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学刊》《河北学刊》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一家大型综合性社会科学学术期刊，1981年12月创刊。杂志社现有编辑和编务人员8人，社长、总编王维国，社长助理崔清明。《河北学刊》以传承学术文化，繁荣社科研究，推出探索性、前沿性、原创性科研精品为办刊宗旨。刊物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关注国内外最新学术动态及热点理论课题，积极扶持学术新人，在学术界赢得较高声誉。刊物同时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等三大核心；为河北省“十佳期刊”、河北省“优秀期刊”、华北地区“优秀期刊”和“北方优秀期刊”。刊物所发表的论文在《新华文摘》、《中国社科文摘》、《高校社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报刊的复印转载率多年在全国保持前列位置。
1、《唐代西州市场商品初考》，《敦煌学辑刊》1988年1、2期。2、《谋士敬翔》，《文史知识》1988年11期。3、《唐代“作人”考释》，《河北学刊》1989年2期。4、《五代枢密使（院）研究》，《文献》1989年2期。5、《沙陀贵族汉化问题》，《理论学刊》1991年3期。6、《唐代枢密使考略》，《文献》1991年3期。7、《唐高宗武后东巡及其政治的转化》，《理论学刊》1992年2期。8、《<水部式>与唐朝的水利管理》，《中国水利》1992年3期。9、《唐代和雇对官私手工业的影响》》，《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2期。（又收录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92年第6期）10、《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3期。（又收录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2年第7期）11、《大谷文书所见镔铁鍮石诸物辨析》，《文史》34辑，中华书局1992年5月版。12、《史道德族属问题再考察》，《庆祝王锺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3、《唐兰夫人、何少直墓志铭再考》，《考古与文物》1993年5期。14、《郭崇韬其人其事》，《沧桑》1994年2期。15、《论裴度》，《沧桑》1995年1期。16、《西域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17、《唐玄宗择相与开元天宝年间中枢政局》，《文献》1995年3期。18、《唐朝三受降城与北部防务问题》，《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19、《论唐代宫廷内外的胡人侍卫》，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20、《仆固怀恩充任朔方节度使及其反唐诸问题》，《民大史学》（1），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21、《唐代四种官类工匠考实》，《文史》42辑，中华书局1997年1月版。22、《唐代墓志中的昭武九姓粟特人》，《文献》1997年1期。23、《隋唐的家庭与社区聚焦》，《光明日报》1997年5月13日。24、《粟特人的入华与消融》，载《中国文化杂说》第五卷《民族文化卷》，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25、《李怀光之叛与中唐政局——兼论朔方军的变化》，《民大史学》（2），民族出版社1998年2月版。26、《羁縻府州与唐朝朔方军的设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3期。（又收录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8年第5期）27、《论唐德宗时期朔方军的改制与政治走向》，中央民族大学1997年度《学术论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28、《朔方军的建置发展与胡兵蕃将》，载《北大史学》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29、《东突厥的复兴与唐朝朔方军的设置——兼论唐朝控制北部边地的方式及其转化》，载《民族史研究》第1辑，民族出版社1999年12月版。30、《唐朝后期的朔方军与西北防边格局的转变以德、顺、宪三朝为例》，载《唐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31、《唐朝中央王权的衰落：地方势力与民族势力的结合》，《民族史研究》第2辑，民族出版社20001年2月版。32、《唐代的民族交融与政治发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33、《论唐朝的民族观念》，《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34、《唐代前期胡族南下及其分布格局》，《民族史研究》第3辑，民族出版社2002年3月版。35、《中西学术之间：荣新江教授〈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 第4期。36、《论汉唐对北部边地的防御——从长城说起》，丁新豹等主编《中国（香港）长城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长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10月版。37、《唐朝对河北地区的经营及其变化》，《民族史研究》第4辑（总第6辑），民族出版社2003年3月版。38、《隋初王朝统辖之下的河北》，载李鸿宾编《史事探微——陈连开教授从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版。39、《慕容三藏的家世与汉化——慕容三藏墓志铭考释》，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40、《尉迟迥事变及其结局——新旧时代转变的表征》，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41、《隋朝中央与河北地方之关系》，载《烟台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2、《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民族出版社，2003年。3、《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主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 1、《中国全记录》（五代部分），台北：台湾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2、《中国事典》（作者之一），沈阳：沈阳出版社1992年7月版。3、《长城百科全书》（长城区域历史分卷主编、长城区域人物分卷副主编、长城关隘分卷副主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4、《资治通鉴大辞典》（编委），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5、《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个人完成编辑工作），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6、《国学通览》（编委），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年9月版。7、《中国社会通史·隋唐五代卷》（副主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版。8、《中华风云人物通览》（隋唐分卷副主编），武汉出版社1996年12月版。9、《中国改革通史·隋唐五代卷》（副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10、《民族史研究》第4辑（总第6辑）（执行主编），民族出版社2003年3月版。11、《史事探微——纪念陈连开教授从教五十周年学术文集》（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河北大学学报》最早创刊于1960年7月，当时只有社会科学版，1962年创刊《河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文革后停刊，1973-1976年恢复为校内交流刊物，1975年正式建立学报编辑部，1979-1981年开始公开发行，1989年向世界发布。《河北大学学报》在河北高校学报首屈一指，位列全国前列，是河北省唯一的综合性学报。并在世界有一定影响，是河北唯一，全国大学学报的世界论文收集源。
沈从文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姚克波
在现代作家中，沈从文是一位具有传奇人生和坎坷创作经历的人。他行伍出身，只受过小学教育，初学写作时对白话文了解甚少。但就是这么一个看似与文学无缘的人，却通过自身艰苦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文学成就，成为著名作家；同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家，主持编辑过许多重要文学刊物，提携、培养了许多文学青年，为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特有的贡献。
1933年，沈从文接受《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职务，开始了他成就辉煌的职业编辑生涯，也实现了办刊、写稿的理想生活：“我成天都想有一个刊物办下去，不怕小，不怕无销路，不怕无稿子，一切由我自己来，只要有人印，有人代卖，这计划可以消磨我的一生。”①编辑《大公报》副刊，他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编稿、写稿，按自己的思路和想法较完整地体现自己的文学理想和主张，而不必费更多的心思去考虑筹集经费、发行销售等经营方面的事情，这对书生气较浓而又不善理财的沈从文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由华北天主教领袖英敛之在天津创办，是中国近、现代传媒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报纸。《大公报》“在漫长的岁月里，不仅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而且自身也经过起起落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饱尝了一个世纪的沧桑。”②《大公报》个性独特、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创办之初，英敛之就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开宗明义宣称报名的含义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其办报宗旨为“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可见在办报之初，《大公报》就确立了自己公正、自由、为民众百姓的言论立场。1926年吴、胡、张接手后进一步明确了办报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即言论独立，不受党派支配，不盲从，不受收买），延续了报纸创办之初的风格，强化了文人论政、民间办报的立场；不仅扩展篇幅、增加销量，而且更进一步增强了报纸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以求达到“文章报国”的目的。到了沈从文编辑副刊时期，《大公报》更为成熟，在文化界、新闻传媒界举足轻重，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主张与《大公报》的办报宗旨有着明显的一致性，沈从文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办报空间，而报纸的负责人也希望文风独特、思想活跃的沈从文给报纸副刊带来新的气象，二者的合作，可谓相得益彰。
沈从文是与杨振声一起接编《大公报》副刊的，但就具体工作内容来看，杨振声主要以编教科书为主，而《大公报》的具体编辑工作主要由沈从文负责。沈从文出任编辑之时，《大公报》已办有《文学副刊》和《小公园》两个文艺性副刊，沈从文编的是《文艺副刊》。《文学副刊》由吴宓主编，1931年1月停刊。1935年9月1日起，《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与《小公园》两个文艺性副刊合并为《大公报·文艺》，刚由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萧乾，经杨振声、沈从文引荐，受聘于《大公报》，与沈从文一起负责《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从1936年4月起，萧乾开始全面主持编辑发稿工作，沈从文逐渐退出具体工作，充当顾问的角色，同时参与《大公报》的其它相关工作。由此可见，沈从文在《大公报》的编辑工作只有短短两年时间。那么，在有限的办报期间，沈从文做了些什么工作，又给《大公报》带来了那些变化呢？
首先，沈从文坚持独立自主的办报思想和理念，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创作的严肃性，不拘一格，打破了条条框框和门户之见，不唯名家不分派别，使得《大公报·文艺副刊》一扫以前文学副刊的沉闷局面，呈现出生动活泼、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也团结了一大批风格各异、实力雄厚的作家。沈从文在编辑工作中成功地贯彻了自己的文学思想：“他在刊物上既反对游戏、消遣的‘白相文学’之作，又反对空有血泪叫喊的纯粹迎时的宣传品；对经手的作品既审视其内容，也看中艺术技巧的精致；在侧重刊发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品种同时，又兼顾文艺评论、翻译作品、书评和对外国文学的评介。”③就这样，沈从文开放的编辑思想及兼收并蓄的胸怀、审美情趣，使得《大公报·文艺副刊》在众多的文学副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在全国影响很大的文艺性刊物。
其次，在沈从文、杨振声、萧乾主持下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大公报·文艺》成为“京派文学”的主要阵地，特别是沈从文，作为“京派”创作重镇，为这一现代文学史上著名文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引发了著名的“京派”、“海派”之争，对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京派文学”是一个松散的文学流派，由一些文学观点相似、审美趣味相投、而大多生活在北平的“学院派”作家组成，除了沈从文、杨振声、萧乾以外，京派主要代表作家有周作人、俞平白、废名、朱光潜、芦焚、凌叔华、汪曾祺等。《大公报》论政而不参政、经营不为赢利、力图超越政治与商业束缚的办报理念与京派作家的文学主张颇为相合：“团结在‘文艺副刊’周围的京派作家，……他们用人性论对抗着阶级论，用个性主义对抗着集体主义，作为文学者，他们最终又用创作自由对抗着创作工具论。他们置身在象牙之塔中，或有冲向十字街头的兴奋，有关怀国事民瘼的良知，却到头来还没有能力从时代最迅猛的讯息中理解民众的历史主动性。他们远离主流，徜徉在边缘，正如有位外国学者说他们站在已经向左倾斜的塔上了望着中国的社会和美学。他们活动在‘文艺副刊’上，给历史奉献的是一件件迥异于左派右派的作品。”④京派作家注重人性美，回望乡村，关怀民生疾苦，在《文艺副刊》和《文艺》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散文及其文学理论作品，尽情展示了自己文学创作的实绩，而《文艺副刊》和《文艺》，“使他们的沙龙文学从客厅走上社会，为京派文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使京派作家获得了更广泛的读者群，并成为他们培养年轻组织的文学阵营。” ⑤
第三，沈从文在编辑《文艺副刊》和《文艺》时，非常注重提携后进、培养文学青年。他在日常的工作中，除了认真仔细约稿、看稿、编稿外，他还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为青年作者改稿、写信，组织各种文学研讨活动，与青年作者经常交流，关心他们的创作和生活。在他的传记作品《记胡也频》中，?穴紧转第73页）
（紧接第89页）他这样写道：“我明白那些初次拿了一点文章给世人见面时的腼腆处，我明白那个最谦卑的感情，同时还明白另外许多年青人的事情，我愿意同一切凡在沉默下努力的朋友握手了。但是，我还愿意给他们以一种‘自信’的机会，每一个在井中向群星望着的人，他们都得有一种自信。”⑥沈从文特别爱护青年作者的写作积极性，总是关心、鼓励和扶持青年作者，尽量给他们发表作品的机会。1936年9月，《大公报》设立了“《大公报》文艺奖金”，沈从文担任奖金评判委员，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报纸隆重推出三位获奖新人芦焚、曹禺、何其方，沈从文还为曹禺获奖作品《日出》写了评论文章《伟大的收获》，发表在《文艺》副刊上。
总之，沈从文在编辑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和《文艺》时期，是他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也是他成功实现自由办刊、编报这个人生理想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编辑活动，为他与《大公报》长达十几年的文学缘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扩大了他的文学影响，进一步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注释：
①沈从文：《朋友已死去》，刘洪涛编《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②刘淑玲：《＜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河北学刊》2004年5期。
③李端生：《报刊情缘——沈从文投稿与编辑活动探迹》，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74－75页。
④⑤江南：《从“文学”到“文艺” 》，《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4月12日。
⑥沈从文《记胡也频》，《沈从文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
梁启超在爱国救亡中的报刊活动及特色
作者：管艳霞
文章来源：傲视传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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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在爱国救亡的过程中，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该文分析了梁启超在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的报刊活动，并总结了他在办报活动中体现的六种特色：形成时务文体；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近代宣传启蒙思想的先锋主力，为了救亡图存，发起参与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民主化现代化运动。在追求民主化道路中，梁启超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他的报刊活动不仅推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而且对社会起到思想启蒙和教育的作用，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 梁启超在各个时期的报刊活动
(二)戊戌运动时期
梁启超为推行变法，先行办报制造舆论。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他主编的近代中国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在京城引起轰动，“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①，后被查封。梁启超看到了报刊的巨大作用，“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②。梁启超又《时务报》为中心，宣传维新变法。数年之后，梁启超不无得意地回忆道：“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③自《时务报》创办至1898年3月梁启超在《时务报》论说中居于核心地位。他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以《变法通议》一文最为著名，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维新思想文化运动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二)启蒙运动时期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主办的报纸是《清议报》、《新民从报》和《时报》，其中尤以《新民从报》影响最大。
1898年12月23日，他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倡导民权，启发民智。《清议报》言论思想内容中的进步与落后交织、积极与消极并存的状况，伴随着该报始终。它反映出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此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1899年康有为赴加拿大后，梁启超冲破了康有为的束缚，他在《清议报》上大力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攻击西太后及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保皇党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以梁启超为首的叛逆集团，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排满”、“革命”的维新派人士。但多数爱国华侨对革命尚缺乏明确认识，保皇维新的主张仍有很大市场，梁启超对以往的主张产生了怀疑，康有为又以师生之情感化他，梁启超那股革命热情逐渐淡化，从革命又变为保皇。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及其师康有为的多方掣肘，使他无法迈出革命的一步，最终还是回复到保皇的轨道。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办起了《新民从报》。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大力鼓吹民权、共和、革命和破坏，并且大量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涉及到西方人物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等近百人。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中，进行国民启蒙，提倡改造国民素质。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毛泽东、郭沫若、胡适等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颇有启迪。美国之行后，思想言论大变的梁启超不再谈种族革命，宣布与共和长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猛向前发展时，《新民从报》的宣传方针和内容不断发生变化和倒退。1904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发表了《新民说论私德》，公开反对革命。后来梁启超又在《新民从报》上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新民从报》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此外，梁启超还主持创办了其他一些报刊。1903年，他创刊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大部分用白话文写成，发起“小说界革命”，成为中国近代新体小说的开创者。次年，他在上海创办《时报》。《时报》版式新颖、格调高，内容丰富，注重新闻时效和时事评论。
(三)立宪运动时期
立宪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宪政启蒙时期，是新民启蒙运动的发展。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梁启超在这次办报热潮中仍是独领风骚，主持创办的《政论》和《国风报》等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立宪报刊。《政论》于1907年10月创刊于日本东京。该报以政论为主，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建议建立国会制度，实行地方自治。1910年，他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该报大力宣传宪政理论知识，仍倡议速开国会，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
这时期，梁启超充分利用报纸，把握舆论导向，一方面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使中国的新闻事业迈向新阶段。
(四)护国运动时期
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请梁启超当总撰述。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发表揭露二十一条要求的文章，警告日本不得乘人之危，他的言论唤起了同胞正视日本的阴谋诡计。该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标志着梁启超从“联袁拥袁”最终走向了“反袁讨袁”，吹响了护国运动的战斗号角。在护国运动时期，《时事新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初创时主张保皇，后来又鼓吹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
从反袁世凯宣言书到各种护国的对外文件，梁启超的笔时刻指挥运动的进程，推动运动不断深入。在全国掀起反袁大浪。他最重要的功绩在于广泛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新思想，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五)五四运动时期
梁启超等进步党人1916年在北京创办《晨报》。该报以揭露军阀专制、官僚卖国为宗旨，并时常抨击执政的北洋政府。《晨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决定交付日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在五四运动中，《晨报》对学生的爱国活动作了大量的集中的报道，充分发挥了新闻在爱国运动中的作用。1922年梁启超告别报坛后，企图从旧学中寻求救世良方，然而刚好和勃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
坚持改良，反对革命，是梁启超一生基本的政治主张，晚年也不例外。时代在发展，而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决定了他对新时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工农运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共产党以及第三国际等，都必然持对抗态度。
二、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特色
梁启超从《时务报》起，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梁启超自己总结说：“启超素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致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为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这种文体的特点是：一是“纵笔所致不检束”。即要求摆脱各种古文义法的舒服，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实行文体上的大解放。这是因为梁启超等人的政论文章，宣传的是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和各种新颖思想，为实行政治改革摇旗呐喊。而且报纸这种大众传媒改变了文化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的空间分布和社会层面。因此，旧的表现形式不仅无法容纳新的内容，而且也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这就要求彻底摆脱桐城派古文、八股文的僵死文体的束缚，应于时势，用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
其二、“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即要求文章的语言浅显流畅，明白通晓，屏弃矫揉造作、艰涩古僻的文字，同时又允许根据内容的需要，使用俗语、韵语及外来的词汇、句式和语法来论证问题、说明道理。这是因为梁启超等报刊政论家，在自己的刊物上向读者介绍了大量的有关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引用了大量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名词术语。对于这些外来的新鲜东西，不能削足适履，只能兼容并包，允许它存在。既然如此也就只能打破陈规，采用能够和它的极其丰富、广泛的内容相适应的表现手法了。
其三，“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即要求文章层次清楚，逻辑行强，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说服，进而接受他们的主张。他写出来的文章感情充沛，气势磅礴，自由放纵，不拘一格，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提倡和推行全面现代化的人，是最重视人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全面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和思想道德等的各个方面，既有社会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而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二十年间一系列政治、思想、文化现代化运动的主将和推动者。他掀起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创了以报刊实行广泛社会教育的先河。
在维新运动中，他不仅要变法，更重视宣传变革思想，以启迪民智、绅智；立宪运动中，他鉴于国民缺乏宪政知识，大力宣传有关知识；护国运动中，他通过报章阐述法的重要性，明确应具有的权利和尊严。而梁启超在宣传新思想、建设新文化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三)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
梁启超主张在发扬本国学术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他的学术研究活动与报刊活动紧密结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1899年以前，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弘扬今文经学为主，在《时务报》时期开始编辑西方知识。第二阶段为1899——1907年，《清议报》和《新民从报》期间，以介绍西方学说为主，包括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等人的政治学，达尔文、颉德的进化论，以及其他西方哲学、经济学等，同时基本完成了中国史学、法学、小说、诗歌等方面的理论研究。第三阶段为1908年——1919年间，以政治宣传活动为主，结合政治需要进行学术研究，完成了宪政学、财政学、推行货币学、方志学等方面的研究。第四阶段为1920——1928年间，引进西方大量原著和聘请西方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同时集中精力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取得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引进西方大量名著的同时，对中国古典经籍作了许多总结性开创性的研究，其成果之丰硕琳琅满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中最有影响者为《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佛家研究十八篇》、《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等。
综观梁启超学术研究，他是中国几千年来旧学的总结者，中西结合新学时代的开创者，可称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大多具有较高的价值。
(四)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
梁启超一生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是由改良派到保皇派的转变；一是由拥袁到反袁的转变。梁启超的这些变化可以从一些报刊中反映出来。从创办《清议报》到《新民从报》停刊的10年中，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从维新到革命，从革命变到保皇，又从保皇变到立宪。这些转变都清楚地反映在上述报刊的文字中。梁启超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反映。梁启超一生善变，但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救亡图存的理想始终没有变，只是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五)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尤其是《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刊物，如《国闻报》、《湘报》等二三十家报刊先后面世。在维新报刊外，大量的时政刊物，重庆的《渝报》、成都的《蜀学报》、广州的《岭学报》、福州的《福报》、桂林的《广仁报》、上海的《富强报》、《东亚报》、《求是报》等，此时也纷纷创刊。各类综合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及文摘性报刊，这时也不断出现，其中既有日报，也有旬报、月报，形成一股红红火火的办报热潮。如妇女报《女学报》，晚报《上海晚报》，译报《译书公会报》，文摘报《集成报》。《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最早的白话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先后问世。以上海为中心，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由著名文人李伯元、吴跃人等主编的小型文艺报刊，其中有《指南报》、《采风报》、《笑报》和《趣报》。
六、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梁启超以报刊为阵地，推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近代民主政治宣传上，他既狂热鼓吹革命共和，又一变而为君主立宪的旗手。从理论宣传及社会实践上，他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倡导者，是中国追求民主实现的先行者。
他认为办报是强国的手段，把报馆作为治之具，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而在近代社会为其他国家报人所普遍看重的经济功能、娱乐功能则被明显忽略。所以如此主要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刚刚起步，对经济信息和广告推销的需求还比较少，报业的经济特性尚未充分显露，而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维新变法的迫切需求，当然使报刊的政治功能得以强化。他主持的报刊多以政论为主，新闻报道未能成为报刊的主角；即使新闻报道，也成为发表政见的工具，或夹叙夹议，或使用编者按语，寓评论于报道之中。梁启超还提出了利用报刊“制造舆论”的口号。在梁启超看来，事实为传达观点服务，只要实现了自己的意旨，新闻真实与否无大局。在梁启超之后，随着阶级、民族斗争的深化，报刊经常作为党派斗争、阶级斗争的舆论工具，教化民众、指导工作的职能不断得到强化。
[注释]：
①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②梁启超：《在报界欢迎会演说词》，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5页。
③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文集》之六，第52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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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文史哲，1994年第4期。
[13] 《论梁启超的启蒙思想》，《河北学刊》，1995.03。
[14] 《梁启超：近代中国的精神之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1998.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