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本人的服装史论文
寓意，形体可以兼得
——关于在创作实践中如何吸收中外服装史的经验启示的论文
从伏羲氏化蚕丝为穗帛，古埃及人利用亚麻织物制作围裙以及苏美尔人采用羊毛织物包缠在人体上，形成服装开始，似乎就暗示了中西方服装的发展历程，风貌形态将会有着千差万别的不同。
中西服装文化之间的内涵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服装文化是一种单源性的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与中国的巫觋和礼乐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注重形的内涵，具有浓厚的社会政治伦理倾向。在其发展进程中，因袭、守旧，继承性与连续性远大于变异性与创新性。西方服装文化是一种多源性的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将服装视作一门特殊的人体艺术，注重形式，认为形式即内容。在其发展过程中，时代特征明显，风格变化昭然。变异与创新性远大于继承与连续性。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服装文化深受传统东方文化的影响。强调线形和纹饰的抽象寓意表达，透露出一种含蓄美。林语堂先生曾有深切的领悟，他说：“中装与西装在哲学上的不同之点就是，后者已在显出人体的线形，而前者在意遮隐之。”这使得中装与西装的直观静态之美产生了根本上的差别。追本溯源，西洋服装从诞生之日起就冲满了激进的思想与吸收外来文化的大度，所以说西方服装文化是一种多源性的文化。它的文化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受当时的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的影响至深，其审美视觉历来重视立体的造型。在西方的服装史上，13世纪初期就已确立了立体三维的裁剪方法。而三维裁剪的发明和运用成为了东西方服装的分水岭，从此，西方服装变得立体，外形变得富于变化，同时尽可能得让造型体现体形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以含蓄为美，以朦胧隐约，藏而不露给人委婉含蓄的审美感受，通过款式，布局，色彩，线条给人整体的和谐之美，大量采用刺绣，飘带，图案和其他的装饰手法，表达丰富的寓意与想象。可以说中国人对服饰重装饰之美，讲究与环境和谐；西方人对服装造型之美，讲究与环境对比。东方服饰重“意”，西方服饰重“形”；东方表达含蓄，西方表达鲜明。东西方服饰完全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反映，因而服饰文化特色的风格形成与民族风俗，历史文化的渊源有着紧密地联系。可见服装是一种文化，中西服装文化由于发生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不同，在发展的过程中历史积淀的内容不同，中西服装文化之间的内涵有着很大的差别。
但在服装发展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我们时不时地会看到东西方服装风格的融合，而这种融合往往会绽放出一种夺目的光芒，乃至影响到整个社会。时至今日，东西方服装风格融合的实例仍屡见不鲜。
“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来自遥远东方中国的精美丝绸传入了古罗马，这让古罗马的贵族爱不释手，贵妇们更是不惜花费昂贵的价格来达到自己追求时尚的目的。欧洲中世纪的拜占庭式服装，继承和发扬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和艺术风格，同时糅合了东方精美华丽的刺绣图案，以丝绸为贵，为尚。中国的陶瓷和园林艺术深深影响了18世纪欧洲的艺术风格——洛可可。那玲珑剔透，华丽雕琢的瓷器和园林建筑迎合了法国宫廷的审美情趣，被吸收融会于法国的艺术乃至欧洲的艺术中。尤其是中国陶瓷上的精描绘画，镶金嵌银，极尽曲线绕转之美的装饰，直接影响了洛可可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不仅体现服装上，还体现在了建筑，绘画等艺术门类上。
1910年，俄国芭蕾舞团在巴黎的公演引发轰动，其色彩瑰丽，外形新颖的芭蕾舞衣，为服装设计开创了新局面。从而欧洲形成了一股东方热潮，设计师纷纷将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的设计特色与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披垂式风格熔于一炉，创造出了美不胜收的各式服装。
上世纪60年，时装设计大师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ant)发表了“中国风”系列。涉及灵感来自清代官府中的凉帽和马褂。70年代，东西方服饰文化进一步互相撞击，互相融合，高级时装一统天下的时代宣告结束，时装朝着更加民主化，大众化，多样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日本设计大师高田贤三，三宅一生运用东方传统服装的平面裁剪，设计出不强调合体的曲线的宽松肥大的服装。这种非构筑式设计，与西方的构筑式窄衣结构截然不同，但在当时反体制思潮和石油冲击的大背景下，为世人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抓住了消费的新契机。他们的设计很快广为流传，两位来自东方日本的时装大师从此登上巴黎时装乃至世界时装的舞台。
而就在去年，身着2004/2005秋冬Yves Saint Laurent Rive Gauche高级成衣的模特伴随着中国电影《花样年华》的背景音乐缓缓走来。各色鲜艳的仿旗袍式立领垫肩缎质套装、用蝴蝶系着盘扣子旗袍套长裤、龙纹云纹中国图腾、用缇花、织锦、刺绣等各种布料及编织技巧，展现极度奢艳亮丽的中国风情。如今闻名于世的美国设计师Tom Ford运用奢侈的中国风为YSL画下重量级的句号。
东西方服饰文化与着不同的优势和魅力，同时也存在着不足与偏颇。例如巴洛克，洛可可时期强调人体体形的紧身胸衣给女性身体的正常机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而宽袍大袖始终贯穿于3000多年的中国服装史，时常给人以呆板，停滞不前，少有变化，创新的感觉。十分巧合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服装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变革中，两者又有着相反的发展倾向。东方服装由松变紧，宽袍大袖吸收了西方三维的立体裁剪，使服装变得贴体，轻便，改良旗袍正是中西合璧最经典的完美体现；而西方则摒弃了造作，扭曲性的人体美，把女性从损害健康的紧身胸衣中解放出来。但相同的都是为了适应新的生活，东西方都改变了繁琐的装饰和累赘的服装结构。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表达寓意的宽袍大袖，西方强调人体之美的服装造型两者并无绝对的孰优孰劣的对比。事实证明，将东方精美华丽的刺绣赋予西方立体合身的服装上展现出了耀眼的光彩。当今，世界各地的服装元素互相融合，互相碰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将会从事于中国服装设计行业的我们，不仅要把握开放的时代契机，紧跟国际时尚潮流，更要努力保护，发扬中国服装的传统特色。让东方服装的寓意和西方服装的形体可以兼得且形态更加丰富多变，让将来的国际时尚舞台绽放出绚丽灿烂的中国光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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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的话黄能馥《中国服装史》可以选择 这里的我貌似也下载过几个关於古代服饰的，楼主可以一页一页查查，或者直接用网页的右上角搜索一下 恩……就这两个地方……已经让我文件夹里挤了不少关於古代服饰研究的书了，虽然我很少看……=。= ********************** 然后……放上《明代社会生活史类目初稿》服饰衣冠类 【服饰衣冠】 〖专书〗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织染美术系，《永乐宫壁画服饰图案》，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王宇清，《中国服装史纲》，著者发行出版，一九八九年十月修订版。 王宇清，《中国服饰图录》，台北：世界地理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六月初版。 王宇清，《冕服服章之研究》，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一九六六年十月初版。 王 岩，《万历帝后的衣橱－明定陵丝织集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五年三月初版。 王辅世，《中国民族服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江 冰，《中华服饰文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一版。 安 旭，《藏族服饰艺术》，天津：南开大学，一九八八年。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三年台初版。 李应强，《中国服装色彩史论》，台北：南天书局，一九九三年九月一版一刷。 东北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中国戏曲服装图案》，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林淑心，《衣锦行：中国服饰史相关之研究》，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九九五年六月。 高春明，《中国古代平民服装》，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一版一刷。 周 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大观》，四川：重庆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六月一版二刷。 周 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风俗》，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台初版。 周 汛、高春明，《中国服饰五千年》，台北：美工图书社，一九八七年十月版。 周 汛、高春明，《中国传统服饰形制史》，台北：南天书局，一九九八年初版。 周 汛、高春明，《中国历代服饰》，上海：学林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一版一刷。 周 汛、高春明，《中国历代妇女妆饰》，台北：南天书局，一九八八年七月台一版一刷。 周 锋，《中国古代服装参考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九月一版一刷。 袁杰英，《中国历史服饰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六月一版一刷。 黄能馥、陈娟娟，《中华服饰艺术源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七月一版一刷。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一版二刷。 韦荣慧主编，《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北京：纺织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华 梅，《中国服装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一版二刷。 陈茂同，《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制》，湖北：新华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张惠兰、叶丽云，《中国服饰的传统、现在与未来》，新竹：清华大学艺术研究中心，一九九三年版。 赵 超，《华夏衣冠五千年》，台北：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五月初版。 刘永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版。 骆 新，《衣冠沧桑：中国服装的文化观》，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戴钦祥等著，《中国古代服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四年四月初版。 戴 争，《中国古代服饰简史》，台北：南天书局，一九九二年五月初版。 魏采萍，《吴地服饰文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版。 龙田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台北：龙田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学位论文〗 何兆华，《中国传统丝织品上龙纹之设计与象徵意义研究初探》，台北．辅仁大学织品服装学研究所硕士论文，一九九四年。 金 成，《试论中韩古代服饰文化之关系：以冠帽的形制演变为例，兼谈两地出土之纺轮》，台北．台湾大学考古人类研究所硕士论文，一九九二年。 高辅霖，《明代百官服饰制度及其僭越与滥赏研究》，台北．辅仁大学织品服装学研究所硕士论文，一九九五年。 〖一般论文〗 王宇清，〈中国历代妇女服装之演变〉，《中央月刊》，八卷四期，一九七六年二月。 王宇清，〈弁服与深衣〉，《华冈博物馆馆刊》，四期，一九七七年三月。 王宇清，〈儒家学术思想对中国传统服饰制度的重大影响〉，《美育》，四五期，一九九四年三月。 王宇清，〈龙袍的历史渊源及其衍变〉，《东方杂志》，九卷一二期，一九七六年六月。 中 仙，〈中国服装探源〉，《文物杂志》，二期，一九九二年八月。 玉 仙，〈绚烂多姿的苗族服饰〉，《文物杂志》，九期，一九九三年四月。 江 冰，〈垂衣裳而天下治—帝王服饰的确立与演变〉，《九州学刊》，七卷一期，一九九六年一月。 沈从文，〈中国服装图案〉，《艺术家》，七九期，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林淑心，〈从天水冰山录看明代染织业的发展〉，《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刊》，二卷十期，一九九一年三月。 林淑心，〈综论满族服饰特色〉，《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刊》，五卷一期，一九九五年四月。 林维民，〈论中华服饰的重带传统〉，《中国文化》，八期，一九九三年六月。 周绍泉，〈明代服饰探源〉，《史学月刊》，六期，一九九○年。 庄 申，〈女饰的装扮与服饰〉，《雄狮美术》，一三四期，一九八二年四月。 庄吉发，〈百官服饰〉，《故宫文物月刊》，三卷四期，一九八五年七月。 洪光明，〈刺绣精妙、色彩瑰丽的贵州少数民族服饰〉，《典藏艺术》，一三期，一九九三年一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一）：蒙古族〉，《今日生活》，一八八期，一九八二年五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二）：藏族〉，《今日生活》，一八九期，一九八二年六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三）：东干族〉，《今日生活》，一九○期，一九八二年七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四）：苗族、傜族、畲族〉，《今日生活》，一九一期，一九八二年八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五）：摆夷族、仲家族、黎族〉，《今日生活》，一九三期，一九八二年十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六）：僮族、洞族、仡老族〉，《今日生活》，一九六期，一九八三年五一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七）：满族、锡伯族、达呼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今日生活》，二○○期，一九八三年五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八）：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柯尔克孜族〉，《今日生活》，一九七期，一九八三年二月。 胡 森，〈中国少数民族与服饰（九）：维吾尔族〉，《今日生活》，一九○期，一九八九年九月。 唐叔芬，〈客家传统服饰初探〉，《史联杂志》，一八期，一九九一年六月。 翁文纬，〈略谈中国服装上的花边图案（一）〉，《畅流》，四三卷二期，一九七一年三月。 翁文纬，〈略谈中国服装上的花边图案（二）〉，《畅流》，四三卷四期，一九七一年四月。 翁文纬，〈略谈中国服装上的花边图案（三）〉，《畅流》，四三卷五期，一九七一年四月。 叶立诚，〈中国传统服饰装饰图案之探讨〉，《实践学报》，二三期，一九九二年六月。 陈景林，〈光彩熠熠、千姿百态：西南归来谈苗族妇女服饰工艺〉，《今日生活》，二八○期，一九九○年一月。 陈景林，〈苗族服饰考察记〉，《现代美术》，四七期，一九九三年四月。 陈景林，〈贵州苗族服饰分析〉，《艺术家》，三三卷二期，一九九一年八月。 冯尔康，〈中国古代衣冠制度与习俗〉，《历史月刊》，七四期，一九九四年。 张知新，〈中国古代妇女服饰初探〉，《家政教育》，九卷五期，一九八五年一月。 张柏如，〈侗族服饰艺术探秘—服饰篇〉，《汉声》，七○期，一九九二年一月。 谢彬如，〈贵州少数民族服饰艺术〉，《民俗曲艺》，一○四期，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苏莹辉，〈见於莫高、榆林二窟的少数民族服饰简介〉，《美育》，五五期，一九九五年一月
服装文化与时尚交流
我国素有"衣冠王国"之称，服装文化历史源远流长。然而近百年的服装发展却是起起落落，几度交流，几度时尚。有史以来，服装的变迁主要靠两种动力推进，一是更朝换代，二是时尚交流。翻开我国的服装发展史，尤如阅读一部中华民族文化史，社会文化、艺术思潮及审美观念的变革均通过服装而展现出来。自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制度，延续几千年的衣冠体制和服饰典章也被弃之不用了，我国服装由以往的宫廷和民间两条发展脉络变为以民间时尚交流为主的发展阶段。
服装的发展告诉我们：服装的时尚交流是多角度和全方位的，既有本土文化之间的，又有中、外文化之间的；既是横向的，也是纵向的。本世纪真正意义上的服装文化的时尚交流可以说是从20年代开始的，其动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大批国外留学生在回国的同时，将海外的着装观念和穿着方式带进来，使一部分进步人士脱去长袍马褂而穿起了西式洋装；其二是受来自美国好来坞电影文化和海派服装的影响，以上海为主的大都市女性纷纷打扮成一副"摩登女郎"的模样，追求地道的海派西洋风格，又窄又长的裙子，佩戴椭圆形眼镜、手表、皮包和阳伞，这种打扮在上海滩极为盛行，时髦女性争相效仿。同时，旗袍也倍受女性的青睐，这时的旗袍也一改传统的式样，其造型为收腰线、长下摆，显露身体曲线，开衩提高并镶饰花边，领型前低后高。特别是穿在一些女影星和社会名流身上，更显出娇柔典雅的风范，随即成为老少皆宜的新女性的代表性服装。再后来的旗袍相继出现连袖式、对开襟、琵琶襟等形式，根据季节和不同的要求，又有单、夹、袄之分，袖子也有长、中、短、松、紧之别。由此可见，服装的发展是建立在时尚文化之上的，时代的更替，文化艺术的拓展，人们知识和情感的深化，其审美需求不断的向服装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服装的造型不断的翻新，以再现时尚文化的新面貌。同样的服装造型，每个时期都会赋予它新的元素和不同的内涵。
衣食住行乃国际民生之必须，时尚交流乃服装之必须。这一时期，身为大元帅的孙中山先生对民生极为重视，将"民生主义"当做其三民主义思想的核心，他甚至亲自参与了服装的改革。第一件中山装是在上海南京路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店"诞生的，这家店的老板王财荣曾多次为孙中山先生制作服装。当时孙中山先生将从日本带回来的学生装交给王老板进行改制，王老板在参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的基础上，将学生装与西服的款式和剪裁方法相结合，其造型特点是：翻折式立领，单排7粒扣，上下各两个贴袋，上贴袋结构为对折有两条装饰线，上贴袋盖呈倒山形笔架式，其寓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知识分子，下贴袋结构为暗缝立体式，袋盖呈长方形。中山装的出现特别受到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普遍推崇，并且延续不衰。但建国以后的中山装受时尚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列宁装的影响，在款式上有了新的变化，如翻折领的领尖变尖了，单排7粒扣变为5粒扣，上下贴袋在原有的基础上作了简化处理。50年代，北京红都时装公司特级工艺师田阿桐在为领袖毛泽东制作服装时，在中山装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制，为体现毛主席的高大伟岸的形体和非凡的气度，将领型、袖型、口袋和前后身的板型都重新作了修订和调整，使之更加大气、高贵，强化其东方文化的新风貌。随之，中央主要领导人中，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穿起了这种被海外媒体称为毛泽东式的服装。而这种毛式服装也影响了后来的元帅服装的造型。
在我国近百年的服装发展中，就其时尚交流和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数最后的20年。改革开放，经济和文化的复兴，使刚刚从10年动乱中过来的人们僵化的神经开始萌动，人们无奈的发现，10年中被淹没在"绿海洋"中的装扮实在是身处一种极为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爱美求丽乃人之天性。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被敞开，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视野也一并打开了。这时，国家的领袖们又一次充当了服装文化改革的先锋，当总书记胡耀邦和中央政治局的5位常委集体穿着西服出现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人们在震惊之余感到：我国服装文化的又一个春天来到了。于是，西服、牛仔装、裙装等这些带有全球性色彩的服装穿越时空而穿在人们的身上。
1985年是我国服装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新时期的实质性的中、外服装文化的时尚和交流拉开了序幕，就在这一年的5月间，有三位国际级的服装设计师先后来到我国首都北京进行时装展览和展示。依夫·圣·罗朗（Yves Saint Laurent）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25年个人作品回顾展"，使我们看到了他25年艺术生涯中的经典之作，也让我们探寻到世界时装艺术的发展轨迹。圣·罗朗在他的展览前言中这样写到："中国一直吸引着我，吸引我的是中国的文化、艺术、服装、传奇……，我们西方的艺术受中国之赐可谓多矣，那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明显的。没有中国，我们的文明决不能臻于今日的境地。"圣·罗朗的语言是真诚的，这在他展出的三个系列的中国风格服装作品中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是继1983年第一次来北京举办大型个人时装作品展示之后，1985年5月又一次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个人时装作品展示会，在他百余套别开生面的作品中，我们亲眼目睹了卡丹的艺术才华和经营之道。小筱顺子（Junko Koshino）也于1985年5月在北京饭店举办题为"依格·可希侬（JK）的时装作品展示会"，使我们对日本的经济发展表示钦佩的同时，也对日本服装的繁荣刮目相看。当小筱顺子穿着中国服装协会会长李昭女士赠送的旗袍，观看了北京国有服装企业和仅有的几家新型服装企业之后说："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随即她的服装分店于1986年在前门珠市口开业了。
显然，1985年让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服装企业和设计师受到了震惊，也拓展了艺术视野，在这种新时期的国际服装文化的交流中得到了启迪的同时，开始面对服装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思考我们的服装发展的新取向。大批的服装企业和设计师以此为动力开始了服装创业之路。而正当举步为艰的服装企业和设计师还没有站稳脚步之时，一些国外知名服装品牌陆续进入了中国市场，在相应的服装文化领域抢占了一席之地，使本来就脆弱的服装文化和服装市场的运行失去了章法，也使毫无准备的服装企业和设计师乱了阵脚而无所适从，严酷的事实让新兴的服装企业和设计师们清醒，服装文化的整体上的繁荣是建立在一个综合性、多方位的服装发展体系之上的，它包括服装文化、服装理论、服装设计、服装工艺、服装市场、服装管理、服装教育、服装传媒、服装信息网络等各个层面的成熟和完善。
1993年4月，北京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开幕了，中国服装的名师、名牌工程也开始启动了。之后大连时装节、上海时装文化节也相继举办，同时各类全国性的服装设计大赛先后举办。1993年成立了服装设计师协会，各地的服装设计师协会也相继成立。多方面的措施和手段使全国的服装设计师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在此基础上又通过每年"十佳服装设计师评选"而优中选优。于是，张肇达、王新元、吴海燕、刘洋、吴学伟等站在了服装设计师的前列。同时，一大批服装名牌也受到社会的注目。
我们倡导市场定位准确的名牌，并呼唤个性风格鲜明的名师。
应该指出一点的是，由于我们的服装文化体系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因此，多方位的、快节奏的时尚交流中积极的因素和负面影响同时并存。准确的讲，改革开放以来，当西方服装文化向我们渗透时，我们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服装企业和设计师在追求西方服装文化和服装流行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的文化价值。这种主、从关系和先、后顺序在不经意间已经约定俗成。显而易见，以法国、意大利为主的西方服装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文化优势和行业实力迅速向我们的服装文化出击，成为无所不在的服装文化霸主。我们说，服装文化的时尚和交流应该是在一种自由、平等、和谐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而不是盲目地跟随和被动的接受，这种倾向在刚刚冷却的休闲装风潮中表露无遗。从根本上看，休闲装热潮是建立在对于长期正装的逆反心理上而采取的一种对策。众所周知，我们所说的国际服装文化体系从西方的服装文化发展为主线的，正是由于这一点，西方人对于在各种不同的文化场所的穿戴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久而久之，人们对于长时间的正装逐步产生了逆反心理，加之社会高度的机械化所导致的人的异化状态，人们厌倦了紧张而单调的生活方式，在心灵的深处渴望一份轻松和自然。这种文化心态反映在着装上则形成了休闲装热潮，宽松的造型、自然纤维的材料和田园的色彩，使人们从中享受到一种自然、温馨和遐意。然而，我们的现状却是，服装文化还处于发展时期，服装审美体系还不健全，甚至有的一些人连正装的基本穿着知识都不具备，休闲装的真正内涵还没搞明白，在这种状态下就迎来了休闲风潮。因此，我们的休闲风潮显得不够纯粹，于是，某些人穿着短衣短裤进出于音乐厅和美术馆去寻求美的享受，这显然是服装文化交流的误区。
在服装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服装流行的浪潮接踵而至，服装销售渠道畅通无阻，消费者购买力日渐增强……。然而，这种徒有其表的红火并不意味着服装文化的真正繁荣，而实际上常常是一种文化虚无的反映。我们的服装市场上看到，一些著名品牌和著名设计师的作品被仿制为粗制滥造的廉价低档产品，大批的中档服装打折销售，名目繁多的服装促销手段，给看似火热的服装市场蒙上一层悲怆的阴影。
服装文化实在不应该成为附庸风雅和浮华风气的推波助澜者，它毕竟是能够避免低俗而保持应有的高雅和文化品位，回到服装本身的审美和实用的功能中去。
另外，我们也大可不必以牺牲自己的民族文化为代价而换取服装文化的交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服装文化的确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也不得不承认，在盲目追求西方潮流的同时，传统文化因素被淡化了，在一味向国际服装看齐的过程中，民族服装文化逐渐被取代了。这种喧宾夺主的倾向决不是我们所谓的服装文化交流。同时，在这方面日本服装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的。
值得庆幸的是，近期在国际服装界推起的东方文化热潮日渐强劲，我国的政治地位提高，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西方艺术家和设计师将目光投向东方，我国的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被视为服装艺术的新的发源地。特别是诸如中山装、旗袍等经典服装，藏族、傣族、彝族等服饰均成为服装文化交流的主体内容，使一度受到冷落的传统和民族文化重新找到了它应有的价值。同时这种中外服装文化在世纪之交的交流和渗透，无疑会对于重新振兴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经过了百年风风雨雨的洗礼，我国的服装文化即将以新的面貌迈向21世纪，也必将在新世纪的多种文化形态和艺术风格的交流中得到更大的发展。
去上面看看吧，是都是与服装专业相关的，或许对你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