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6年开始写作，出版《红旗下的果儿》《节节最爱声光电》等小说若干。翻译英文小说《猜火车》。
所有作品：
《b小调旧时光》
《红旗下的果儿》
《恋恋北京》
《我在路上的时候最爱你》
《节节最爱声光电》
《我妹》
《地球之眼》
《放声大哭》
《三个男人》
《世上已无陈金芳》
《不许眨眼》
翻译作品
《12》
《猜火车》
近年来少有的为普通公安民警举办的高规格研讨会 专家学者热评 盛况空前新闻稿：吕铮文学作品研讨会在鲁迅文学院召开（中国作家网、新浪、搜狐、腾讯、凤凰、北京晚报等十余家媒体进行报道）2012年12月22日，冬至。吕铮文学作品研讨会在位于北京芍药居的鲁迅文学院举行。此次研讨会由全国公安文联、鲁迅文学院、当代杂志社共同举办，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武和平、秘书长张策，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副院长成曾樾、李一鸣，著名评论家雷达、粱鸿鹰、吴义勤、胡平、李建军、李云雷、张友文等文学界人士，共同对吕铮的文学作品进行了研讨。公安部经侦局及北京市局相关领导参加会议。吕铮是一名战斗在公安一线的年轻民警，是近年来涌现出的公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现为全国公安文联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事文学创作8年，出版7部反映公安工作的小说，其中《赎罪无门》、《警校风云》、《混乱之神》等多部获得重大奖项。吕铮的文学作品发表后，获得文学界的广泛赞誉。此次研讨会的召开，是近年来少有的权威机构为普通公安作家举办的高规格研讨会。吕铮的写作与近年来被人们熟知的警察作家不同，他虽身处侦查工作的一线，但并不侧重去写案件侦破的故事。而是以描写人物内心世界和构架故事见长。吕铮的文学作品源于生活，贴近实际，无论是环境、故事，还是人物、语言，全都来自基层公安生活。他的作品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和正义导向，扬善惩恶，爱憎分明；他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地域特征和警察风格，雅俗共赏，亲切感人；他塑造的角色以有血有肉的现实人物作基础，因而不虚不作，真实可信；他叙述的故事都发生在眼前周边，因而读后有身临其境、仿若亲历之感。如小说《混乱之神》塑造的赵顺，把一个身处逆境的经侦民警如何历尽艰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一往无前侦破复杂经济案件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而小说《赎罪无门》则是虽从细微入手却大气势、高品位地描绘了一个正义与邪恶、除恶与“赎罪”之间激烈较量的场面，最终代表正义的经侦民警马庆不仅抓住元凶、侦破全案，而且为行将结束人生的犯罪嫌疑人张文昊搭起了“赎罪之门”，让我们听到了一曲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的浪漫而悲壮的立体交响。同时也揭示了经济犯罪侦查这个特殊警种，“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进行的智慧较量”。2012年第三期《当代》杂志以头条稿大篇幅推出吕铮的长篇小说《赎罪无门》，这部小说选择了独特的文学叙述方式，以巧妙的故事场景和人物架构构建起一个真实残酷的世界——癌症病房和一群清醒的面临死亡的当事人和他们的相关者。小说用一个社会的边缘人、一个不甚讨人喜欢以至被迫在五十来岁就提前退休的警察老马为导入者，将我们带入一个特殊的阅读橱窗——肿瘤医院的癌症病房。主人公警察老马，在年轻时吊儿郎当，是警察中的边缘人物，而直到被癌症判处死刑的时候，才开始反思自己一生作为警察的价值。为了赎罪，他不畏强暴、挑战强权，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与城市大鳄绝命搏斗。这是个浑身充满了“京味儿”的老警察，时而混不吝，却充满了执拗的正义感。他的生活黑白分明，化疗、剧痛，身体每况愈下、跌入黑暗，无法预计的昏迷与疼痛，不可预料的未来和毁灭。但所有这些，却是他用来击碎这个城市大鳄的唯一武器，他无惧死亡，哀兵必胜。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武和平，把吕铮比喻成一只锐意突破林莽的出林乳虎，称他的文学创作具有万军中一马当先的气象，从文学的角度上看，《赎罪无门》达到了公安文学写作由案到人的写作跨越,并对人性有深度刻画的可贵探索，同时具备语言的时代性、鲜活感。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刘冬说，吕铮是全国35000名经侦民警中的普通一员，小说写作是他对公安工作的激情和热爱，经侦民警常常被形容为“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进行的智慧较量”，吕铮的作品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反映经侦工作和塑造经侦民警形象的好作品之一。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给予吕铮高度赞誉，称吕铮不仅是公安文学、法制文学这一领域的青年作家，而且是全国的文坛上实力比较雄厚的、思维活跃的、创作硕果累累的突出作家。吕铮对北京土著语言、警察形象的灵活运用，是当今文坛青年作家中少有罕见的。吕铮的写作，把公安文学的领域真实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有心理深度，许多章节看后落泪。这部作品，不再是只写警察的公安题材，而是一部直面人生的作品，是一部描写人置于死地之后，在生死的绝境之间的人性作品。使人性最赤裸裸的呈现，去掉了遮蔽物和伪装性。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梁鸿鹰说，吕铮小说的出线不是偶然，这些年来公安文学的建设是基础。现在公安作家中，像吕铮这样的作家，已经进入了真正的文坛，而不局限于行业写作范畴之中，他的写作发展的潜力非常大，写作也十分到位，使用的方法很多，非常值得借鉴。著名作家、评论家胡平，通过小说结构的封闭性和开放性分析了吕铮的小说。他说，吕铮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作家，作为80后，更令人惊讶。他的《赎罪无门》是一部开放性和封闭性结合的小说，“线形”结构和“树形”结构交织出现。对人物关系的把握，摆脱了公安文学的限制，而以人生为主题，则是公安写作人性化的一次突破，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特别是作品在结尾处，表现了整个公安机关在执法中对人的关怀，值得称道。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著名评论家吴义勤说，如果把吕铮这个作家放到文坛80后青年作家结构之中，意义就更加重大。吕铮的写作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通过特殊的题材，去辐射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并不局限与公安文学的束缚，而是有更大的追求。在2012年文坛的小说作品中，这是一个重要的作品。社科院文学部研究员李建军认为，这部小说明朗清晰、节奏很快，小说主题是对人生真谛的探寻，反问我们该怎样活着。小说中充满了强烈的正义感和力量感，传达出一种崇高的人生理念。在表现技巧上，作者自觉意识很强，对时代困境也有着良好的把握。吕铮小说中表现的，正是拜金主义时代整个生活全方面的混乱和人们面临的危机。《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评论家李云雷，用杜甫的诗歌比喻了吕铮的小说，称吕铮能把主流的价值观用激情的方式表达出来，称吕铮小说中最核心的主题就是以法律为代表的正义。当代杂志社编辑石一枫说，吕铮的小说是真把警察当人去写，避免了警察符号化的写作，同时敢于对社会现实的直接揭露，提出了富人的原罪问题，从公安文学犀利独特的角度写出来一个大的社会背景问题，非常难得。湖北警官学院教授、公安评论家张友文认为吕铮的《赎罪无门》长篇小说颇有深度，表现追问人生的意义、叩问存在的价值，并带有与宗教无关的但带有更强的超验性、神秘性。同时写出了人物内心的忏悔意识，写出了 “受难的灵魂”和内心的“搏战”。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对吕铮在小说中对人物刻画、矛盾构制、文本结构、风格定向等探索，给予了高度评价。鲁院副院长成赠樾认为，吕铮的作品在人物塑造上比较成功，对人生意义的价值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思考，提出了一个“心理上的癌症”这个概念。小说写出了人物的个性与复杂性，细节运用的很好，在方言写作上，也达到了微细的程度，为作品增色不少。鲁院副院长李一鸣，评论吕铮小说是一部在思想上有深度，审美上有创作，见背景、见人性、见社会、见矛盾、见探索的佳作巨制。背景繁复，意蕴深厚，贴近现实，直逼人性，语言京味特色浓郁，蒙太奇手法运用娴熟。当文字深入并试图揭示人的心灵、心灵中那最为幽微隐秘的地方的时候，文字大概就到了最接近文学本质的地方；人在清醒面临死亡的时候，大概是最接近本真的生命状态。吕铮是个写作的快手，忙碌的公安工作，让他只能用每年十余天的年假时间去完成写作。他曾以每日近两万字的速度完成了小说《仨警察》，并在而立之年时完成了5部作品，被《当代》、《啄木鸟》等多家文学期刊转载。而小说《赎罪无门》，他却写的艰难。真正意义的理解生命，理解死亡，应该是源于作家自身对于生命的体验，而不是书本意义上的阅读，吕铮以30出头的人生阅历去描写六十耳顺的主人公，显然是充满挑战的。但2011年，吕铮最敬爱的奶奶病重住院，但作为一线探长还在外地执行抓捕任务，心中的哀鸣化作生活残酷的阅历。吕铮虽竭尽全力抽时间到医院陪伴奶奶，分担她的痛苦，但还是抵挡不住病魔的来袭。这部《赎罪无门》于是终于在他的精神域境之中站起。所有的伤痛，使作者具备了诠释死亡的能力。这部小说虽然写的是警察与罪犯，但在讲警察的故事，诠释的却是人生和人性。吕铮也因为这部作品的问世，步入一个新的创作境界。
不看作者照片，只看小说《借命而生》，我以为石一枫是位长者，至少是与我年纪相仿的“准长者”。这年月，哪有年轻作家吃饱撑的写苦难与史诗啊。但《小说选刊》2018第一期头条转载的大中篇《借命而生》就是这样一部作者自找苦吃的作品。
这篇原发《十月》的小说写了盛世前夕京城一群最苦难的人。是真正的“苦难”，并非时尚作家笔下衣食无忧的小资们无病呻吟自寻烦恼的所谓“痛苦”。下岗、病患、囚徒、黑煤窑，就连警察，石一枫也遴选了最“低级”的警种——郊县的狱警，而且杜湘东又是个性格倔强不走运的狱警。1985年刑侦专业毕业，尽管成绩优异，可因为是“异地生”，在回湖南原籍与郊县看守所之间，杜湘东无奈地选择了“留京”。说好三年期限，却偏偏遇上比他更倒霉的两名囚徒姚斌彬、许文革，二位的厄运有传染性，杜湘东中招，厄运雪上加霜，并且几乎伴随终生。
狱警也是公务员，好歹也能娶老婆，但杜湘东的老婆刘芬芳仿佛也是专门为“苦难”而嫁。出生京城最贫困家庭，偏偏那么多愁善感，“是一个愿意让自己显得忧愁的人”。两个幸运的人结成夫妻，幸福未必翻倍，但一对倒霉男女结婚，则多半能让不幸叠加。刘芬芳已经决定与杜湘东分手，退定情物的当口赶上杜湘东英雄虎胆生擒持枪逃犯姚斌彬，忧愁的刘芬芳也崇拜英雄，于是脑袋一热嫁给杜湘东，没想到“英雄”并未立功，反而背上处分，害得全所奖金泡汤，结果，刘芬芳只能滞留郊县，回娘家倒成了“上北京”。
古今中外，写苦难的作家不少，国外有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国内也不乏大批“苦难作家”，但那是老一辈人，写的也都是“旧社会”的故事，再不济也写“反右”或“文革”年月的悲剧，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或莫言的《丰乳肥臀》等等，哪有年轻人写改革开放之后莺歌燕舞和“厉害啦”声中苦难的？而且地点不选择老少边穷等所谓“重灾区”，偏偏挑选皇城根下京城作为发生地，作者不是自己找别扭吗？
但真正的文学往往恰恰就是“自找别扭”。比如我自己，就喜欢挑德国或日本作家描写他们二战时期的作品看。
写苦难离不开同情。读者能感觉到石一枫是怀着悲悯情怀写《借命而生》的。对杜湘东，作者充满同情。为彰显杜湘东的冤，突出他的委屈和不幸，小说特别设计了一个干刑警的同学作为“陪衬”，看人家牛的，进粤菜馆不坐大堂直奔包厢，老板亲自安排几样“刚下飞机”的活物儿。并不是刑警“腐败”，同学解释了，“这儿出过一起命案，要不是我们给破了，现在还贴着封条呢。”而这孙子也是“异地生”，只是毕业谈话的时候能扛得住，发狠说宁可脱了警服也不去郊县，结果，郊县狱警的位置活该留给杜湘东，而现在，同学接待杜湘东像施舍，充满“大度”与“仗义”，倒显得杜湘东小肚鸡肠矮人三分了。
刘芬芳本身值得同情，却也甘当杜湘东的“衬托”。姊妹俩的条件差不多，姐姐的日子却比刘芬芳殷实许多，甩给刘芬芳20万根本就没打算要她还。为什么？肯定是姐夫比杜湘东“成功”呗。同学之间矮三分不算丢人，可连襟之间矮三分就真是“丢人丢到孩子姥姥家了”。
值得同情的人往往也喜欢同情比他们处境更难的人。杜湘东就明显同情囚徒姚斌彬、许文革及他们的母亲崔丽珍，所以他才被两囚徒称为“好警察”，被崔丽珍称为“心挺软的年轻人”。除了“好警察”和“心挺软”之外，杜湘东对他们的同情更体现在对案子本身的存疑。两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进城务工人员甚至大部分“北漂”的眼里，跟“王子”差不多，多令人羡慕啊！标准的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又受过良好的职业教育，正经的国企职工，技术过硬勤于专研，怎么就成了“惯偷”呢？狱警杜湘东抑或说作者石一枫，对此一直存疑。这也是作者留给读者的最大悬念，自始至终牵引着读者抱着解惑的心态一路追着往下看。小说也似乎挣脱了作者事先的预设，“自然生长”，结果，作品被拉得很长，快成长篇了，终于被拉成一部史诗，可读者仍未感到厌倦。
什么叫“史诗”？在现代语文中，“史诗”被用来指背景庞大人物众多时间够长且人物命运与时代共起伏的虚构作品。如此，《借命而生》就被石一枫写成了一部现代“史诗”。
尽管存疑，但无论是狱警杜湘东还是作者石一枫都没有企图为姚斌彬、许文革二位囚徒翻案，直到结束，小说也没有完全解开谜底，只是作了强烈的暗示。“如果光图钱，何必费那么大的劲拆汽车发动机呢？拆大灯拆音响不是更快更容易出手吗？”如果那样，他们也就不会被抓住，姚斌彬右手也就不会残废，他也不需要“借命”给许文革了……虽然最终也没有完全揭开谜底，可小说仍然给了个光明的结尾。许文革成大款了，姚斌彬的母亲崔丽珍住进高级养老院，杜湘东和老婆刘芬芳虽然没能调回城里，可北京的城区扩大了，终于把郊县的看守所圈在了某“环”之内……而这一切，主要不是他们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法制日益健全的“自然”结果，如此，个人处境就与国家与社会就同呼吸共命运了，作家石一枫也就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一部由年轻人创作的当代“史诗”。
以为石一枫“年长”的另一原因是他做工细致，具有“工匠精神”。作者没有当过警察，更没有下过黑煤窑，但小说对警察内部体制的熟悉和警察个体心态把握，以及他对黑煤窑老板的运作模式和矿工生活的描写那么细致，其中的细节到了可以复原的境地。在这方面，石一枫的严谨较真甚至超过一些确实比他“年长”也比他“著名”的作家。我是一个挑剔的读者，一部作品整体再好，只要有一个细节明显“造假”，我就全盘否定。例如电影《茉莉花开》，前面那么好，结尾却让章子怡在大上海的大街上把孩子生了出来，我就当场恶心得呕吐。上海人的一大“陋习”就是喜欢“多管闲事”，怎么可能让一个产妇在大上海的大街上自备剪刀为自己“接生”而没人管呢？上海人或许小气，但绝不冷漠。我要是上海人，就跟剧组打官司。看《借命而生》，我一直提心吊胆，生怕作者最后掉链子，给我来个恶心的细节。谢天谢地，一路看下来，那么长的大中篇，出自当代年轻作家之手，竟没让我挑出明显的破绽，从而改变了我对年轻作家的整体印象。
可惜，我不年轻了，否则会道一声：感谢石一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