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论我国实现税法制度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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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现税法制度现代化的基本目标
从税收法律制度来说，现代化的目标是：1.在全社会确立税收法治的观念，增强民主平等的纳税意识。2.建立和健全统一的反映现代税制结构要求的税收法律，完备税收法律体系。3.建立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平等的法律地位，提高纳税人的主人翁地位，切实保护纳税人的权利。4.形成严格统一的税收执法，做到依法行政。5.实行征管手段和组织的现代化，实现公平与效率。6.在全社会建立良好的税收法制环境。
二、实现税法制度现代化的主要途径
首先，要实行税法观念上的现代化，树立四个现代化的基本观念：
1.“企业者国家”向“税收国家”的转变，树立税收国家观念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分为所有者国家、企业者国家和税收国家。建国后，我国通过计划分配的形式，即国家凭借所有权来取得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为主的财政收入，基本上是属于企业者国家类型。以后通过改革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现在我国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比重超过了90%，已经转变成了税收国家。
2.树立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观念
税收的开征与停征、税收的加成和减免以及其他基本要素均由法律来规定。现代税收国家法治的核心之一，体现为既是民主的，又是监督的，税法的制定也必须要贯彻民主立法权和民主监督权的思想。纳税人对税款的用途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并有权对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
3.树立税收征管“三服务”的价值取向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税收征管的最终目标是对纳税人的监管和完成税收任务这种单一型的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税收征管工作的价值取向应当是“服务于经济发展，服务于纳税人，服务于全社会”这种复合型的税收目标。为此，征管工作的理念应当是“法治、科技、服务、管理”。
4.树立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
依法纳税是公民的义务，税法是一种义务性规范。但从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必须实行由单一的义务观念向树立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转变，树立平等的权利义务统一观。这就不仅要求征税机关要依法征税，而且要树立起为纳税人服务的良好风气；树立起纳税人权利的意识。
其次，要建立和完善税收制度上的现代化。要始终强调税负公平和公平税负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并且要在税收制度的各个要素中得到体现和落实到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
1.税法现代化在宪法上的保障制度
我国宪法对税法现代化，包括对税收法定原则、对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和权利的统一，规定的比较简单。在适当的时候，对我国税法制度的基本结构和方针原则应在宪法中得到体现。
2.对1994年开始的我国现代税收制度的改革所迈向的税法制度的现代化的重要里程，必须完善和发展 首先，税法的现代化与国际化需要在制度上有所创新并与国际接轨。增值税和所得税由于其自身的优点及特性，成为中国税收制度的主体税种。(1)对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实行普遍调节的增值税，必须创造条件，实行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过渡。(2)对商品经营与服务行业实行普遍调节的营业税。(3)完善对进出口货物和物品实行普遍调节和特殊调节相结合的关税制度。(4)尽快统一目前存在的内资和外资企业两套所得税法的做法，按照税收公平原则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改变目前外资实际上享有超国民待遇的做法。
其次，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实行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与综合所得税制转变；简化税率，并降低最高边际税率；统一减免项目规定，从严界定减免扣除权限；统一提高生计扣除800元的基础扣除标准；在税率和减免税项目、扣除标准方面与企业所得税协调等等。
完善农业税制。进一步把在部分地区取消征收农业特产税及对取得农业特产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试点的经验推广到全国范围，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以缓解入世对我国农产业的冲击。
另外，还要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等。
从“税法解释学”的角度，分析税法解释如何实现税法的生命力
（1）利益法学在税法解释中的指导意义。
20世纪初期之前的经典科学认为：现象世界的复杂性能够和应该从简单的原理和普遍的规律出发加以消解。经典科学的这一思想反映在法学研究中，便是与其他学科的经典模式一样，法学学者单纯地将自己封闭在法学的学科范围内，知识领域相对片面。（---[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2001）因此这一时期，概念法学在法学领域占据支配地位，其缺陷是为了维持法律逻辑的一贯性和体系性，而忽视社会事实，无视社会的或法律的目的。在法律解释学上的具体体现就是日趋僵化和保守，丧失了创造性，无法适应社会和经济的新的要求。
利益法学就是在对概念法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利益法学撕开了“法律是逻辑自足的体系”理论的缺口，其依据是加达默尔所主张的人们做出某种理解时必然受到传统、历史性等“前见”的制约，而且不同的法律解释者所持有的不同的政治目的和利益衡量，导致实际中可能不存在众人认同的解释的目标，同时也难以找到保持一致意见的理性手段。基于以上认识，直接关注在具体纠纷中使用法律的后果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基于利益法学，就要求法官在做出解释性判决时要考虑不同的判决会有什么不同的后果，解释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具体解释的目的，而不必纯粹进行概念上的演算，不是单纯追求“逻辑上”正确的解释，其解释过程也不完全取决于单一的一个逻辑过程，而是权衡当事人的利益，并通过税法一般原则和税法目的的阐释，使当事人的利益得以平衡。（---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2002）。如果为了维护税法的安定，而将税法理性、客观、公正的理想和目的加以牺牲，会必然使税法的解释沦为形式的逻辑化，自然难以促成税收正义的实现。税法解释的实质是解释者活化税法的过程，其解释活动并不是一种主观意志活动，而是建立在对税法规范进行整体性的认识和阐释的基础上的，它并不违背税法的目的及基本精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此种解释是符合税法具体规范的一般文义的。（---齐延平：《法律解释：法律生命化与法官职业化的过程》）
同时应当意识到，法律解释与其他解释不同，它主要是面向未来的，解决的是法律颁布后适用于具体纠纷的问题，并且是严格以法律文本为依据的。因而只有其客观性能被合法性所肯定时，才能使法律具有可预测性。所以，不能认为有权解释者对税法做出的修正和发展是一种变更税法的行为，其性质仅仅是完善税法的行为。在税法的解释被税法所吸收，并成为税法的组成部分之后，由此，成文税法就能够迅速反映税收制度的变革和经验，克服其滞后和僵化的缺陷。（沈敏荣《我国法律解释的五大悖论》2000）所以，税法解释必须兼顾维护税法的安定与税法的理想，然后税法的功能才能充分发挥。
另外，波斯纳提出了“交谈合理性”理论，以缓解税法解释中“平衡论”与“法治论”之争。它一方面通过引入解释者的自由裁量，以寻求妥当的税法解释结果；另一方面通过对解释过程和理由的合理性的强调，保证对税法妥当性的追求不会蜕变为解释者的主观任意性，从而消除税法解释中自由裁量因素对税法的确定性（即，税收法定主义）的冲击。（---张志铭《法律解释概念探微》1998）
（2）税法解释的经济学基础
税法解释的过程上是一个创造和发现的过程，税法解释到何种程度是一个利益平衡的结果，既取决于人们对税法解释的态度、过程及方法，也取决于相关信息的搜寻和决策制度。由于人们无法“理性地”估算出支付多少税法解释信息成本才是合理的和最为效率的，所以只能承受一定水平以内的税法解释信息成本，并且在凭借经验判断认为已收集的信息足以作出合理的税法解释时，便不再付出成本搜集信息。（--[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2000）换言之，税法解释不是在既定的构造性前向无知和横向无知的条件下产生出“完备知识”的过程，而是将无知减少到解释者易于控制的程度的过程。当无知被降低到易控制水平时（即，有限理性时）解释者就试着作出决策了。（---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2002）（这里，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解惑了我对经济性税收政策的评价非精确性的疑问）
本体论的解释学已经表明，解释学经验的本质就是对人类自身有限性的认识，从而我们对于世界的变迁和实践采取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洪汉鼎《理解的真理》2001）加达默尔指出：“经验就是对人类有限性的经验。……也就是说，有经验的人明白一切预见是有其界线的，一切计划具有其不可靠性。……真正的经验就是这样一种使人类认识到自身有限性的经验。”（[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1999）
这种解释学的观点还可以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冯-哈耶克将“知识问题”引入经济学，他将“构造性无知”称为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方面，虽然人类一直努力运用现存知识和开发利用更多的知识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有限知识这一问题依然是人类存在的核心苦恼和稀缺的构造性因素。（[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 2000）人们在获取信息之前不可能了解获取某信息的预期成本和效益，所以他们不可能从尚未到手的知识中获得最大化的收益。个人在获得某信息之前是需要它的，这就是的所谓的“信息悖论”。另外，知识搜寻成本必须被视为“沉淀成本”。实际上，在知识搜寻成本高昂而成果又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只获得特定的部分信息并保留对其他信息的无知是合乎理性的，此即是“理性的无知”。奥地利经济学派强调这一过程是复杂的、无止境的试错过程，所以，在不确定条件下为搜寻有用知识而付出成本的人仍往往不能作出理性的选择，经济行动大都具有很多出人意料和难以预测的效应。对此，理性的人们必须作出相应的预期行为。
5、税法解释的具体原则。
税法解释的具体原则是在税法的解释过程中应遵循的具体原则。
（1）税收法定原则既税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税法解释的具体原则。课税合法性，必然要求禁止在税法解释上采用扩张解释或限缩解释，不仅在有关税收债务发生的规定上，而且在有关税收优惠方面的规定上，都是不允许的。因为如果对税收债务发生的有关规定，加以限缩解释，或者就税收优惠的有关规定加以扩张解释，纵然对于纳税人有利，但因其违反了课税合法性的要求，应为不允许。同样，课税的合法性要求，对于所谓补充解释或反于文义的反对解释，当然也予以禁止。（这里，可以结合我国的税收优惠泛滥，加以评述）这一原则保障了税法的安定性，符合法律的预测可能性。
（2）类推禁止原则。对于税法的漏洞可否适用类推原则，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反对的观点认为，必须禁止类推原则的适用，因为税法作为侵权性规范，必须保持其稳定性，依据税收法定原则，不得作出任意的扩张或类推解释。赞成的观点认为，在一般行政法上，除行政处罚法外，即使在行政干预领域也多承认以类推适用来填补法律漏洞，在税法上没有必要排斥类推解释。这种观点以德国科隆大学教授Tipke为代表，他认为，法安定性并未要求法律适用止于“可能之文义”，实际中纳税人信赖的基础不在于个别的法律文字，而是“法律状态”，所以放弃基于法安定性推导出来的税法类推禁止理论，并非意味着放弃法的安定性，而只是为了更接近现实。在行政法理论中，很多人都赞同全部的或部分的“控权论”主张，但是税法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它一方面强调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或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要通过如何适度分权，以及如何适用合理的程序，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努力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2004）税法由此必然会存在一些有特色的方面，并因而不传统的行政法。
（3）实质课税原则，起源于一战后德国的经济观察法，指对于某种情况不能仅根据其外观和形式确定是否应予课税，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尤其是应当注意根据其经济目的和经济生活的实质，判断是否符合课税要素，以求公平、合理、有效地进行课税。实质课税原则主要是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经济生活多样化、交易手段复杂化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公平、合理、有效地进行税收征收而提出 的一项解释原则。 (---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2003) 根据法律规定，节税是合理的，但在实践中节税与避免之间只一墙之隔，例如在一些关联企业的转让定价中往往以节税为名掩盖避税之实。所以，依据实质课税原则进行税法解释可以防止对法律僵化地、形式上地理解“税收法定原则”，从而避免了违背量能课税的原则。因此，实质课税原则是对形式课税原则的补充，尽管这种补充作用非常有限。（---陈清秀《税捐法定主义》台湾月旦出版社1993）
（4）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并非仅是私法上的基本原则，而是公法与私法共通的一般法律原则，于具体存在的税收法律关系上也有其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是具有道德性的法律规范，属于法律上的强行规范，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形式上适用的补充。（---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1994）尤其随着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由“税收权力关系说”向“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转变，税法成为整个公法领域中与私法联系最为密切的法律部门，则诚实信用原则更具有实际意义。
6、我国税法解释的法律效力。
（1）我国税法的渊源。
我国税法的正式渊源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国务院各部委根据授权，在本部门权限内发布的有关税收的规章和规范性的命令、指示，也是税法的渊源），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省、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常委会和地方政府）、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际条约和协定。
我国税法的非正式渊源主要是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税收征管的“通知”、“决定”、“函”、“批复”、“有关规定”等。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将此类文件称为“解释函令”，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规则（职权命令），是行政机关依其法定职权所制定的命令。解释函令为保证税法的统一公平实施、减轻税务人员适用法律的疑义起到重要的作用，其中对纳税人来说关于税法解释的通知是极为重要的。在我国，税法解释数量较多，并具有实质上强制执行的效力，在实务中，适用更多的是这些关于税收的“通知”、“决定”、“函”“批复”“有关规定”等，而作为这些文件权力依据的税法反倒被冷落。
（2）税法解释函令的法律地位。
解释函令其本质是规范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事项，在税务行政组织内部具有约束力，但从“法源”上看，解释函令仅是行政规则而并非税法的法源。这一点不同于行政法规、规章，不能直接对国民生产约束力，法院也不受其约束。但是，恰恰因为税务行政机关内部受其约束，所以，日常的税务行政行为（例如，关于税法的解释、适用等问题）必然会依据函令而进行，其效力便及于一般的纳税人，产生了实质的、间接的对外效力，使得解释函令具有了与税法相同的正式法源的作用。与中国大陆做法相同，在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各种解释函令构成了税收征管机关日常行我职权的重要依据。（---黄源浩《税法上的类型化方法----以合宪性为中心》台湾大学1999）
法社会学认为，解释函令也属于税法的正式渊源。这种观点的后果是，会导致通过行政而对法律进行了修正或者补充，会严重侵害国民的立法权利，所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这样在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由于解释函令的不具有渊源性，司法机关难以对其进行审查，纳税人也缺少有效途径对其提出异议。北野弘久认为，解释函令在法解释学上不具有法的渊源性，但是，在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范围内，则应当赋予解释函令具有一种行政先例法的效力或法的渊源性，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反射性效力。这属于法定主义的适用例外。（--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2001）
四、评价税收的调控功能的主要标准 ------效率和公平。
（所以在论述所得税的调控功能之前，有必要阐述一下效率和公平的相关理论。）
1、效率。
（1）税收效率的概念。税收效率是指以尽量小的税收成本取得尽量大的税收收益，即用最少的征税和纳税成本获得最多的税收收入，国内学者认为属于行政效率。税收成本包括税收的征收和管理费用，还包括税收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各项负效应，即“间接成本”。税收收益包括政府取得的财政收入，还包括因税收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等而产生的正效应，即“间接收益”。
（2）西方税收效率思想的演变：
第一阶段，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确实、便利、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即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强调国家对经济自由不强干预，税收负担尽可能轻，对经济的影响尽可能小。
第二阶段，福利经济学基础上的税收效率思想。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税收中性原则占据主导地位，主张适度配置生产资源，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力量，使国民收入最大化，认为只有社会经济福利增加了，税收才是有效率的。
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首先提出税收中性的概念，利用供需曲线与消费者剩余概念，首次详细地研究了税收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提出 了税收的“超额负担”概念，（即，税收的经济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税款本身对纳税人的负担，通常被称为正常负担；另一方面是超额负担，是指征税过程中可能会干扰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使本来有效率的选择发生扭曲；或是由于对信息的把握不全面、不准确，政府制定的宏观税收政策不反映客观实际，未起有效的调节作用而是起负作用，造成经济运行的紊乱和低效）。并且，证明间接税的超额负担超过直接税，如果被课税的消费货物价格需求弹性愈大，则超额负担也愈重。因此，他主张增加直接税，减少间接税，使税收保持“中性”。
第三阶段，凯恩斯学派以实现宏观经济均衡为目标的税收效率思想。20世纪30年代末到70年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宏观经济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自行消除，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政策主要受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左右，认为税收应在市场失灵时保持“非中性”，即主张运用税收纠正市场存在的缺陷，调节经济运行。凯恩斯学派提出了一个需求管理型的治税模式，要点是发挥所得税的自动稳定器作用，税收对需求的影响可以通过税制本身自动地调节经济，同时，当自动稳定器无法解决宏观经济失衡时，就需要采用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型治税模式。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情况制定相应的税收措施，并使之与其他财政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工具相配合，控制总需求。
第四阶段，到了70年代中后期，在政府干预经济也出现失灵的情况下，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合理预期学派、新自由主义学派等崛起，主张尽量减少国家干预，依靠市场经济自身的力量来维护经济运转，因此，税收中性思潮复归并现再度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起，税收中性成了这一时期西方税收效率思想的代名词，主张通过减少税收对经济的扭曲程度，提高整体经济效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税收中性原则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西方经济学家又利用无差异曲线研究税收的超额负担，认为直接税也会扭曲价格，有干扰市场的不良影响。当劳动者的所得被课税之后，其所得会减少，并产生两种效应：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这两种效应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是相反的，彼此可以互相抵消，但最终影响结果如何，还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弹性和需求价格。不过，无论怎样都会损失一定的社会福利。理论上认为，比较理想的税收制度应使这种超额负担减至最小。至此，税收中性被解释为：国家在征税时，除了让人民因纳税而发生正常负担外，最好使税收对种经济活动所发生的不良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造成的超额负担最小。
90年代以来，新古典经济学、最优税制理论对税制改革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应缩小活动范围，尽可能减少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在支出方面，应缩减政府开支，避免财政的挤出效应；在税收方面，主张税收中性和减税。对于税收优惠，认为不能地过分相信税收的功能，税收在投资决策中只是一个影响因素，要吸引和鼓励投资，关键要看软环境如何，因而主张减少税收优惠，保持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
最优税制理论同样也崇尚自由主义。在符合假定的条件下（完全竞争市场、行政管理能力和标准福利函数），该理论认为政府不可能不费代价地征集所需要的收入，这种代价集中体现在税收干扰资源配置产生的经济效率损失，即超额负担。西方学者使用“帕雷托最优”理论描述效率，即，如果资源配置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调整都不可能在使其他人情况不变的情况下而使任何一人的情况更好，那么这种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如果达不到这种状态，就说明资源配置不是最优的，还可以继续调整。把“帕雷托最优”引入税收领域，就形成了税收的经济效率理论。税收的经济效率可表达为用尽可能少的税收经济成本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收益。所以政府应致力于寻找一种最优税收工具，这种工具在能征集到既定收入的前提下，产生的超额负担最小。
（3）对于西方税收效率思想的评论。
应当意识到，不同类型的国家的税收经济效率的涵义不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市场相对成熟，市场经济的各项机制比较健全，所以可以实行税收中性，减少税收对市场的干预。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发育不健全，仅仅依靠市场无法完成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失灵”和“市场缺位”等问题都比较突出，就不应该片面仿效发达国家实行税收中性，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经济效率的涵义应该是，积极、适度地运用税收调节经济，促进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2、公平。
（1）公平的概念。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公平是与分配有关的概念。解学智教授在《所得课税论》（1992）中认为，从理论上而言，公平是一个分配的范畴，对公平的判断可归结为对分配结果和分配过程的判断。公平的分配是分配结果与分配依据相一致，即，个人获得的社会财富分配额与他所贡献的社会财富是对称的，而分配结果是否均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之间的差别应是合理的。 但事实上，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天赋能力、劳动数量质量的差别，以及出身、特权、垄断所导致的差别，使人们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必然有区别，就使得不均等的分配缺乏公平的理由。因此，应当排除社会历史和偶然、任意因素对人们的影响，或者给予补助，把保障机会平等作为实现公平的前提。
（2）西方税收公平思想的演变。
西方学者对税法的公平的认识 中最早的且最有影响的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的观点，认为税收是一种利益交换，主张对个人得自国家保护下的利益，根据个人能力，按比例纳税的原则，尽量不干涉社会财富的分配，即税收中性的态度。亚当斯密的公平，是一种按比例纳税的公平。
由于亚当密斯同时强调了利益交换和按个人能力两个因素，后来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中，税收公平思想先后产生了“受益说”和“负担能力说”。其中，“负担能力说”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当前世界税制改革浪潮中的“宽税基、累进税率”都是为了能够尽可能真实准确地衡量出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体现负担能力说，以实现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但“受益说”的理论实质仍显见于部分税种的税制设计中，如对公路的课税、社会保障，及许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西方学者认为，税收公平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哲学问题。其中，又以从伦理学的角度探讨的学者为多，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经济学家布坎南在其公共选择理论中都从伦理的角度对税收公平有所论述。研究最优税制理论的学者还提出 ，由于事实上税制很难达到最优状态，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从次优的角度或状态来探讨税收公平。福利经济学派的穆勒等人，引入福利经济学的观点，使公平的涵义与福利观念相结合。
3、税收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1）从宏观而言，公平是效率的基础，效率与公平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但对于单个税种而言，其公平和效率目标经常存在冲突。最合乎公平原则的税种，可能超额负担较大，不符合效率原则。（例如，所得税，符合公平原则，但对经济会产生复杂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可能会扭曲各经济主体析选择，不符合中性原则。）
而不符合公平原则的某些税种，反而符合效率原则或是更具中性。（比如，人头税，从效率角度看，征纳费用低，并且完全符合中性原则，但累退性强，有悖于公平原则。）
（2）通常认为，不同税种之间，商品课税------较有效率，但收入再分配能力有限，对公平的促进不大；所得课税-----能够较好地促进公平，但缺乏效率。
不同税制的所得税也存在着差异，比例税率比累进税率更有效率；累进税率较比例税率更能促进公平。
长期以来,税收都是我国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最关键的财政收入来源,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得以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税收学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税收学的论文篇1
浅议我国现阶段企业税收筹划问题
一、税收筹划的研究背景
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情况看，税收筹划在一定程度上相对比较陌生，没有专门的税收筹划机构，在理论研究领域和实际操作领域都属于起步和探索的初始阶段就，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各个方面得到迅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完善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济全球化得到全面发展，企业的税收筹划在这一背景下显得越来越重要起来。根据博弈论原理，国家凭借政治权利向企业征税以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企业作为市场中的主体，为了实现留存收益的增加，税收筹划便应运而生，它可以通过合理的办法尽可能减少税款的缴付。税收筹划的发展程度在本质上反映了一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程度，同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我国企业的纳税意识和征管部门征管水平的高低。我国在强调法制建设的今天，税收体制逐渐健全，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依法纳税，为了更加完善征纳双方的义务关系，提升企业的纳税意识，税收筹划在我国企业当中壮大发展是有必要的，税收筹划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税收筹划在我国企业中发展的困境
(一)概念没有普及
发达国家的公司及个人都很重视税收筹划，税收筹划很普遍。然而，对于我国的企业来说，它还算是新生事物，刚刚起步发展。人们对税收筹划认识的局限性体现在：首先，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税收筹划的合法性。我国企业一直生存在依法纳税、多纳税光荣的大环境下，给纳税者造成了少纳税违法的误区，税收筹划可能被看作是偷、逃税的一种手段。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税收筹划是合法的这一观点难以被人们所接受。其次，税收筹划被认为是单独的一次筹划行为，而不是伴随企业经营活动一直存在的行为。从目前税收筹划在企业当中的发展来看，企业内部不设立税收筹划部门，在需要筹划的时候才聘请相关人员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筹划，被看作是一次性的筹划行为。
(二)专业型人才未普及
税收筹划要求有良好的税法基础，除此之外，还涉及会计、财务管理等其它学科的知识，因此税收筹划的难度相对较大，仿佛企业的税收筹划活动是税法专家的专利。尽管我国大部分财经类院校开设了税收筹划方向的税务专业，但是他们毕业后的去向却不是税收筹划。由于缺少税收筹划机构，使得该类人才没有普及开来，企业当中也缺少可以进行税收筹划的人才。其实税收筹划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只要能够及时的掌握最新的法律法规政策，筹划方案是可以套用的，节税技巧可以被灵活运用，相同的情况可以采用相同的办法，达到理想效果。
(三)筹划成本普遍高
税收筹划实质上是一种规避缴纳不必要税款的行为，而我国目前的税制建设趋于复杂化，随着征管部门工作上的疏忽，就会出现漏洞，这就为偷税者提供了偷税、避税的条件。虽然偷税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如被查出会依法受到严厉的惩罚，但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多偷、逃税行为因为征管部门征管力度欠缺导致这些违法行为未能够被及时查处。这就导致一部分纳税者投机取巧，致使偷税现象严重。与偷税相比较，显得税收筹划的成本相对较高，纳税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会放弃税收筹划而选择钻税法的漏洞进行逃税。由于这种行为的出现，阻碍了企业税收筹划的发展，增加了税收筹划的隐性成本。
三、完善我国企业税收筹划发展的建议
(一)加强税收征管力度
正如上文所说，在我国当前的税收执法环境下，一些纳税人不会采取相对成本较高的税收筹划，而是选择冒风险使用违法手段来提升自身利益。因此在这样的纳税条件下，征管部门和执法部门应当加大其工作力度，加大处罚的程度，对那些偷税、漏税行为一定要严加惩罚，增加偷逃税款的风险，逐渐把税收筹划是合理减税的唯一途径的思想植入每位纳税人的思想当中。这样做就会激发纳税人通过税收筹划来规避不必要税款的想法。税收筹划需要一个依法治税的环境来加以保障，要求征纳双方都按税法行事，因此相关税务部门要对税收违法行为严惩不贷，体现税法的严肃和强制性。良好的法制环境会增加纳税者对税收筹划的需求，进而促进我国企业税收筹划的发展。
(二)建设税收筹划人才队伍
税收筹划除了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外，税收筹划型人才对我国企业税收筹划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从国外的发展情况来看，他们都拥有专门的税收筹划称谓，每个税收筹划队伍都配备业务能力强的人才。我国当前的状况是从事税收筹划行业的人员稀少，业务水平不能同国外相媲美，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税收筹划行业的发展。应税收筹划发展的要求，我国应当尽快建设专业型人才队伍，以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发展。可以设立税收筹划资格岗位，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识，通过考试来取得资格证书。与此同时，也要重视在大学教育里筹划型人才的培养，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为社会输送人才。
(三)企业应当提升税收筹划认识度
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短期目标是通过安排日常经营活动，最终减轻税收负担，从而增加企业的经营效益。企业人员应将目光放在长远发展上，如果本企业一直进行税收筹划，将税法的要求也都落实到实际生产经营当中，那么时间久了，企业的纳税观念和守法意识都会得到提高，税收筹划会使本企业充分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从税收优惠中取得利益远比花费心思偷逃税款要心安理得。纳税人只有充分认识税收筹划的意义，切实从税收筹划当中取得利益，才会将税收筹划纳入本企业的一部分，进而推动我国企业税收筹划的发展。
税收学的论文篇2
浅议中小企业税收筹划现状及对策
一、税收筹划概述
通常我们将税收筹划定义为以下：纳税人为了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而对企业的投资、经营、分配和理财等方面进行事前处理，其前提是要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然后选择最有利于企业经济利益的纳税方案。
纳税筹划的特征被分为以下三个：合法性、事前性和目的性。其中对于合法性的定义是税收筹划必须坚持以遵循法律法规为基础，对于减税的手段合理性的划分也是通过合法性来进行的，它作为税收筹划的根本特性而居于三个特征的首位。事先性指的是企业对各个纳税事项进行的安排和筹划必须发生在纳税义务发生之前，与其相反的便是避税，即发生在纳税义务发生之后的税收筹划。而目的性指的是企业实施税收筹划完全是为了能够对企业的纳税成本进行降低，事项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二、中小企业税收筹划的现状
(一)意识淡薄、观念陈旧
因为税收筹划在我国起步较晚，因此多数的企业对其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它们可能会将税收筹划和偷税、漏税相等同;并且对于政府有关部门来说，它们的相关人员可能会认为对税收筹划实行鼓励会导致纳税人出现更多的偷逃税款的现象，这样以来，除了会导致偷逃税现象的飙升，还容易导致纳税人和税收征管机关之间出现严重的摩擦问题，因此就不利于征管，另外税收筹划会导致纳税人对税收优惠条款进行滥用，背离国家本来的用途，所以政府对税收筹划并没有进行很好的鼓励。
(二)人员综合素质不高
税收筹划需要相关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他们对于知识的需求，不能仅仅集中在税法和会计方面，还需要了解相关的财务管理知识。但是对于我国中小企业来说往往缺乏这一关键的条件，因此中小企业对于税收筹划工作的开展也被严重的影响了。对于一些规模中型的企业，尽管其销售规模较大，但是，因为人员缺乏较高的素质，也使得其税务筹划方面几乎一片空白。
(三)税务代理制度不健全
因为目前的中小企业自身并没有足够的税收筹划专业人才来支撑企业的发展，因此他们就往往选择中介机构来对其税务进行代理，从而有效的帮助他们进行相关的税收筹划。但是因为我国的税务代理制度的出现较晚，并且现在还基本仍处于发展阶段，并且对于代理业务的类型来说，很少牵扯到税收筹划方面。
(四)企业部门沟通、配合力度不够
由于税收涉及到了一个企业所以的经营活动，因此税收筹划的设计范围就扩大到了企业的所有部门和经营环节。因此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和配合对于税收筹划的有效进行，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财务部门的沟通。但是对于现在多数中小企业来说，虽然均设有财务部门，但是其与企业其他部门之间往往缺乏必要的沟通，特别是与销售部门之间，这就导致了企业税务上出现严重的损失。
(五)税法、准则执行较松，税收优惠政策的不落实
首先，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他们对税法、准则的执行存在着严重的力度不够现象，而且当中小企业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都能受到惩罚，因此，违法、违规行为的成本的较低，使得中小企业就不会过多的去在乎税收筹划的进行。其次，因为税务部门组织税收任务较重，税收计划的色彩浓厚，税收优惠政策往往得不到落实，这就使得税收筹划失去了可能和条件。
三、我国中小企业税收筹划完善的对策
(一)树立敏感的风险意识
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其经营环境都存在着复杂多变的特征，因此就导致了税收筹划方面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风险。因此，中小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工作过程中，需要密切的关注税收政策方面是否产生了变化，对其经营环境进行充分的分析。另外，中小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的时候，还需要将筹划方案方面存在的风险进行充分的考虑，通过多方面风险的考虑，树立起足够的风险意识。
(二)完善税收筹划代理体系的建设
因为目前的中小企业自身并没有足够的税收筹划专业人才来支撑企业的发展，因此他们就往往选择中介机构来对其税务进行代理，从而有效的帮助他们进行相关的税收筹划。因此对于税收筹划代理机构的选择，就需要从多方面对其进行考虑，保证税收筹划代理机构在多方面均有较好的专业水平，诸如投资、金融以及物流等方面，这样才能保证给中小企业提供的服务具备更好的专业性和全面性，在有效的降低中小企业税收筹划成本的同时，保证其效益实现最大化。
(三)充分认识税收筹划工作对于企业发展的意义
对于企业来说，税收筹划工作是对其自身合法利益的维护，所以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其管理过程就需要充分的关注对纳税与节税的意识的认识，充分的了解到税收筹划对于企业的意义，认识到其对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降低和对企业竞争力的提升的现实作用。如果中小企业想要实现其长远的发展，就需要很好的对税收筹划的内涵以及特征进行认识，从而将税收筹划工作在企业中的地位进行提高，对税收筹划进行整体的规划，从而保证企业税负的有效降低。
(四)提高企业税收筹划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
税收筹划工作的顺利进行，需要有专门的人才对其进行支撑。但是现阶段，我国大部分的中小企业都缺乏必要的税收筹划人才，这就导致税收筹划不能顺利的进行。所以，要想提高中小企业的税收筹划水平，首先应加强对于企业财务管理以及会计人员的知识教育培训，进而在企业内部建立规范完善的财务制度。在企业日常管理工作中，组织相关专业人员进行税法知识以及职业道德的教育培训，为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提供后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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