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提出了报告文学、非虚构、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等等新的文学体裁、门类或者概念，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允许存在。我个人认为，纪实文学有它的特点，纪实性不可缺少，必须通过自己的亲历采访或者尊重客观的历史文档、书信日记等材料，但又要有艺术性，通过作者一定的思想、写作经验，用文学艺术地手段表现、反映出历史或者现实生活、人物事件等，包括历史、案列、回忆录、人物传记等各种纪实文学文体。
纪实文学在写作中应该注意到一下几个方面：
一、题材的选取。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作者要根据自己熟悉的情况和驾驭的能力选取题材，大手笔、大视野未尝不可，但是小而精、深而思，是首选。重大题材能写尚好，写自己最熟悉、能写到骨子里的我赞成。不要被表象所迷惑，要逼近客观真相，真实写作。
二、“度”的选取。“纪实文学”对立统一，要精准地把握纪实文学中“纪实”与“文学”、“实”与“虚”的度比较困难，要统筹考虑，方可下笔。过多强调“纪实”，那是材料简单的堆积，索然无味；过分强调“文学”，过多抒情，无病呻吟，过度议论，过度解读，那成了虚构的小说，无本之木，无水之源。
三、责任与担当。一个作者，要有责任和担当，要有良知，不能丢失写作的“底线”。我们既不要大而全，一味歌颂式、过分强调和粉饰、主旋律的“纪实文学”；也不需要基于各种因素，过分解读个人隐私或者极端暴露甚至无端棒喝的“纪实文学”，这与作者的写作立场，责任与担当，敏锐地洞察力有关，我觉得“纪实文学”,是有温度和深度的，立体化、多角度、多方面的。
“纪实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和“报告文学、非虚构、传记文学”等有异同点，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我觉得“纪实文学”比之“报告文学”可能范围、深度、人性化更突出些，“报告文学”突出时代的新闻性明显些，“纪实文学”的文学性多些。
纪实文学定义：“纪实文学，是指借助个人体验方式（亲历、采访等）或使用历史文献（日记、书信、档案、新闻报道等），以非虚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或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报告文学、历史纪实、回忆录、传记等多种文体。”
纪实文学也称“报告小说”（报告文学化)或“小说化”的报告文学。
记实就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如实地表现客观事物，即对所写的人、事、物、景的逼真再现。
记实有 三种能力: 叙述、描写、说明。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报刊的纪实报道得到了空前繁荣。在读者大量阅读需求下，这类版面以特有的亲和力直接刺激到了报刊的影响力和发行量。在这当中，以纪实特稿为主的杂志，如《家庭》《知音》的发行不断扩容，相继增加了“半月版”“月末版”，而以“每天一个特稿”在全国打出声势的《华西都市报》，则引起国内40多家媒体及全国纪实特稿记者的极大关注……然而，综观当今全国纪实报道的现状就会发现，虽然特稿繁荣的形势不减当年，可是就其选材、内容以及写法上都较以前大不同。一，越来越注重新闻性 几年前，纪实报道有相当大的比重是人物类报道。纪实报道也一般五六千字，以故事性见长，而人物类纪实特稿则大多讲述一个人几年、几十年的一系列动人的故事。还有一类就是综述性的，以几个板块的故事说明一个问题或提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而近年来这两类报道已经越来越弱，所占据发表的份额越来越小。两年来，《家庭》杂志一直在做读者调查，其中发现，读者对人物类的稿子越来越不买账—即使是当红明星一类的稿子也难逃这样的命运。难怪这家杂志的负责人这样说：“调查中我们得知，发表一些人物稿简直是做了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而本刊一些有震撼力的新闻纪实特稿却在读者中反响强烈。”可见，一些震撼力强的新闻背后全景式的故事更受读者喜爱和欢迎。因此，纪实报道在读者口味的变化下越来越注重新闻性。纪实特稿选材方面更大程度地从“写一个人的若干件事”转变到了“写一件新近发生的精彩故事”，这是近年来纪实特稿最大的变化。因为读者阅读新闻的需求越来越高，如果不适应这一点，特稿版面就会显得呆板，没有活力。笔者曾细致地做了一项调查，5年前《华西都市报》的纪实特稿版具有新闻性的特稿比例约为20%。而两年前则上升到80%。即使本来不注重新闻性的《家庭》《知音》杂志，也在抓更多具有新闻性的纪实特稿。因为在当今社会的阅读中，新闻最具有冲击力，纪实特稿的选材中新闻性已是第一大要素。二，题材越来越追求新型化 几年来，做纪实特稿的记者感到越来越累，大都有一种不堪其苦的感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其新闻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因为需要不断追求新型题材。有人说，在纪实特稿方面，读者的阅读兴奋点每隔一段就要转移，而且这种周期呈现出越来越短的趋势。不少纪实特稿编辑说：现在的读者对新型题材更感兴趣，而对一些老旧题材越来越不屑一顾。的确，有的纪实特稿即使写得很好，事情也感人，但只要这个类型的稿件出现过，读者可能就很难为之兴奋。细细品味不难发现，纪实特稿办得好的报刊在选材上都具有独到之处。比如《知音》两年前设立的“爱心行动”栏目，虽然一直每期都在发，但几乎每一个都较以前有很大突破。最近，这家杂志还设立了“走近科学”栏目，要求每期有一个与科学前沿有关的新闻事件。比如：“猪心换人心”的医学科技、“中国首位数字男人诞生”“心脏取针手术揭示千古‘体内针游’假说”等等，都是在此之前没有过的全新报道。求新，已经像一个加速度越来越大的快车一样考验着记者们的脑力。三，报道对象越来越趋都市化、年轻化、通俗化 近年来，纪实特稿的报道越来越侧重都市生活，使报道对象呈现出趋于都市化倾向。这样，一些农村题材越来越不受欢迎。同时，报道中的主人公越来越侧重年轻人。这是因为近年来报刊的发行渠道主要集中在城市，而读者构成中也以年轻人为主体。上世纪90年代，纪实特稿受80年代文学气候的影响，在写法上较为讲究文学性，在细节方面讲究文学化，在思想性方面更讲究深度挖掘—类似“报告文学化”。经历了十多年空前发展和繁荣之后，在读者群体文化层次大幅度提升的今天，其写法上越来越向通俗化、平民化：叙事线条简单，运笔通俗易懂，少了语言的雕琢华丽；思想性深度的挖掘更是讲究深入浅出，反对成堆说教……这种反差值得人反思。两年前，对一家杂志的调查发现：好多读者、包括一些本科文化水平的读者，并不喜欢文学性强的纪实特稿。一位读者这样对笔者说：“我更需要原汁原味的故事，不喜欢作者的任何修饰和加工，否则就显得文章假，读起来也累。”随着时代的发展，尽管人们的文化层次在提高，一位读者这样说：“我们的思想是成熟的，不用写文章的人来左右，还是我们自己见仁见智好。”这一切，都是造成纪实特稿在写法上通俗化、平民化的真正原因。
纪实文学是一种迅速反映客观真实的现实生活的新兴文学样式，亦称“报告小说”，是报告文学化的小说，也是小说化的报告文学。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可以有一定的虚构性，但对虚构还有一定的限制。
春节：传统节日的当代解读
就历史和社会文化而言，乡土情结和亲情情结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在中国，离开了乡土情结和亲情情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毋庸置疑，乡土情结和亲情情结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民族的根本，国家的基础，是凝聚十几亿人民的强大的精神粘合剂，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
过去的七天，无论在繁华都市还是在偏僻乡村，中国各地乃至世界有华人居住的地方，都在欢欢乐乐地过年。欢度春节已经成为十几亿人民共同的中心话题，由欢度春节而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各种新闻，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可见，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欢度春节对于中国人的影响至关重大。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它浓缩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标志着一个民族的风格，凸显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展示着一个民族的追求。春节无疑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其中蕴含的文化含义，无论怎样评估都不会过分。在这个欢欢喜喜的大年即将过去却还意犹未尽的时候，对春节这一传统节日作一番粗粗的现代解读，也许不无意义。
春节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在中国古代，“春节”最早是指春天的节序，基本上和春季一词同义，后来才专指农历一年的元旦。在农业社会里，对于物质生产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天时了，“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正是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老舍先生在《北京的春节》一文中列举了过年的种种现象，指出它们都和农业社会有关，说的极是。春节时期的饮食文化，是基于农业社会的产品丰富多彩；春节时期的娱乐文化，是基于农业耕作中的冬季闲暇；春节时期的祭神文化，是基于农民们祈求上天风调雨顺，以便五谷丰登。春节时期的所有文化形态，几乎都是农业文化的典型表现。
广义的文化指的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观念的总和，但人们在使用文化一词的时候，更多的是指精神观念。农业文化的精神观念，来自于农业耕作方式。如果我们稍稍考察一下农业耕作方式，就会发现它的最大特点是地域的固定性。农业民族不像游牧民族那样逐水而居，居无定所；农业民族也不像商业民族那样逐利而行，行无踪迹。农业民族在固定的土地上世世耕作，代代传承，久而久之，便产生了两个十分明显的思想观念，即对于故乡土地的无比眷恋和对于家族亲情的极其注重。前者为乡土观念，后者为亲情观念。在中国，不管时光流转，不管社会变迁，不管政府更迭，不管人事代谢，乡土观念和亲情观念早已化成深深的情结，植根于炎黄子孙的骨髓之中。“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每逢佳节倍思亲”等古代诗句，正是体现了这种情结。就历史和社会文化而言，乡土情结和亲情情结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在中国，离开了乡土情结和亲情情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毋庸置疑，乡土情结和亲情情结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民族的根本，国家的基础，是凝聚十几亿人民的强大的精神粘合剂，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春节，所传承的正是这样一种意义。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不管天寒地冻，筋疲力尽，不管路途遥远，车船劳顿，都要回家和父老乡亲相聚，这不是一种最大的乡恋吗？几亿乃至十几亿人民共同收看央视的春节晚会，随着晚会的节目同欢同乐，同唱同笑，塑造出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浓浓氛围，这不是一种最大的亲情吗？这种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强大的精神力量，理应推动我们更快地建设小康社会。前几年，曾有学者提出“文化力”一说，结果引起了理论界的热烈讨论。笔者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春节完全可以成为“文化力”一说的佐证。
值得回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说过：传统是历史的惰力。那么，春节作为一个传统的节日，它所负载的传统意义和现代社会的某些方面是不是已经产生了不相适合的地方？事实上，几十年以来，中国人过春节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求神祭祖等仪式的意义已经大大减弱。但是不可否认，春节对于现代社会也还是存在一些负面因素。从经济层面上来说，由春节而产生的经济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非正常的经济现象，它和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有相悖的地方。因为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迥然相异。工业生产依赖的是市场需求，而不是季节和时令的变化。工业生产比农业生产更有规律，更为平衡，除了某些人为的特定情况，很少出现大冷大热、大起大落的情况。而农业经济是一种忙闲不均的季节经济，春节既然源自于农业社会，春节经济当然也就是一种季节经济，必然会给现代工商业经营带来一定的阻隔和影响。从文化层面上来说，春节所负载的意义虽然能够抒发乡恋情结，提升亲情程度，从而凝聚人心，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与祥和。但是过分注重乡土的眷恋，过分注重家族亲情的同时，其硬币的另一面可能就是对现代社会的刚性法律规则的忽视，这一点对于现代社会的法治建设未必有利。中国社会中的“走后门”、“裙带风”、“关系户”等等现象屡禁不止，从深层次意义上来说，和传统文化中的过分重视人情和家族亲情观念根深蒂固不无关系。有事实证明，春节也是一年中社会上不正之风的高发时期。当然，我并不认为乡土亲情及其他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法制规则生来就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你无法忽视它们在表达方式上呈现出的巨大差异性。
传统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它积淀了历史、丰厚了文化，但其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理念及文化认同也可能阻碍新观念、新主张的深入人心；作为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春节也是一把双刃剑，它的正面影响早已为所有中国人知道，但其沿袭传统而来的某些与现代社会呈现出不适应、不相配的习俗，人们感觉到了，却未必能深刻理解。如何张扬春节文化的正面影响，消解春节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赋予春节更多的现代意义和时代气息，正是我们在欢度完这个祥和美好的春节之后可以静下心来考虑的课题。今天用现代的眼光解读春节的思想底蕴，其意义也就在于此。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不断开放，许多人却逐渐感到春节不再像以前那么吸引人，年的味道越来越淡了。
著名的民俗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陶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了，大家觉得过年没意思，肯定不是因为在物质方面有什么欠缺，而恰恰是因为精神上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春节是最重要、最热闹的节日，它包含了天文历法、民间信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种种文化现象。现在，春节失去了许多它原有的文化内涵，所以大家就感到年味淡了，心理上有一种不满足感。
陶教授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文化生活样式也比以前丰富了，这些确实都可能冲击春节，使得诞生于农耕时代的一些传统仪式不再适于现代社会。当然，春节有些习俗或者仪式可能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那是个民俗更新的问题，但春节的主题和精髓永远都不会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