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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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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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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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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学通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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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
北京·近代史研究杂志社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年
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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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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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
北京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历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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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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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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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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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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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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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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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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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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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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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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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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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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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北京·文物出版社
中国历史博物馆
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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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党史研究资料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自然科学史研究
科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
建议到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网站，有详细介绍上海的历史、地理、人文情况
2005年12月，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集千位方志工作者历经十年通力完成的《上海通志》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是上海自建市以来出版的第一本通志。然而人们有所不知的是，编撰通志这项工作其实早在7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1932年，国民党中央责成“南社巨子”柳亚子担任上海通志馆馆长，负责编撰第一部上海市志，1937年，就在《上海通志》第一编《沿革》和第二编《公共租界》即将付梓之际，大战爆发，通志馆工作被迫停顿，志书也只能胎死腹中。
然而，通志虽未修成，始于战端、毁于战乱的上海通志馆，依然是上海方志史中一朵盛开的奇葩，长在祸乱频繁的多事之秋，却绽放出绚烂夺目的瑰丽光芒。短短5年间，收集了大量相关文献，出版了三本《上海市年鉴》，两本《上海研究资料》，辑印了包含多种珍贵史料的《上海掌故丛书》，还在多种报纸上开辟副刊、发表研究综述，至今许多学术成果依旧是研究上海地方史的第一手资料，为方志工作的开展树立起垂直向度的标高。文献只是一张张静止的纸片的叠加，然而翻开这些凝固的文献，却自有一片流动的风景跃然纸上。
壹 文献开发 一气化三清
众所周知，编撰通志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任务，非几年冷板凳不可告罄。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若正好处在中国上世纪30年代那样兵荒马乱、文化事业朝不保夕的时代，就更是危险。通志馆最后被迫解散，志书也半途而废就是一个明证。但好在馆长柳亚子先生早有先见之明，预料到依靠国民政府办馆并非长久之计，所以在编志工作开展两年多后，就开始考虑对策，为上海地方志学能长期延续做好准备。
■其一，出版定期刊物，发表已完成的志书草稿。
既然名为上海通志馆，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任务自然就是市志的编撰工作，据柳亚子自述，“全书假定二十五个门类，二百几十个总目，六百几十个子目；字数至少在二百五十万言以上”。为了将这皇皇二百多万字的巨著顺利完成，通志馆成员分工协作，做了大量的史料整理、汇编工作，也陆续将各部分的草稿拟写出来。
1933年4月，通志馆出版《上海市通志馆期刊》，将已写完的志书初稿陆续刊登在杂志上。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请教学者，更可求大众的批评”，二是“作为宣传之用，要国人能认识上海通志的重要”。从1933年6月至1935年3月，该刊共出版2卷8期，每卷4期，刊登通志稿11编。
期刊出版以后，学界反响良好，惜其并非公开发售，而是定向赠阅，印数不多。于是1934年，上海通志馆择期刊中自成段落而又重要者抽印10种，每种印500部，定价发售，计有《吴淞江》《上海的风雨》《上海的银行》《上海的日报》《上海图书馆史》《上海的定期刊物》《上海的学艺团体》《上海在太平天国时代》《关于上海的书目提要》《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
虽然最后市志未能得以出版，但从这2卷8期杂志及这10种抽印本内所刊载的文字中也可一见其依稀风貌。
■其二，编撰年鉴，立安身立命之本。
除了出版期刊，上海通志馆另一个创举就是编撰了上海市第一本年鉴。
由于通志馆建立于国难频发之时，它的出生就决定了其多舛的命运。所以，1934年，通志稿完成一半之时，馆长柳亚子就与编辑部主任徐蔚南反复商议，要为通志馆的长期生存谋后路。第一个想到的办法就是编年鉴。“因为年鉴是每年要出的，只要年鉴一年一年出下去，通志馆也就可以因此而长期存在。”并且，今日之事即明日之史，“通志完成以后，需要有一个机构把上海新近发生的事继续记录下来，为今后的编志工作打好基础。”
于是这一年，上海通志馆之下又成立了年鉴委员会，而成员即是通志馆编辑部的原班人马。他们一边继续编通志，一边开始编年鉴。1935年4月，第一本《上海市年鉴》出版。此后，1936年8月、1937年10月，通志馆每年出版一本年鉴，一共出了三本。除第一本由上海通志馆自行出版外，其余皆由中华书局代为发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图书馆还存有两本通志馆拟《上海市年鉴编辑计划》，发行时间分别为1934年11月和1936年1月，比年鉴的出版时间提前半年左右，上面标明了年鉴的编撰体例和具体分类，可见通志馆的编撰工作是非常认真细致的。
■其三，创办副刊，扩大影响。
而最能体现上海通志馆成就的，无疑就是在《大晚报》《时事新报》《民报》等大报上创办的一系列副刊。
1934年，继年鉴委员会后，上海通志馆旗下的另一个组织上海通社也成立了，成员仍旧是通志馆编辑部人员，但分工却有所不同。若说编志是本职工作，编年鉴是为了通志馆长期生存谋后路，那么成立上海通社则是为了上海方志研究能持续开展打基础，准备以此为核心，将来不依靠政府拨款，自己建立一个研究上海历史的民间机构。
上海通社成立后，为了扩大影响，让社会知道自己的存在、认同自己的努力，首先想到的就是创办一份专门提供上海历史情况的刊物，定期出版。苦于没有经费支撑，就想到创办副刊，借报纸版面开辟阵地，一来同样能实现初衷，二来还能赚取稿费作为上海通社的运作资金，一举双得。时任编辑部主任的徐蔚南凭借自己在新闻出版界的良好关系，说动了《大晚报》总编辑曾虚白，同意创办这样一个副刊。
而副刊名，经过大家集体商议后，决定用“上海通”这个名字。理由有两条：一、通者，通晓也。这是说，我们这个周刊是通晓、精通上海的凡百事务的。二、“上海通”这三个字是从“上海市通志馆”这个馆名中取出来的，暗示二者两位一体，虽有公私之别，实为孪生姊妹。而上海通社这个组织名称也是跟着这个副刊名才确定下来的。
1934年2月5日，投石问路的先河之举——《上海通》在《大晚报》上开始与读者见面，发表在该刊上的文章性质，发刊词中说得很明确，“虽则零星、简单、软性的，我们都不愿说废话和空话，希望能做到语必有据”，也即是说要注意科学性和娱乐性的统一。而实践也证明，这样的文字是受到大众欢迎的。《上海通》出版后，社会反响热烈，于是陆续有报刊要求上海通社开辟第二战场、第三战场。1935年，上海通社在《时事新报》上开了每周一次的《老上海》版；1936年，又在《民报》上半个月出刊一次《上海研究》。
这一系列副刊的创办，为上海通社在学界树立了良好口碑。只是“报纸副刊、保藏不易；倘有遗漏，补置尤难”，于是1936年，上海通社决定择其中重要篇章集印成书。1936年5月，《上海研究资料》一书出版，三年后，1939年8月，《上海研究资料续集》出版，这两本书集结了上海通社在报刊上发表的各类文章，是研究上海史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1984年和1998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曾先后将其重新影印，足见其含金量。
贰 文献收集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上海通志馆不仅在文献开发方面颇有心得，能将单一史料转变成各种类别的出版物，在文献收集方面，也丝毫不逊色，从不拘于自身、闭门著书，而是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从各种渠道采集新鲜的史料。下面就收集渠道择其重要途径简要介绍一下。
■一、图书馆、旧书店、地摊。
照理说，编写市志，应该要向当时三分上海的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和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索取资料，但以当时情况而论，这纯属妄想。所以，编写通志所需要的资料基本全靠通志馆成员自己搜集。主要就是去图书馆和旧书店找，有些书刊旧书店也不收，就要到地摊上去淘。
当时，一些手工业公会、商业工会及其他同乡会组织每年都有一本报账的账目，叫“征信录”，其中的材料可以反映一个组织甚至一个行业的经济状况，有不少就散见在各地摊上被通志馆人员收购而去。1936年3月，上海通志馆编了一本《上海市通志馆收藏图书目录第一号：征信录目录》，将所有征信录名册记录在案，是一份很好的参考资料。
■二、藏书楼。
在旧中国，藏书最丰富的地方除了公共图书馆，就是各大私家藏书楼，但是藏书楼的一大弊病就是一般不对外人开放。饶是如此，通志馆成员依旧凭借自己的努力，从中搜集到了不少资料。
比如，他们知道宁波天一阁有一本明朝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便辗转托人花了300元将其借出，拍照后归还。再比如，当时收藏各种中外文报纸最多的就是位于徐家汇耶稣会修士院里的天主堂藏书楼，负责编撰文化事业编的胡道静得知此点后，便和馆长套交情，得到特许进去看了一年报纸，摘抄了不少有用的信息。
■三、个人。
除了各种藏书机构，一些学有所长的个人也对通志馆工作产生了促进作用。
当时在《上海通》上刊载文章的就不全是通志馆成员撰写的，如对申曲颇有研究的徐蔚南夫人吴企云女士、搜集上海地方金石文献的孙鉴先生和研究上海地方史的金德建先生，都曾在《上海通》上发表过自己的心得之作。
至于上海通社在副刊上所登载的启事——“如有关于上海之掌故等稿件者愿义务供给于《上海通》丛刊者，请寄上海萨坡塞路上海通志馆转交上海通社为荷”，则更体现了上海通志馆在材料收集方面海纳百川的胸襟。
叁 回馈方法 《上海掌故丛书》
通志馆也颇懂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通志馆在市志编撰过程中慢慢积累起了不少珍贵史料，通志馆同仁一致认为，“有些稀有的书，甚至是未刻的稿本，应当设法把它们印行，以广流传，供大家研究，以免万一散失，永不能弥补”。于是，通志馆决定用上海通社的公积金为保存上海历史文献做件好事，制定了《上海掌故丛书》的出版计划。列入第一集的就有《沪城备考》《淞南乐府》等14种书。民国24年8月，《上海掌故丛书》第一集十册出版。本来，第一集出版后，上海通志馆还准备印行丛书的第二集，包括《云间志略》等7种，后因经费问题未能出版。这些罕见的历史典籍，不论最后有没有出版，通志馆能有心将它们印行，以供广大读者传阅，就是一件千秋无量之功，也算尽了方志工作者一份绵薄之力。
当年的上海通志馆是“乱世修志”，有太多的不方便和不得已，但即使环境如此恶劣，通志馆成员还是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交出了一份辉煌的成绩。而我们现在正处于和平年代，理应更有可能将方志工作开展得风生水起。上海通志馆在方志工作中一贯秉承的原则和灵活多样的方法，即使在现今仍有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