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你好，根据我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经验，我认为：如果投稿更有针对性，命中率会更高一些。这就关系到，你是哪里的？干什么的？写的稿件是什么体裁？什么内容？如果说投稿的话，最好投当地的报刊、网络或者是你从事的职业报刊发表，要投哪个媒体首先要研究哪个媒体，看它需要什么内容、什么体裁、什么格式的稿件，“对症下药”，这样会更轻松一些、方便一些，命中率会更高一些。如果你能够告诉我你的具体情况（干什么工作，哪里的，写的小说的大致内容等），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我1993年开始在部队时开始发表各类文章，包括：报告文学、新闻、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体裁的，到目前，先后在《人民日报》《法制日报》《农民日报》《中国文化报》《法制文萃》《半月谈》《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中国绿色时报》《中国日报》《中国教育报》《人民公安报》《中国交通报》《中国安全生产报》《中国转业军官》《中国人事》《道路交通管理》等报刊发表的大约5000篇左右吧，有40多篇获奖。另外：投稿时，第一要有信心，第二要投对报刊媒体，这两点非常重要。祝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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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废俱兴，伴随著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科学文化事业也提上了日程，古典文学研究呈现出一派生机。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54年，经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以及何其芳、冯雪峰、聂绀弩等人倡议、组织，由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办，在《光明日报》以周刊的形式创办了一个学术副刊——《文学遗产》，它和当时《光明日报》的《史学》、《哲学》等副刊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新开辟的第一批学术园地。1954年3月1目，《文学遗产》第一期出版，在《发刊词》中明确指出：“运用科学的观点与方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对我们的文学遗产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同时也指出：“容许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并不要求每一篇文章都成为最后的结论。我们希望有些重要的问题，能够在这个刊物上展开活泼的自由论辩。”陈翔鹤先生出任第一任主编，创刊的筹备工作由他一人全力承担。1956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撤消，《文学遗产》改由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主办，陈翔鹤继续担任主编。以后文学研究所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文学遗产》自此隶属学部文学研究所领导，仍以《光明日报》副刊的形式出版。除主编陈翔鹤以外，《文学遗产》最初只有金玲、白鸿两名编辑及秘书曹道衡，后来才增加了张白山、劳洪、卢兴基等人，成立了编辑部。为了保证刊物的学术质量。组建了编委会。第一任编委有：陈翔鹤、余冠英、陈友琴(以上文学研究所)、谭丕模、钟敬文(以上北京师大学)、吴组缃、浦江清、季镇淮、游国恩(以上北京大学)等。后来又陆续增朴了林庚(北京大学)、刘盼遂、郭预衡(以上北京师范大学)、王任叔(巴人)、赵其文(以上人民文学出版社)、范宁、吴晓铃(以上文学研究所)等人为编委。为了加强与全国各地学者的联系，《文学遗产》在各地重点高等院校中征聘了通讯员，这些人后来成为我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科研的骨干力量，如陈贻惞(北京大学)、聂石樵、牛仰山(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冯其庸(中国人民大学)、王运熙(复旦大学)、郭维森(南京大学)、袁世硕(山东大学)、宁宗一(南开大学)、黄天骥(中山大学)、胡国瑞(武汉大学)等。通讯员的任务是提供学术信息，推荐论文稿件，反映各地对刊物的意见和建议。《文学遗产》副刊每周日出刊，每期近一万字，由于当时稿件多，而报纸的篇幅有限，一些较长的论文和以资料、考据为主的文章，就另编入《文学遗产增刊》出版。自创刊到1963年，《文学遗产》共发表了近两千篇文章。其中一些有影响的文章又辑入《文学遗产选刊》。此外，还开展了一系列专题讨论，如关于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如何辩证统一地批判和继承文学遗产?”“文学遗产是不是上层建筑?”“新的文学史如何编写?”“关于‘中间作品’的评价及古代作品的社会意义”；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有关于《红楼梦》，关于王维、孟浩然的田园山水诗，关于陶渊明的诗文，关于李贺、李商隐、杜牧的诗歌，关于李煜、李清照、姜夔的词，关于《长恨歌》、《琵琶记》、《胡笳十八拍》的讨论。这些讨论所产生的文章后来大多结集出版，如：《陶渊明讨论集》、《李煜词讨论集》、《胡笳十八拍讨论集》等。从1954年3月1日创刊到1963年6月停止出刊，《文学遗产》副刊共出刊463期。一年后从464期开始，《文学遗产》改由《光明日报》主办，文学研究所不再参与编刊事务，内容也从古典文学研究变为包括中外文学研究的综合性文学研究。通过《文学遗产》这块园地，许多研究人才被注意并得到了积极的扶植和鼓励。直至今天，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工作着的骨干力量，大多曾与《文学遗产》有过程度不同的文字交往关系。《文学遗产》这样一个在广大读者中享有盛誉，并有着广泛影响的刊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即被迫停刊。“文革”十年中，中国的学术园地备受摧残，大批学者蒙受了屈辱和折磨。陈翔鹤先生在1969年春含恨逝世。“文革”以后，学术再度复兴，经过多方筹备，《文学遗产》于1980年正式复刊(《光明日报》在“文革”后，应读者强烈要求亦曾一度恢复《文学遗产》副刊，双周出版，1981年出刊，1984年停刊)。复刊后的《文学遗产》实现了当初创办者的愿望，不再是报纸的副刊，而成为一份定期出版的学术杂志。自1980年夏季起，《文学遗产》以季刊的形式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全国发行。《文学遗产增刊》也同时恢复编辑、出版。编辑部仍由文学研究所领导，余冠英先生出任第二任主编。原先的编辑人员也都回来继续工作，又增加了张展、王学泰等人。重新组建的编委会包括：余冠英、张白山、曹道衡、范宁(以上文学研究所)、陈贻焮、费振刚(以上北京大学)、郭预衡(北京师范大学)、冯其庸(中国人民大学)、程毅中(中华书局)、廖仲安(北京师范学院)等人。通讯员网络也得到恢复。《文学遗产》期刊面世以后，以全国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刊物受到瞩目，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学界新人通过《文学遗产》被介绍给海内外学术界。1985年，徐公持接任主编，编委会也有所增补。为了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增加信息量，刊物于1987年改为双月刊，还增加了“论文摘编”、“博士新人谱”、“学者研究”、“雪鸿录”、“海外学术信息”等栏目。为了加强与各地学者的联系，编辑部除编辑期刊外，还与一些院校联合主办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如：1982年在开封(河南师大)召开的“近代文学研讨会”、1983年在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召开的“清诗讨论会”、1985年在成都召开的“宋代文学学术研讨会”、1987年在杭州大学召开的“宏观文学研究会”、1989年在信阳召开的“四十年古典文学研究回顾反思研讨会”、1990年在桂林召开的“文学史观研讨会”，以及1989、1991年间召开的一系列古典文学专题研究回顾与反思研讨会、1994年在曲阜召开的“儒学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些会议活跃了学术空气，交流了研究方法，提高了文学研究的理论层次，也加强了学者间的联系，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物价不断上涨而经费又不断紧缩等各种经济原因，《文学遗产》和其它学术刊物一样面临着财政上的困境，乃至一度濒于停刊，为此不得不在出版、发行方面做了多次改变，先后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经理出版事务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文学遗产增刊》十八期等。1992年与江苏古籍出版社签约并合作出版至今。但《文学遗产增刊》终于停止出版。四十年来，《文学遗产》得到广大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关心和支持。自首任主编陈翔鹤先生起，本刊编者与作者关系向来十分密切，这已成为传统。四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一流专家，几乎都在本刊发表过文章，其中包括郭沫若、茅盾、郑振铎、何其芳、李一氓、郭绍虞、罗根泽、夏承焘、唐圭璋、俞平伯、沈从文、游国恩、陆侃如、冯沅君、冯至、余冠英、吕叔湘、姜亮夫、刘大杰等一批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已成名的古典文学研究权威，他们的支持，使刊物从一开始就站在了高起点上，并始终保持高水准。《文学遗产》编辑部自创建初始，即在陈翔鹤同志的领导下建立并逐步完善了一整套工作制度，文革后也仍能继续保持和发扬。作者的来稿，无论长短、无论是否熟人或熟人推荐的，首先进行严格的登记编号，并随即将编号通知作者，以便查询。每份稿件都要经过责编的仔细审读。不能利用的都有退稿信通知投稿者本人；如通过一审认为有可能利用的稿件，还要送二审阅定，有时提出修改意见，责编即会提供给作者商讨；最后，通过二审的稿子还要由主编三审定夺。有些稿件，还要请编委多次阅定。总之，每一篇刊用的稿件，都倾注了编辑的心血，都是对作者完全负责的。作为《文学遗产》的编辑人员，必须一贯保持严谨细致的态度，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同时，还须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与专家学者保持紧密的联系，多方收集学术信息和注视学界和学人的动态，加强自身的修养。因此，《文学遗产》在学界建立了良好的声誉，获得了学者们的信任。《文学遗产》通过四十年所做的各种工作，对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一份具有权威性的刊物。国内学人以能够在《文学遗产》上登载论文为荣，不少大专院校及研究机构也以在《文学遗产》刊登文章作为考核中青年学者科研成果的重要标准以及晋升学术职称的依据。国外学界，更以《文学遗产》作为了解中国大陆古典文学研究现状的主要窗口。总之，由四十年的历史及在当前学术界的地位所决定，《文学遗产》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核心刊物。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过去的兴衰荣辱与《文学遗产》联系在一起，今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将来的繁荣和发展也将与《文学遗产》这一份刊物的存在密切相关，不可分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