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富杂志对获奖分析师给奖金。
《新财富》杂志搞的一个针对卖方的，最佳分析师年度评选活动。因为在业界影响力比较大，被誉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奥斯卡”，所有卖方分析师无不以登顶新财富分析师排行榜为荣。因为那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财富、名誉、声望、福利。按17年的数据，新财富排行前五的分析师，基本薪金（不算奖金、分红、补贴、福利）都在百万以上，如果是第一名，则至少是五百万起步。 觉得有用点个赞吧 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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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杂志有：
1、《第一财经周刊》
《第一财经周刊》，于2008年2月（CBNweekly）由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SMG ，原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主办、第一财经（CBN）正式推出。目的在于协助读者的职业生涯规划、为读者的团队组织提供最佳建言、启发读者的企业管理方法、发掘新的商业创新。
2、《新财富》
《新财富》杂志是由广东省新闻出版局、证券时报社下属的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合办的一份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商业财经类月刊。《新财富》杂志拥有新闻及财务专长的编辑及研究员、世界银行顾问及专家学术指导、国内外研究机构鼎力支持。
3、《证券投资周刊》
自2004年3月以来杂志与原新华通讯社主办的《证券投资》周刊办刊人员，经过重新整合推出了全新面貌的《证券市场研究·证券投资》周刊，周刊第一时间发布党和国家的最新政策及产业动态，在上市公司、证券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中享有崇高威望。在国家信息中心组织专业证券类刊物调查中获得“投资者最喜爱的证券媒体”的称号。
4、《南都周刊》
《南都周刊》是由南方都市报出品、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管，于2006年3月1日正式创刊。以新锐思维、超前想象关注都市精神，以故事文本、独特视角演绎都市现象、以颠覆理念、网络方式介入都市进程，立志成为“南方立场 都市风向”新闻综合类城市杂志的领导者。
（还有很多相关杂志，以上推荐仅供参考）
胡润品牌活动的思路是：独立运作百富榜造成品牌影响力，再利用影响力去办活动和杂志，获取商业利润。但由于品牌活动运作的团队、理念等原因，胡润百富榜所跟进的活动和杂志收益并不如预期，随着其他媒体进军榜单市场，胡润缩小活动范围，焦点转向为中国富豪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代言人。反思他的成功与教训，有许多经验可供参考。 胡润百富榜之所以在中国持续较大影响力，主要有三个因素：最早进入这个领域并坚持了十年(1999年—2009年)；对于榜单的品牌独立性十分在意，极力避免榜单被商业化操作；善于引导议程，提出有前瞻性的概念子榜单。重持续，十年做一件事。一个活动持续坚持并能持续产生影响，是做大品牌的要素。从1999年开始，胡润把富豪排行榜当作可为之奋斗的事业来做，组建专门团队调研，整出中国富豪排行榜，然后把成果交给《福布斯》发布，让富豪榜这样的产品在国人心中建立概念，产生影响。初期这个榜单不太被认同，只被视作为哗众取宠的小报伎俩。后来越来越认真、专业，慢慢建立一定公信力，更开始吸引国际媒体的视点，成为反映中国资产排行、富豪起跌的一个重要参考数值。慑于榜单带来的危险性，有些人以不同方式，包括恐吓等手段阻止他发布，2002年是胡润榜比较艰难的一年，很多人劝他在2002年停止一期榜单发布，他一再坚持。2002年如果停了，这个榜单很可能就此销声匿迹。及至2003年与福布斯合作终止，胡润早有准备，分手之际他马上自己成立公司，独立发布胡润百富榜。同时，开始给主榜单外加上子榜单，随之而来的商业活动也开始积累。独立性，拒绝榜单商业化。胡润百富榜的整体比较独立，他把榜单品牌维护和商业活动区分的很分明，品牌独立，活动商业化。他在这块领域是先行者，很注重自身的符号价值，也就是注重“胡润”两个字的品牌传播。一部分是更大的商业考虑，一部分也因为他看重自己“英国绅士”形象，他宁愿不挣钱，也不愿意听到关于自己的负面消息。有很多公司希望能得到“胡润富豪榜”子榜单的运作授权，但被拒绝。譬如曾经有个很大的女性消费咨询公司有意承包他的“女富豪榜”，愿意为此支付一大笔资金，但他竭力坚持主榜和子榜都由自己公司运作。他的相对独立，他的坚持，让十年下来批评他“靠排名收钱”的声音少了。其独立性也有客观因素。因为胡润排行榜的统计数字来源比较简单；很多富豪的公司都上市，数据透明，想做到不独立也很难。加上身价靠前的富豪本身都不愿意曝光，所以他的独立性更容易得到维持。造话题，子榜单创新。胡润除了推出主榜单外，还公布许多子榜单，分别在每年不同月份推出，形成全年的持久影响力和热点话题。继每年10月的《胡润百富榜》之后，“胡润百富”每年5月发布《胡润慈善榜》，此名单列出慈善捐赠中最慷慨的中国富豪。3月颁布的《胡润艺术榜》列出前50位于过去一年内作品公开拍卖销售额最高的在世中国艺术家。1月发布的《至尚优品》对中国顶级奢侈品品牌进行排名，而4月推出的《胡润财富报告》则公布中国千万富翁的区域分布人数。2009年的子榜单比往年更多，有《低碳富豪榜》《创业板富豪榜》等等。胡润嗅觉很灵敏，能够提前抓到即将出现的热点，并在形成社会舆论高潮的时期适时推出相关榜单。 胡润百富榜的品牌做大做强，遇到很大阻力，不是在富豪不愿意上榜这个层面，而是在品牌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都遭遇难题。三个层面都受到挤压，胡润正在努力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上游层面，竞争门槛降低。胡润百富榜现在遇到其他类似榜单的狙击，更了解中国国情、民情，很快立足并蚕食胡润的品牌领域。在不同的受众领域，一些财经媒体根据自身优势，推出一些体现各自专业特色的榜单，榜单的竞争门槛不断降低。《新财富》杂志，每年公布一个“新财富500富人榜”，由于杂志在财经领域以对投资领域的专业分析而闻名，拥有一批高收入的精英读者，所以它的排行榜分流了“胡润百富”的品牌影响。“21世纪报系”旗下的《理财周报》，针对新兴理财人群，也推出自己的排行榜。2008年下半年，郭广昌的复星集团收购了《福布斯(中文版)》，交给《21世纪经济报道》来做，“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编辑部就设在《21世纪经济报道》。从品牌竞争的角度给了胡润较大压力。毕竟，他从这个排行榜起家，如今这个排行榜由一个触角庞大的专业财经团队作为支撑卷土重来。而2009年胡润曾经花了大量精力，弄了每个城市有多少个亿万富豪的排行榜，准备在春夏之交推出，由于种种社会和政治考量，被提前叫暂停，其品牌影响度受到一定冲击。坊间评论他的排行榜“理性、建设性”的考虑不够。中游层面，与媒体的深度合作不行，品牌传播的精准性和美誉度不够。胡润奉行个人的品牌传播策略。平时的传播行为是：有什么活动，无论是合作还是独立团队操作，事情一公布，马上整理成简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媒体相关记者。其公司收集了中国大小媒体的联系方式，有专门的媒体合作部经理，从信息发布角度来说比较主动。但他并不是很了解中国媒体生态，往往在深度沟通方面并不擅长。坊间评论，他往往只是将信息发布，而具体怎么打动记者写稿，既缺乏实际手段也缺乏日常沟通交往。记者收到信息后很少发大稿、深度稿。坊间称，胡润缺少与中国媒体的深层次沟通，主流媒体包括财经媒体从来没有大篇幅报道过胡润百富榜。原因有二：一是认为他的品牌活动运作得不好，产品太单一，话题的层次不丰富。二是他自身也不重视媒体合作这块。胡润百富榜的传播主要靠网络传播以及都市报的“消息”新闻。富豪榜这种带有噱头的东西，在网络上传播比较快。但媒体专家认为，网络上的受众对品牌价值的贡献度有多高，值得商榷。那些传播的主体不一定就是目标主流人群。于是出现这种情形，胡润能看见自己的东西在四处传播，但目标群体的交叉度有多高，广告商对此不确定。但表面繁荣反而容易对胡润造成错觉，认为不必要投入太多成本去维护媒体关系。加之网络传播对富豪自身的美誉度构成负面影响，胡润对此没有进行刻意引导，也是致使排行榜呈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态势，与广泛的传播度不协调。下游层面，虽然榜单逐渐丰富，但品牌带来的商业活动不多，与受众的互动不多。其他强势的财经媒体的榜单运作，后来居上，后期的商业运作比较成功。胡润的“利润蛋糕”被蚕食。以《新财富》的榜单落地后的商业操作为例，它与投行、分析师、读者不同群体的互动很好，中国的杂志更了解中国读者，因此活动的重量级别、种类花样以及利润点分布都较为可观。这样胡润被动地造成“悬在半空中”的局面，较为典型的例子是，2009年10月底“胡润百富”弄了个“十周年庆典”的活动，从形式到内容以及与会嘉宾的档次，做得差强人意。这一方面与富人不愿意出头露面的习惯有关，但也与他的榜单及活动没有太突出“理性、建设性”有关。百富榜上的富豪，排名比较靠前的与之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也有小部分对他比较推崇。他们多数为了上榜是有所求，譬如对自身的企业宣传，等等，这个群体多集中在上海。认识到这种尴尬局面，胡润谋求转型，更多是以“最了解富豪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习惯的人”这样的定位出现，锁定一个更小范围的定位，以此来做深做透，专注于这个方面的活动，期望在奢侈品等客户端重新开创局面。（来源：《中国记者》杂志 作者：万智炯）
几乎在我们所有人的印象中，郎咸平和顾雏军的关系，可以用恶劣一词来形容。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说，批评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以七种手法侵吞国有资产。郎在演讲中认为顾雏军通过其个人全资公司GreencoolCapitalLimit-ed控制麾下格林柯尔系三大产业：制冷剂、冰箱和客车，以仅仅9亿多元人民币，换了100多亿资产，是利用科龙强大的现金流，而不是靠个人的资金来建立冰箱帝国。没有多久，顾雏军便委托律师上告香港高等法院，以诽谤罪起诉郎咸平。郎咸平也随后聘请律师对峙，案件到目前为止还没了结。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此之前，郎咸平和顾雏军是非常好的关系。郎顾之争起于两人经济纠纷，由于郎咸平充当顾雏军的吹鼓手，但是顾雏军许诺的公关费最后并没有兑现。最终两人交恶。尽管有媒体报道和有人出来指正过，但是郎咸平百般抵赖。
2004年8月底，就在郎顾之争越演越烈之时，笔者给顾雏军写了一封信。目的只是想告诉顾雏军：郎咸平批评你们企业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一个“钱”字。他这个工作就是在香港、美国等地属于一类“职业扒粪”所做的事情。信的内容如下：
“郎咸平回内地第一站是担任大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和综合研究所顾问一职，我和他是同事兼上下级关系，对不学无术、喜欢卖弄、疯狂掠财的真面目有着非常深刻地了解。我现在给您写信，没有其他目的，只是想告诉您郎咸平批评你们企业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一个“钱”字。
我正在写一本书，叫《郎咸平的真面目》或者叫《大骗子郎咸平》，我只所以面对许多朋友的反对，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写这本书。纯粹是出于气愤和良知，而不是为了什么名、什么利。郎咸平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 “郎监管”， “中小股东的代言人”，纯粹是出于个人目的：来内地捞钱。尽管这件事与我个人关系不大，但是一个人总是不以建设性眼光来看待我们企业家，不能以正确的眼光来对待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暂时难免的一些现象，动不动就给谁一棒子。如果大家都这样，就没有人去真正发展我们的经济、建设我们的国家，那么我们国家非常危险的。如果我们整个国家都被这种舆论所主导，那也是非常可怕的。
作为新一代青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还是应该站起来，告诉大家一些真相。即使我倒下了，也是死得其所。
我之所以愿意站出来，就是告诉善良的朋友，你们在被他欺骗、利用，希望大家不要再将其捧为道德楷模，救世主。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揭露郎咸平的所作所为，揭露其不学无术、喜欢卖弄、疯狂掠财的真面目。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通过亲身经历的点点滴滴，告诉人们大家崇拜的郎咸平先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告诉人们郎咸平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的目的就是让郎咸平彻底滚回老家去，不要再在内地指手划脚。”
其后不久，笔者和科龙副总裁严友松取得联系。从严友松那里笔者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信息。
在笔者见到严友松时，正是报纸和网络热炒“科龙高管严友松：郎咸平是三无书生”的话题。严友松再三声明关于“郎咸平是无聊、无知、无赖的三无书生”纯属谣传，“三无书生”并不是他的首创，而是来源于一位同是做营销的一位专家的评价。这位专家与郎咸平相识，对郎咸平的底细非常了解。在郎顾之争非常激烈之时，这位专家打电话给严友松，称“凭他对郎咸平的了解，郎咸平是无聊、无知、无赖的三无书生”。而严友松不过是转述他朋友的观点而已。严友松称：科龙绝对不会作这样下三滥的评价，这是外界以讹传讹，对于郎咸平这个人，为了不让他达到“炒作出名”的目的，科龙不想作任何好的或坏的评价，所有好的或坏的评价都与科龙无关！
由于一些媒体报道，严友松称郎咸平是“三无先生”。这给他的工作和精神方面带来方方面面的压力，严友松说他接到了声称“要为郎咸平用刀说话”的公然威胁。一些人不了解真相，以为严友松是在维护公司利益，才反对郎咸平，才转述朋友的“三无先生”的评价。
严友松介绍，在两人交恶之钱，其实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用“密友”一词来形容。
据严友松介绍，郎与顾“度蜜月”的时候，郎咸平前几年从香港到内地的粤港两地车都是顾雏军提供的，是你的就是我的，两人东西不分彼此，郎顾之间的关系可见不一般。
另据严友松透露，郎咸平刚回内地的时候，手头不是很阔绰，作为好朋友，顾雏军看在眼里，也付出在行动上，不仅时常出手大方，给郎咸平一些接济，而且顾还为郎偿还过几十万的私人债务。
至于两人如何结怨，这得从前几年的炒作科龙股票一次攻关费说起。具体的一些细节由于严友松没有参加，所以不好评价。
2002年6月号的《新财富》杂志确实刊登有郎咸平的大作《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监管》，文章把顾的行为列为“善良的管理人”，并把顾在科龙只拿12元年薪的行为与美国地产大王川普(DonaldTrump)拯救破产企业时只吃10美元午餐和带着儿子在K-mart(美国最便宜的穷人超市)购物的经典美德案例相提并论，郎咸平在文章中写道：此文的由头是格林科尔收购科龙后，科龙高管“除有一位年薪750万元之外，还有一位超过600万元、一位超过500万元、两位超过300万元。如此高薪远远超过国内上市公司高层平均年薪12万元的水平”。
郎咸平在文中引述科龙内部人员的说法称，支付给高管的大笔款项不仅仅是薪酬，其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属于该公司被格林柯尔收购后高层人员的遣散费。“他们这种说法可能源于美国上市公司一种惯例。”
郎紧接着引入了“善良的管理人的注意责任”，认为以证券市场监管而言，刚性的 证券交易法不可能详细罗列所有上市公司不该做的事，但这并不表示上市公司企管人员就可以随意地罔顾公序良俗而为自己图利，他们仍然会受到柔性“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责任”的约束。
“据了解，顾雏军的年薪是12元。我听到很多流言说他太过矫情，只是做做戏给股东看而已。当然，我是局外人，不可能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但是当我感觉顾雏军12元的薪酬与美国著名地产大王川普10美元的午餐费及K-Mart的采购相比，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个善良管理人应该做的事。”读者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郎咸平对顾雏军做法的欣赏之情溢于言表。这一巧合使人正好应证了顾与郎以前的关系非常好的判断。
郎咸平的大作《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监管》是如何出台的？这中间有什么猫腻？郎教授的学术怎么会如此颠三倒四？我们可以从郎咸平的学生宋振的起诉状中找到答案。
据《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1月16日报道，香港新鸿基证券经纪人SungChun日前诉诸香港高等法院，称顾雏军和格林柯尔曾经在2001年底、2002年初委托他联系郎咸平，希望郎撰写一篇对格林柯尔有利的文章，澄清不利传闻以挽救股价大跌的局势，并承诺支付1000万至2000万港元作为中介费。
Sung起诉书称：当时，国内数家颇有影响力的媒体发表文章质疑格林柯尔产品、盈利能力及财务状况，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格林柯尔科技随之股价狂泄，两天之内，市值蒸发10亿港币。当年12月10日，顾紧急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事实，只是他针对媒体若干质疑所给出的回答相当无力，有的问题则避免正面回应，当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顾认为其中部分质疑是竞争对手的“栽赃陷害”。于是委托Sung寻找学者撰文以挽救股市。Sung把顾介绍给自己就读香港中文大学时的老师郎咸平认识，并向郎提供了有关格林柯尔的财务资料。之后不久，郎咸平在国内的一家著名财经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顾、格林柯尔和科龙(0921.HK)(当时顾已经取得科龙的控制权)的文章；内容对格林柯尔有利，结果格林柯尔的股价不久便出现回升。
宋秦在诉状中还称，顾雏军存在操纵内幕交易行为，并披露了他与顾相识并充当顾操盘手的经过。宋秦称，2000年7月结识顾雏军，担任顾在新鸿基证券的经纪。同年11月，顾通过他在英属处女群岛的公司GreecoolConcord买卖科龙股份。到2001年2月顾向宋表示由于该公司与上市的格林柯尔公司同名，容易被大众知道他在买卖科龙股份，因此指示宋卖出所持有的科龙股份。2001年3月顾指示以上述两家英属处女群岛公司名义开户，在当年8月到10月间继续买入科龙股份。而广东科龙在同年10月底公布顾收购其股份，成为科龙最大的单一股东，因此顾雏军在当年8月到10月的证券买卖属于内幕交易。
看到有内部人出来揭底这个情况，郎咸平非常紧张。先说自己根本没有这样的学生，否人和宋振认识。2005年1月18日，郎咸平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人，他也从来没有和我做过研究，我连他的名字都搞不清楚”。
随着事情的发展，加上宋秦的指正，郎咸平在后来发表的声明中，不得不说“他（宋秦）是我1994年的学生。”但他同时表示，自己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上千个学生，对学生现在的行为，他不负任何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