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这名字就不正常，期刊杂志名一般都是以学科，领域命名来的。这个名字一听就乱七八糟的。要是想投人文社科类的文章，试试社会科学前沿，什么资料都可查，百度一下就可以看见了。
晚清历史上有过三次重要的改革，分别是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1898年的戊戌变法、以及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这三次改革，虽然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最终都失败了。最近，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迟云飞教授在《同舟共进》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分析了这些改革失败的原因。先看洋务运动，败在改革太片面，不够全面。
比如军事改革，只重视武器军备，忽视了制度建设。洋枪洋炮买了不少，但是近代战争需要的指挥系统、后勤保障、参谋部门、预备役制度等，都没建立。结果甲午一战，清军武器不差，作战也很勇敢，但是因为体制、战略差距而失败。
再比如经济改革，偏重官办，忽视民营。当时搞的一些工业企业，像江南制造局等等，都是官办。官办虽然然也有优势，但总的说效率太低，发展动力不足。没有民营企业的补充，国家经济很难强大。
教育改革呢，也很零散，不成体系。洋务运动办了不少新式学校，还派了几批人出去留学，但总体看缺乏长期系统规划，没全面普及新型教育，所以新型人才缺乏，不能支撑现代化建设。最终，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再看戊戌变法，失败是因为急于求成。这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没有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比如忽视了慈禧太后的支持，以为有光绪皇帝支持就够了，这在政治上显然非常不成熟。同样因为政治上的不成熟，改革派对保守派官员打击面太大，而对像李鸿章这样的潜在的改革派也没积极争取，最后导致势单力孤，陷入被动。
第二，急于求成，考虑不够充分，改革诏令倒是下了不少，但是效果很差。比如科举改革，废除八股，改考策论，既没做好宣传，又没给学了大半辈子八股的旧文人做适当安排，这种情况下贸然改革，当然是阻力重重，很难成功。
最后来看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可以说犯了双重失误。
第一，改革措施无主次，没有体系。这次改革因为经过了甲午战败、庚子赔款，政府压力很大，改革更加迫切，结果各种新政措施包括教育改革、军事改革、经济改革、警察制度新型律法等等，一股脑推出。完全没有先后主次，非常混乱。而且各项新政措施都需要增加开支，这无形中就又增加了政府财政压力，加大了老百姓的负担，各种税收、摊派引起民间反抗，大小规模的抗粮、抗捐风潮遍地都是，湖南抢米风潮、山东莱阳抗捐风潮，更是震动全国，动摇了政府的统治基础。
第二，改革缺乏坚强领导，政治能力不强。当时最高统治者慈禧虽然有政治手腕，但是眼光太封闭，也缺乏进取开拓精神，新政改革只是迫于形势，动力不足。1908年慈禧和光绪去世后，摄政王载沣驾驭不了局势，缺乏妥协各方关系的能力。当时，社会上既有立宪派，又有革命党，各方利益主张不一，而清政府大权则已经大大衰落。这个时候要讲究政治智慧，该妥协的时候要妥协，该让出权力就要让出一些权力。但是清政府不仅拒绝了立宪派立即召开国会参与政权的要求，而且组成的内阁绝大多数是皇族，让社会各界对改革诚意彻底失望，加速了政权的灭亡。迟云飞教授认为，如果当时清政府懂得妥协，让梁启超、张謇等三四位立宪派人士入阁，哪怕是暂时不给他们军队、财政等要害部门，只是装点一下门面，社会上的不满也会小很多，清政府的危险也就小一些，历史甚至有可能会重写。但当时的掌权人缺少这种政治智慧，结果大清政权最终寿终正寝。
你看，晚清历史三次重要的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不是没有原因的。最后我们把这三次改革失败的原因总结一下，除了时代的局限，改革者自身，还可以得出两点教训。一是改革一定要注意体系，既要全面，又要根据社会的承受能力，分清主次轻重，不能急于求成。二是要注意政治技巧，学会妥协，平衡好各方利益，争取利益各方、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清政府如果意识到这些，也就不会每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了。
黄绍龙：副局长（正厅级）
陈德伟：副局长、党组成员，省卫计委副主任（兼）
陈祝生：副局长（兼）
吴圣明：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方洪添：副局长、党组成员
严振：副局长、党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