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纪平所在研究组和研究生对聚醚酰亚胺、改性聚芳醚砜（酮）、聚反丁烯二酸二酯、改性聚三甲基硅基丙炔等四类聚合物膜材料的结构和气体分离性能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相应对复合反渗透膜、超滤微滤膜、荷电膜（可用作纳滤膜和离子交换膜）、膜蒸馏用膜和渗透气化膜的膜材料也进行了研究。在国际和国内期刊发表论文逾150篇。从1979年以来共培养了博士10余名，硕士20多名。曾前往阿尔巴尼亚、英国、日本（4次）、前苏联、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国进行考察、学术交流及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徐纪平曾任吉林省政协第五届委员。现任《高分子学报》编委，《功能高分子学报》顾问，《水处理技术》及《膜科学与技术》编委。
黄志镗在交联聚酰亚胺上取得成功，他将高分子的长期使用温度提高到300℃左右，但要向更高的耐温等级发展，却有它的局限性。因此他又设计合成了以对称三嗪环为交联结构的新型芳杂环高分子，这是以氰基封端经三聚环化而成的。在这方面他进行了系统的开创性工作，即各类芳杂环二腈的合成、氰基聚合催化剂的选择、氰基聚合反应动力学的研究、聚合物结构与性能间的关系等。这类耐高温高分子将会成为未来高技术应用中的有力的候选者。在这个领域里他发表了约20篇论文。杂环化学在有机化学中是一门经典的而内容又十分丰富的分支学科，它与医药、农药等都有密切的关系。杂环化合物种类繁多，曾有人统计，在上千万种有机化合物中，约有半数是杂环化合物。在这浩如瀚海的杂环化合物中，如何开拓出一条杂环化合物合成中的新路，是摆在黄志镗面前的一个新课题。80年代初他作为交换学者到德国波恩大学有机化学研究所进行杂环化学的合作研究，他在工作中纠正了该实验室已发表的3篇论文中的错误，并确定正确的结构是一类杂环烯酮缩胺，并且发现这是一类在杂环化合物合成中非常有用的合成子。在合成化学中，它能提供杂环和N-C-C片段，以合成多种杂环和杂环并环化合物。他系统地研究了杂环烯酮缩胺的合成和反应，在该方面已合成出上千个新杂环化合物。他还与国际上一些研究机构和公司合作进行生物活性试验，以筛选新的药物和农用化学品，现已发现有些化合物具有较好的抗癌活性，现正在进行体内试验。在这方面他已发表论文60余篇，引起国际上同行们的重视。黄志镗早在60年代初研究酚醛树脂时，就对文献上在研究酚醛树脂固化过程中分离出来的环四聚体感兴趣。70年代末国际上对这类化合物的研究蓬勃兴起，并取名为环芳烃。这是一类大环化合物，是超分子化学中一类新的重要的主体化合物。他已在环芳烃的衍生化反应以及功能性衍生物的合成等方面取得了结果。黄志镗致力于有机化学和高分子化学两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共发表论文约130篇，不少成果已在实际中获得应用。他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发明三等奖两次，并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成果奖及科技进步奖等。他是《高分子学报》、《中国化学快报》等刊物的编委，并任《高分子通报》、《化学进展》和《塑料工业》等刊物的主编和顾问编委等。他先后培养博士研究生20多人，硕士研究生约10人，与他共同工作过的研究人员约有30人，其中大部分人已获得高级职称，成为科研工作中的骨干。
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化学家、化学教育家，南京大学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程镕时先生因病于2021年2月7日19时36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在他数十年的教授生涯中，程镕时孜孜不倦，潜心教育教学和研究工作，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为师者，既要做“经师”，要精于“授业”“解惑”，教给学生知识和本领；更要做“人师”，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感染学生，激发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程镕时心中装着家国，满怀对科学真理的热情、对莘莘学子的热爱，兢兢业业，为人师表，率先垂范，以高尚的品德、渊博的学识、不懈进取的精神，激励着每一个人。
艰辛求学 永念恩师教诲
1927年，程镕时出生于江苏宜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小学还没毕业的程镕时就跟随家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他清晰地记得，一家人乘坐一条小船，风雨飘摇逃到安徽芜湖，再周转汉口、长沙、零陵、沅陵，直到四川。在湖南、四川流亡期间，程镕时先后在湖南雅礼中学、重庆战区学生补习学校就读，1941年考入中央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
长时间饱受战乱之苦，这让程镕时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立志要用知识撑起人生的大厦，报国图强。1944年程镕时被西南联大录取，却因为日军的侵袭，再加上突然患病，没能入读。1945年，程镕时考入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化学系。
“我的一生，深感幸运的是在每一个关键阶段都遇到了前辈师长的指导和帮助，尤其是戴安邦、张龙翔、钱人元三位恩师，对我影响甚巨，难以尽言。”恩师的言传身教让程镕时永念在心，并对其后的学习、研究和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程镕时本科毕业论文封面
大学毕业前，程镕时在著名无机化学家戴安邦指导下，开展题目为“大豆分散液的粘度”的毕业论文。当时条件简陋，很多实验器材都没有。为帮助程镕时做实验，戴安邦把刚刚从美国带回来的高压锅，拿给程镕时做蒸煮大豆实验，以测试不同压力和时间对粘度的影响。依靠这些简单的实验设备，程镕时完成了论文初稿。戴安邦对论文一字一句进行斟酌修改，在页面上写满了批注，这让程镕时深受触动。
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程镕时师从生物化学家张龙翔。他对导师的工作日志印象尤为深刻，日志中记录着实验当天详细的天气情况，这让他很是不解。张龙翔解释说，化学作为一门实验科学，数据要精准，天气的变化往往影响到数据的变化，因此需要记录清楚，在分析讨论数据的时候加以参考，真相往往就藏在细节中。这种严谨的科学精神让程镕时受益终生。
勇攀高峰 科研不断突破
上世纪50年代初，为配合我国合成橡胶工业发展的需要，著名高分子物理学家钱人元，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高分子物理化学研究小组。刚刚毕业的程镕时被派到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成为主要的参与者之一。小组的初始成员只有四人，几乎一切都是空白。在钱人元带领下，他们迎难而上，自制各种仪器，一点点摸索，最终建立了高分子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测定的多种实验方法，为工业化顺丁橡胶的选型和聚合条件的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此项成果获得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程镕时是钱人元最早的学生与助手之一，见证了在钱人元的领导下，中国高分子物理、高分子物理化学领域的研究工作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他说能够追随钱人元参与这一历程，倍感光荣和自豪。钱人元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不受常规束缚开创新领域的勇气、淡泊名利的风范对他影响至深。在科研的道路上，程镕时不断寻求新的突破。从对高分子分子表征方法的研究，到对凝胶色谱的研究，再到提高对高分子凝聚态物理基本问题的认识，程镕时在相关领域不断拓展，独树一帜，走在最前沿。
针对高分子合成研究工作中的分子表征和高分子工业生产中的质量控制，程镕时提出了一种简单易行的分子量表征方法，即“一点法”计算特性粘数公式，这一计算公式在国内外的文献和专著中被广泛引用，被教科书称为“程镕时公式”。
1965年，程镕时开始对当时刚出现的凝胶渗透色谱进行研究，他首先研制出了其中的关键组成——多孔填料，阐明了多孔填料的成孔机理，以及控制孔度的理论关系。程镕时提出的分离与扩展效应的统一理论，是当时该领域最简单的对加宽效应作改正的方法。论文提交美国化学会年会时，被当作当年的重要成果发布，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他创建的简易凝胶色谱方法，满足了自记式仪器在我国普及前对高分子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表征的需要。而后，程镕时又将凝胶色谱的研究重点转向了绝对量化问题，创立了绝对定量化原则，开创了一种研究分子水平上的吸附作用以及分子间配合作用的有效而直接的定量方法，拓展了凝胶色谱的应用范围。
随着研究的不断拓展，在高分子的交联网络结构、高分子结晶、高分子的链构象理论、单链高分子的制备以及高分子的凝聚过程等研究领域，程镕时都取得了一系列独创性的重要成果。
人上讲台 心更要上讲台
自1978年起，程镕时除科研工作外，开始担负起研究生培养工作。此后，1983年进入南京大学，1995年进入华南理工大学，他将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培育学子的事业中。“我出身教育家庭，参加工作后，前半程专职从事科研工作，后半程转型为教育工作者，当我有机会站上讲台与学生交流时，总会想起当年戴安邦、张龙翔、钱人元三位先生指导我的情景。”走上讲台的程镕时，将恩师的育人理念践行到自己的教学工作中。
带着强烈的使命感，程镕时事必躬亲，即使年纪增大，身体不适，他仍经常去实验室，参与学生论文的选题，对学生论文的指导几乎全程跟进。程镕时常说，人上讲台，心更要上讲台。他告诫学生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都要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科研工作就像在茫茫大海里划舟，要能耐得住寂寞，面对惊涛骇浪，要能经得起一次次的失败。他鼓励学生要有创新精神，不要迷信文献，要敢于超越前人。怀着一颗师者之心，程镕时希望每个学子都能成长为参天大树，国之栋梁。
“我刚读程先生的博士的时候，第一次去他家，他就对我说：做科学研究要有献身精神，要淡泊名利，踏踏实实做好每件事情。” “我现在有很多培养学生的习惯就是从程先生那里学来的。一方面，他非常平易近人，总是不断鼓励学生；另一方面，对课程和研究要求又非常严格，容不得半点马虎。程先生的勤奋和自律，更让我懂得在要求学生之前，自己必须以身作则。” 程镕时的学生们一直谨记教诲。
程镕时一直对新鲜事物满含热情。1977年，程镕时亲戚从美国带回一台可编简单程序的小计算器，他如获至宝，“在当时简陋的工作条件下，这台小计算器对数据处理帮助极大。”即使年逾古稀，程镕时仍对电脑软件、数据处理软件等兴趣浓厚，甚至还手把手地教学生使用。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一直深深激励着每一个学子。
