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我们需要和平不需要战争
当今的人类社会，对追求世界和平、反对战争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和平与发展，目前已成为国际间交往的突出主题，也是许多国家的治国理念。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内外因作用的结果，难免会有一些波动，甚至不排除恐怖主义行为的出现。
然而，面对一些内忧外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总是做出相反的动作，他们不仅不注意倾听和平之声，还变本加厉地采取单方行动，悍然使用政治干涉、经济制裁、武力制控等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损招子来应对波动，将本来就不够安定的世界，弄得乌烟瘴气。
人民日报在早些时候的报道说，西亚北非局势近来再度趋紧，各种已发以及未来事件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伊朗1月2日结束了规模盛大的海上军演，1月6日又开始在东部与阿富汗接壤的边境地区再次举行军演。
1月7日，伊朗宣布位于该国宗教圣城库姆附近的福尔多铀浓缩厂，近期将会投入运行。与此相随的行为是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于1月8日展开了对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古巴、厄瓜多尔等拉美四国之行，释放愿意恢复核问题谈判的意向。
那边是伊朗连续动作的频频亮相，这边又是阿盟外长理事会1月8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开会，讨论阿盟赴叙利亚观察团团长达比提交的首份行动报告。而俄罗斯航母编队，也于1月7日抵达位于叙利亚塔尔图斯港口的俄海军补给站。
英国皇家海军1月11日，派出“勇敢号”驱逐舰前往海湾。美国、以色列也拿出计划，将于二三月份在海湾举行“严峻挑战12”联合反导军事演习。诸如此类现象的显现，无不说明西亚北非局势到了十分紧张的地步。
当下的世界，不仅仅是西亚北非，也不仅仅是伊朗、叙利亚，只要地球一角有一点风吹草动，美国他们就毫不客气地“冲上去”，抡起什么“保护人权安全”、“检查核武器”、“打击恐怖主义”等大棒子，疯狂地砸下去。
他们砸碎了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这又要砸碎伊朗、叙利亚，刮起一股股邪风，掀起一道道浊浪，让世界和平渐行渐远。这正应验了中国那句至理名言，“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美国如此妄为，世界和平必然受阻。
日前，卡达尔电视台传出声音，伊朗和叙利亚外交军事动作连续不断，他们加紧构筑统一阵线。伊朗议长拉里贾尼当天向新闻界宣布，美国是两天前发生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爆炸事件的“幕后黑手”，美国中央情报局指使和策划了这起造成26人死亡的大爆炸。
作为好朋友的伊朗，能公开高调指责美国与叙利亚首都大爆炸有染，表明了态度和立场，伊朗站在叙利亚一边，而且与叙利亚一道行动，强调两国战略同盟，构筑反美战略统一阵线，防范和抵御可能的外来侵略，维持叙利亚及自身利益。
埃及《消息报》1月8日发表文章指出，很显然，伊朗正在加紧与叙利亚的联系，在重大问题上为叙利亚“说项”。比如：在对待阿盟赴叙利亚观察团问题上，伊朗就强调观察团应“秉公办事”，而不应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涉，以西方的标准行动，等等。这些舆论，从一个个侧面折射出美国恶习不改，是激化矛盾、损毁主权国家利益的始作俑者。
英国国防部日前也有证实，英国皇家海军于1月11日派出最先进的45型隐形驱逐舰“勇敢号”前往海湾地区，与已在那里的英国海军力量会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1月8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更加露骨地表示，伊朗发展核武器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美方的“红线”。一旦伊朗跨越这条“红线”，美国将“作出回应”。这无非就是一个字，“打”。
美国等西方加倍施压，并不会让伊朗和叙利亚有什么改变，退缩半步，反倒会进一步激起他们的愤怒。因此，伊朗和叙利亚抱团对付美国的施压，已成事实。早在2007年2月，伊朗和叙利亚就铁定了决心，那就是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制造分歧的“阴谋”。5年时间过去，在美国的施压下，伊朗和叙利亚再次走到一起对抗美国等势力，可见战争的阴影变得越来越大。
据环球网1月12日报道，美国国防部1月11日宣布，美“卡尔·文森”号航母及其打击编队，目前已抵达波斯湾地区，但称这是一次“例行”活动，并否认此举与美伊紧张局势有关。美国第五舰队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卡尔·文森”号已于1月9日抵达第五舰队责任区，航母搭载着近80艘飞机与直升机及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
该地区，覆盖波斯湾、红海及部分印度洋。美国防部发言人柯比说，“卡尔·文森”号“并不处在波斯湾”，也没有穿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人们发现，在美国第五舰队责任区，有两艘航母。在印度洋执行任务的美国“林肯”号，也正准备与“卡尔·文森”号会合。这样，就有3艘美国航母齐聚波斯湾。
伊朗就此再次发出警告说，若其石油出口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将动用武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警告美国航母勿返回波斯湾海域。美国军方竟然不顾伊朗的警告，曾宣布有能力阻止任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1月10日表态承认，潜在冲突的准备工作，已令其“夜不能寐”。看来，美国的跃跃欲试不断“升级”，彼此的对抗可能要刀兵相见，最终导致战争一触即发。
我们注意到，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当地时间1月11日抵达古巴访问，他在古巴哈瓦那大学发表讲话时称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即将破产。艾哈迈迪·内贾德进一步指出：“我们共同的任务、目标和挑战是努力让世界获得公平，(否则)数百万人将深陷在不公平的生活中。”内贾德不无感慨地表示：“我们正目睹资本主义的覆灭，它定会走投无路。”资本主义唯一做过的事情是“杀戮”，“它正在腐朽”。
伊朗对美国怀有咬牙切齿之恨，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其火药味渐浓。很清楚，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否继续严厉制裁伊朗，伊朗是否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都是问题的焦点所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稍有不慎，则会让伊朗怒吼咆哮。
中新网1月14日援引外电的报道说，美军一名高级官员称，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两起伊朗快艇对美国海军舰船的骚扰事件。首起骚扰事件，是针对上周由霍尔木兹海峡驶入波斯湾的美海军“新奥尔良”号两栖船坞登陆舰。第二起骚扰事件，是针对一艘在科威特海岸游弋的美军巡逻快艇，它同样是遭到了伊朗快艇的接近。
美军巡逻艇上的海员对此没有质疑地宣称，他们看到靠近的伊朗快艇上有伊朗士兵手持AK—47冲锋枪和重机枪。而美军高官也作出判断说：“我能确定，这是骚扰事件。”由此看出，美伊矛盾继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告急。
作为号称善行人权的美国，以及那些追随者们，你们想到没有，如果伊朗、叙利亚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你们会得到什么呢？世界和平被葬送了，西方注定也是人类历史的罪人。我们需要和平，不需要战争。
第二篇：
渴望和平
我们需要和平，我们热爱和平，我们总是这么说。可是，这个世界真的和平了吗？“世界和平日”即将来临，而世界并不和平。
君不见，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题的今日，美伊战争依旧持续，伊拉克的上空依然硝烟弥漫，伊拉克的人民依旧是流离失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美国，却置联合国和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的职责于不顾，我行我素，大举推行霸权主义。
众所周知，伊拉克是“石油王国”，那里埋藏了占世界大部分的石油，而石油也成为伊拉克人民生活费用的主要来源。但那都已经成为往事，如今的伊拉克人民再也不能安居乐业，用自己的石油和世界各国的人民交易，换取生活用品。来往飞奔的军车代替了往日的车水马龙；呼啸的警报代替了往日的欢声笑语；难民奔波的脚步代替了往日的轻歌曼舞。如今，在这片昔日繁华的土地上，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无家可归！
相互尊重主权，在这里消失了；互不干涉内政，在这里消失了；互不侵犯、平等互利在这里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硝烟炮火，是军车坦克，是国土的支离破碎，是弱小国家的人民痛苦的呻吟！
看啊，这就是霸权主义！这就是强权政治！
为了一个膨胀的私欲，可以找个借口；为了这个借口，可以发动一场战争；为了这场战争，可以倾囊而出，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上肆意欺凌！
看啊，这就是霸权主义！这就是强权政治！
是的，我还很小，或许很多的是是非非我还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上横行不是友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发动战争也决不是热爱和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想在这里向那些野蛮骄横的人说一句：
“为了这许许多多嗷嗷待哺的孩子，为了这许许多多苦难深重的人们，为了这世界的大好将来，收起你们的屠刀吧！”
我们互换和平，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渴望和平，使国家民族丧失人权与尊严。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心声。下面就是我给大家整理的写和平的 议论文 ，希望大家喜欢。
写和平的议论文篇1：和平与战争
身处一个和平年代。没有战争的硝烟，没有枪林弹雨的威胁，更没有操场废墟上的哭泣，虽然生活在这样的年代，但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
2003年，美国在未得到联合国授权下，擅自与英国联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无数伊拉克人民失去家人，失去生命。同样也是人，同样向往和平，只因为拥有大量的资源，只因为军事实力薄弱，使这个曾经的世界头号富国不复存在。
“我们反对战争，但我们不惧怕战争。”正是如此，中国人民在数百年来的屈辱历史中做到了。中国人民不希望战争波发，厌恶战争。但是民族利益受到威胁，我么中华儿女便会挺身而出，为国而战。正是因为这种民族大义，中国人民赶走了日本殖民者，宣告独立，中国在近百年的屈辱历史中得到了一个启示：强兵富国。随着原子弹研制，火箭的升空，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中国逐渐站了起来，与世界大国并肩前进。如今，中国又拥有了航母，使中国的海军实力又上了另一个台阶。
然而，世界并不太平。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在这场战争中伊拉克是受害者，这场战争使伊拉克头号大国不复存在。种因得因，种果得果。伊拉克在此之前，曾攻打科威特，因为美英联军的到来，被迫退出战争，然而，走之前，他却放火烧掉了科威特的油田。石油泄漏，又污染了波斯湾。美英联军趁此攻打了伊拉克。中国的一句古话形象饿描述了这种局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人们都知道，二战时有个珍珠港战役。然而在现在同样有个珍珠港战役。英法德与美在发了第二次珍珠港战役。这次战争更残。现代化的战争，使战争只有四个小时，然而，正是两个小时，战争双方受到重大伤亡。问为什么?结果是为了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可笑!可耻!可恨!
我们是幸运的，生活在一个喜爱和平的国家。没有硝烟，没有流血。然而，世界并不太平。只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要爆发。和平发展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但愿世界和平永驻。
写和平的议论文篇2：战争与和平
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渴望和平，有多少人憎恨战争，战争让人们流离失所，使国家民族丧失人权与尊严。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心声：和平，是人们心底的梦;和平，是春天温婉的歌;和平，是冬日里的一抹骄阳;和平，是孩子们灿烂的笑脸，绽放在每一个幼小的心灵。
你知道吗?在鸦片战争中，伤害了多少手无寸铁的孩子和老人，损失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
你知道吗?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富丽堂皇的建筑，琳琅满目的珍宝，这里是建筑师建造的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成群的天鹅和孔雀，两代人的心血，两代人的劳动，三天三夜消失殆尽。
你知道吗?在南京大屠杀中，多少孩子哭喊着寻找自己的亲人，凄惨的哭声响彻云霄，一张张小脸上挂满了晶莹的泪珠，写满了恐惧。失去孩子的父母，眼里满是血丝，头脑一片空白，最后仍惨死于侵略者的刀下。
难道这些还不够?损失还不够多吗?这些也成为历史，难道，我们还要让历史重演吗?
不，我们不要。
我们不想再让无数个孩子哭喊着找妈妈，不想再让无数个爸爸妈妈抱着孩子冰冷的尸体出神，我们不要再让任何一个人无辜地死去，更不想让鲜血洒满湛蓝的天空。
让世界永远不要再有战争，让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吧!
写和平的议论文篇3：呼唤和平
从古至今，发生了无数次的大小战争，每一次战争都有流血和牺牲，每一次战争都损失惨重，所以我们要坚决反对战争，倡导和平。
凡是战争，无论大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由于帝国主义的丧心病狂，我国的圆明园被抢劫后烧毁，导致一个世界奇迹从此消失。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三十四万同胞在南京大屠杀中一天内死于非命，后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放的一颗原子弹，致使那里现在还是一片废墟。2001年美国“9??11”事件，恐怖分子毁坏了五角大厦，致使美国经济一度处于瘫痪状态，甚至导致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减慢。
战争必然带来灾难，大家深知这一道理，纷纷为维护和平献计出力。许多科学家为了正义事业，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中国的郁建兴就是其中的一个。
郁建兴，中国化学武器专家，他是联合国派遣去伊拉克核查武器的科学家之一。2003年3月13日下午2时，他完成了核查任务，在返回巴格达途中，汽车撞到了大卡车尾部，翻到了公路旁的干涸的水塘中。直升飞机把他送往拉稀德军事医院抢救，可是，郁建兴头部受到重伤，抢救无效，壮烈牺牲。郁建兴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是为世界和平献出宝贵生命的炎黄子孙。中国失去了一位科学家，世界失去了一位和平的使者。
这么多事件，每一件都是铁一样的印记，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今年3月14日，拉萨__集团策划了一个有组织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这一天，一些不法分子在拉萨疯狂地杀人，砸车，烧楼，对过往行人、警察用砖头猛砸，连外国的中国大使馆也遭袭击。在这起事件中，共有18名无辜群众被残害致死，382名群众受伤(其中重伤58人)，242名公安民警、武警官兵在值勤中伤(其中牺牲1人、重伤23人)，烧毁了许多车辆、楼房，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2。5亿元!
多么可怕的数字啊!看了真让人心痛，心寒。谁会想到我们的国家正在飞速发展的今天，人民生活幸福，国家安定的时候竟会发生这种事，真让人不可思议!
这一切，是谁之过?如果不是某些人挑起战争，完全可以避免这一切劫难。 爱好 战争的人们，快放下手中的武器吧!和平共处，才能使大家更加幸福，才会使世界更加繁荣。
作为一个中学生，我多么希望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们能在同一片蓝天下愉快地学习，幸福地工作，友好地往来，让生活撒满阳光。我们是新世纪的少年，我想更好地学会与他人共处、沟通，宽容他人。大地给予我们足够的食品，天空给予我们美丽的彩虹，我们将共享。“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间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我们呼唤和平，为了世界更美好，大家携起手来，共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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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与民族性
——论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
庞中英
从“全球同质性”谈起
最近两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关于“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的讨论不断增加，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经济和社会在治理上的共同性，具体而言，全球化力量难容诸如“东亚模式”这些体现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东西，原因归之于全球化的本性，即它是一种同化力(assimilating force)。1998年，我在一篇英文论文中指出，中国已经创造了一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模式。美国Portland州立大学一位匿名审稿人在评语中却针对这点问我质疑：“问题是，面对全球化的同化力量，中国将能够保持她自身的独特性吗？”实际上，这是一个涉及到如何理解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到最后，我虽仔细考虑了这位美国学者的问题，但还是无法在修改过的那篇叫做《全球化与中国：中国对亚洲经济危机的反应》1论文中完全回答它。
本文首先分析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全球性的加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挑战。
全球性在加强
新西兰前总理穆尔(Mike Moore)为竞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一职，1998年发表了强烈主张自由贸易的《未来的简要历史：新千年的公民》一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穆尔在书中指出：属于精英阶层的商业人士、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是与他们国内的选民和股东有更多的共性，相反是与其国际同行分享着很多的共性，也就是说，全球的精英阶层在各方面都很近似2。这是穆尔称之为的一种“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问题。在评论所谓“普遍文明”时，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所谓“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的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3亨廷顿在书中所谈是拥有共同知识文化但人数不到世界人口1%的全球性精英阶层与所谓“普遍文明”之间的关系。撇开穆尔和亨廷顿在他们各自的论述目的不谈，他们涉及的上述有趣事实不是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吗？
那么，全球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全球性4指一个世界体系内的同质性(homogeneity)或者共同性，它来自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结果。
全球性不是什么新东西，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当时，“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我们都非常熟悉这句话。不仅如此，在制度和技术层面，大到象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样的适应全球化的国家组织形式，小到繁杂的国际技术、产品统一标准，世界经济的发展总是带来越来越多的全球共同因素。今天，全球性又有其新的内容，那就是它的步伐和范围完全及于全球，而且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
“全球化，…，照任何情形，不仅，或者甚至主要是指经济的相互依存，而且也是指我们生活其中的时间与空间之巨变”。5所以，全球性不仅体现在全球性经济方面，“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象”6，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接受的配置经济资源的方式，资本的国际流动几乎畅通无阻。而且，在其它所有领域，全球性都是明显的事实：在政治方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发展，虽然西方和非西方在民主的本质和方式上存在分歧；在法律和规则方面，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体制在调节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价值观方面，西方和非西方都承认人权、民主、自由、生态等价值观的普遍性，但又存在着许多分歧，不管如何，全球性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在逐步确立。
全球性的加强是否意味着民族性的弱化？
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性的加强确实对世界上民族国家构成基本的重大挑战，这是从上面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打击（另一方面，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自治力量迫使国家不得不下放权力）。这里只举两个例子说明全球性对民族性的影响。现在，“几乎每一个国家，工人的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7因为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而劳动则缺少流动性，民族国家因为资本的逃税而焦头烂额，丧失了越来越多的控制能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欧洲，主要是高度体现民族性和国家的作用的“福利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沉重打击，财政压力迫使政府一再减少社会项目支出，两位数字的高失业率几成无法治愈的慢性顽症。而在发展中国家，本来就严重缺少社会安全保障，一遇到金融、经济危机，千百万劳动大军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化，亚洲和拉丁美洲最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个例子是，从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干涉呈现上升势头，直到最近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战争，此种发展无疑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原则、民族自决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都构成空前的挑战和压力。多边国际干涉主义认为，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人权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国的内部事务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不是孤立事件。关于民族国家受到全球化削弱的问题，已经有许多论述，本文不再论述。
问题在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并不等于不少人宣称的那样，是什么“民族国家终结”（the end of nation-state）、“主权终结”（the end of sovereignty）。确实，民族国家主权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至高无上，它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参加普遍的国际合作，在许多关键的领域民族国家自愿或权衡再三交出不少主权，相应地，传统的民族文化和认同也因为全球化的冲击而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然握有重大的基本权力，是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中最重要的一类角色。人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是，民族国家不可能是全球化的被动消极角色，而更多的则是主动积极的参加者，无论那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今天不都是在说正在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吗？“人们经常把全球化说成是好象为一种自然力量，其实它不是。国家，公司和其它集团都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展。”8
不仅如此，在少数情况下，就具体国家而言，某些国家，主要是大国和超级大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塑造者，虽然在一些方面它们同样受到全球化的压力，特别是全球化产生的问题之挑战，但总体看，全球化反而使这些民族国家的利益和特性得到更大程度的伸张。
最具体和有力的例子是美国。这里，在美国的全球主义者看来，全球化等于“美国化”，而世界具有的全球性在某种程度上几乎等同于这个世界的“美国性”。美国借自己在经济、金融、技术、军事和文化上的超级实力地位，要求其它国家拥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且告诉全世界，如果你不这样，那么你将注定陷入边缘化和贫困化，因为全球化被规定为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9看来，全球化和全球性不过都是问题的表面，而非其实质。以下是几个支持这个论点的材料：
（1）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全球化确实突破了国界线和民族国家与主权的藩篱，但全球化的中心功能（即在经济活动中从经济意义上使领土“非国家化”，使主权“分散化”，而在法律制度上又使它“国家化”）是集中在高度发达国家领土之内的，这些功能的集中点是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全球化所要求的“非管制”的跨国法律制度是从西方的经济概念中发展而来，所谓“国际的”、“跨国的”等等事实上是美国化（即所谓“国家化”）的一种形式。10
（2） 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哥分校的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性本质。虽然这项研究仅以计算机硬盘产业的全球化生产为例，但它指出，虽然公司产品的组装、零部件的生产和雇佣的工人等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但跨国公司的美国性却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因为公司仍然在本国进行研究与开发（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增值链的最核心部分），其支付的工资的主体仍在国内，至于利润分配更加没有改变公司的民族国家性。11
（3） 美国总统克林顿讲得更清楚：“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它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12当前，金融危机后，美国诱导、支持甚至压迫拉丁美洲国家实行货币美元化，很明显是为了这种扩张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当代全球化的美国性质。
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
不管那种情况，其实，全球性没有也不可能消灭民族性，因为它们之间构成矛盾的统一，在全球性中有民族性，而在民族性中有全球性。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反映。全球性发展一方面是对民族性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又在加强民族性，往往后者更加突出。全球性与民族性同时并存，在一些方面，全球性确实弱化了民族性，这是许多论者都充分注意到的事实；但在另一些方面，全球性则加强了民族性，而且越是全球性加强，民族性也同时加强甚至更强，这是许多论者，特别是全球化的大力主张者没有强调、甚至是忽略的。
最近几年，从墨西哥到泰国，从马来西亚到印尼，从俄罗斯到巴西，一系列的严重金融危机反映出来的最本质问题不是别的，而是全球化过程中深刻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矛盾。
上面提到了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命题，一些西方评论家在金融危机后对此大加发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治理方面差别很大的标准和政治体制不能与全球化，以及一种方式和道德的全球共同性(global commonality of styles and ethics)日益增加的预期共存”。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国家不能接受全球化而是搞出另外的替代方案或者不根本参加全球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全球政治逻辑，即西方和非西方的紧张势所难免。13也许正是同样的思考方式，本文一开头提到的那位美国匿名评论人才质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因为在他看来，不能忽视全球化的社会-政治方面，金融危机后，东亚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全球化接轨，于是，更加清楚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球共同性”差别日益明显。
资本主义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历经几百年、特别是20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使命接近于基本完成。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全球性并非今天才有，而是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体系发展的结果。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观点，这个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它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14。今天，如果有人想要消除全球性，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从根本上讲，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并非排除民族性，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利用民族和民族国家这样的东西开展全球扩张，资本主义“需要强化国家机构”15。“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中，没有国家的帮助，就不可能建立垄断或某种类似垄断的东西…资本主义并不独立于国家”。16直到现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管全球化如何发展，如果它没有达到真正的“世界大同”、全球民主，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的民族性由于全球化而消失了，否则将因为学术上的幼稚性而犯严重的错误。
另一方面，全球性越是充满了先进民族主导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后进民族就不可能放弃“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即对这种已经深深打上先进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全球化作出深刻反应，进而卷入世界体系，这样，世界体系就变成一个十分复杂的充满民族性的多元组合。
全球化论者经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本来就是揭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谜一般的矛盾特性的。以下我也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不是为了老生常谈，而是为了说明问题之所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7今天，国内外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许多学者，如果不是孤陋寡闻或者不对马克思本人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话，几乎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球化理论的先驱，最早预见到今天我们完全看清楚了的“全球化”趋势，只是他们没有使用“全球化”的概念而已。问题的重要性还不仅在此，而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指出尚不为人们注意分析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本文的中心论题紧密相关：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在扩张成为全球社会关系，建立、发展和膨胀了世界市场，不断地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同时，它也造就了各民族相互依赖的民族国家间关系体系。换句话说，他们所讲的“所有民族的全面、普遍相互依赖(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s)”意味着世界是国（民）际化的但还不是一体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包含着这样一对极为深刻的全球性矛盾运动：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奔走于全球各地”18，但是它又不得不生活在由于这种全球性行为造成的必然结果中，那就是各民族的相互依赖环境中，因为现在“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农民的和东方的民族为了生存都在竭力采用文明的、资产阶级的和西方民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一个全新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了，这个世界体系不仅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组织起来，而且其中的各民族及其国家复杂相互作用。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生产和消费世界性必然要求的后果的“政治的集中”，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它在这个进程中同样也有其历史使命。
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于两次非常巨大的事件受到影响和中断。一是1918年后俄国发生的政治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二是1945年后的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当然，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与社会主义体系的兴起有很大关系。19苏联和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脱离西方国际经济体系，自成一体。新兴民族国家为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认同，要伸张其国家主权，特别是经济主权，不能允许西方跨国公司任意任意利用其经济资源，不仅如此，新兴民族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
但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却呈现了加速化的态势：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阶段，金融不稳定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内在特征，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当代形式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20，然后，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帮助下，资本流动越来越高速，规模巨大，跨越国界，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而全球化；西方国家成功应付了中东石油国家发起的两次大的“石油冲击”；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被西方国家“冷处理”，南北谈判举步不前，发展中国家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对北方的全面依赖加深；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逐步对西方开放；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其后苏联解体，原社会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不复存在，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回归欧洲”，俄罗斯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今天，金融和技术的全球联系效应，固然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失去意义，但世界仍然划分为大大小小近200个领土主权单位，民族国家的存在与作用仍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事实，全球化似乎不同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但它还难以完全逾越“民族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逻辑，民族国家在顽强地探索如何适应全球化加速的新世界环境，再造（reinvention）自身。结果，民族国家力量代表的民族性与全球化力量代表的全球性之间的矛盾运动还将继续下去。冷战结束、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巩固了其全球统治后，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更变成美国性与其它民族性之间的矛盾。
世界和平与发展面对重大历史挑战
全球性的加强和民族性遭到的空前挑战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持久影响。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繁荣与发展已经面对着空前的挑战。以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性本质上排斥一切与自由市场不完全相同的反映民族性的发展模式，美国性排斥其它民族性，要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要拥抱全球化，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靠压制不同意见而开放市场”(opening markets by closing minds)21，而不顾发展中国家自民族独立以来一直在期盼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资本的高度全球流动性和劳动的高度不流动性，就是说，资本可以突破国家控制，劳动则很难跨国，资本可以宣称自己没有民族性，但劳动则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深刻悖论之一是它不敢让劳动也全球自由化，相反对劳动流动的限制恰恰是资本全球化需要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抛开本国劳动市场而到第三世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好处之一是逃脱掉它们在母国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发达国家存在着强大的来自劳工组织的反全球化力量的一个原因。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到世界各地配置资源而不让劳动自由流动，是因为，一旦劳动可以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原则，劳动的价格将在世界范围内趋向均等，不可能再有可供跨国公司追逐的廉价劳动资源，从而势必降低其利润率。
发展中国家国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战略推进发展，事实上已不可能。它们在内部不可能独立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要听命代表全球化势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来决定其经济政策；在外部要接受西方大国制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依赖使得它们不敢得罪跨国公司，相反要为跨国公司创造一切优惠条件以吸引外国投资者。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问题从来都不是他们日程中的主要项目，让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才是他们的工作中心。强调这一点并非意味着“发展”就毫无出路可言，只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化的世界中要取得某种发展非常艰难，通过适应全球化还是能够找到生存和发展之道的。
其次是世界和平面对的挑战。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同质性的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各国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一国内部的问题往往有深刻的外部根源，同时也对外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而在政治、经济甚至安全上具有全球同质性的“全球共同体”的扩大，改变着和平的逻辑，全球同质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能变成战争，相反，全球同质性与非同质性之间则难以和平共处。冷战后，在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论模式中，“全球化理论”和“民主和平理论”两种关系密切的理论最为引人注目，全球化理论要求加强全球同质性，而且为各种干涉主义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和基础（包括道德基础），而民主和平论则认为，非我同类，必要伐之。
更深层次的对世界和平的挑战来自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1945年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最深刻教训之一。两次世界大战根源于此。所以，1945年战胜国吸取大战的教训，精心设计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它代表了一种全球力量与民族国家力量之间的妥协，布雷顿森林体系负责管理世界经济，特别是贸易正常和金融稳定，兼顾了多边自由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和民族国家的切身利益，而联合国则通过大国协商一致以维护世界和平。
半个世纪的发展，资本的全球性力量越来越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资本的短期性、投机性行为远超过其长期性、战略性行为，投入投机经济的资本急剧过分膨胀，而投入实体经济的则在持续相对萎缩，这无异于世界繁荣建立在随时可以逝去的海市蜃楼上，世界和平处在空前危险中。亚洲金融危机后地区安全和地缘战略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欧美对南斯拉夫的战争表现出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死灰复燃，都说明，金融全球化的恶性发展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不是耸人听闻之谈。资本全球化一方面已使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致命侵蚀并趋于瓦解，另一方面，它又在强化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美国和欧洲主导下的新世界秩序。因此，不受制约的资本全球性加强已经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危险。
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中左翼社会政治势力倡导和实践“第三条道路政治学”(the third way politics)，它意识到资本统治的加强对世界和平和繁荣的危险性，力图通过协调资本与劳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又有别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新中间道路，以再一次挽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蹈历史的覆辙。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更加感到这个世界要的不是重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全球化，因而迫切需要控制、降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形成负责 的全球性(responsible globality)，最终让全球化造福世界和平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就以“负责的全球性：管理全球化的影响”为主题。我理解，负责的全球性应是与民族性协调的全球性，这是真正的“第三条道路”的目标。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学”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一关键点，并付诸行动，仍是一个未知数。
21世纪的最主要课题
当代世界是一个全球性与民族性共存的世界，不能忽视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的互动，片面强调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是极其危险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全球主义和漠视相互依存世界性的民族主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世界和平和发展，我们要找到协调、平衡全球性和民族性的战略和方式。
对民族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生存，如何做到这点？维护和实现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最好办法不是别的，恰恰是适应而不是逃避全球化的环境，“通过相互依存达到独立”(the doctrine of independence through interdependence)22。这一点对象中国这样的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大国有着特殊的价值。
对国际社会而言，应该认真总结20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的历史教训，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真正让全球步上“第三条道路”，以协调全球性与民族性、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确保21世纪是一个新的和平与繁荣世纪。
一．逼近眼前的生死抉择 和平是人类最持久最朴实的追求。和平意味着生存的机会。人只有在和平的状态下才能正常从事一切有利于生存、发展的建设性活动，生命的尊严也只能在和平状态下才有条件得以普遍展现。然而对和平的持久追求本身也表明了人类长期被战争所伴随的不幸事实。 战争，是人类自己发明出来的最大灾难之一。无论战争因何而起，它都不仅是手执武器的人互相残杀，更是平民的无辜受难。战争造成的惨烈后果——生灵涂炭、村庄被焚毁、城市成废墟……——从来就是要由人民来承受的。对于人民来说，战争意味着动荡、恐怖和死亡阴影。但战争却总在发生，人民防不胜防。 在人类历史上，和平与战争犹如一对连体儿。一方面，战争手段的运用之普遍和经常，使它几乎成了人类一种常规活动。阿里斯托芬曾通过剧作《和平》发出感慨：“一直在将你期待，一直在将你找寻；非同寻常的期待，非同寻常的找寻。”这正是频繁的战争造成和平稀缺的一个佐证。另一方面，人们从未停止过创造和平局面的努力和在战争的间隙中创造生活的努力。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中，是创造与毁灭的悲剧性交替。如果说过去这种悲剧性交替中，人类还可以在战争的间隙中重建生活，如今当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生化武器、核武器被发明出来，诱发战争的因素又愈益增加，核战呈一触即发之势，“生存还是毁灭”这个似乎过于形而上的问题已经逼近眼前，成了全人类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毁灭性的核战阴云笼罩下，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存在于制止战争和争取持久稳定的和平的努力之中。 二．和平与反战的思想探索 战争使人类历尽苦难而期盼着和平。但持久稳定的和平有赖于许多条件。对战争这一横贯全部人类史、称得上人类常规的活动进行反省并对诱发战争的原因进行探究，有助于为和平创造条件的努力。 在人类思想史上，和平与战争是一对永恒主题，探究从来没有停止过，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尤其人们熟知的那些杰出思想家深具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作为思想家，他们不是简单地赞颂和平谴责战争，而是致力于对战争根源的挖掘和对战争性质的剖析，致力于探索摆脱战争的可能性和持久和平得以实现的条件，阐释的思想对于我们理性地认识战争和争取和平有着重要启示。 1．战争根源探究 思想家们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多方面对战争根源作了探寻，揭示了贫穷与战争之间存在着联系，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冲突往往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战争与人的攻击性和冒险精神，特别存在于某些人身上强烈的征服欲和野心有着关联。但我认为对战争根源所作的最重要探寻，是揭示了专制政体与战争的内在关系。这一思想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指出专制僭主通过挑起战争使人民需要一个领袖。稍后，亚里士多德把专制政体判定为要靠战争来维系稳定的政体。十八世纪，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揭露了专制统治者和教权主义者为着权欲、为着征服、为着所谓主义把人民推入战祸的真相，并指出对外的战争和征服与对内的独裁专权相互支持这一事实。当代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则不约而同指出近现代一个事实：专制国家不仅屡屡到处挑起战争，而且彼此之间也经常爆发战争，哪怕意识形态相近甚或相同也难免兵戎相见，这与战争从未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呈耐人寻味的反差。这一反差对战争是专制政体的内在本性提供了颇为独特且有力的证据。 专制政体之成为战争根源，乃因作为这种政体特色而存在的专断权力在根本上处于无制约无制裁状态以及这种政体本质上的不正义和扩张、征服倾向。事实上，权力占有者对内的不义统治本身就酝酿着内战。对外，由于专制政体的权力来源、是否进行战争的抉择方式和取得战争经费的方式与共和政体判然有别，两种政体下民意的分量和人们生命的分量更是迥然不同，这使得战争决定如康德所指出的，在共和制下是最艰难的决定，但对专制者来说，却可以成为“全世界最不假思索的事情”。①所以，一旦实力具备或者以为实力具备，战争几乎是必然的选择。而对发动征服战争的人来说，战争可能带给他们的东西与带给人民的不一样。胜利带给他们的是财富、土地、荣耀和统治权的扩大，为取胜所必须付的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支付；如果战败，战争发动者不必为后果负责，其惨烈后果将全部转嫁给人民，尽管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对是否进行战争表达意见；如果面临灭顶之灾，“绑架”整个国家作“人质”，甚至拉全体人民作陪葬——这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少见。专制体制下权力与责任之间荒唐的不对称决定了使战争永久化是形形色色的专制统治者的共性。 但专制制度成为战争根源还不仅在于上述原因，还在于这种制度具有把某些作为战争发生可能性的因素刺激、挑逗起来引向战争的倾向。其实，无论人性中固有的攻击好斗性、冒险性，还是某些人的野心和征服欲，或者种族、文化、宗教信仰差异，都并不必然使人走向战争，它们都只是一些潜在的可能。但专制制度注定要把这些潜在可能变成现实的战争因素。因为这种制度既给了统治者凭借权力强制性驱赶人民上战场卖命从而使他们的野心和征服欲得以兑现的条件，又使他们可以利用欺骗、煽动和暴力思想的灌输使人性中原本可能通过富于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式释放的攻击性冒险性采取暴力的破坏性发泄方式。至于在不同种族、文化、信仰之间制造隔膜、挑起仇恨，加深误解和冲突，把差异变成战争的理由，更是专制国家惯用手法。 关于专制制度与战争的关系，专制制度导致战争是问题的一方面，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战争对民主国家的自由构成最大威胁。威胁不仅来自外部专制国的战争倾向，还因为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会破坏民主国家作为人民自由之制度性保障的权力平衡。这就是托克维尔指出的那种危险：战争将不可避免地使参战的民主国家把对一切人的指挥权和对一切事物的管理权强制性地集中到行政当局。而一场持久的战争则势必把权力向行政当局集中的危险趋势固定下来。 战争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多侧面关系，提示了避免战争、实现持久和平的最重要思路。 2．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 要避免战争、争取和平，需对战争本身抱理性态度。为和平而谋划的思想家们并不一概反对战争，他们中不少人赞成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战争并为之辩护。最重要辩护是对战争作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分。把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的，与对战争的谴责一样源远流长，而且不光众多思想家作这样的区分，一般民众也自发地倾向这种区分。尽管在“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的问题上分歧重重，但人类还是逐渐取得一些基本共识，如：侵略战争、征服战争，出自压迫、掠夺目的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基于自卫，为保卫和平和家园、为了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杰出的思想者就战争问题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所作的是非辨析推动了基本共识的形成。从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开始达百年之久的希波战争，对希腊人来说，不仅是反抗侵略，而且是一场为着捍卫自己的城邦制而与强大的专制帝国进行的殊死斗争。斗争的胜利使希腊的独立城邦幸存下来，并创造了对全人类影响深远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于这双重的正义性，希腊哲学家、诗人们，包括深刻揭露了战争残酷性的三大悲剧诗人无不引以自豪并为之辩护。即使反战立场最鲜明，以一系列喜剧鞭挞讽刺愚弄人民、鼓吹城邦之间内战的政客的诗人阿里斯托芬也对希波战争中抗击波斯入侵者的勇士大加赞扬。世界各大宗教创立者都反对战争，但也认肯了自卫的权利，尤其基督教一些著名神学家，如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他们都对这类权利作过有力论证。阿奎那不仅从战争理由、目的等方面梳理了使一场战争具有正义性的条件，还通过指出暴君在臣民中制造倾轧和纷争是犯了严重的叛乱罪，为推翻暴政的行动作了辩护。在十七世纪思想家洛克眼里，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和毁灭的状态，这种看法表明了对战争的反感，但他同时坚决反对为了和平让无辜者乖乖地任人施暴。在他看来，这种由强暴和掠夺构成的和平无异于要民众充当驯顺的羔羊，不加抵抗地听任豺狼咬断自己的喉咙。人道主义者雨果主张以博爱促进和平，向往不再有持剑的士兵、不再有国界，整个宇宙为一家的和平前景。但他坚定表示，决不要低头屈膝的和平、专制下的和平、王朝下的和平。1869年的洛桑和平大会上，雨果提出和平的首要条件是解放，并认为为此“也许还需要最后一次战争”。二十世纪初，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就日益逼近的战争对社会党人提出了双重任务：当战火还只是遥远的威胁时，应该用斗争来防止战争，但危急时刻就应该发动捍卫民族独立的战争。至于投入正义战争的必要性，爱因斯坦以反纳粹的战争为例作了透彻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