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发布——
要“配得上”科技发展水平 中国期刊还得补课
本报记者 操秀英 翟冬冬
“虽然无法给出具体的时间尺度，但我有信心中国能办出《自然》《科学》那样的杂志。”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哥信心满满。
尽管担任《科学通报(英文版)》主编才一个月，但过去一段时间，王恩哥一直关注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并担任《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专家委员会主任。
1月28日，中国科协发布了首部反映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现状的蓝皮书。
我国科技期刊数量达5020种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几天前发布的报告称，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科学出版物总数量最多的国家。到底有多少？蓝皮书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科技期刊数量为5020种。出版语言以汉语占绝对多数。其中，英文期刊数量仅占6.02%。
在载文量与影响力方面，基于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的统计显示，2011—2016年所收录1200种期刊的刊均载文量总体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这些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则总体呈小幅上升态势。
我国英文科技期刊数量近年来呈加速发展态势，基于WoS和Scopus数据库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指标近年来总体上呈快速上升趋势，但刊均载文量则呈逐年下降的态势。
期刊“小而散” 无法吸引国内优秀论文
中国科技界有个颇为尴尬的现象屡屡被提及：中国科学家不愿将科技成果发表在国内科技期刊上。
蓝皮书的数据更为全面：十年间，中国SCI收录期刊发表的论文影响力为5.86%，是同期中国全部论文影响力12.8的45%，国内期刊影响力不如中国整体作者发表的影响力高。“这显示出中国SCI收录期刊论文产出规模和影响力还相对较低，和我们自身来比也相对较低。”王恩哥说。
此外，2007—2016年中国机构在SCI收录中国期刊发表论文数仅占中国SCI论文总数的9%。王恩哥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作者把大部分优秀论文发表在国际SCI期刊上。
“国际优秀学术期刊有上百年的历史，有独到的传播渠道和受众，中国科技工作者把优秀论文投出去无可厚非，要承认这个事实。”王恩哥坦陈，“很遗憾，我年轻时也没有几篇论文是发在国内期刊的，现在我有了更多时间，也有责任去给青年科学家提供一个发声的平台，这是我担任主编的唯一原因。”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学会学术部部长宋军总结道，我国科技期刊与世界一流期刊仍存在较大差距：对世界范围内的前沿问题、重大科学问题把控力不够，期刊的国际影响力较弱，相对于我国的科研投入和水平的快速提升，国内科技期刊的论文质量、出版能力和管理水平与之都不相匹配。
能反映我国科技期刊“小而散”的一个数字是，5020种期刊的主办单位共有3232个，出版单位更多达4381个。
“我们的对手是《自然》《科学》”
专家们都认为，中国科技期刊迎来了战略发展期，要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必须拥有一批能在全世界起到主导和引领作用的科技期刊。
如何行动？
宋军提出，要对标国际知名期刊，推进一流科技期刊建设，正确发挥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的作用，推动改革学术成果评价，营造促进中国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王恩哥、高福等杂志主编从自身经历发表了具体看法。
王恩哥说，为了方便国际交流，在中国出版英文期刊是值得鼓励的事情。“但我们的母语是中文，所以未来科技期刊的重点还是中文刊物，可以采用中英文摘要的形式来方便同行关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邬书林则认为，信息技术为克服语言障碍提供了极大便利，“语言不是问题，重要的是要有国际视野”。
他举例道：“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的《光：科学与应用》、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细胞研究》这两份刊物的主编、评审人都具有国际视野，这两本杂志的排名很快就在国际上名列前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特别强调：“我不主张赔钱去做任何杂志。”在他看来，起步阶段的支持是必要的，但长远发展需交由市场。
提及他担任主编的《科学通报(中文版)》的竞争对手，高福高调表示：“当然是《自然》《科学》。”如何竞争？“向对手学习，一方面要抓原创性文章，一方面要做科普。”他说，他和副主编、北京大学化学学院刘忠范院士带头将自己团队的创新成果发表在《科学通报》上，“吸引国内优秀论文也有个过程，我们既要诗和远方，也要认清现实，慢慢来”。
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希山则表示，加强学术诚信建设，是科技期刊发展的基石。
国家级期刊。《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持编撰的关于新媒体发展的最新年度报告，期刊级别为国家级期刊。新媒体出刊周期为半月刊，期刊创办于2015年。新媒体研究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主办的学术性期刊。
是《学科发展蓝皮书》。《学科发展蓝皮书》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有关全国性学会、协会、研究会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协组织专家学者撰写。全书共分综述篇、成果篇、学报分析篇三部分。综述篇反映了有关学科2001年国内外科技最新进展情况；成果篇为2001年获得国家级、省级或其他行业最高科技奖励的科技项目成果；论文篇为各全国性学会学报或其他学术期刊2001年刊载的学术论文学术观点的分析、概述。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经香港政府特别批准成立的专业学术出版机构，致力于中国社会科学和文学文献的纸质出版、数字出版和版权贸易，编辑发行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社会科学》等在全球华人知识界颇具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期刊和数字出版物，出版发行了香港蓝皮书（与香港社会科学研究院合作）、社会发展报告等研究报告。同时，面向中国大陆的学术理论界，出版了大量的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著名高等院校的学术著作。其编辑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社会科学》需要通过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订购。
据媒体披露，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广州市蓝皮书研究会日前发布的《中国广州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18)》提到，近三年广州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迅速，单是2017年就新增了3951家，总数达到8690家。
广州人一向很务实，笔者当然也希望广州的相关投入，性价比更高一些，换言之，广州的科技创新与专利申请其实可以更接地气，更务实一些。
据统计，2017年广州科技成果转化加速，全市技术合同成交总额达到357.51亿元，同比增加23.45%，增速较上年提升了14.59个百分点。这当然是好现象，但蓝皮书课题组指出，科技创新企业对接科研成果难，广州高校和科研机构众多，可提供的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
这是广州科技创新突破的一个极好的点，从这个点杀进去，逐个解决问题，完全有希望助推广州的科技创新领域上一个台阶。
在这方面，斯坦福就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
公开数据显示，2013-2014财年，斯坦福大学共获得655项发明技术的许可收入，总计约1.1亿美元，其奥秘就在于技术许可办公室(OTL)。
OTL强调的是大学亲自管理专利事务，并把工作重心放在专利营销上，以专利营销促专利保护。在此模式下，科技成果转化将由专门的“技术经理”负责。技术经理主要负责为待转化的科技成果进行审核，并开具技术许可，再与需要这些技术的企业进行交涉，以许可转让的形式进行技术转化。OTL强调的是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的专业化。
OTL会在尽可能精准的基础上将更多的科技成果信息传达给企业，并让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以提高转化成功的几率。
这是和中国高校现状很不一样的地方：根据教育部的数据，中国高校每年诞生的科技成果在6000项到8000项之间，但真正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不到10%。而且，在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更多的是由成果所有者进行自主转化。但是，由于研究者在前期已经获得了足够的经费支持，因此对于后期转化没有什么积极性，而且一旦涉及股权，还可能引发风险，因此，最终的结果就是把成果一交，则万事大吉。
广州可否在这方面先行一步，值得期待。
据说在前述报告的发布会现场就有人提出，高校的科技研究与企业需求不对称，应用性不强，尽管不是闭门造车，很多也是只能发在学术期刊上的观点或者论文而已。但也有专家认为，高校就是做研究的，不能强求他们都做实用性的研发。
笔者认为后一种专家的说法并不正确，至少对于广州而言，很明显，不是“都做实用性的研发”的问题，而是“实用性的研发”太少的问题，何来“都”的判断？
除了一些基础研究需要继续支持之外，实用性研发的比例需要大幅度增加，至少增加50%以上，是广州一个颇为迫切的需求。
有广州企业家去美国的高校、研究所参观时非常感慨，因为美国高校、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应用性非常强，企业非常愿意买单，更愿意进一步投钱合作。而广州虽然高校聚集，但研发的内容与实际需求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这种来自企业界的声音需要认真倾听，尽快改进。
蓝皮书数据显示，2017年广州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经费为114.6亿元，但从财政投入拉动企业投入比例来看，2011-2017年广州财政科技投入拉动企业研发投入的倍数在2.4-3.4，远低于国际的4-5倍水平。企业为什么不愿意跟进投入呢？企业是很现实的，一个没有什么用的研发项目，企业没有动力跟进投入。
因此，笔者同意广州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经费继续增加的观点，但是增加的前提是：要把企业是否愿意跟进投入作为一个更重要的权重来衡量。如果一个项目既不是基础研究项目，又不是企业愿意跟进投入的实用性研发项目，应该直接一票否决，把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对于优秀项目加大投入力度，淘汰一些可有可无的花架子项目，集中优势资金解决问题。
另外，在经费的投入方面，在奖励政策方面，需要进一步吸引企业的参与。企业参与不是跟投，而是企业独立自主去投入，让企业有动力有空间与高校、科研院所无缝对接，在政策层面扫除障碍，斯坦福模式的产教融合，信息互通相互促进是应该努力追求的方向。这一盘棋要是活了，后续动力无穷。
从斯坦福的经验来看，OTL专利许可产生出的社会和经济综合效益，远远超过联邦政府每年对斯坦福大学数亿美元的基础研究投入。OTL完成了联邦政府的意图，即把联邦政府资助下的斯坦福大学研究成果，通过专利保护和许可方式，成功转移至企业界，增强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OTL对公众的贡献在于：以创业企业为代表的小企业增加了就业机会；得到OTL专利许可的企业开发和生产出的高技术产品，增进了公众的生活质量。
另外，《广州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18—2020年)》提到，从2018年起广州将实施科技成果收益奖励补助制度，列入试点区域的高校、科研机构可将科技成果转移所得100%用于奖励科技人员；奖励科技人员留成部分由广州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给予补助，每家机构最高每年不超过1000万元。
其实，高校、科研机构的钱已经够多了，但是效率不高，完全可以考虑将这部分经费直接投给合格企业，一些高新企业的科研能力一点不比高校相关院系差。而且它们就注册在广州，在广州纳税，在广州帮助政府解决就业问题，它们中的一些小型科技企业其实拥有世界领先的科研能力，比如最近出现的蓝色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就在安全领域引起了国内诸多互联网公司技术大佬的关注。这样的企业才是值得重点扶持和重点资助的，万一等兄弟城市醒悟过来把它挖走了，又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总之，广州未来的科技创新发展不妨更务实一些，更多把注意力、资金、资源放到企业上面来，多听企业意见是一个有利于提升专利转化的方向。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