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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进矿工作前，王传钧曾先后在济宁电视台、光明日报山东记者站、家庭与教育报做过7年的打工记者、编辑；2006年3月，王传钧通过社会招工进入运河煤矿，被分到掘进一区从事井下掘进工作；2007年3月，王传钧站在时代最前沿剖析矿工安全心理，解析煤企安全策略，撰写了3万字的“矿工安全心理”系列稿，先后发表在中国煤炭新闻网、中国安全生产报上，在全国煤炭系统引起较大反响；2008年3月，王传钧由济宁市东方圣地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派遣制员工被济宁矿业集团运河煤矿转招成合同制职工；2009年3月，王传钧所著的34.7万字我国首部“矿山安全——应用心理学”类通俗读物《地心深处那束光》由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11月，王传钧主编的《煤矿职工必修的8堂课》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进矿工作以来，他曾先后被《济宁日报》、《山东工人报》、《中国煤炭报》、《中国安全生产报》、《当代工人》杂志、《安全与健康》杂志和中国煤炭新闻网等新闻媒体宣传报道过。
电视节目的形态问题非常重要。做电视有两个方面要研究，一个是节目，一个是经营。研究节目实际上主要就是研究节目形态。我们现在回忆以往的节目，在脑子里留下的更多的是形态，而不是内容。对形态有感觉是一种职业素质，因为这种感觉对怎么做电视节目特别灵。什么是形态，比如专题片，这是一种很老的形态，无数的内容在里面过去了，但专题片这种形态到现在还保留着。专题片这种形态就是以解说为主，画面贴上去，画面是为解说服务的；拍回来了素材，但还是要去写词来“解说”这个画面素材；同期声非常少，主要靠解说，这就是专题片。尽管这是一种老形态，但这种形态根深蒂固，我们都记住了，并且现在还在部分地使用它。 纪录片也是一种形态，或者叫纪实的形态。在中国，这种形态从90年代初开始出现。《望长城》就是较早应用这种形态的。这种纪录片的形态，把无数的内容装进去了。比如到1993年有了《生活空间》，是纪录片的形态，“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种形态今天还在用。形态就是这样，内容可以不断变化，具体的样式也可以不断变化，但是形态是个相对固定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节目需要研究形态。 再比如说杂志型，是一种栏目的形态，这种形态装着《东方时空》。杂志型是从美国过来的，《60分钟》开创了这种节目形态。中国拿过来以后，做了个《东方时空》。一般认为《东方时空》是杂志型形态，但是实际上和《60分钟》并不一样。《60分钟》是那种两到三个主题报道的栏目，几个报道都是一样的形态；而我们的所谓杂志型是四个版块的组合，每个版块的形态都不同。播出时间也不一样，《60分钟》在晚上黄金时间，《东方时空》是早间节目。这一点很重要，电视节目使用什么形态和播出时间是有关系的，有的形态就不适合晚间播出，比如相当一部分肥皂剧。头两年的《东方时空》，四个版块很整齐，每块8—10分钟，严格说应该叫版块组合型，不是《60分钟》那样的杂志型。其实西方的杂志型既有《60分钟》那样的，又有相当自由的，比如西方的早间节目，虽然有版块，但比较灵活，还经常插入临时的、后续的报道。对比着看，西方所谓的杂志型实际上是蛮灵动的，我们则比较板结。但是这个变动正好说明了“全球本土化”问题。 又比如“脱口秀”这种形态，我们中国叫谈话节目。这么一叫，有人就以为我们早就有了，因为在最早的时候，80年代有电视报告、电视讲话。但是那个形态就是一个人的头像，傻傻地说着，不是谈话，更不是脱口秀，而是领导讲话或劳模报告的录像播出。实际上应该说，原来是电视报告、电视讲话这个形态，后来发现脱口秀好，才拿过来这种新形态。这几年我们用脱口秀这种形态做了很多节目，《实话实说》是做得比较成功的一个，还有《有话好说》、《谁在说》，等等。其实，脱口秀这种形态并不仅仅就是一种演播室谈话形式，比如央视的《当代工人》，是户外的脱口秀。脱口秀这种形态还用在其他类型的节目里去了，比如说在娱乐节目里面，《超级访问》用的是脱口秀的形态。这就是说，还不是一种形态就一种节目，而是一种形态可以变换出种种花样，这种形态还会流到别的节目类型里面去。 二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形态很重要。时间过去了很久很久，节目内容换了很多很多，节目样式也变了很多很多，但是形态在我们的记忆里积淀下来。二，形态本土化。西方的节目形态到了中国，就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大到有时候连形态的名称都要改变。三，形态不等于具体样式。形态可以在各种各样的节目里流动着。脱口秀这个形态可以出现在杂志型节目里面，可以出现在娱乐性节目里面，也可以出现在新闻报道里面，形态不仅规范了一大批节目，装进了一大堆内容，而且它可以到处流动。 形态为什么重要，还可以从操作方面说明。比如说做节目的时候——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今天做节目用过去那种专题片的形态，结果会怎么样呢?专题片这种形态，很典型很极端的一个节目样式是什么?是电视散文、电视小说。你今天如果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电视散文，你会觉得很难受，这是一个很老的形态。这就是形态对接受起作用了。你看不惯，它和今天不太一样，和我们今天的生活节奏、气势，和我们这种浮躁的、大家都想挣钱的状态，感觉上就不一样。它怎么那么沉静，怎么那么抒情，怎么那么浪漫?就是那种形态规定了它的内容，它必须是浪漫的，沉静的，抒情的。今天把这种形态拿来做节目，你就会觉得不舒服。 《新闻联播》这种形态，天天看，看了20年，还是不舒服，为什么?它这种形态很老。《新闻联播》播了这么久，我们还是不太习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形态很老，你觉得它跟当今的生活不是一回事，不一样。当然新闻节目，特别是一个台的晚间主打新闻节目形态，是一个难点，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提它。 如果把形态的观念搞清楚了，做节目的时候就会很明白，这个样式属于老形态，现在做不吃香了；这个策划体现了一种新形态，这个文案用的是一种新的形态，那么有可能会成功。也就是说，如果正在做的是一种新形态、现在形态的节目，就比较容易做；而今天如果把过去的旧形态拿出来，就比较难做。 现在有一个时髦的提法叫“全球化”，是西方提出来的。东方、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太赞成。但是西方有人还有另外一种提法，叫“全球本土化”，或者叫“全球地方化”。这个提法对于中国，特别是对中国电视比较对路。现在中国的电视节目形态基本上都来自于西方，但又和西方的不太一样。西方的电视节目进入到中国之后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本土化、地方化、新形态。所谓“新形态”，就是西方的东西到中国以后发生了变化。 三 形态还有它的历史性，继承性。一个新形态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般来说，它会跟过去的形态，跟历史的形态有一定的关系。这是有关形态的第四个问题，形态的历史性。 形态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与过去有一定的联系。比如现在流行的《幸存者》，这种形态看起来很新鲜，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其实这种形态有它的历史继承性，就是电影的纪录片，就是真人真事纪录片，它来自于西方的纪录电影。我们初看这个节目，觉得它非常新鲜，没见过。但你想一下，它来自于纪录片，它就是纪录了一些真人真事。这个事，你说它没有发生，它发生了；你说它发生了，它又多少有些是制造的。但是镜头纪录下来的，是人物的实实在在的行动、事件，这就是纪录片。可是如果你把过去的纪录片这种形态直接搬上电视屏幕，现在就不灵了。我们记得90年代初，看《望长城》，到了1993年，1994年，看《生活空间》，那时觉得很新鲜，很好看。但是现在你再把过去的一部纪录片拿上来播，就看得非常难受，怎么那么慢，那么沉闷。虽然它揭示了这个，揭示了那个，特别是它反映了苦难，反映了底层。你觉得这个东西的内容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形式好像很老。现在我们看《地球故事》，看DISCOVERY(探索频道)的一些节目，它们是纪录片，但是它这个纪录片就不是我们的《生活空间》、《望长城》那样的纪录片。探索频道的节目很好看，里面充满了故事，很多探险、侦探、破案的东西在里边，但又是在讲一种知识。探索频道里的这些片子从纪录片发展过来，成为这样一种形态。《幸存者》也是从纪录片发展过来，成为另外一种形态。这就是形态的历史继承性。所以，你了解、掌握了过去的节目形态，对你做新的节目，创造新的节目形态是有好处的。 电视上有很多新观念都不准确，因为电视本身还在发展着。另外，电视的许多定义都不太规范，没有完成，因为实践还在发展着。只能从现在的、一般的认识来解释。按照我们正常的教育，形式跟内容是一个事物的两大要素，任何事物都是由这两大要素构成的。形态应该是属于形式里的一个小元素，它比形式小，但它又比一个具体的样式大。是这样一个从大到小的关系：形式——形态——样式。形态有些像电影上的类型。研究电影非得研究类型不可。西部片、歌舞片，这都是类型。做西部片，就得按照西部片的样子来做。把西部片做成歌舞片，那很难想像。歌舞片就是歌舞片，这是一种类型。实际上电视这种“形态”的概念跟电影的“类型”有关系，但它不能用“类型”来命名。因为电影的类型相对比较稳定，类型电影到今天还有生命力，今天还可以拍西部片，照样能拍好，因为基本定型了，有参照系。《卧虎藏龙》就有西部片的感觉。因为它是美国人投资，中国人做的，所以它有些变化——它又是武打片，中国功夫片。这也是一种类型。是两种类型结合在一起了。尽管如此，电影的类型相对还是比较稳定，而电视不稳定。电视的形态，或者叫电视的类型，变化得非常快，它比样式要稳定一些，但比起电影的类型来说变化较快，而且它的流动性很强。也许可以说，“形”是类型，“态”则是一种流动、变化的状态。比如谈话节目往回看，是电视报告、电视讲话，往后走，走到《实话实说》，走到《超级访问》。虽然这些节目还属于脱口秀这种形态，但它里面具体的变化非常多，而且它的变化还没有完。不像西部片，类型已经完成了，下面你只要不断用故事、用人物去填充它就行了。而电视的形态，只能就现在看到的来讲。现在我们这样来理解脱口秀，但是脱口秀没有完，它还在发展。脱口秀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我们都不知道。电视太年轻了。电视节目还会千变万化，所以在根本上，是从这个意义使用形态这个词。
南风窗记者 张立勤 发自沈阳
一个关于现代都市穷人的悲惨故事曾经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过了很多年平淡和珍贵的日子。1994年前后,夫妻先后遭遇下岗。妻子耐不住清贫的日子和没有亮色的未来,跟着一个有钱男人走了,留下一双儿女尚未成人。失意的男人在激烈的就业市场屡屡碰壁后,精神越发脆弱,生存的艰难压迫得他抬不起头来。
偏偏不谙世事的孩子嘴馋邻居家的肉香,缠着爸爸要吃肉。男人掏出家中仅剩的5块钱,咬牙买下了一斤猪肉。当久违的肉香让孩子们欢呼雀跃时,绝望的父亲在里面撒下了耗子药……
下岗、失业,这些伴随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而来的特有现象,如骤然降临的寒流,突袭城市最庞大的平民阶层。贫困,象一只猝不及防的黑手,撕裂了涂抹在城市表层的繁荣。
在沈阳,这座曾经是中国最大最辉煌的工业城市,就流传着类似的民间文本。它是如此尖锐、鲜明地切入这座城市繁荣下的内核,让人直视其无法躲闪的现实。城市贫困,这个沉重得让人无法呼吸的命题,这个关乎一个群体命运和生存出路的命题,让我在洞察一座城市历史性的转型阵痛之余,对于那些沦为弱势的底层人群怀有强烈的人文忧思：他们现在怎样生存？他们又将怎样生存？
工人村：颓败的城中之城
到过沈阳的人会经常感觉自己生活在一座由两张皮硬堆在一起的城市。在市中心的和平和沈河区,林立着所有的高档住宅、豪华酒店和购物中心,在这里看见奔驰、宝马的机会要比在北京长安街上多得多。而在大厂云集的铁西区,你很难找到一座五层以上的象样饭店,出租车也懒得光顾这儿——因为拉不上活儿。沈阳70万下岗职工的大部分就居住在这个39平方公里、75万人口的传统重工业区。
工人村是铁西最大的住宅小区,聚居着一家几代的产业工人。老人们至今回忆起50年代的工人村,总也掩不住难抑的豪情。今天天安门城楼上巨大的共和国国徽还记载着铁西人昔日的荣光；那时,158栋典型的苏式三层居民楼,在全国率先引领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住宅潮流。然而今天,宽阔的工业区已变得沉寂,这儿早成了有名的“亏损一条街”。该市统计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沈阳现有工业企业数1188家,其中有501家属亏损企业；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590家,其中超过一半面临亏损的命运。而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中,80%以上集中在铁西工业区。
“厂子都黄了,全叫贪官给整的！”在工人村里,人们守着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纷纷向我诉说。那些房子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中日显破败,宛若风烛残年的老人。厂子不行了,房屋、管道维修和取暖费一时成了问题。“没人管我们了。”人们感到惶恐、无助、失重。
黄昏的劳动公园。老人们向我谈起瘫痪的公用服务系统,从今年开始暖气开始分户,不交暖气费的不送气,按每平米19元计算,每家每年至少要交800到1000多元暖气费。刘大爷一家为了省掉这份开支,去年冬天硬是生生地挨了冻。“屋外零下4度,屋里是零下3度。”
凋敝,大面积的国企凋敝,使得偌大的工业区几成了一座空城；与此同时,在居民区,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还有众多名曰“放长假”实际却被永远抛离岗位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奔波、游荡在工人村的角角落落。到处可见攒动的人头,在菜场、街边、公园和夜市,人们已经淡忘工作日和双休日的界限——“工人村”彻底成了“度假村”。
在工人村整齐的大道两旁,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摊：卖菜的、卖水果、日用品的,永远用饥渴、殷勤的表情招徕着稀落的光顾者。类似的小本买卖勉强维持一个下岗工人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这种脆弱的家庭经济支撑体系往往不堪一击。专家们指出：目前在城市中,大多数除工资以外没有其他额外收入的家庭只能维持低标准的生活水平,他们经受不起任何社会经济风险,一旦遭遇风险,马上跌到贫困线以下。国际上常用“贫困边缘（Near Poor）”一词来描述这种状况。而工人村的家庭早就习惯了没有固定工资的生活,有的10年前就失去了领工资的机会,在辗转变更的短工中换取基本生活费。
贫病,铁西的忧郁
“铁西这地方,贼穷！”51岁的王亚君扯着嗓子,涨红着脸说。她患有严重的甲亢,拖了好几年不治,因为没有钱。
“治一次得花4000块,妈呀,上哪弄这么多钱？”她一说话就激动,将脖子上突起的肿物指给我看,“医生说过,弄不好会发生癌变,管它呢,活一天算一天,死了拉倒……”
她对自己的病有种听天由命的坦然。
儿子的死是王亚君生命中最大的一个恸。四年前,21岁的大儿子患上了白血病,使原本经济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那时,她和丈夫的单位都苟延残喘地开不出工资,职工的医药费自然是朝不保夕。她只好向街道办求助,最后大伙儿献爱心,好不容易凑了500元,可儿子输一次血就要600元。
两年后,儿子病逝。留下了10多万元的外债。
“那时儿子没了,钱也没了,活着干啥？心想干脆跟他去了……”王亚君满眼是泪。
正午的阳光照着她的自行车摊。她从早晨7点摆到现在都没有开张。自行车是一位好心的老板赊给她卖的,卖完了再返还货款。一个月挣个三、四百元算是万幸。老伴身体不好,靠200元退休金过活。
有人来看车了。王亚君圾拉着拖鞋,迎上前去。那双拖鞋花了3块5毛钱,“可以管一夏天呢。”她伸出脚,这是她夏天唯一的一双鞋。好几年她没买过新衣服,身上肥大的衣服是条件稍好的邻居给的。现在她最大的愿望是给小儿子娶上媳妇。
邻摊的老姐们给她送来一块西瓜,看颜色还没熟透。她很稀罕似地拿在手里,先是小心地咬了几小口,接着就大口大口同时又很仔细地将瓜瓤扫荡干净。她太渴了,下午2点半,还没吃午饭。“这瓜真甜呢。”她咂着嘴。
“香瓜、西瓜2毛钱1斤,说便宜真便宜,舍得买吗？谁不爱吃、爱穿呢,有那条件吗？要是有钱,谁还愿意穿别人的？人一穷,哎——”她的叹息和唠叨在午后的日光里游丝一样飘浮,空气里莫名地浸染了一袭落寞和悲凉。
“想得开是天堂,想不开是地狱。”王亚君从沈阳经济电台《清风夜话》节目里听到了这句话,靠它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她说今后也要多想想这句话,活下去就是胜利。这让我想到在沈阳,至少在目前,贫穷的下岗职工还在忍耐。这个在变革潮流中的利益受损集团,象石头一样,沉默而坚韧地活着。
46岁的卢凌敏看上去身量只有十二、三岁孩子那么高,5岁时得胸椎软骨病时落下的。他以前是沈阳铝材厂的机械维修工,97年病退下岗后,单位特殊照顾他每月237元的生活费。媳妇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常年吃药,无工作。两个孩子正在念书,按政策可以减免学杂费,但平时学校要求交纳的其他费用,他一样也不能拉。“穷是穷了点,但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念书。”卢凌敏态度很坚决。
从1998年4月开始,卢家享受特困待遇,每月可拿到131元保证金。他坦言,98年以前一个月工资半个月就花没了,吃了上顿愁下顿。现在有了保证金,每月的生活好歹有保障。每天他在菜场摆电池卖,从早晨6点候到晚上12点,一个月下来也能挣个三、四百元。平时肉类很少吃,每月生活费支出两、三百元。
“老不吃肉也不行哪,孩子要补营养。去年家里养了10只小鸡,上次被人打死了一只。就给孩子熬了汤,看他们吃得那个香……”他脸上闪出慈爱、怜惜和愧疚的复杂表情。
清贫的日子并不可怕,但媳妇的医药费几欲将这个刚强的汉子压垮。“她那个病,一直没断根,上次住院就花了800元。现在又查出肚子里有瘤,成天吃药,打一次点滴就花200元,没法子,向亲戚朋友借了1000元,动手术？想都不敢想,最少也得5000元。我是真愁！逼急了,我对媳妇说,不行的话,我去死！”
我站在卢家那间不足15平米的小屋里。晦暗、拥挤是那个栖息四个人的空间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孩子大了,屋子更显仄逼,用木板支起的阁楼成了他们夫妻俩的卧床。一台坏的、没钱修理的黑白电视机是屋里唯一能够见证时代的现代家用电器。
残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支日光灯和一盏15瓦灯泡。通常日光灯不开,只开小灯,为了省电。昏黄的灯光下,几本小学生用书散乱地卧在炕沿上。孩子是这个家庭可以仰望未来星空的唯一亮光。
贫、病,是我在铁西采访时听到的高频语汇。下岗后只能自费看病,自己交纳医疗保险。但调查中发现,几乎95%的下岗职工家庭没法按时交纳医疗保险。当我向许多人提到这个词时,引来的是一阵苦笑：“日子能维持就不错了,哪有钱交？将来能咋办？！死了拉倒。”高昂的医疗费和窘迫的经济条件使人们谈病色变。在无大病情况下,这些家庭的年药费支出在100元左右,最多不超过200元,生病后在药店买点最便宜的药,不会去医院,因为怕挨“宰”。孩子有病才去买药或去医院,大人往往能抗就抗。一些家庭有重病人,住一次院就会花掉几千元的全部积蓄,年平均300元的医药费就足以将一个下岗工人家庭击垮。
社会学家曾用国际上通行的“生活形态法”来考察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结果表明,现阶段城市贫困家庭基本上是在为糊口果腹而奔忙,当然还不至于忍饥挨饿,但也不能吃得很饱,至于吃得好、讲营养就更谈不上了。其他方面的开销则是非常之紧张,一角一分地抠,只要能不花钱就不花钱。铁西作为下岗失业问题的重灾之重,大部分家庭的生活费用在500元左右,有的只能保持在200到300元。接受调查的80%以上家庭反映,平时很少吃肉,每月能吃两次肉就不错了,蔬菜买最便宜的大白菜、萝卜、土豆等。女人们对于从前上班时周末逛街买新衣的记忆感到陌生而渺远,因为多年不添新衣已经习以为常,很多衣服来自亲朋好友的接济。
75%以上的贫困户都因为怕送礼与亲友很少来往,过年过节也不走动；全家人也极少花钱去娱乐场所。“干活干活,干着才能活着”,抬头找活埋头干活成了人们生活的最大要义,打零工是很多人的再就业方式,没有节假日、休息日,身心的劳累和生活空间的窘迫使这个群体对于未来产生难以把握的无力感。“我们这种人,就像是社会要淘汰的人,活着没盼头,把孩子养大了事。”一位下岗后好不容易找到清洁活儿的40多岁女工这样对我说。她从早晨5点干到晚上5点的报酬是每月200元,家里有一位患脑血管堵塞的丈夫,和一个上初中的儿子。灯光下,她憔悴的脸上挂着几分宿命的苦笑。
社保,脆弱的支撑
都说铁西有“三多”：下岗的多,残疾人多,老年人多。目前,全市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人员约有14万人,还有大批“待岗”或“放长假”的职工,他们来自大量停产、半停产企业,其境遇与下岗工人并无二致。据估计,这批人是进了中心的下岗职工的数倍以上。
李玉良开出租车前是沈阳轧钢总厂连续多年的先进工作者、劳模,经历过下乡、下放的他在不惑之年又遭遇下岗。5年前的春节,单位放假,这一放就是五年。从此没有任何说法。“劳保什么的,啥也没有,你说冤不冤？”李师傅给别人开出租,每月挣个千把块。但心里总是不踏实。危机感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他。
沈阳市再就业服务中心对下岗职工的托管期限为2年,基本生活费发放第一年为192元,第二年为156元,2年期满即解除劳动关系。对于两年后失去国家职工身份,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保障的缺乏,许多下岗职工普遍怀有恐惧心理,甚至拒领下岗证。但即使是进入了再就业中心,基本生活费也难以做到按时足额发放。调查中发现,经费缺口太大成为沈阳在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再就业工作中的最大难点。按政策规定的“三三制”经费筹措原则,企业是最薄弱环节,下岗职工集中的企业大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资金早就捉襟见肘。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是维持城市贫困家庭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1998年4月,沈阳市居民的低保标准为月人均150元,现在已提高到205元。今年沈阳加快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保障人数由去年底的3.9万人提高到15.6万人。但就我走访的工人村来说,现有居民2万多人,其中能拿到特困证的不足百人。实际覆盖范围有限是低保存在的最大问题。另外,传统救济思想仍很强大,造成事实上有不少失业和下岗人员,以及大批的“待岗”、“放长假”的企业职工的基本生活权利受到了不应有的漠视,因为这些并没有收入或收入很少的群体在政策实施中被“视同为”已经领取了最低工资或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
尽管官方公布该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覆盖率分别达到100%和98%,但几天来深入铁西的采访让人对其状况无法乐观。至今,沈阳人对两年前发生的大规模堵马路事件还记忆犹新。这些花白头发的老人,在“保命钱”屡屡拖欠和没有着落的情况下,终于走上了街头,打出了标语“青春献给党,老了没人养；本想靠儿女,儿女全下岗；上访没有用,只好堵马路。”引来了无数围观者。尽管近年来市政府采取养老金借款办法使得拖欠退休金的状况有所改善,但从长远来看,还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据介绍,沈阳养老保险费的收缴一直很不理想,主要是保源问题。突出矛盾是离退休人员越来越多,在职职工不断减少,企业效益未见起色,如此陷入恶性循环。经有关部门测算,仅1999年该市在养老保险资金的缺口就达13.7亿元！
在铁西,我不止一次地听说过类似的故事：一老太太偷吃咸鸭蛋,被年轻的店主追打。她跪下来哭诉：我是没法子呀,儿子下岗,老头子好几月没拿到退休金了……今天,坐在劳动公园里,面对马恒章、王凤恩这些整整鼓舞了一代产业工人成长的五十年代劳模塑像,工人村的老人们追忆着曾经火红的青春,强烈的失落感油然而生。我想起在他们中流传的一首民谣：“三十撒欢,四十接班,五十打蔫,六十收摊,七十冒烟”,无法不感到忧虑和沉重。
在沈阳采访期间,正是辽宁省启动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展开之际,这是中国构建新型的世界最大社会保障网的开端,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因为辽宁的今天,就是中国其他省市的明天。试点中最核心的两项内容,也是这次试点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是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
对于沈阳70万下岗工人和60万离退休职工来说,这或许是个不同寻常的福音？
失业,沈阳的伤口
我没有想到会在鲁迅儿童公园门口碰到李素萍。那儿是外来民工劳务市场,从远处一望黑压压的约有百八十人。据说每天都是如此。这些在炎夏的烈日下蹲着坐着、光着膀子走来走去的外来民工,张着觅食的眼睛,期待着明天的饭碗。他们大都来自周边和辽东农村,当耕耘土地的收获不过是永远坚硬的债务时,他们来到了城里。这是个黑市。当局曾很下力气地清理、取缔过几次,结果事过不久就会卷土重来。它就好比这个城市无法消弥的苍疤,在光彩繁华之后隐隐作痛。
李素萍就站在这一群人中间,坦然自若。她来这里候了两天,没有满意的结果。她微胖的体态和站立的姿势很容易让人以为她是来招工的。一些胸前挂着“厨师”、“泥瓦工”纸牌的人在她周围晃来晃去,知道底细后就失望而去。
她已经有两年没活儿干了,在家干呆着。下岗前她和丈夫都是沈阳轧辊厂职工,她做党务工作,丈夫在车队,年年先进工作者。四年前双双下岗,丈夫在外打零工,儿子在读大专。她说这个市场的好处就是供求见面,谈好了就成,不行就撒手。下岗后她也做过酒店管理,后来身体不好辞了。现在出来年纪又大了,45岁,谁还要呢？
她住的还是单位的福利房,最近有新政策要求住房货币化。她家的居住面积只要12平米,但要交6000元。节衣缩食的她犯了愁,于是就到了这儿。你看你看,这身衣服还是好多年前的。她拎起衣角给我看,脸上有些局促和拭不去的落寞。
“大姐,你招人不？”“只要给钱,啥都干。”那些人围住我,象看到了希望的火种。我凝视着这些渴望的眼睛暗想,李素萍们真的开始将自己置于就业市场的大舞台,抹去从前不肯轻易卸下的面子。在贫困面前,她们无法后退,别无选择。
一份当地政府报告显示,到2000年底,全市累计下岗职工达到6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39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5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45%。截止到同年末,全市失业下岗人员中已有45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安置就业率为70%。但在这些乐观的数字背后,我看到的是失业给家庭带来的致命打击和寻找安全饭碗的艰难。在接受采访的下岗失业人员中,重新找到较稳定工作的很少,最多的是打零工,10-20％能找到半年时间左右、且能开工资的工作,20-30％的做小生意。人们对在在私企找工作心存疑虑,因为一是要扣押金,二是经常不给工资。对于下岗后当老板迅速脱贫致富的幸运者,许多人报之一笑,认为那是只有亲戚在政府任职的人能办得到。
40岁的王小兰下岗后靠卖汽水度日,5毛钱1瓶。低物价低消费已经成了铁西特有的经济生活现象。她愁家里每天开支、孩子的学费,更愁的是丈夫找不到工作。“去年单位给了1万多块钱一次性买断后,他就在家歇着。40岁男人,体力还挺好,干啥呢？这不,成天就这么游荡,再下去人就要废了。”
走在工人村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三五成群闲着唠嗑的人们,街边、公园里麻将、扑克擂台摆了一桌又一桌,除了一部分老年人,相当多的是些三、四十岁的中年人。这些无所事事的游荡者似乎淡忘了生计的艰难,在麻将和叹息中打发惨淡的光阴。“找不到事做,能咋办？”他们空荡荡的眼神里竟有种安守贫困的屈服。
在庞大的下岗失业队伍中,35岁到45岁成为其中的主力,其中75%的人文化程度仅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劳动技能单一,因而成为再就业中的难点。尽管近年来沈阳市在加强就业技能培训上很下了些力气,从1998年起市政府每年出资2000万元,用于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工作,但不可忽视的是,得过且过的惰性和传统的择业观念尚占领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与此同时,蜂拥而至的外来务工者客观上造成了就业市场的白热化竞争。或许对于突遭强气流袭击的都市新贫一族而言,自救,不再仅仅代表着官方的一种政策性呼声,而更是一种触及观念内核和国民性的精神力量。
这个群体就这样自觉不自觉地行走在被挤压的生存空间中,沦为越来越边缘化的城市新贫民。
在沈阳采访的日子里,听到最多的是人们对于失业的忧虑和对腐败的诅咒。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失范表明,这座城市正处于现代化蜕变的非常时期。有人说,以一个现代化主义者的眼光看,沈阳的蜕变是成功的,它成功地实现了从一个老工业基地到商贸中心城市的转型。颇具规模的批发市场已经成为沈阳经济发展的亮点,从这些垄断全国乃至全世界商品在东北的销售的批发市场里,也派生出一批沈阳最为典型的新富阶层。他们乘坐奔驰、宝马,在繁华的太原街、中街一掷千金。与此同时,尽管随着慕绥新时代的结束,沈阳已告别了不堪回首的劣政,但权力腐败的阴影仍笼罩着人们心绪难平的梦境。当他们看到看到在电视上风度翩翩的副市长昨天拉着下岗职工的手问寒问暖,今天飞到澳门一掷万金,民众强烈的被剥夺感油然而生。因为,就在这个城市的西南角,从前光荣的铁西正承受着蜕变的另一种阵痛,失业的伤口正在这座城市五分之一人的睡梦中发出悠长的叹息。
灰色女性的别样生存
我在沈阳的暮色中逡巡。
在太原街行色匆匆的人流中,奔走着一些形迹可疑的女人身影,她们过于大胆、开放的装扮和修饰过的蛊惑眼神成为这个城市夜晚最暧昧的表情。在繁华的商业街背后,有许多灯光稀冷的小巷,通向众多灯红酒绿的所在。她们是那儿的常客,被称为“小姐”。
“这哪里是小姐？！分明是大嫂嘛！”在东北饭店的舞厅门口,一位跃跃欲试的中年看客失望地嗤笑道。
她们确乎不再年轻,厚厚的脂粉也无法掩盖困顿生活带来的局促和怨怼。她们穿行在人们轻薄、嘲弄和同情的目光中,表情冷漠,内心挣扎。
候在舞厅门外的的士司机告诉我,这些“小姐”大都是本城的下岗女工。几年前这座城市夜生活的主角还是来自农村的妙龄少女,转眼间这些被汹涌的失业大潮抛到贫困边缘的女人们,开始走进晦暗的夜色,走进从前她们所不齿的生活里。
晚7点半。舞厅里的乐声开始响起,灯光也扑朔迷离起来。男人女人们仍在鱼贯而入,票价5元,许多女人出示的是月票。男人们嘻嘻哈哈,露出沉迷于声色的惯常嘴脸；女人们脸上挂着屈辱的风尘气,逢场作戏地穿梭在久久低回的音乐与光影中。
10块钱3支曲子,全沈阳都知道她们的价格。陪舞成了她们在匮乏的就业机会之外唯一的选择。然而,一位好心的的士司机劝说我不要单独走进这样的舞厅,“里边简直不能看！”他带着鄙夷同时又是沉重的叹息说,“没法子,现在工作太难找,她们总得活下去,何况还有孩子、丈夫！干这行不需什么本钱,钱还来得快！”
我怀着复杂的心绪注视着这些沉默、来去匆匆的女人们。她们戒备、逃避的眼神让我看到了在被贫困剥去贞节的同时她们迟迟不肯放弃的尊严。许多年前,她们曾是浩浩荡荡的产业大军中之一员,被传统的贤妻良母生活锻造成最具道德纯洁感的群体,在家里克勤克俭地过着寻常的平民日子。是社会、经济转型的旋涡将她们抛离从前的生活轨道,融入城市浑浑噩噩的生活。
沈阳市《当代工人》杂志曾刊登一名下岗工人的来信,这封信写道：”我和丈夫以前都是工人,现在他给一家商店打杂,每月挣300元钱,大女儿离婚后带着孩子回到我这儿,自己开了个小买卖也不景气,三女儿还在读幼师。这一大家子人,每月几百块钱,哪够吃的？多亏了二女儿,她漂亮,身边总围着男人,她不在家住,但总回来,带些钱,还有彩电、空调什么的,我这个当妈的,知道这些东西是哪来的,但我没法不收下,也没法让女儿不那么做。穷怕了,那点儿道德和自尊,能顶日子过、能顶钱花吗？”
伴随失业而来的家庭破裂在沈阳日趋增多,以至于有个顺口溜在民间流传甚广：“企业不开支,工人都放假,男的踏板爷,女的当破鞋”。据说一个男人只要保证有800元／月的收入,就有女人为他当情妇。当失去饭碗的男人们在酒精和麻将中寻求麻醉时,身体成为无助的女人们最后的生存资源。陪舞所得其实也只够维持孩子每天的早餐,在日趋严峻的生存夹缝里,许多人收拾起良家女子的脸面,把被岁月风蚀过的身体交给陌生的男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底层女人”。她们每次30到50元,一些35到45岁之间的女性以此为职业,都有孩子,有的丈夫甚至也知情。
这个生活在半明半暗状态中的灰色群体到底有多大？当地官方对此保持缄默。我想起在南方,“东北小姐”一度成为城市里屡屡“扫黄”的主要对象。在大大小小的酒席餐桌上,关于下岗女工的种种黄段子,成为男人们酒足饭饱后的精神娱乐和必备的消费项目；而我所了解的是,这些惯常被指斥为“懒惰、梦想不劳而获的女人们”身后往往有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在风雨飘摇的世界里支撑起后代的成长,成为她们行将崩溃的精神世界里唯一温暖的慰藉。
我怜惜她们,这些被凌辱和被损害的女人们！
望采纳O(∩_∩)O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