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学会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季由留日的药科学生发起组成，当时命名为中华药学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学会之一。孟目的于1935年第七届药学会年会上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并当选为理事。他曾倡议设独立的药学院，学制延长，并提出从速编纂《中华药典》第二版等建议。他在1936年第八届药学会年会上继续当选为理事。1937年，中华药学会在上海停止活动，1942年，在重庆又以“中国药学会”名义重新申请立案，并召开中国药学会成立大会及第一次年会（接续过去八届年会，应为第九届年会），他在以后的第十、第十一届年会上均当选为理事，1948年，在南京举行的第十二届年会上，当选为理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各地药学会分会酝酿，将中国药学会总会迁到北京。在1952年11月举行的中国药学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孟目的当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在他努力下，药学会第一次购买了一座办公会址，并设置了专职干部，不仅恢复了《药学学报》（原名《中华药学杂志》），还创办了《药学通报》（现名《中国药学杂志》）和《中药通报》（现名《中国中药杂志》）。在此期间，孟目的经常到药学会主持会议，研究工作，组织各种学术活动。1955年，筹设中药整理委员会并大力支持建立中药实验室，1964年，还在上海主持全国药剂研究工作经验交流会等。《药学通报》初创期间，稿源较少，孟目的还主动撰写指导中级药工人员的经验心得文章几十篇，每篇几百字，短小精干，既普及药学知识，又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正是孟目的与一般教授专家所不同之处。1958年以后，孟目的还兼任中国药学会北京分会理事长，经常亲自组织邀请一些专家作学术报告，有时还亲自主持会议。此外，他还积极参加全国科协和科普的各项会议及活动，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为药学会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孟目的为人忠厚，平易近人，对青年人关怀备至。在中央药检所任所长期间，经常到实验室与青年人交谈，介绍实验技术中的窍门，深受广大药学工作者爱戴和尊重。他乐于助人，密切联系群众，给许多医药工作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愧是中国药学界的老前辈。1983年5月，正当召开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议之际，已是86岁高龄的孟目的不顾年老体弱，带病坚持出席会议，终因慢性气管炎急性发作，感染中毒性休克，不幸逝世。孟目的毕生从事药学事业，为祖国培养了大批药学人才，在编订国家药典、药品检定以及药学科普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1991年4月-至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理事、常务理事、副秘书长。1996年3月-2006年2月， 组建“中科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上海分会”, 任第一、第二届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第三届理事长。1996年2月-2002年7月, 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6年12月-至今，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医学委员会委员。1997年9月-2008年5月, 上海市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第三、第四、第五届副理事长。2000年1月-至今，欧洲科技编辑协会会员。2000年 5月-2008年6月，上海市药理学会第三、四届常务理事，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2000年 6月-2006年5月，中国科学院出版图书情报委员会委员。2000年 9月-至今，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第四届、第五届理事。1997年3月-2006年7月，上海市期刊协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副会长兼科技学术期刊专业委员会主任。2003年1月-2006年7月，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2005年7月-2007年2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1996年4月-至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委。1996年5月-至今, 《编辑学报》编委。1999年5月-至今，《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编委。2001年11月-至今，《药学服务与研究》编委。2003年12月-至今，《中国生物学文摘》常务副主编。2003年10月-至今，《图书情报工作动态》编委。2005年11月-至今，《科学观察》编委。2006年11月-至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七届常务委员会学术与学会工作专门委员会委员。2002年2月-至今，中国期刊协会第三届、第四届理事。2008年1月-至今，《科技导报》编委。2009年8月-至今，《中国中药杂志》编委2009年6月-至今，《药学学报》编委。2010年6月-至今，《机电工程》编委
嵇汝运，1918年4月24日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县（现属上海市）。自小聪敏，勤奋好学。1934年，在江苏省松江中学初中毕业后，进入江苏松江高级应用化学科职业学校，自此便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7年，考入中央大学化学系。 1941年，大学毕业后；在成都电信器材修造厂从事电化学方面的科研和生产工作，后在中央工业试验所从事油脂化学试验工作，担任技士。1947年，他考取留美公费实习生，先在美国NOPCO化学公司的试验室实习，学习从油脂制取维生素及分析工作，半年后，他通过中英庚款基金会留英的全国统考，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转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化学系主修生物化学。节假日他经常独自在实验室专心致志地从事课题研究。1950年夏，他的《氨基葡萄糖化学的研究》和《Mannich反应》论文出色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获理学博士学位，随后被校方聘任为药理系研究员，开始了在神经系统药物研究领域的探索研究和教学实践。在此期间，他寻找到一种局麻作用比普鲁卡因强10余倍的新化合物，论文在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了国外同行学者的刮目相视。1953年，正当中国跨进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嵇汝运放弃了在英国名牌大学任职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嵇汝运回国后，在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赵承嘏的带领下，积极地同高怡生等一起根据国家的需要从事药物研究工作，开创了新药合成研究的新领域，使中国药物研究水平跃上新的台阶。他为上海药物研究所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针对当时血防工作的迫切需要，嵇汝运领导课题组开展了血吸虫病药物研究的工作，合成了百余种抗血吸虫病和寄生虫病实验药物。1958年，上海药物研究所规模进一步扩大，根据研究工作需要，嵇汝运又开展了神经系统药物研究课题，合成了近百种实验药物，为上海药物研究所神经药理研究的开创和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61年，嵇汝运领导高血压药物的合成研究工作，合成了数十种实验药物，并进行了各种药理试验。这项研究直至1966年末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停止。1978年，嵇汝运担任了上海药物研究所副所长。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出色的工作效率协助高怡生所长领导全所的科研工作，治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科研创伤。他身体力行，带领一批学术骨干，对专业设置、人员配备、设备添置、课题整顿、实验方案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事无巨细，一一过问，认真落实。此外，他还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为扩大中国药物研究工作在国外的影响作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期间，嵇汝运亲自担任合成室药物化学研究组组长，领导了心血管药物、抗疟药物、神经系统药物和量子化学四个课题研究组，在新药研究和理论探索两大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1984年，因年龄关系退出所领导岗位后，仍担任“量子化学在药物研究中的应用”课题组组长的职务。嵇汝运曾担任《化学学报》 、 《药学学报》 、 《药学通报》等十多种杂志的编委，特别是对他在1987年前任副主编的《国外医学药学分册》倾注了大量心血。此外，他还担任《DrugoftheFuture》杂志编委。嵇汝运在学术上乐于助人，尤其重视对青年的提携和培养。除本身工作外，他还在上海药物研究所亲自授课，担任研究生《高等药物化学》主讲教师，并经常应邀在本市及外省市学会、高等院校作短期讲学或学术报告。嵇汝运以极大的热情参加各项社会活动。1957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嗣后担任民盟第八届、第九届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员会第七届委员、第八届常委、第九届副主任委员。他还担任上海市政协第五届委员、第六届和第七届常委。中国科协第四届委员和上海市科协第四届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评审委员会化学部评审组成员和上海市新药审评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