
邮发代号：2-275
《读书》杂志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凡是书及与书有关的人、事、现象都是《读书》关注的范围，内容涉及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包容文史哲和社会科学，以及建筑、美术、影视、舞台等艺术评论和部分自然科学，并一向以引领思潮闻名全国。
《读书》的宗旨是：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
《读书》创刊于1979年4月10日。杂志的主要支持者与撰稿人大都为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
范用，出版家。
1923年出生于江苏镇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镇江告急,范用中断学业去武汉投奔舅公。三个月后,舅公去世,15岁的范用被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经理收留,成了一名练习生。1939年，年仅16岁的范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范用被派往重庆。1941年皖南事变，范用赴桂林用“新光书店”店招牌重建桂林分社。三年后，日本人打到桂林，范用又回到重庆。1946年，被调往上海。在上海的三年时间，党组织派范用调查国民党的书店、印刷厂、出版社的情况，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时，就按调查的材料去接收。1949年8月，范用被调至北平的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离休前，范用曾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并于1985年兼任三联书店总经理。
20世纪80年代初，范用敏锐地察觉到中国当时缺少两种刊物：一是交流和搜集全国社科信息、反映新观念的杂志，一是推荐和评介好书，有分析地传播新观念的杂志。于是他倡议创办了《新华文摘》、《读书》这两本中国一流的刊物。以后刮起的“文摘风”，开风气之先者，正是范用。他还出版了《傅雷家书》、《随想录》等一大批在中国图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典图书。
☆ 读书无禁区
“文化大革命”期间，范用和原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原商务印书馆社长陈原一道，被扣上“陈范集团”的帽子送往干校劳动。在干校里，几个出版人有感于全国人民几乎无书可看的境况，彼此商定，出去以后还是要办和书有关的杂志。陈翰伯提出，杂志的名字就叫《读书》，简单明快。1978年12月，“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范用等人就马上开始筹备酝酿已久的《读书》杂志。并在北京、上海等地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确定了“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办刊宗旨。但这个宗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十分敏感，范用提出，《读书》杂志由他担任总经理的三联书店来办。为此，范用向党组立下军令状：万一《读书》出了问题，责任全部由他一人承担。
《读书》于1979年4月正式创刊，其创刊号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位名叫李洪林的作者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读书无禁区》的文章，直言“文化大革命”对文化的摧残，提出人民有读书的自由。由于文章观点激进，加之李洪林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干部的微妙身份，有关部门就来过问此事。但此文一出，引起书界震动，《读书》因此名声大噪。
☆ 我只知道这书非常好
1979年，傅雷的右派问题还未彻底改正，傅聪还带着“叛国”帽子，暂时还不能回国，范用已在为《傅雷家书》的出版奔波了。几十年前，范用还在读书出版社当学徒时，便把刚买到的傅雷译的罗曼罗兰的《弥盖朗琪罗传》从头至尾抄写了一遍，对傅雷的文笔非常崇拜。1983年《傅雷家书》得以出版，至今已行销两百多万册。
1994年8月陈白尘去世。范用得知，陈白尘去世前，曾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留下的上百万字的日记中，编选出“五七干校”部分，取名《牛棚日记》，交给一家出版社出版，但被退回。听到这一消息，已经离休的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陈白尘的女儿陈虹。就在范用约好与陈虹见面的那天上午，他不幸被自行车撞断了腿。
业余时间，范用经常作些封面设计和书籍装帧的工作，风格清新、细腻、朴实。张中行说：在书的版式、装帧设计方面，非专业的，我最佩服两个人，南方是钟叔河，北方是范用。关于装帧设计，范用自己比较满意的只有一本：巴金的《随想录》。
☆ 干出版就是干革命
1937年，日本人打到镇江，范用拿着外婆给的八块银圆外出逃难，去武汉寻找舅公。不幸的是，三个月后，他的舅公去世。范用的舅公原来做事的书局二楼是读书生活出版社，这家出版社的经理收留了范用，他成为当时出版社里最小的员工。人虽小,但任务重。1939年,范用被派往重庆开展工作。1941年，桂林读书生活出版社被国民党查封，组织上派他到桂林，改头换面后，书店又开张营业了。在桂林、重庆时，社里所有的工作他都干过，做邮购工作时，多次收到毛主席的秘书李六如从延安寄来的信，为毛主席购书。1946年，范用被调往上海，在那里，范用因为搞地下工作，曾经被国民党逮捕。1949年8月，一份电报把范用调到了北平，调入了中宣部出版委员会。
194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与读书、新知出版社在香港合并成立了三联书店，解放前十一年的“三联”生活,范用称它为“我的大学”。
☆ 我不大愿意借书
从读书生活出版社一名普通的练习生，到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三联书店的总经理，范用一生为人出了无数书，退下来以后他才出了自己生平惟一的一本书——《我爱穆源》。穆源是当年范用就读的一所极不起眼的小学，位于江苏镇江市的老城区，1906年由地方名士发起，动员当地回民出钱创办的，范用是该校1936年的毕业生。
范用没有上过中学和大学，在他的心中，穆源是惟一的校园，也是他心中圣洁的宫殿。在那里，他曾经联合其他学校的同学自己办文学刊物，组织儿童剧社，上演陈白尘先生的独幕剧《父子兄弟》，以及师生们自己编写的话剧《洋白糖》、《我们来自绥东》等，到处演出，还有演讲、唱歌。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宫殿，在他离开学校一年之后被日本飞机的炸弹彻底摧毁了。失去的穆源小学让范用魂牵梦绕，1972年他谁也没惊扰，独自一人来到镇江穆源小学，旧时的校舍已片瓦无存，旧时的情景却记忆犹新，回京后他竟依循着记忆，用硬纸片制作了当年穆源的模型，而后郑重地把模型赠送给镇江市穆源小学，把模型安放在了该校的新大楼里。
三联书店的前身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中国出版界的三家著名出版发行机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生活书店成立于1932年7月，创办人是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等，前身是创办于1925年的《生活周刊》。读书出版社成立于1936年，创办人是李公朴、艾思奇、黄洛峰等，前身是1934年创刊的《读书生活》半月刊，1937年更名为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成立于1935年，创办人是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等，前身是《中国农村》月刊。从1928年6月《生活》周刊社开始出版图书，至1948年10月三店正式合并为止，三店共出版图书2000余种，先后共编辑出版期刊约50种。三店先后在上海、汉口、广州、西安、香港等地开办过百余家分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店合并。1948年10月三家书店全面合并，在香港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1949年3月，总管理处迁至北京。1951年8月，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仍保留“三联”名义出书，按需要出版“非马列”或“力图运用马列但还不纯熟”的著作。1954年4月，三联获中央批准有了自己的编辑室，下辖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地理等六个编辑组。1979年，《读书》杂志创办起。1986年1月1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 80年代以来，出版界面临着巨大的市场诱惑，书店始终保持三联版图书的品位和特色，同时对开拓和发展市场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成立了三联读书俱乐部，恢复了《读书》杂志和《生活周刊》，创办了《爱乐》杂志。自2003年年底以后，三联书店的运营出现了与“三联传统”不协调的声音，为了经济利益大量出版教材教辅图书，违反国家规定，以一号两刊形式发行《三联财经竞争力·人才与财富版》、《读书·中国公务员》两本杂志，与杂志原有的学术品位大相径庭。三联书店主要领导人的行为引起了公愤，众多员工为此联名起草公开信，表达了他们对“三联”现状及前景的忧虑。2004年3月一号两刊的违规操作及员工公开信经媒体报道后，三联风波在学术界、出版界引起巨大震动。杨绛、陈乐民、许纪霖、葛兆光、陈平原、资中筠、邵燕祥等作家学者先后不约而同地写文章回忆老“三联”，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对“三联风波”的看法和关注。2004年4月，北京万圣书园、上海季风书园等全国42家民营书店联名递呈《致三联书店暨中国出版集团的公开信》，要求对三联书店总经理兼总编辑进行“弹劾”，此举引发了中国文化界的“三联保卫战”。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9月14日三联书店召开了全体员工大会，正式宣布总编辑汪季贤调离，历时180天的“三联保卫战”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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